星期五画派

“星期五诗社”的人和事

                      吕德安

                        一

    1981年我从厦门工艺美美术学校毕业，分配到福州工作，也开始了一生中最丰富多彩的写信生活，最初是写给舒婷，黑大春和金海曙，他们都是我在厦门读书时认识的。舒婷那时已经是“朦胧诗运动”中最受关注的诗人，声名如日中天，但她仍居住在鼓浪屿；黑大春早已回到北京中关村，我在厦门时，舒婷说来了一个北方诗人没地方住，于是就悄悄住进了我的学生宿舍，爱喝酒的他很快也跟在厦大读书的海曙，以及我的同学建生和家声兄弟相称了，十来天后大春带着他酒中创作的那首著名的《绿岛》打道回府了，此诗被他一次次地在许多场合朗诵，是他那段诗歌生涯的一个重要标志。那时我将新作《沃角的夜和女人》寄给他，不久也在北京诗人圈子里被传诵，真是一种鼓励！我还从此得知了北京诗人的生活情况。对我而言，其重要性和从舒婷那里读到北京的《今天》诗歌是一样的。

    海曙是他们三个中最及时回信的。他仍在厦大哲学系的宿舍里埋头写诗，写出很多，象一块块抛来的砖头，叫人应接不遐，喜出望外。他是我当时接触的诗人当中最有性格的，表面上心直口快，其实天生具有对事物的直观能力，每次我拿诗给他看，都对他读诗时的表情感到紧张，直到他嘴里呵出一口长气：“好！”而当我读他的诗也说好时，他一样的紧张，目光里常常会追问两个字：真的？——这个时候我便知道，这又是一首他早就暗自得意的诗作！现在好了，都躲在信件后面，三天两头往来不断。我常常想起他的疯狂，想起他所学的哲学莫测高深，而他又是系里年纪最小的，我担心不务正业的他能否顺利毕业。

    1982年海曙毕业了，分配到福州市宣传部工作。他回来后，我们几个写诗画画的就热闹了起来，也跟本地的诗人有了进一步的接触，那时福州已有一个叫“野烟”的诗社，成员十人左右，常在某人昏暗的家里聚会，之前我去过一两次。他们严肃认真，还有专人主持，还有讲座什么的，成员定期拿出诗作，进行作业式的集体讨论和打分，这一点让我反感。有一次我印象最深，原因是他们在大力推崇惠特曼，同时居然“枪毙”了普希金！认为他是一个没有“深度”的诗人。我竭力为普希金辩护，但我说服不了他们的反叛精神，只好暗自发誓再也不来了。海曙回来后，我对他说，你是学哲学的，现在有这么一伙人，什么什么的，去“灭”了他们，这一来我们又相辅相成，四处跟人对峙，象一把双刃剑。当然，在一次次交流中，许多对手成了朋友，个别好的诗人甚至加入了我们之后成立的“星期五”诗社。

 二

    “星期五”诗社的创办是在82年底。海曙的回忆是，一天晚上他和曹晓东路过公园，看见我和杨敏躺在一块草地上，于是才有了第二天正式讨论创办诗社的事情，地点是在市中心东街口“上海西餐厅”。说起要做“星期五”，大家当然一呼百应。当然要出刊物，当然要在命名上多花一些时间，当然还要边喝咖啡边解决这个问题！我翻过一本国外画册，叫《星期天画家》，里面是一群业余画家的作品，有写生的有创作的，趣味横生，个个风格独到，而在我看来更妙的，每幅画都暗示了画家与画布间的关系，所给人的美感似乎意味着生活本身。我将这个感受说了，提出我们诗社刊物的命名最好中性一些，模糊点也好，不要那种太强势的词。大家七嘴八舌，我已经忘了，好象最后是海曙说，我们都是有单位上班的人，周六周日休假大家多有私事，周五晚上最适合聚会，就用“黑色星期五”罢。总之，经过一番咬文嚼字，大家同意这个带光线的词——或者认同它，仅仅因为它意味着一个日子本身！这已足够，而黑色是诗意。

    提起诗社成员，基本上就是那天在西餐厅露脸的这几个：我，海曙，许建声，史家声，杨敏，陈华沙，曹晓东，陆陆，坐下来要另加一张桌子。曾宏，林如心，任宏，是后才加入进来的。这里除了我和海曙，我简约地逐一介绍一下他们。

    陈华沙，新华书店美工，一个天生的懒散的画家，但我从未见过他正儿八经地画一张画。他说话结巴，色彩感觉却很好！扬言非浙江美院不考，却屡次落第——都是被文化课拖了后腿，几年后终于混进去了，都不好意思再得意一把。没想到的是，现在他居然成那所著名美院的教授，教课改掉了他口吃的毛病，只是提起星期五往事时，这个毛病偶尔又显露出来了。他不写诗，只为《星期五》做过一两幅插图和带来必不可少的笑声，当然他也带过一两个美女文学爱好者参加“星期五”活动，这在当时我们中间算是稀罕的，除此之外，他只会成天喊着要酒喝，喝到双眼发直。

    杨敏也是美工，在一家电影院工作，他曾经用修拉的点彩派手法创作一幅电影海报，成了本市最早获国家级奖项的一个美工，这使得他在文化局系统里有点名声，不过他还写诗和听音乐，一夜间能把那本厚厚的叔本华的《意志和权力表象》读完，第二天谈起叔本华时脱胎换骨了似的。此人聪明过人，行为正如后来他的笔名“火鸟”所意味的那样，常有传奇色彩。之前他曾悄悄到文化局坚决请求调到新疆工作，秘密泄露后，父母叫来了有“后门”的姨妈，暗中从“上面”阻止了他的计划，使他哪能里都去不成了。改革开放后，也是这个姨妈帮他弄到一张执照，成立了本地最早的一家装修公司，还在电影院里开了一所小酒巴，叫“星座”。杨敏在我们这帮光棍中还是最早有女友的，是青梅之交，当时的世界羽毛球冠军，她每次比赛归来都给大家带来了荣誉感。

    史家声，毕业以后一直在画充满人情味的画，他不写诗，但给自己起了个坚定的笔名：史岛。他凡事都认真严谨，鞍前马后总在场。他的油画起先色彩明快，手法较有渊源，后来画面日驱变暗变形，象受了北京星星画派的影响，甚至变抽象了。他有一幅画，画他刚刚病逝的姐姐，为此悲伤的蓝色调追随了他很久，他还有一幅画，上面两个象夏娃和亚当的男女，高举蜡烛奔跑着穿过一片黑夜。他一边勤奋作画，一边为他所在的单位华侨塑料厂设计塑料拖鞋，还把设计图拿来给大家看。

    许建生是出版社美编，却很理性地一笔笔画着他的超现实主义倾向的画，很忠实地将他的梦搬到画面上。他有一幅自我画像，钭视的目光一道狠劲使他酷似高更，还有一幅画他的女友陆陆（陆陆后来也写诗发表在“星期五”上）。关于建生，有一件事必须写出来，有一次正逢福建“严打”（也许是全国性的），黑大春和他的女友金欧来到福州，玩些天后说要去我写过的那个沃角。建生陪他们去了，三个陌生人刚登上东山岛就被子盯上，第二天在沃角渔村就被当着嫌疑犯，推上拖拉机送到县城监狱，剃头照相后和本地的犯人在牢房里呆了足足十几天。后来出版社出面交涉才没事了，而大春和金欧则被北京公安人员专程“带回北京”。这次可怕而荒唐的经历使建生更象“高更”了。只不过后者去的是塔希里岛！

    画家任宏，也是时有口吃，但有别于华沙，他说话时脸总会涨红，红得就象画像里的梵高——现实上他画画是够疯狂的了。他用光效应手法，“眨眼间”画了一批奇幻的童话般的画。坚持了几年之后，他，家声，建生终于在省美术馆举办 “星期五三人画展”，（其实其中也有一幅我的“表现主义”的即兴之作）。那次画展至今还有人时时提起，可见我们当时却忽略了它的影响力——回想起来，应该给它一个福州“星星画展”的地位，让人去敬仰。我们还说如果坚持到今天，谁会功就名成也难说呢！

    写诗方面还有曹晓东，曾宏，和林如心。晓东当时是晚报记者，架着一付厚厚的近视眼镜，看起来就象鼻子上罩着一团雾。他写的诗颇受艾利蒂斯那个希腊诗人的影响，用词华美，有时也显过分甜腻，但倒挺抓人的，就象他总是笑呵呵的样子，就象他总是出汗的手掌，和你握手时就紧握不放。

    曾宏是从“野烟”那边认识的，但他又好象从未属于哪个社团，——他自身似乎就具有某种凝聚力，写作上一直保持自己坚忍的个性，他当时有一首诗《锯木声声》是他的代表作。在福州的众多诗人中他是较早自觉地挖掘日常题材的，这一点也使得他跟《星期五》的趣味更接近，但他似乎更愿意游移在圈子外面，不过后来他还是成了《星期五》重要的诗人。

    林如心，那时刚刚大学毕业，诗写得率真直朴，清新优美，自然成了“星期五”很有亮点的女诗人，后来也成了我第一任妻子，九十年代初我们去了美国，她就不再写诗了。五年后我们的婚姻瓦解。

                         三

    星期五诗社成立后，起初我们照例星期五这一天在咖啡馆聚会，互阅诗作，交换意见，后来玩开了，鬼混了起来，还吃起了西餐，把诗歌忘在一边，似乎这很适合大家的性情和口味，后来要出集子了，杨敏主动提出他在东街口边上的一条巷子里有一个大房间，四五十平米，愿意腾出来做活动。从此我们才开始正儿八经的社团活坳，还请了圈外诗人一块参与。直到83年第一期“黑色星期五”问世，32开本，共印五十本，封面是木刻版画形式，黑色油彩印在彩色纹理纸上，里面的诗是用铅字打在腊纸上油印出来，还有木刻版式画插图，是建生家声华沙他们分工制作的。到了第二期之后，我们去掉了“黑色”两字，觉得做作抢眼，也怕引起不必要的误解，但即使这样，它还是免不了引来当局安全部门的关注，被立了案，以便在政治气候紧张时加以关注！好在“星期五”名声虽大，却多属逍遥派，没惹出多大的麻烦。

    1984年，有一桩事差一点没把“星期五”改变成另一种“壮烈”的集体。有一个女画家叫小芳，不知何故到海南岛三亚游荡了两年，，瘦小得象个影子，她回来说那里可以过着土著的生活，住在芭蕉树下草棚里。眼见为实，刚“下海”的杨敏立码飞去，一个星期后回来，说确实如此，很适合我们这种人，可以到那里教书或办一所自己的学校，或去过一种高更式的生活。大伙都很激动，都有递给他各自的资历证件复印件，“一式两份”，让他再去实际地交涉考查一下。这一次大家要为他隆重地饯行一次了！这一次他回来时口气更大了，说要在那里铺铁路，路线都考查好了，而我们这些穷光蛋也是受欢迎的，当地的学校有意接纳，说是人材，很感兴趣，校长都亲自接待了他。我们继续兴奋，都要回单位申请了，别人怎样进行我不清楚，我可是没等我开口，单位领导倒先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有一个戴眼镜的老头来过，说我企图把他的女儿拐骗到海南岛，我只好被动地纠正了事实，出来后反倒一头雾水：不清楚自己是让岛那边吹来的改革之风吹昏了，还是没吹到我自己先疯了，竟要躲到那到处是经济浪潮的岛上去过一种所谓纯粹的诗人生活！难怪我那个未来的岳父被吓得失去了理智，说我拐骗少女，必要的话还要告上法庭！次日我把不去的想法向沉默的弟兄们说了，没有人反对也没有人表示支持，只有杨敏眨着迷惘的目光，说再等机会吧，然后回到那间大房等待着下一个星期五。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没有去问清楚在这件事上大家当初都做到了哪一步，也没有人主动提出澄清一下。好象谁都不愿揭开事实，生怕触及底下隐藏着的一个有失颜面的玩笑！

    那段时间，我到北京出差过几次。第一次去北京，通过大春认识了多数“今天派”诗人，并得知全国各地都有诗人朝拜似来到北京。这时候大春也开始创办“圆明园诗社”，还有南京的韩东于坚们创办《他们》——和全国许多自发的“地下诗刊”一样，“星期五诗社”一开始就与当时一些名声较大的社团和个人发生了联系，互寄刊物，互相约稿，同时，也与福州的多个民间或学院诗歌组织发生更加密切的关系，一时间几乎成了福建最具风骚的民间社团。

    1987年我又一次去北京到中央工艺美院进修，呆了三个月，接触了海子，西川更成了老朋友了，常常在一起谈诗，那时他已经在《环球》杂志上班，诗名崭露。海子是一个叫马哲的贵州诗人带来的认识的，后者后来还带来了几个贵州诗人，到处进行他们的“星球爆炸诗歌朗诵”（名称大约如此），此间听说发端于上海的学生运动已波及北京，又听说马哲在北师大朗诵时欧打了一名教师被抓起来了。我回到福州后，单位领导找我谈话，说北京公安方面打听来了，问我到底在北京都做了什么，还问了《星期五》的事，我莫名其妙，后来想起可能是马哲的通讯薄里有我的通讯记录，才有了这等事！我跟领导说，事情仅此而已，而我只是一个写诗的，并且向来不喜欢任何方式的政治行为。尽管如此，单位“为了我好”，取消了进修结业前的最后一个课程：去西桑版纳写生。后来问了西川，他也被间接调查，实属无奈。同时，南京的《他们》也多次受到有关当局的过问，随时可能停刊。作为《他们》的成员，我是九十年代后期读了有关《他们》回忆文章才知道的，韩东从未跟我谈过这方面的事，也许他觉得无聊。

    以上是《星期五》的大体过程。其主要人员和事件也只是凭印象粗略地描述，（还有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就不一一数说了）。最后我想简单地说明一下它的后期情况；87年后，陈华沙考入浙江美院，金海曙痴迷于气功，甚至开始办理去日本留学的申请事宜，他削瘦如柴竟想出国，这在我看来太离谱了：跟“更好”的去写诗没一点关系；杨敏一心挣钱去了，那间堆满了装修材料的大房子，只是仿佛还在叫唤着“星期五”——这个曾经横溢着我们才情和欢乐的房子！当然日子还是那般过，只是大家理想里的未来弥漫着种种不确定性；诗也还在写，只是聚会时的眼神已有点泛散，虽然聚会的人还不断地增加，比如鲁亢，卓美辉等。还有一句话可以用来安慰的是：当然这时候大家的艺术创作也日益成熟，不再象以前那么依赖集体气氛。事实上也是如此，留学日本的经历成就了另一个小说家的金海曙：杨敏做生意起起落落，但是他的文化素质最后让他成了电影行内著名的经纪人。华沙在艺术上有自己的计划，秘而不宣，可见其野心或淡定！我，曾宏，建军生，家声，当然还是“放不下”创作这个行当！

    虽然《星期五》，历时八年仅出过四期，（原计划半年一期），其中也有成员们普遍懒散的原因，但这种懒散也是一种逍遥的艺术，谁说不是呢——正是这种自由的气质，才有了我们的开始到结束。而《星期五》一开始也似乎有着同样强大的宿命感，它薄薄的诗页，每期不同颜色的封面，以及其中近三十幅粗旷而富有美感的插图，就象从一棵诗歌的大树上飘落的叶子，负载着自己的欢乐和风险，也见证了一个黄金般的诗歌年代——那个如今诗人们梦想追溯的“八十年代”，正值上个世纪的秋天，为此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有了某种不可替代的价值，这个价值的深远的含义可比喻为一种精神的方舟！

注：“星期五”诗社：创立于1982，结束于1989。期间自印出版《星期五》诗刊四期，个人诗集：吕德安的《纸蛇》，《南方以北》，林如心的《碎而复圆》。举办一次《星期五三人画展》。主要成员：金海曙，吕德安，曾宏，林如心，许建生（画家），陆陆，史家声（画家），曹晓东，杨敏，陈华沙（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