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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2期“名家现场”:徐敬亚:“准诗”的时代已经来临

(2016-03-15 11:3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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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青协

延河下半月

徐敬亚访谈

绿色文学

分类: 名家现场

 

 徐敬亚:“准诗”的时代已经来临

     

      李 东

 

名家档案

 

徐敬亚,1949年七月初五生于吉林长春。曾做过知青、工人、中学教师。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七七级。

个人专著有《崛起的诗群》、《不原谅历史》。主要论文有《圭臬之死》、《隐匿者之光》、《重新做一个批评家》等。

1985年,入选《拉萨日报》评诜的“中国十大青年诗人”。1986年,在深圳发起并主持了“中国现代诗歌群体大展”。2004年起至今,在《特区文学》主持“批评家联席阅读”、“十大网络版主联席阅读”、“网络诗歌抽样读本”等。2006年,发起并主持海南大学“诗歌月读”活动。

曾获《星星》20年诗歌奖、第六届《十月》散文奖、《特区文学》诗歌评论双年奖,2006年11月在黄山第三代诗歌纪念会上获“终身成就奖”。

现为海南大学诗学中心教授,2010年退休。

 

 

学术最本质的缘起是感动

 

李 东:徐老师您好!30多年前您写下《崛起的诗群》一文,时至今日依然被许多诗歌研究者反复提及,成了文学史中的重要文献,可见其对新时期诗歌发展影响之大。而写这篇文章时您还是一名大三学生,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写下这样一篇具有前瞻性的诗论?

徐敬亚:后代人理解这个问题可能会有点困难。一个大三学生,不太可能啊,翻译成标准年龄,不就是21岁嘛。

不,我当时的年龄是31岁!比正常年龄整整超出十年。其实31岁的年龄已经是硕士、博士,或者大学老师的层面了。那多出来的十年,就是文革。

最近几天我正在写一篇序,是八十年代大学校园诗歌的书,想了一个题目叫《站在两条彩虹的交点上》——那一代大学生是幸运的、罕见的。一条彩虹,指突然恢复的高考。一条彩虹,是突然涌起的诗歌热潮。我当时恰恰正站在那两条彩虹的交点上。上大学前我在一家豆腐工厂里烧锅炉,转眼间便坐到了大学课堂。突然站上彩虹俯看白云,那感觉真是太美妙。当工人前我还做过三年多的中学语文教师,因此各门功课对我来说都非常轻松。大学四年,我基本上成了一个全职的诗人,每天的任务就是读诗、写诗。

回想那几年,我的进展真够神速。大一的下学期,便发起成立了赤子心诗社。大二夏天,我的长诗《早春之歌》在《诗刊》上发表,还是头条。冬天,写出了我的第一篇评论《奇异的光——“今天”诗歌读痕》,很快就被北岛他们发在《今天》第九期上。写那篇评论根本没什么动机,只是因为读了诗非常感动。也是那个冬天,我紧接着又写了一篇诗歌评论《复苏的缪斯——1976至1979中国诗坛三年回顾》。那篇文章更没有动机。“当代文学史”开卷考试,每人要交一篇小论文,一般同学都对付一下,  写个一两千字。结果我一下笔,一发不可收,写了二万多字。授课老师很为难,以不懂诗为由把它交给了当时的副校长诗人公木先生。老先生大赞,亲自帮我修改,后来推荐到了南宁会议。谢冕读了也激赏,来信甚至说他似乎看到了“中国的别林斯基”什么的……为什么能突然写出那么大块的文章,纵横捭阖地指点中国诗坛,其实连我自己都很吃惊。现在想关键还是由于阅读,阅读后的感动。那几年,我每天读诗,对中国诗歌的局面、动态与细节,了如指掌。不知不觉中,我已经站在了中国最高的学术观测视角之中了。这些,都成为《崛起的诗群》写作前的铺垫。

大三那年的1980年夏,我和王小妮一起参加了第一届青春诗会。这对我非常重要。在北京,我不但见到了艾青、臧克家、张志民、贺敬之、袁可嘉等大诗人、大翻译家,还见到了黄永玉、邵燕祥、韩作荣等中年作家、诗人,更重要的是会见了一大批心仪的青年诗人:北岛、江河、芒克、顾城、舒婷、梁小斌等。在我最需要打开视野的时候,眼前忽然洞开。而对于即将写作的《崛起的诗群》来说,那次的北京之行,无疑是一剂大补药和强心剂。在熟读了大量作品之后,又会见到了中国老、中青几代诗歌中坚,耳闻目睹了最前沿的诗歌创作理念。整整一个月,几乎为我展开了一次中国诗歌全景的大扫描,令我眼界大开。

回到长春三个月后,我才动笔开始写《崛起的诗群》。起因还是一个小考试。大三的学期末要交一篇“学年论文”。我便突然写起来,写了十几天零几夜,一发不可收拾,最后写了四万五千字。如果没有“青春诗会”,可能没有这篇文章。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可能才是首届“青春诗会”的最大收获者。

你的问题很好,这篇文章因何产生?在今天看来,这是一篇奇怪的文章。不是为了发表,不是为了稿费,也没有什么“学术成果”可言,更不是为了评定职称。图什么呢,是什么趋使一个大学生突然没日没夜地写出这么大一堆字,原因很简单:感动。

学术这个东西,最本质的缘起,首先应该是感动。没有感动,没有对研究对象的倾心专注,一个人怎么可能产生深入探究的愿望,又怎么可能深入骨髓地追寻,他写出来的字怎么可能新鲜与原创。我当时虽然是一个普通的中文系学生,但我敢说我的诗歌阅读量,超过太多诗歌界的理论家们。同时,作为新诗潮的倾心参与者,我阅读中的兴奋与激情,几乎无人能比。

还有一点要说明,当年我写《崛起的诗群》还有另一个幸运。那就是我恰逢其时地碰到了一本书。正当我即将写《崛起的诗群》之际,与西方学术专著之间,发生了一次恰巧如期的美妙相遇——它就是意大利美学家克罗奇的《美学原理》。就是这一本枯燥的学术著作,我却读得津津有味,读得与作者气通神合,思绪万千……最后读到了物我相忘的地步。我一生都记得那种无限美妙的阅读:读到最佳效果时,完全忘记身边事,完全忘记段落、文字和前后逻辑关系之类琐事,头脑里一片通明,思如泉涌……常常出现这样情况,拿出前两天的读书笔记,我分不清读书笔记上哪些话是克罗奇说的,哪些话是读他的书时我涌出并记下来的——所以后来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读书笔记每页的中间划一道竖线:左边记克罗奇原话。右边记录我随时产生的想法。这种被击中、被升华、被激活的阅读,一直持续了一两个月。到后来,我的感想越来越多,读书笔记的右边总是大大超过左边。因此,读完了克罗奇的《美学原理》,我其实已经完成了很大量的个人写作——那些零星的随想与片断的琐记,那些对中国现代诗的大量笔记,后来构成了《崛起的诗群》中很多段落的雏型。同时,克罗奇关于“直觉即创造”的美学理念,也影响了我的一生,成为我个人美学思想的最主要来源。

 

李 东:从一些资料中得知,这篇诗论对您个人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能否具体谈谈。

徐敬亚:《崛起的诗群》是一篇纯自发的、生命意义上的激情写作。没想到的是,它却受到了一场完全非自发的批判。当年时局的严酷,今天的人们无法理解。

1983年新年刚过,《当代文艺思潮》发表我文章的那期还没有印出来。北京、长春、兰州、重庆等地召开了很多会议,对“三个崛起”乃至朦胧诗的批判开始。据《朦胧诗论争集》的不完全统计,当年,批评《诗群》的文章达数百篇之多,总字数应该有几百万字吧。

之后,《当代文艺思潮》由于接着发表我的《圭臬之死》一文。竟导致《当代文艺思潮》最终被查封停刊。

对我的批判时间大约只进行了一年左右。形势很快逆转,1984年夏天,我莫名其妙地被通知出一次没有任何任务的差,在全国旅行了一个月,黄山啊、峨嵋啊、长江啊都去了。1985年新年过后的1月3号,我一个人乘火车离开长春去了深圳,从此告别了吉林……这些事,已经过去了近40年,快到一个世纪的一半了。当年一些决策者、组织者有的已经过世。前朝的悲剧往往成为后来的喜剧,成为笑谈。

 

“86大展”是一个里程碑

 

李 东:1986年您策划了“86’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可谓是诗歌界绕不过的一个大事件。请您谈谈当时策划这样一个大展的动因,过程也一定很困难吧。

徐敬亚:现在看来,86’深圳诗歌大展,就是抓住了一次时机,或者说机缘。由于对“朦胧诗”的围剿与反围剿,反而激发了更大规模的诗歌热潮。它的热度在八十年代中期达到了最高值。我到深圳后,从全国各地寄给我的民间诗集、诗报、诗刊的数量不断增加。至大展举办前,民间诗歌报刊罗满了我的书房,总数不少于200种。我知道,每一本民间诗歌报刊的背后,都是一群热血不眠的青年。他们与国家出版之间的隔阂,使人感到火山喷发前岩浆苦闷而巨大的力量。搞一次大规模的全国性诗歌汇集的想法越来越强烈。

其实,在“大展”前我已经做过两次小规模大展试验。

第一次是1985年,我集合了“青春诗会”的15位朋友,举办了一个整版的“朦胧诗专版”(北岛、舒婷等10多位诗人)。当年“青春诗会”分手前,大家约定,谁有了阵地便给大家发诗。那次是友情。

第二次是1986年,我试着办了一次更年轻的“第三代诗专版”,参加者有于坚、凡丁、马力等。第二次就是成心做点事了。这两次的名称,都还是专版。

那时的中国文学界,只使用“专版”、“专辑”、“小辑”,没搞过什么文学展示。我感觉这些词的气魄都不够,便摩仿香港的商业营销口吻,把原来的诗歌专版,改成了“大展”,之后又使用了“隆重推出”等字样。我向全国几十位朋友发出一封信的时间,是86年的7月5号,那封信还有一个标题:《我的邀请•“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流派大展”》。后来,又联合了《诗歌报》。10月21号-24号大展正式刊出,13个整版,约13万字。

过程,没什么难度,主要是累,工作量太大。大展基本上是我一个人发起,一个人邀请,一个人编稿,规则也是我一个人制定。后期有几个朋友帮忙,但主要的活儿还得我来做。好在时间不长,一两个月就完成了。

 

李 东:当时短短几年,您的诗论《崛起的诗群》和“86大展”都引发了全国性的关注,应该说势头正劲,您却在主编完《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后,淡出了诗坛,为什么呢?

徐敬亚:引发了全国性的关注,有什么用呢。如果不进入世俗层面,这种关注无法显现。那时大家都不做生意。人们之间的联系远没有现在这样快捷。任何个人都没有传播平台。大事情只有通过重要主流媒体才能传播。当时是工作和生存突然出现问题。

使我暂时离开诗的,其实从一套房子开始。1988年深圳住房改革拉开了全国的序幕。你知道当时的房价吗——当时深圳福利房定的是“准成本价”每平米只有260元!我居住的、由政府分配给报社的房子终于保留下来,一套如今价值几百万的房子,当时只卖2万多。但2万多我也拿不出。于是开始寻找生路。

其实不光我,夸张地说,90年代之后中国的诗人们仿佛集体失踪。对此我说过“中国诗人们终于学会了上班,学会了生活”。一直到2000年以后,诗才再次在这批中老年诗人群体中复兴。

 

李 东:对于“86大展”,在不同时期您发表过不同的认识,特别是10年前,您说“提前20年做了一次‘诗歌网页’”,这个说法很形象也很有意思。今年恰逢“86大展”三十年,您是否有新的想法?

徐敬亚:今年是大展30周年,仍然有人要纪念。安徽和深圳都想主办纪念会。前不久深圳一家报纸为大展30年的事采访我。我还真说出了几点新看法。

首先,我说了一句:“历史事件过去愈久,便愈与当亊人减少着个人因素上的关联。”

其次,我说了一句:“火线和零线都在那摆着,我不过在中间接上了一个灯泡。”

第三,我说了一句:“它留下的遗憾,一点也不比光荣少。”

关于大展成因,我最后说了这样的看法:“在当年人们眼中,深圳是一个前途无量的神童,它做出任何惊天动地的事情大家也不奇怪。而当年《深圳青年报》更是站在深圳之颠,成为新观念最急切的吹鼓手。我个人只是恰巧站在这两座之颠之上的一员。由于我与诗歌的亲缘,有幸成为两条曲线的交叉点而已。任何英雄都无法独自撬动历史的大石头。任何事件必须有一个支点,也必须有很多助力。这支点,就是《深圳青年报》。那助力,就是人们对深圳这座无所不能城市的自我想象。”

在口语中夹杂了上面的书面语,有点别扭。书面语更像是一种花言巧语。

其实用大白话说,就是抓住了机会。一句话,好事儿呀。30年前,发表一首诗有多么困难呐。很多写诗的人想认识一位编辑都非常困难。这时突然一位深圳编辑站出来说我给大家发表,而且他还有点名声,大家知道这个人不太可能撒谎。于是出了名的老朋友们纷纷给面子。没有出路的年轻诗人们一涌而上。这个事情就成了。

而大展的效果,用大白话说也非常简单。那就是“检阅”,或“演习”。人仍然是原来那么多人。枪炮仍然是原来那么多枪炮。一检阅,一演习,气势就大了,威力就强了。每个参加检阅的人立刻从整个集团的力量中增加了自信与勇气。

大展这个事儿,不会没完没了吧。40年、50年……不会的,当这批活着的诗人消失之后,它就自然而然地没了味道了吧。现在可能是它最令人回忆的时间节点。它已经变成了一个里程碑。与当年相反,我越来越觉得大展已经不再是我的事。它变成了碑,变成了石头,一定和个人的关系、和活着的人的关系就越来越少。

 

诗歌变成了一种精神自慰

 

李 东:2014年,由中国诗歌流派网联合几家权威诗歌刊物发起的“21世纪中国现代诗群流派评选暨作品大展”活动,又被称为“14大展”,尽管评委和入选阵容庞大,但不可否认,影响远不及“86大展”。那么近三十年,诗歌环境发生了哪些变化?

徐敬亚:我是此次诗歌大联展的名誉主任,虽然没有具体参与,但也格外关注。

从1986至2014,时间过去了28年,诗歌流派或团伙,不但没有减少,反而猛增。参加的有几百家群体、上千名诗人。不少流派和这个展览史并行而存,上世纪80年代一直坚持到新的世纪。可以看到,中国的诗歌热情一点也没有减少,而且这种热度从面积上、数量上看,还越来越呈增量趋势。另一个令人注意的是,随着信息化的普及甚至泛滥,全国各省区的诗歌力量越来越均衡。上世纪后期,由首都或一两个省市领衔潮流的年代过去了。

对此,唐晓渡曾很不以为然。他称之为“诗歌流派是自我安慰的大泡泡”。

同样作为一个老牌的评论家,我也遗憾地看到,中国诗歌的数量在增递,而整体水准在下滑。诗歌内部蕴含着的生命价值、生命激情、生命闪光都在下降。与86大展中那些如同新星剧烈爆炸或黑洞频发的诗歌冲撞完全不同,如今几百个群体或流派,便像一片片模模糊糊的平庸星云。

这些,也许可以指责,但却更应该得到一种大悲哀前题下的同情。

当一种无法拒绝、无法回避的大背景向我们涌来之际,如同面对海啸,是嘲笑、声讨那些四散逃离的人群,还是检讨一下地层深处结构的巨大扭曲呢。

这的确是一个泡沫纷飞的年代。诗的确发生了很多很大的变化。它的背景不是在向上烘托着诗,而是在向下淹没着诗,吞噬着诗。我坦然承认:诗歌在某种程度上真的变成了一种精神自慰。一种精神身份的辨认,甚至一种精神自救。无数自命的、自称的诗人们,努力地挣扎着,用微弱的精神呼吸,极力地表现着与世俗的分离与差异。我想,今后这种平庸的趋势,只会越来越灰暗,越来越平庸。在日益迎面而来的全球化浪潮下,人类的个体“人价指数”只会越来越平均,极端全体的“生命尖锐度”只会越来越扁平。面对这样的年代,同情显然优于嘲笑。

同样,现今的诗歌流派,的确不再同于百十年前,或几十年前艺术意义上的“诗群”。它们,更像一些社会学意义的团伙,一些分类的社会细胞群,一些气味相投的圈子。可怕的是,这些现状,并不是由人们“自由选择”而形成的,而是大无奈背景下的诗歌几乎惟一的存活方式,是全球化时代无法改变的、连我们自己也被卷进去的大悲哀。想一想,如果你的嘲笑对象连“选择”资格也已经基本失去,嘲笑还有什么价值呢。

我们只有在内心不平前提下的坦然面对,这并不排除我们在心中仍然保留着对诗的最高期待。

 

李 东:中国诗歌流派网是您在2011年发起创办的,因为定位独特,吸引了众多诗人参与,成为诗歌类网站的代表。您创办诗歌流派网的初衷是什么?对该网站发展现状如何看?

徐敬亚:办成这个诗歌网站,是我一生中很少飞快实现的一个愿望。它的确和我的理想有关。而我的理想甚至有点病态。不正常,这就是我们这一代的特点。

我们这一代人,首先有点悲哀。我是一个“40后”,由于这一辈子总是和比我小的人一起玩儿,总是被迫伪装年轻,最后几乎混到了五、六十年代人的队伍里。我们这几代人另一个特点是反抗。在最渴望自由的年龄,遭受了最严厉的文化专制与文化围剿。因此,总是不自觉地反抗遮蔽、反抗压抑。网是大救星。

同时,这个网的性质,也由我搞大展的特殊经历所决定,使用一个词叫“诗歌出身”吧。简单说,我希望能有一个平台经常见一见老朋友。自私一点说,也希望通过弄这种新的传媒方式,迫使年迈的我能经常上网溜溜,不致那么快落伍。

流派网的现状很好啊,好到超出想象。从创办到现在,4年时间,注册诗人达到15万,发贴量与上网人数,在诗歌网站中均名列前茅。另一方面不好啊,就是钱。从始至今,所有的主编、副主编,全部主持人、编辑都是诗歌义工。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没有人从我们诗歌网站领到一分钱的工钱。我们是一个特别吝啬的地主,因为我们是一个特别贫穷的地主。如果没有这个网,这十多万注册会员到哪里去,这些作品到哪里去。我们毕竟使中国人的一部分精神在这里得到了释放,我们使整个诗坛的最基层的、最初级的这部分找到了一席园地。他们不用花一分钱,在家里就可以通达世界。这个网,确实是做了诗歌公益。而这背后的全部资金运作,全靠诗人韩庆成的个人资金以一己之力支撑着。下一步,这个网需要一些经济运转,甚至包括在股权出让方面做一些尝试。

 

李 东:中国诗歌流派网中有一个重要的版块是“民刊博览”,而您个人在大学期间也创办了民刊《赤子心》,与《今天》、《他们》、《非非》等民刊都在中国诗歌发展历程中产生重要影响。您如何看待民刊?

徐敬亚:刚才说了,按我的“文化出身”,我永远站在草莽一边。我也曾说过“草莽,永远是海拔最高的地方”。当年在大学推油墨滚儿印《赤子心》的场面,是我一生最美好的回忆之一。

在中国现当代历史上,有两次大规模的民刊爆发。一次是五四之后民间办刊的风起云涌,一次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这两次大爆发,都催生了新的文化风潮,推动了民族现代意识的觉醒。然而最近这些年,情况有点不妙。全球化背景下的信息泛滥,使民刊的发育空间变得特别小。在这种信息贬值的市场里,不知不觉中,几乎所有民刊都被逼向了精美、另类的办刊方向。我接触到的民刊,都把不少钱花在了封面、纸张、设计、装帧等形式感因素上。人们读这些民刊,不是像八十年代油印刊物一样,吸取其中的人文情怀,而更多的是感受到了背后办刊者与众不同的生活态度与另类情调。我想,随着纸质传媒的贬值,纸制民刊也一定前景暗淡。更多的个人信息平台,如微博、微信、QQ,一定会越来越大行其道,但哪怕它很少,它一定会存在,哪怕仅仅为了时代保留着一份可触摸的、古典的丝丝柔情。

 

诗是稀有的、高贵的

 

李 东:您主持的《特区文学》“读诗”栏目已经成为诗歌界的一个品牌,该栏目的选定标准是什么?在您看来,当前优秀诗歌应该具备哪些特点?

徐敬亚:噢,品牌?谢谢你的赞美。但不管你怎样夸奖,都不能改变我心中的孤独感。

到今年,这个栏目已经办了整整12年。品牌嘛 ,倒可以叫一个,但是没有产生品牌效应。我总是想到一个画面:电影散场了,在前排却还有一个人站着不走。黑暗中,他就这样孤零零站着,站了12年。

这个栏目的初衷,还相当具有野心呢。我在《发刊辞》中说:“细读,越来越成为我们生活中日益缺少的诗歌乐趣,也越来越成为诗歌批评重新取得诗人与读者信任的必须……诗歌批评家最本质的角色,应该是一个普通的读者。在诗歌批评名声不太好的年代,最好的办法,是把批评家们还原成一个欣赏者……读诗,应该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习惯。如果可能,我们一年一年读下去。”……

按照我心目中的最高标准:诗是稀有的、高贵的,甚至是不可企及的。它应该带有金子一样的光泽,有匕首和针尖的尖锐,也能像丝绸一样熨贴,像一片巴比妥药片那样慈祥……在今天,最高意义上的诗,只能由天才人物们产生与推进。

 

李 东:作为诗人同时也是诗歌评论家,您认为在当前这样一个诗歌式微的年代,诗歌评论的名声是怎样一步步败坏的?

徐敬亚:这个话题我久久想论一论。多说几句。

论脑袋,批评家不一定比一般人聪明,但他们一定不应该比一般人更愚蠢。价值观上,批评家不一定非要多么高尚,但至少他们不应该比一般人更卑微。

这些年,诗一步步沦落,我指的是一个民族总的诗歌价值。批评家不但没有减缓这个下滑,反而是在助长着这个不良趋势。至少有一个诗歌支点是从诗歌批评这里塌陷的。

这些年,败坏诗歌评论名声的人有两类:一类是傻子,一类是奴才。

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的诗歌批评主体,向高等院校转移。一大批诗歌素养很低、悟性很差的人成了批评家。他们用死气沉沉的书面语和消化不良的晦涩概念,进行着拙劣的文化阐释和麻木不仁的西方结构主义批评。他们只认文化,不认审美;只认深刻,不认优劣。一度使中国诗歌的评价体系,到了好坏不分、香臭不辨的地步。

新世纪以后,情况越来越糟。中国高等教育学术评判的丑恶规则,开始腐蚀诗歌。为了评定职称,为了所谓的科研成果,为了什么重大项目,一篇又一篇堂而皇之的论文,被很多和诗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的人泡制出来。

前些年,当我重新回到大学。我发现当下的中国大学已成为盛产伪学术的黑窝点,成为一些无能之辈,或者说心不在焉者们苦煎苦熬“学术成果”之痛苦产床。每一个学期,校方都发来无数调查表格,让每个老师填写所谓“学术成果”。这学期你一共发表了多少篇?你的学术论文都发表在哪个权威刊物?多少字数?什么关键词?多少转载率?是不是发表在核心期刊?——太可笑了。他们把“学术”当成了一堆一堆大石头,当成了GDP,当成了生产千篇一律零件的自动流水线。你今年搬了多少块石头,你把这些石头都搬到了哪个著名的码头!谁都知道,那些大学老师们没什么文化阅历,也没什么学术水平,你让他写什么?刚毕业的小毛头博士们,除了文凭除了导师,对文化对文学很少看法,文化界他也不认识几个人,平平无名,你让他到哪里去发表。于是,他们绞尽脑汁地编瞎话,不着边际地堆汉字,东抄西凑地玩文化玩名词玩术语。一篇篇莫名其妙的学术文章就是这样把各大学的“学术成果”堆上了天。这种伪学术,甚至把人逼到了类似娼妓的地步。走投无路之际,那些可怜而油滑的教师们导师们循着上锋的眼色,编排出一个又一个的重大项目……什么市级省级国家级重大课题,骗取类似活动经费一样的课题费。拿着这些动辙几十万的课题费,无耻地到那些著名的码头港口上去购买“版面”。我说的这一整套类似小姐费用的资金流动,并不是在暗地里进行,在各大学几乎公开“操作”着!这些造假文、买虚名的教授学者固然可悲,但更可悲的是他们背后一整套庄严的考核制度。正是这个论斤、量尺的考量体系,每一个学期都例行地向傻乎乎的贾宝玉们当头喝问,这个学期你制造了多少斤林黛玉的肉!你把这些美丽的肉又卖到了哪个林府或是贾府!天哪,这还是美吗?这还是生命吗?这还是学术吗?那些像鬼一样没心没肺堆积起来的汉字,还能是有血有肉的论文吗!还能是一个人发自内心的创造与发现吗!

从市场经济进入中国后,不值钱的诗歌评论,也暗中变成了某种面值微小的金币。一些不自爱的老牌批评家,漫天飞舞地制造廉价的《序》,那些《序》永远千篇一律地充满了啧啧之音,哪怕它们换来的仅仅只是德高望重的虚幻感觉。当一些最早转型的诗评家,从二三流画家们那里领取了远比诗评超值的红包后,这类喜滋滋的小生意,开始在诗歌界变相流行。在阿谀奉承通行天下的中国,说几句不疼不痒的好话,换来的却是恭维与笑容,甚至千里迢迢的厚礼,一批头脑灵活的批评家就这样最先成了时刻盼望红包的孩子。

本质上,批评家只是一个读者。与普通读者相比,他只是读得更认真、更经常、更有方向性,也应该更有专业素养。虽然批评家必须先天地依托诗人的作品,但一点儿也不比诗人低下,然而也绝不比诗人更高明。从写作的角度,批评家所作的,也应该属于一种独立的创造。他遵循的,是同样的写作规律,以及与诗人同样高贵的内心准则与规范。无疑,照本宣科的呆子,和五马捣六羊的小商贩,应该是最远离批评家范畴的人。

因此,我给那些败坏诗歌批评的人开出的药方非常简单。第一打开你的直觉感悟的审美天窗,第二拉上你钱包的拉链吧。

 

天才的轨迹,

只能藏身在心里

 

李 东:在此次访谈进行之前,我曾联系熟悉您的诗人朋友寻求更多关于您的信息,但遗憾的是,除了网络资料之外我并无收获,因为“低调的学者”是您留下的印象。我同时注意到您在一个访谈中谈到:“在全球化的时代,诗人们都将玩一个共同的游戏:潜伏。”您是性格使然还是提前‘潜伏’了?

徐敬亚:不,完全不是。我是一个典型的高调外向型,一个年轻时爱出风头的人。潜伏,只是全球化背景下,我在感叹诗人命运时的一个观点。与五光十色的世俗世界相比,诗人先天地羞涩与高傲,先天和功利的世俗玩儿不到一块。于是,这种内心的高傲和主动的孤独,使诗人的生存境地,总是出现一种尴尬状态。也许,这种尴尬就是诗最准确的位置。

 

李 东:在新媒体时代,特别是微信出现以后,诗歌得到更为迅速的传播,而且最近几年诗歌圈异常活跃,诗歌活动形式多样,诗歌大赛频繁,有评论家称诗歌正在回暖,您如何看待?

徐敬亚:这种喜洋洋的天气预报,我们听过无数次了。回不回暖,鬼知道。温度可能一天天升高,但火热的夏天嘛,可能再也不会来临。另一种温吞吞的怪物,却已经早就向所有人爬来。依我看,它早就如约而至。

我是说,“准诗”的时代来临了。

生活节奏的加速,闲暇时光的缺少,越来越使人类像一个个在时间表里挣扎的穷光蛋。很难想象,一位诗人是严重缺少时间的人、一个每天被时间剥光了的人。这种在时间意义上的残缺,对于诗来说是致命的。逃离它惟一的方式,就是放弃。因此这必然使一部分严肃地刻求自己的诗人数量越来越减少。而更多的诗,会以降低质量与密度的方式得以广泛地存在。这些数量众多的诗,情感上将变得更淡,技术上将变得更松弛,手法上将变得更通俗。而昔日严肃的会议与奖项等诗歌活动,也必然更业余化、世俗化、眼球化。

那么,化来化去,还剩下什么呢。剩下了无数温吞吞的热闹场面,剩下了无数温吞吞的诗。

这不是明天,而恰恰是今天。同时,可能也是后天、大后天。

一点办法也没有。全球化,谁敌得过。

 

李 东:您的爱人王小妮老师曾说“诗任何时候都不必是主流的、被关注的,这样更正常”,您认同这样的观点吗?作为诗坛“大咖”,诗歌在你们的生活中意味着什么?

徐敬亚:我们家王老师说的,就是那种最高意义上的诗。它稀有,必定孤独。它高贵,必定远离人群。它苛刻,必定娇嫩。它是天才的轨迹,因此它只能藏身在心里,也只能在心里。

诗在我们的生活中,像在所有人的生活中一样,永远是一个躲在后面的人。不管什么牌子的大咖,哪个人都不能每天把咖啡当水喝、把味素当饭吃。不管多么火热的心,也只能生存在温吞吞的现实中。哪怕这颗心时刻惊叫着,乱蹦。

 

李 东: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祝您和小妮老师身体健康,创作出更多佳作!

徐敬亚:哈哈,谢谢。不必健康,不必佳作。心只要时刻惊叫着、乱蹦着,就好。

 

 

经过前期大量的材料搜阅,然后设计具有针对性而避免与其他访谈重复的提问,过程变得越来越困难。也因此觉得,完成一次名家访谈,远比写几首满意的诗歌更让人身心愉悦。

与徐老师的对话,我们看到一个青年人的奋斗历程,也看到一个诗人在生活面前曾有过的尴尬……让我们感受强烈的是,在特定时代环境下,青年人对待文学那颗炽热之心,那种只为爱好没有动机的狂热之情。正因为如此,他们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篇章。

时代变了,文学圈变得越来越浮躁,而徐老师和像他一样的文化学者们远离喧闹,坚守对文学的那份虔诚,必将拥抱着诗意地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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