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日报》(2017年04月28日
06版)
本报记者 赵昂
北京的周先生最近总是接到售房骚扰电话,他仔细回忆了一下,自己曾经在京郊一个小镇的房产中介门店咨询,并留下手机号。但唯一令他想不通的是,为什么打电话推销的楼盘,都在廊坊、保定一带。
“你最初留电话的地方是远郊,说明你承担不起北京市内的房子,所以只会给你推荐河北的楼盘。”一个做房地产生意的朋友点醒了周先生。
在大数据面前,每个人都是“赤裸”的,曾经说过什么话,买过什么东西,得过什么病,都会留下痕迹。通过分析,大数据能帮助人做很多有益的事,当然,也可以被人利用来做其他事情。
可对所有的数据进行分析
“甚至连你自己都意识不到的事情,大数据也可能知道,它能够发现你的许多潜意识习惯。比如,集体照相时喜欢站哪里,喜欢与什么样的人打交道……”在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安全中心主任杨义先看来,通过大数据,可以分析出今后将要发生的事情,比如一个“饮食多、运动少”的人,以后可能会有“三高”。事实上,大数据所能分析的不只是个体,也能分析出群体结果。比如当许多人都购买了感冒药时,就可能爆发流感。
英国牛津大学的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是最早研究大数据的数据科学家之一,在他写的《大数据时代》一书中,认为大数据的特点是不用随机抽样,而是对所有的数据进行分析。
从事信息技术研究和咨询的美国高德纳公司,在2012年对大数据下的定义是“大数据是大量、高速、多变的信息资产,它需要新型的处理方式去促成更强的决策能力、洞察力与最优化处理”。换言之,大数据首先是一种信息资产,但要利用这种信息资产,必须借助计算机。
“对于人类而言,遗忘一直是常态,而记忆才是例外。然而,由于数字技术与全球网络的发展,这种平衡已经被打破了。如今,过去正像刺青一样被刻在我们的数字皮肤上,遗忘已经变成了例外,而记忆却成了常态……”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在另一本著作《遗忘》中如是写道。
打破信息孤岛靠共享平台
在北京当律师的朱先生,每次接手遗产相关案件时就头疼不已。“比如死亡材料,可能躺在不知道哪家医院、殡仪馆、派出所或者档案馆的角落里,还有亲属关系信息,要去翻人事档案、户籍底册。这些纸面信息涉及多个部门,形成信息孤岛,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难找,甚至可能会灭失。”
但是,如果这些尘封的纸质档案能够数据化,如果各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能够打破,大数据就能在政务领域里发挥作用,让企业和公众办事更便捷。
数据资源一般分为互联网数据、平台型数据和政务数据。国家信息中心公共技术服务部发展规划处处长王晓冬曾表示,我国存在数据体系化程度低和核心技术程度低两大问题,互联网数据难获取,而平台型数据难拿到,只有政务数据会因为它的公益属性向社会有序开放。
事实上,将大数据应用于政务行业,也一直是有关部门的发力方向。在海南省发布的该省《2017年促进大数据发展工作要点》中,提到了推动公安、交通、城管、气象、安监、测绘等跨部门、跨地域数据融合和应用,并实现互联互通和数据融合共享,推动大数据应用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
大数据战略与“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布局,为智慧政府建设提供了新的契机。但是在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汪玉凯看来,在大数据战略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传统治理思维、科层结构、部门利益、数据开放共享法律政策环境未形成等障碍。要发挥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需在注重大数据战略实施顶层设计的同时,进一步激活社会创造力。
数据立法迫在眉睫
利用大数据形成的信息资产,合理利用可以为社会创造价值,但不合理利用就会泄露个人隐私。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针对过去已经遗留在网上的海量碎片信息,如何进行隐私保护?如果单靠技术,显然无能为力,甚至会越保护越泄露隐私,因此必须多管齐下。”
杨义先如是说。
周先生删除了自己在网上留下的购房信息,但是卖房电话依然经常打进来,
因为泄露的隐私已无法挽回。
保护数据安全,一方面需要构建大数据安全平台,另一方面则需要填补法律空白。数据开放程度与日俱增,数据立法迫在眉睫,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教授周汉华认为,推动大数据的发展,需要法律和其他的政策工具同时发挥作用。
贵州是我国首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4月24日,由贵州师范大学大数据与计算机科学学院承建的大数据安全重点实验室成立,这是贵州首个在高等院校成立的大数据安全重点实验室。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大数据安全重点实验室主任翟立东表示,实验室首先是为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提供服务,今后的目标是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推广效应。
而今年5月1日,《贵阳市政府数据共享开放条例》也将正式实施,这是全国首部政府数据共享开放地方性法规,对其他地方来说,无疑有着一定的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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