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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经济一潭死水,土地、金融是祸根

2013-11-01 15:49:53评论 确权 土地资源 趋势

以前看过一条新闻,大连旅顺的李姓村民,14年以前将农村的房子卖给城市居民田某,双方不仅签订了买卖房屋的文书,而且还到公证处进行了公证,只是没有办理过户手续。因为双方都不知道怎么去办,想办也办不了。应该说,这个买卖合同是有效的,因为它是双方真实意愿的表达。现在这个房子遇到了拆迁,国家补偿30万元,村民就想把房子要回来。结果他通过打官司,真的把房子要回来了。根据法院判决,当年经过公证的买卖房屋文书无效。因为现行法律规定,禁止城镇居民在农村购买村房。从这件事来看,我们的立法似乎是保护了农民,实际上,这些法规把农民害苦了。因为它使农村的资源不能盘活,不能流转、增值。

我们国家早就制定了对农村发展“多予、少取、放活”的六字方针。“多予”,正在做,“少取”,已经不取了,但是“放活”,可以说几乎就没有破冰。国家要搞活农村经济,就应该放活农村的土地、金融,让农村的土地包括宅基地、房产能够流转起来。因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三大要素就是土地、金融和劳动力,劳动力和金融都是跟着土地走的,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是农村、农民的最大资产,我们说的市场经济,无非就是买卖交易的经济,如果人为禁止了买卖交易,使农民的房子、宅基地、土地不能流通,这些资源就没有价值,或者说不能体现其价值。农村经济的市场化关键就是放开农村的土地资源,比如农村的土地、宅基地、房产,使资源能够流转,在流转中实现其应有的价值。

目前我们的农村经济仍然是一种计划经济的框架,农村的发展只能靠种植、养殖来增加经济收入。现在中央也希望农村的土地可以流转,但是我们有一个“三不变”政策,就是土地的性质不变、土地的用途不变、土地的承包权益人不变。

土地性质不变,就是集体所有制性质不变。简单地说,就是张庄的地不能变成李庄的地,而李庄的地也不能变成张庄的地,把土地固化在一个集体组织里。可是从具体情况看,拥有土地的集体组织是虚空的。比如说我们的土地承包权30年不变,“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你家里新增人口,在村里出生的,也属于这个集体组织,那么就应该有他一份财产,但我们“增人不增地”,新出生的人口就没有这份财产;现有的人口转出去了,比如上学的、当兵的、提干的、离开农村的,这些人不再属于这个集体,但我们“减人不减地”,他原有的土地还属于他。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土地的用途不变,就是土地原来干什么就永远干什么。集体没有权力改变土地的用途。不仅土地的用途不能改变,连土地的权益人都不能改变。什么是权益人?如果发包方是村集体,承包方是村民,如果村民转包给另一个人,这个人只能叫“使用人”,不叫“使用权人”。就像刚才的案例,李姓村民的房子卖出去了,可是他建房的土地属于集体,买房子的田某就只是使用人,不是使用权人。

土地“三不变”的政策,造成了很多现实中的法律纠纷,出现了很多实际问题。原来没有出台“三不变”政策时,土地还有私下的流转,三不变政策一出台,农村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就变成了非法。

现在农村的发展处于一个变革期,很多地方在尝试着变通,采用多种形式“打擦边球”。比如成都金台区搞土地的流转,把集体土地及财产作价,量化到每一个集体成员,也就是个人,然后个人拥有的财产权作为集体总财产的股权,这个股权可以交易。我想,如果这样的股权可以流通,其本质等同于集体土地资源的私有化配置,改变了土地的集体性质和用途。重庆市的办法是尝试给农村的宅基地颁发房产证以及土地的使用权证。地上的建筑物获得房产证以后,这个房产就可以进入市场,进行租赁、抵押、贷款等交易,在实质上也改变了宅基地的集体性质。这些方式都是在“打擦边球”。

农村经济市场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农村、农民的资产应该可以交易、买卖,但我们应该追求交易公平,买卖合理,光明正大,而不是“打擦边球”。我们应该是从法律上予以完善,体现农民权益。以前我在一些场合呼吁,我们不要再修改《土地管理法》,我们需要重新制定《土地法》,给集体确权,尤其是给农民确权。让农民的土地能够流转,让农民的宅基地、房产能够买卖交易。因为我们要解决农村资源的盘活问题,就必须先解决农民财富的体现问题,保证农民的财富在交易中体现价值。

厉以宁先生讲城乡一体化,就是城里人能够下乡投资,下乡买房、买宅基地,农村人能够带资进城买房,让城乡的财富能够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距。所以我想,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能不能实现同地同权?农民的房产权和城市居民的房产权能不能实行同房同价?现在城市里的小产权房,就是典型的同房不同价,同地不同权。我想房价、地价的差别可以通过课税来调节,而不应该用刚性的法律把它割裂开。我们应该贯彻同房同价,同地同权的原则,涉及到政府公共投入和区域价格的问题,完全可以用税收来调节。台湾的做法是:当农民的土地变成建设用地的时候,土地收益的一半由政府拿走,成为政府的税收收入。用税收来调节是有道理的,有利于实现同房同价、同地同权,可以减少很多困扰。我是主张农村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民永佃的。“国家所有,农民永佃”符合现实,容易操作。盘活农村的土地、农民的宅基地、房产,不仅是农民致富的需求,也是城乡一体化统筹的必需,更是国家的一笔巨大财富。

 

发展农村经济,除了土地问题外,金融也是一个大问题。尽管中央出台了N个一号文件和非公经济36条,以及新的非公经济36条,都明确要“搞活农村金融,在有条件的地方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的金融组织”,但在实际操作中,民间金融组织仍然是步履蹒跚,“千呼万唤不出来”。

金融是现代社会的血脉,没有金融就没有活力。现在农村金融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农业银行基本上从农村撤出,因为没有什么业务;信用社本来是农民的,现在也面向城市,不再是农村的信用社,而且很多信用社问题丛生,烂账一大堆。农村金融匮乏,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农业银行撤出,信用社撤出。它们不再为农民服务,不再为三农服务。因为金融是根据市场经济需求发展的,有了买卖交易才出现金融活动,如果没有市场经济,没有财产交易的活动或者活动很少,金融就不存在。现在农民的资产不能盘活,他们的生活贷款很少,需要大量的生产贷款,可是承包地、宅基地又既不能抵押,也不能买卖交易,银行和信用社的金融活动只能被迫淡出。

二是农村金融搞不活,也有意识形态的问题,主要是民间的高利贷声名狼藉。我们的立法和意识形态都有这种特色。事实上,农村的高利贷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是农村发展所必需的。现在主要的障碍是我们一些人的思想意识,有些人一听到“高利贷”就觉得很可怕,就盲目地职责、打击,这是很不明智的。其实,农村经济市场化所涉及的高利贷,与过去的高利贷有本质的区别。过去的高利贷主要是穷人为了生活而借贷,一旦无力偿还,数目就越来越大,穷人会越来越穷。农村经济市场化中的高利贷,借高利贷的是什么人?是一些生产者、企业家,是富人向穷人借钱。他们借钱的目的是发展生产,扩大买卖,增加利润。过去是穷人向富人借钱,现在是富人向穷人借钱,过去借高利贷是以生活借款居多,现在是以生产和消费性贷款居多,这种贷款是生产消费的需要,是周转的需要,也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

农村还有一些民间借贷行为,既不属于高利贷,也不属于合法金融,但它却是合理的。比如我们企业的发展史。25年前大午集团起步的时候,周围地广人稀,土地多、粮食多,每家每户每年都有很多剩余粮食,卖吧,不值钱,不卖吧,存在家里虫蛀鼠咬,损耗很大。有的农民就开始搞养殖,但是他们没有大午公司的规模大,消耗不了那么多粮食,也不可能家家都搞养殖,所以在创业的时候,我就办了一个小型饲料厂,养了1000只鸡,后来养到30万只鸡。这个过程中,企业需要大量的粮食,就向工人去借,最后发展到向周边村民借。农民把余粮借给我们,到期后我们还粮食,如果农民不要粮食,我们就把粮食作价,支付现金。粮食价格根据市场变化,随高不随低。因为企业信誉好,到后来,农民既不要粮食也不来取钱,粮食款就自动转成借款,开始计利息,农民怎么算都不吃亏。老百姓就说这个办法真好,大家都受益,称它是“粮食银行”。这就是大午集团的发家史,也就是2003年大午集团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的由来。如果说这样的行为是非法集资吸收公众存款,那么合法的集资、合法的吸收公众存款的渠道在哪里?大午集团为此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我“被有罪”,判了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但说老实话,时至今日,我也不知道我们错在哪里,当时也受到很多专家学者的同情和声援,这个问题还可以重新来讨论。

至于农村金融不能放开,担心国家金融安全或者社会稳定,我想大可不必。因为现在的农村,几乎没有什么成气候的金融活动,即使将来成了气候,国家也可以通过“管大放小”来掌控。说到金融的社会稳定作用,让地下金融合法化、阳光化更利于政府的监管和社会的稳定。

总的来说,在农村的金融问题上,关键是农村没有财产市场交易、缺少金融服务,加上观念的束缚、意识形态的障碍,这是才是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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