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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委问题及其他

作者：莫舍拉东

孙犁从什么时候开始担任《天津日报》编委的?这个问题是由那封1956年南游时的介绍信引发出来的。我过去还真是没想到过这还是个问题，因为这个事，孙犁文章中自己几次说到过，虽然具体的时间不甚明确。况且许多津报老人还健在，一对证，这个问題不就有结果了吗。后经罗文华先生提示一些背景材料，并将孙犁文章中几次提到编委一事的“语气”，好好品味了一番，才认定这确是个问题，自己原来思路也是个问题了。

    当然，这个问题对一般读者来说没有意义，但对于撰犁传或犁谱的人士就是个应该理淸的事情了。

    我们先看一下最权威的书证，即孙犁病逝后由官方发布的那份《孙犁同志生平》，虽然文中提到了编委一职，但没有准确的时间框定，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是不能引以为据的。

    再看第二个，傅瑛、黄景煜合撰的《孙犁年表》，这是一份具有学术意义的孙犁生平研究资料，发表前经孙犁仔细审核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条件下，这项工作可以说做得很细致了，其中连曾担任中苏友协理事这样的事都提到了，但没有涉及到编委一职的材料。

    现在能看到的是石坚、王瑞兴两家回忆文字内涉及到了这个问题，提到孙犁在五、六十年代曾任编委，但也没有提到准确的时间，尽管这两位都是津报老人，有一定的话语权威性，但以此作为书证，从资质认定上讲，还是远远不够的。

    至于前面说到那封介绍信，不但它的真伪还有争议，即便是真的，在解决这个问题上，也没有作为书证的资格，因为严格地说它不是一封正式的介绍信，而是当年通行的一种转关系的条子。

    我们来看看孙犁自己怎么说吧:

    “进城后不久，我就是一名编委 ----”引自《关于编辑工作的通信》

    “但我是一名编委---”引自《我和<文艺周刊>》

    注意,这都是加重了的语气啊。

    还有，在《记邹明》一文中有这样一段值得注意的文字：“及至晚年，才知道履历的重要。曾有传说，有人对我的级别，发生了疑问，差一点没有定为处级。此时，我的儿子，也已经该是处级了。”

    这段文字中透出的重要信息是“有人疑问”，这个疑问是不是就是那个编委问题呢,现在还不能断定。大家周知，孙犁自三十年代入伙革命起，就从未关心过自己的职位问题，而于这个编委一职，两次提到，却是像在特意回应有关的疑问了。

    现在我只能揣测一下，此事可能应与上世纪八十年代干部评定新级别有关，很多单位，一些老人过去担任过某个职务，却没有找见到有关的书证材料，在评定级别时遂起纠葛。那时候老东还是小东，曾经帮助过一位老先生上下跑动过这种事，前后过程，颇费周折，麻烦透顶 ，至今记忆犹新。

    如是看来，这个“编委”在当时曾是孙犁本人的一个“现实问题”，而在今日则是个需要考证的问题了。上次我只想到需要“对证”一下，幸赖罗先生及时指正，是想的太简单了，还是一定要考而证之 。好在罗先生上次回应时有个小提示，使我知晓了对编委一事有疑问的具体的津报老人，这样至少是对理淸此事提供了一个有关线索，这是要深谢一声的。我把此事记下来，标在尚有疑问的犁事的栏目下面，是第54件。

    报社编委会这种组织形式，旧日的老《申报》、老《京报》、《大公报》肯定不会有，是不是从《解放日报》开始的，还没有査到准确的说法，但在《晋察冀日报史》上是能够查到该报编委会准确的组成人员名单的，而且分为两个时间阶段。由此可知，编委这个职务，虽然可能没有正式的任命书，但还是会记录在册的。

    如果说战争岁月中的《晋察冀日报》尚能保存下来全部的编委名单，津报档案中总不会连一纸有关凭证也没有了吧？所以说这应该还是个能得到准确答案的问题。

    由于有了上次罗先生的指教，才开始“网罗”（确实是从网上收罗来的）一些津报老人的回忆录，下些比对功夫，还远远谈不上研究。比如上回罗先生所言的，那个天津日报社成立的具体时间也存在岐议的问题，当时我想，一家报社之成立，众人参与，怎么会还搞不淸具体的时间呢？今从网上见到津报老人于俊沂的一份回忆手稿，读后才大略知晓了一些细情，还真不能说这不是个问题。这也还仅仅是见到了一家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