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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内外的真实雷锋

(2012-08-11 15:0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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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8月15日,是雷锋同志牺牲50周年。
50年来,中国社会深刻转型。在日新月异的变化中,一些人的信仰开始变得模糊,一些人的心态开始变得浮躁。真诚和善良——这些曾经普通平常的东西,开始显示出弥足珍贵的分量。
50年来,随着社会价值观的变化,围绕着雷锋和雷锋精神,也出现了不少声音。尤其对一个普通士兵却存留大量照片而感到不解,随之出现了一些质疑。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一位拍摄这些照片的摄影师,为我们还原真实的历史记忆……
 
50年了,这个世界有太多的改变。
然而,在日近耄耋之年的季增老人心中,依然有一帧影像始终不动,留住了那么多荏苒的时光,静静地停止,漫漫流淌着精神的力量。
不是巴顿。不是蒙哥马利。因为这帧影像所忠实记录的,仅仅是普通一兵。
你应该知道的,这是雷锋。
直到今天,雷锋仍然是世界上照片流传最多、最广的普通一兵。这些以雷锋为拍摄主体的照片,成就了中国人像摄影史的传奇。这些影像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让雷锋和人们的距离更近,甚至悄无声息地改变着中国。
在成为军人的第953天,雷锋的生命戛然而止。
953天里,季增是第一个给雷锋拍照的摄影师,是给雷锋拍照片最多的摄影师,平均每四天就为雷锋留下了一张照片。
当雷锋的生命不再,他的魅力却通过这些照片沉淀了下来。那个善良小伙子的朴素笑容,黑白分明地成为我们这个民族最为宝贵的记忆。
季增的雷锋故事,就这样静静停留在一帧又一帧影像的背后。
这些影像,忠实记录着真诚和善良。
这些影像,改变着中国的精神世界。
因为拍照而一辈子与雷锋结缘
雷锋入伍,季增是第一个为他拍照的人。
当时的季增,在沈阳军区工程兵部队从事摄影工作,间或担任电影放映员和电台播音员。
第一次见到雷锋的场景,至今可以随时清晰地浮现在季增的眼前。
1960年1月8日,辽宁营口火车站广场,欢迎新战友入伍大会正在举行。
一个身材不高的新兵上台发言,操着浓重的南方口音,红扑扑的脸上充满着青春活力。寒风凛冽,发言稿被吹乱了,新兵索性不再去看稿子:“我只有一个心眼,一定要很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练好杀敌本领,当个像样的兵,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朴素的激情,深深地打动了季增。他挤上前去,对准新兵按下快门。
这个新兵,就是雷锋。这张照片,就是雷锋入伍后拍摄的第一帧影像。季增与雷锋,从此亲如密友。
新兵训练时,雷锋个头矮,力气小,投手榴弹的成绩不及格。他急了,天天早上起来加练不说,晚上集体熄灯后也偷偷爬起来练。
操场上,季增看见雷锋练得大汗淋漓,跑过去拍拍他的肩膀:“小雷,怎么这么玩命呀?”雷锋肩膀不自主地一缩:“实弹考核就要到了,我不能拉全班的成绩呀!再说,手榴弹都投不远,怎么保家卫国呢?”旁边指导雷锋训练的老战士告诉季增,“别拍肩膀了,他这些天没黑没白地练,肩膀和胳膊都肿了。”
这一天,季增拍下了老战士惠连生教雷锋投手榴弹的照片。
苦练了一个星期,雷锋的手榴弹成绩反而更差了,因为胳膊练肿了,越投越没劲儿。战友们帮助参谋说:“臂力不足,手榴弹当然投不远。”雷锋听了,又开始没命地练起了单杠和双杠。别说,这招还真管用,竟然让雷锋在实弹考核时得了优秀。季增当然也有自己的成果,他拍了一组雷锋练习双杠的照片,其中一张动感十足,雷锋的双脚笔直地伸向天空,登在当时的《新体育》杂志上。
雷锋是汽车兵,与车有关的照片特别多。1960年底,《解放军画报》记者吴加昌采访雷锋,提出想要一张能够表现雷锋职业特点的照片。
接受任务,季增来到运输连的停车场,看到部队刚从一汽开来一辆解放牌拉水车,便用高光打在车头,请雷锋抬头远望,用那只曾被地主婆砍过三刀的手擦拭“解放”二字,体现出只有解放才有今天幸福生活的意境。
这一个场景,季增接连拍了好几张。
次年3月,《解放军画报》以“苦孩子,好战士”为题选发了其中的一张。一年以后,这个主题又被季增等人重新拍成彩色照片,由《中国摄影》刊用。
成名以后,雷锋作报告的场合越来越多,拍的照片也越来越多了。他不再是最初那个面对镜头显得羞涩忸怩的新兵,开始按照摄影者的意图摆出各种姿势。
季增说:“雷锋爱美,爱照相。”
雷锋牺牲后,人们一共搜集到54张雷锋自己在照相馆拍的照片。
那个年代,很多百姓家庭的全部照片,可能都凑不出54张。
珍贵镜头定格 “ 好人雷锋 ” 形象
雷锋做好事,并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好在季增在运输连找到几个“卧底”,这才随时能够掌握雷锋的行动,抓拍到不少珍贵的镜头。
一天,听说雷锋正在宿舍补袜子,季增连忙赶去。每年领新军装时,雷锋总是少领一套,为的是给国家节约一身衣服。平时刚发的新袜子,雷锋也常常送给战友穿。眼下,他正在一针一线缝补的这双线袜子,已经打满了各式各样的补丁,看不出原来的模样。季增眼睛一热,把这一幕永远留在了底片上。
又一天,雷锋一大早就挑着粪筐走出营房。季增赶紧带着照相机跟了上去,拍了几个雷锋到郊区捡粪的镜头。早晨光线暗,再加上一层灰蒙蒙的雾,胶卷冲出后曝光不足,季增白跑了一趟。第二天早晨,雷锋又背着粪筐来到三营马厩后面的粪堆旁,马粪蛋上挂着一层白霜。雷锋捡粪的影像,就这样被守候在那里的季增定格了下来。
在季增的记忆中,雷锋从不乱花钱,破了的衣服总是补了又补;他做了一个“节约箱”,里面装的全是些破铜烂铁、牙膏皮螺丝钉;他把食堂掉的饭粒捡起来,送到连队的猪食缸里;拉水泥时遗撒在车厢里的水泥粉末,他一点一点扫起来,竟然足足有500多公斤。
至今流传的还有这样一组画面,雷锋正在给医院的伤病员送月饼和苹果。这组照片的拍摄者,也是季增。
1961年中秋节,运输连发给每位战士4块月饼和几个苹果,大家吃得津津有味。雷锋没有吃,小心地用纸包起来放进挎包。身边的战友好奇地追问究竟,雷锋悄悄地说:“医院的病床上还躺着许多伤病员,他们为建设社会主义负了伤,我想把这些月饼送给他们。”
第二天早上,听到消息的季增赶到运输连,雷锋已经开着车拉粮去了。到了宿舍一看,墙上的挎包不见踪影。季增灵机一动,干脆直奔雷锋常去的抚顺西部职工医院,摆开了“守株待兔”的姿态。
等了一个小时,雷锋背着挎包的身影出现了。季增藏在暗处,抓拍了一张雷锋走进医院的背影,跟着一起走向病房。看到季增,雷锋挺吃惊:“你来看病吗?”季增摇头,雷锋无可奈何地笑了起来。
进了病房,雷锋从挎包里拿出月饼、苹果和一封慰问信,拉着患者们的手:“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希望你们早日治好病回到建设岗位上去。”
这个场景,就这样定格在季增的镜头中。
这一年的冬天,部队进行野营拉练,每天行军近40公里。对于平日开车的汽车兵来说,这是很困难的一次考验。第二天行军结束,许多人脚上磨起了泡。
晚上,疲惫不堪的雷锋撂下背包,马上帮助房东挑水、扫院子、捡柴烧水。
房东大娘越看越喜欢这个小战士:“看你烧火的样子,在家一定是个勤快孩子,常帮妈妈干活吧?”
雷锋回答说:“我的爸爸、妈妈、哥哥和弟弟,在旧社会都被地主、资本家、日本鬼子给折磨死了,我是个孤儿。”
听了这话,大娘抹起了眼泪。雷锋忙说:“大娘,您别难过,苦日子已经过去了,现在我是一名解放军战士,往后的好日子还长着呢。”
天还没亮,部队又出发了。山越爬越高,路越走越难,体弱的战士渐渐落在后面。雷锋担任全连的宣传鼓动员,又要站在高处说快板,又要领唱歌曲鼓舞士气。即便这样,他还想着帮崴了脚的战友背背包,抢过体弱战士的枪扛在自己肩上。途中休息,他还主动为大家读报,组织学习《愚公移山》。
50年后,季增又读起《雷锋日记》。每篇日记都很短,非常朴实,常有充满哲理的句子。这些文字,难免被那个年代的政治语汇所包围着。但是,撇开诸多政治气候的印迹,依然洋溢着的却是一个年轻人喷薄欲出的青春激情。他通过一件又一件小事,一次又一次思想斗争,鼓励着自己在理想的天空尽情翱翔。
雷锋留下的所有影像中,几乎每一张照片都能从他的脸上看到阳光。助人是阳光的,这种阳光洒在心中就是快乐。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快乐,超越了“一辈子做好事”的艰难。这种快乐不仅属于雷锋,甚至产生出穿越时空的力量,让我们在50年后的今天同样深深感动。
补拍与摆拍背后的真实细节
那个年代,为雷锋补拍照片的指示,是由沈阳军区首长下达的。
当时,雷锋还没有牺牲,学习雷锋的活动已经在部队开展起来。沈阳军区筹备一次雷锋事迹的展览,发现图片资料不够。军区首长决定补拍,同时要求照片必须是雷锋真正做过的好人好事。
军区工程兵宣传助理张峻接受命令,拟出一份补拍雷锋照片的提纲,其中很多线索是从雷锋日记中找到的。在经过层层审批以后,大部分补拍照片由季增完成。每一张照片都要经过审查,确实发生过的事情才可以发表。因为不太真实,有的照片被毫不留情地“毙掉”了。
季增一直承认,当年有些照片是根据雷锋日记补拍的。但是,他始终坚持的一点是:“这些照片都有事件依据,不能说是造假!”
那张“送老大娘回家”的雷锋照片,就是季增补拍的。
那是1961年2月初的一天,雷锋去丹东农村某工程兵部队作忆苦报告,季增同行。回部队时,途经车站一处地下通道,遇到了一位到抚顺看望儿子的老大娘,不认识路,还拎着不少东西。雷锋从小就没了母亲,主动提出送老大娘去找儿子。季增当然跟着一起送,想拍一张雷锋送老大娘与儿子见面的照片。
雷锋拎着东西,扶着老大娘上了火车。一路上,他像老大娘的孩子一样,亲热地聊个不停。到了部队驻地瓢儿屯站,雷锋和季增没下车,一直陪着老大娘到了抚顺南站。老大娘第一次来抚顺,根本弄不清儿子住在哪里。雷锋拿着地址四处询问,终于摸到郊区露天矿的一条小街,把老大娘送到儿子家中。
孙女跑出门来拉住奶奶的手时,季增按下了快门。不过,由于当时天色已黑,又没有闪光灯,拍出的照片效果很不好。
隔了一段时间,季增把雷锋拉到老大娘家补拍照片。当时,屋子里面很黑,屋外又放着很多煤和干柴,拍出来的画面会很杂乱。于是,大家就继续往前走,在另一家居民门口拍下了雷锋和老大娘的照片。
季增回忆说:“现在,有人说这张照片是假的、不是真事儿,这些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反正我是见证人,我拍的照片、我记录的,我最清楚来龙去脉。”
补拍的照片有,摆拍的照片当然也有。
1961年4月,季增陪着雷锋去兄弟部队作忆苦报告。来到部队驻地的那个晚上,战士们挤在雷锋的房间,交流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雷锋深有感触地说:“我的体会只有一条,一颗红心,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人越聚越多,直到熄灯号声响起才散去。
一天旅途奔波,季增感到疲惫不堪,准备上床休息。看到这些,雷锋拿起书要往外走。季增一把拉住雷锋:“你上哪去?”雷锋笑着说:“别影响你休息,我到走廊的灯下再学习一会儿。”
听到这话,季增脸上火辣辣的。和雷锋相比,论军龄是自己长,论政治觉悟和学习自觉性却低了很多。季增不好意思了:“我们俩一起学吧。”
夜深了,天亮还要去海军舰艇上作报告,雷锋在季增的催促下,合上毛主席著作。躺在床上,季增很快进入梦乡。
突然,黑暗的房间里响起雷锋的喊声:“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季增惊醒,原来是睡在对面床上的雷锋在说梦话。
季增打开灯,把雷锋叫醒。雷锋激动地说:“我梦见了和毛主席握手了,这是多么幸福的事啊!”
听了雷锋的话,季增久久不能入睡,反复地想如何才能用镜头反映雷锋对毛主席、对社会主义的这种真挚的情感呢?
第二天起床后,季增将自己的摄影构思告诉了雷锋。雷锋高兴地说:“太好了,你想到我心里去了,我如果能手握钢枪,站在毛主席他老人家身边,永远保卫毛主席、保卫社会主义,这是我一生最大最大的幸福。”
几天以后,季增和雷锋一起来到抚顺钢厂和平俱乐部,里面有尊毛主席塑像,季增试了试镜头,发现室内太暗,难以拍出好的效果。于是,请几个在场的同志帮忙把主席塑像抬到室外,让雷锋站在塑像前侧。雷锋紧握50式冲锋枪,英姿飒爽地在塑像前站好。这时,团长吴海山正好走来,见此情景大声说:“小季,先慢照,给雷锋换顶帽子。”说着,用皮帽子换下雷锋戴着的毡绒帽。季增调好光圈和快门速度,从不同角度拍下了两张照片。这幅照片后来广为流传。
还有一张雷锋在驾驶室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也被很多人质疑其真实性。
那是1961年初,雷锋到沈阳军区工程兵司令部执行任务,正好季增也在政治部办事,在战士食堂吃饭时碰在一起。饭后,雷锋回到汽车旁,坐在脚踏板上,读起了毛主席著作。这时,季增刚办完事出来,看到雷锋神情专注学习的样子,便立即跑回宣传处拿了相机,又请宣传处的张峻协助自己拍摄,并找了一大张白纸做反光板。
季增回忆说:“为了突出雷锋汽车兵的特点,使自然光从车窗射进,呈强烈的逆光,再用白纸放在里面作辅助光。驾驶室很窄,相机拉不开距离,我们上上下下摆弄了好几次,终于拍成了雷锋坐在驾驶室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
雷锋的“钉子”精神是出了名的,在季增的印象里,他几次晚上去运输连都亲眼看到过雷锋用手电筒照明学习的情景,也想试着把这一幕拍下来,但都因光线不足、胶卷感光度低而没有成功。
“当时的团政治处花上几百元钱买个闪光灯还很难,想来想去,我想到了放电影用的放映灯泡,于是就到电影组收集了几个旧的放映灯泡,将电源线焊接在灯泡的两极,再用绝缘纸和绝缘布裹上,接上电源专门用于晚间拍摄照明,大伙儿都管它叫烤灯。有了这个烤灯,解决了夜间拍摄的大难题,好些张雷锋晚间活动的照片就是用这个灯具拍出来的。但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只用了一只灯,又用光不当,将雷锋夜间躺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学习‘毛著’的镜头拍得像白天一样。” 季增说。
记录并留住永恒的精神
雷锋很爱照相,每次参加有意义的活动、出席重大会议、结识好友,他都要拍张照片留作纪念。
“雷锋爱照相这一点,充分说明了他十分珍惜生活中的一分一秒。由于我的本职工作关系,给雷锋拍的照片大部分是抓拍的;但我们也不是天天都在一起,我还有其他的工作,因此我也补拍了一些他做好事时的图片。每次不管他有多忙多累,总是热情地配合,所以才留下了这些珍贵的瞬间。”季增说,雷锋在部队的两年半时间里,为他拍过照片的一共有8位同志,除了自己,还有张峻、赵志华、董哲、周军、张哲西、金昌杰、吴家昌。“只可惜,我们这些同志谁都没有和雷锋合过影。”
1962年8月,雷锋牺牲前一周,季增拍下了雷锋生前的最后一张照片,这是雷锋定格在工作岗位上的一张照片,也是季增永远珍藏心底的一张照片。
雷锋作为汽车兵,安全意识非常强,非常注意保养车辆。那张照片里,雷锋在执行运输任务下山的中途停下来休息,为了确保安全,他不顾疲劳,钻到车下紧螺丝。
这年8月12日,是季增最难忘的一天。他坐雷锋驾驶的13号车去部队施工指挥部——沈阳远郊新城子。由于天刚下过雨,山路被冲了一道道沟,遇到这些沟本来一加油便可闯过去,可雷锋每次都停车,跳下去搬石头垫在沟里,然后才将车稳稳地开过去。
路上,雷锋不止一次地问季增:“季老师,你常坐我的车,你看我开车有什么毛病,稳不稳,颠不颠?你是运输连的老同志,多帮助我。”季增只在运输连学了半年驾驶,提不出什么具体意见,只好凭感觉说:“你的驾驶技术很好。”季增万万没想到,这竟然成了他们最后一次交谈。
仅仅三天以后,即这年8月15日,季增接到雷锋受伤的电话。他赶到医院抢救室时,雷锋已经永远地闭上了双眼。季增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当时因为医院太平间里光线太暗,不宜拍照。最后一面没能给战友再留下一张照片令季增抱憾终生。
雷锋牺牲后,雷锋生前所在的工兵十团,团党委经认真研究一致认为:雷锋是全军区的典型,生前多次立功受奖,又是当地的人大代表,身上处处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的光辉,应该加以宣传。于是,他们开始筹办“雷锋烈士展览室”。
据季增回忆,举办展览室的最初想法不是产生于工兵十团的官兵,而是出自雷锋作为校外辅导员关心、辅导过的两所学校的孩子们——他们由辅导员率领,一次次来到团部,要求亲眼再看一次雷锋叔叔生前用过的所有遗物。这是一个无法拒绝的请求,感动了工兵十团的官兵,并启发了该团举办展览的想法。
很快,工兵十团党委指示由政治处副主任赵玉瑞与俱乐部主任陈广生、季增等同志完成这一重任,展室设于原钢厂招待所大墙外——雷锋生前所在连营房一侧。
季增怀着沉痛的心情加班加点冲洗、放大、配图片说明文字。“当时我冲洗了60多张12寸照片粘在一块红布上,挂在了连队食堂的墙上。没想到,每天都有很多人前来缅怀雷锋,不只是部队的,大量当地群众都来到了部队,要求‘看看雷锋’。几天的展览,根本满足不了群众的需求。没办法,经过批准我们又搞了一个规模较大的雷锋事迹展,展览总长度达200多米。”季增回忆,“本以为这样就可以了,没想到5天以后,人都排不开了,有的人排一个星期都看不上。后来抚顺市举办了雷锋事迹展,再后来辽宁省的10个市全都举办了展览。”
展览影响极大,许多地方要求巡展,于是季增等将展品复制了多套,到各地进行展出。
1962年冬天,部队举办雷锋事迹巡回展览,先后到大连、丹东等地的工农兵团展示,展后照片底片就没有取回。1964年夏天,即将转业的季增认真整理了近200张雷锋照片的底片,交给团政治处。
早期,拍照用的相机和胶卷的质量都不太好,为保证照片效果,每一个镜头都要从不同的角度多拍几张。其中最好的送到一些刊物发表,余下的季增留下来做资料。当时季增自己手中的这些底片和照片都是在当年整理底片时余下的,还有的是通过有关方面重新洗印出来的,要不是当年这些不经意存放的底片,一些照片就永远消失了。
20世纪70年代,季增曾多次去部队和有关部门询问那些底片保存的情况,但因年代久远,已经无人知晓它们的下落。“现有的这些照片不是我的个人财产,在当时就觉得这是一种职务行为,用的相机、胶片都是部队的,给雷锋拍照片也是上级下达的任务,理应交给部队。我手上现有的极少底片,我也准备无偿交给雷锋纪念馆保存。今天,我也不能拿雷锋照片牟取私利,可以免费使用。谁把雷锋照片当做摇钱树,谁就是在亵渎雷锋精神。应该让更多人见到雷锋形象,实践雷锋精神。”
1964年,季增复员到《承德群众报》(现《承德日报》)社任摄影记者直至退休。季增从未感觉雷锋离开了,几十年的记者生涯中他一直以雷锋为榜样,努力将镜头对准广大人民群众,拍摄了数以万计的新闻照片。
很多特定时期都涌现出过不同的典型形象,但雷锋却穿越了半个世纪。他用短暂的一生,回答了植根于人生本质的永恒追问——怎样做人?为谁活着?
时光荏苒,那些照片留住了记忆的影像,更将雷锋精神穿越时空不断传播。
http://media.workercn.cn/grrb/2012_08/11/GR05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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