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煮酒君

苏轼生于北宋景祐三年（公元1037年），祖籍四川眉山。苏东坡出生时，北宋正处于鼎盛时期，政通人和。苏轼父苏洵，虽然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家境却不算殷实，只能算是当时的中等水平。川此时，辣椒尚未传入中国，川菜仅具有鲜嫩肥腻的特点，尤以淡水鱼、猪肉的做法闻名。苏母程氏即精通川菜做法，对苏轼在美食一道上，有很深的影响。

苏轼秉性纯良，加之家学渊源，在苏洵的教导下，年纪轻轻就已是才华横溢，入京后一举考中进士，随即到陕西凤翔上任。这一年，凤翔大旱，苏轼即带领百姓抗旱，在旱情得到控制后，即宰羊煮汤与民同庆。

在宋代，羊肉是极为贵重的食材，是作为官员的俸禄发放。市面上甚至卖到九百钱一斤，苏轼此举，也算是穷奢极侈了。不过他当然没有太多的羊肉供应，只好退而求其次，代以羊肉汤了。在朝廷上，“羊肉”俸禄，从低到高有两只到二十只不等，当然也有人望“羊”兴叹，实是官位太低而已。物以稀为贵，羊肉稀少，自然受到人们的追捧。苏轼也不例外，甚至曾在诗中写道：秦烹惟羊羹，陇馔有熊腊。

公元1071年，苏轼任杭州通判时染病，便告假休养。苏轼听从杭州孤山寺的禅师建议，每日饮浓茶，病不久后便痊愈。苏轼大奇，因此与茶结下不解之缘，并在孤山寺内题下七绝一首:“示病维摩元不病，在家灵运已忘家。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

公元1077年，苏轼迁徐州知府，又碰上黄河泛滥，河堤决口。苏轼不顾自身安危，率领百姓奋战七十余日，终于战胜了水患。徐州百姓对苏轼感恩戴德，又拿不出太多的钱来，于是宰了猪、鸡等前来感谢。苏轼推辞不过，照单全收。随后，苏轼按照川菜的做法，将这些食材全部做成菜，回馈给徐州老乡。百姓们感谢苏轼的盛情，称这些菜为“回赠肉”，倒也名符其实。

公元1079年，苏轼累迁到湖州，在整理旧物时翻出了文与可的黑竹图，当即写下《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以纪念挚友。

不久，苏轼因“乌台诗案”下狱，不久被贬到湖北黄州，是为“团练副使”，即地方武装部长。苏轼做团练副使，俸禄微薄，入不敷出，遂在黄州城外的东坡之上开荒，自号“东坡居士”。

苏东坡这人，天塌下来当被子盖，虽然生活不算顺心，他却依旧秉持着一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态度。苏轼在《初到黄州》一诗中“大言不惭”道，“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哪里能看出半点挨贬的迹象？

黄州是苏轼生命中的一次重大转折，这是他第一次仕途受阻后的落脚之地，自然也就寄托了他的一些苦闷，但苏轼无疑是个愈挫越勇的人，他似乎在这里完成了顿悟，或者说是蜕变。苏轼的变化表现出来，就在他的诗词、文章之上，黄州之后，苏轼的诗词更富豪迈之气，与他在黄州的客居大有关系。黄州的猪肉是非常便宜的，苏轼因此大饱口福，他就是在这里搞出了东坡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红烧肉。

他甚至因此洋洋自得的写了一篇猪肉赋，《猪肉赋》：“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当然，苏轼不会忘了他情有独钟的竹笋，他将竹笋与猪肉同煮，又是一顿饱餐。

山吃完了，苏轼形如打“水”的主意，黄州靠近长江，水利得天独厚，抓鱼更是方便。苏轼闲暇之时，也学着寻常渔夫的样子，披着蓑衣坐在江边垂钓，他甚至连河豚也不放过，“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此诗分别讲述了四种食材，即竹笋、肥鸭、野菜、河豚，四句话全不离个“吃”字……

苏轼虽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名句，但那不过是打肿脸充胖子，他其实不擅饮酒，曾自言“吾少时望见酒杯而醉”，虽不无夸张，但他的酒量确实不深。苏轼被贬至黄州后，这酒量却养了出来，“而今亦能饮三蕉叶矣”。

北宋元丰六年，时值晚秋，苏轼会同好友游于赤壁，在酒食尽兴之际，写下千古名篇《赤壁赋》，不久再游于赤壁，写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都是他在黄州的“收获”。

公元1085年，苏轼就任登州知府，在此见识到大海和他垂涎已久的鲁菜，但未及细细品味，便被皇帝一纸宣召回朝，只留下《海市诗》传世，到底他见没见到海天交接的蜃楼奇景，后人不得而知。

回朝后，苏轼一跃而为礼部尚书，但由于他被变法派和保守派攻讦，只得明哲保身，于是上书请求外放，终于在各方的勾心斗角之下，前往杭州任知府。此时的北宋朝廷因变法和保守派，已经是一团乱麻，若非高太后常识，苏轼甚至无法抽身，能够脱离那个旋涡，对他来讲，是一件好事。

到了杭州后，有感于西湖泛滥的问题，苏轼想办法清淤疏浚并修缮湖堤，是为“苏堤”。苏堤工程完善后，苏轼宴请参与修造苏堤的百姓，以红烧肉待之，终使东坡肉名闻天下。

两年后，苏轼被发配岭南的广东惠州，苏轼在此接触到了客家的饮食，“惠州风土食物不恶，吏民相待深厚。”很快，他便“喜新厌旧”了，他在这里耕种的蔬菜将熟时，赋诗道，“秋来霜露满园东，芦菔生儿芥生孙。我与何憎同一饱，不知何苦食鸡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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