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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世鹏律师-专注刑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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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世鹏:从贩卖毒品案看撤回起诉制度的运行

(2019-12-13 22:32:17)
分类: 法律快递
本所夏粤律师团队辩护的一宗贩卖毒品案件,经过两次激烈的庭审,以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告终。对于当事人来说,获得了人身自由可以说是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对于法律人来说,撤回起诉虽然在制度中有其相对合理的部分,但也容易被滥用,违背刑事正当程序,从更深层次来看待撤回起诉的运行机制,会有不一样的思考。

本案检察机关以证据不足为由撤回起诉,根据的法条规定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宣告判决前,人民检察院要求撤回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撤回起诉的理由,作出是否准许的裁定。

关于上述第242条的规定,目前有关部门并没有作进一步的解释。但从法条字义的本身,似乎可以得出几个结论:第一,宣判前的任何阶段,哪怕是辩论终结后,检察机关都可以要求撤回起诉;第二,检察机关要求撤回起诉要有理由;第三,人民法院对于是否准许撤回起诉有最终的裁判权。

另外,《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 》关于撤回起诉也有相关的规定,而且比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更加详细。《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 》第459条规定了七种属于撤回起诉的情形,其中第四种就是证据不足可以撤回起诉。而且,第459条进一步规定了,对于撤回起诉的案件,没有新的事实或者新的证据,人民检察院不得再行起诉。

法律人的思维应当以良善之目的看待法律规定,以质疑之目光看待执行法律之人。若如此,则撤回起诉机制暂且可以认为法条的设定皆为保障被告人的合法利益,特别是对于目前我国居高不下的羁押率,在宣告判决前,检察院早点撤回起诉,对于被羁押的被告人来说,能早点获得人身自由,功莫大焉,从这个角度来看,撤回起诉确实能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从法院的角度来看,主办法官可以不用写判决书,也乐于检察机关撤回起诉。从检察机关的角度看,撤回起诉可以避免无罪判决,避免难堪。这也几乎可以解释了,为什么我国无罪判决率过低,其中有一部分案件,就是以检察机关撤回起诉而告终。换句话说,撤回起诉往往被检察机关用来规避无罪判决或者作为一种替代性程序操作。

如果再深入思考撤回起诉制度的运行,可以发现,以上关于撤回起诉的相关法律规定,都无法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第一,有浪费司法资源之嫌。在经过法庭辩论后,案件事实、法律适用都几乎明了,审判人员的自由心证或已形成,法院做出无罪判决不是难事,此时任由检察机关撤回起诉,而且撤回起诉后,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 》第459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于撤回起诉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撤回起诉后三十日以内作出不起诉决定。需要重新侦查的,应当在作出不起诉决定后将案卷材料退回公安机关,建议公安机关重新侦查并书面说明理由。换句话说,这相当于把案件重新走一遍,有浪费司法资源之嫌。

第二,不排除检察机关有试着起诉心理,无视人权保障。一个案件从起诉到审判,甚至经过多次法庭辩论,案件事实、法律适用都几乎明了,此时撤回起诉,等于容许检察官利用第一次审判的机会,以了解案件的缺陷及被告人的优势甚至是辩护人的策略,等于容许检察官哪怕在审查起诉中任由案件存在各种问题,但还是愿意以试着的心态提起诉讼,在充分的辩论后如果发现有很大可能被判处无罪,就要求撤回起诉。如本贩卖毒品案,据本案辩护人介绍,此案在审查起诉阶段辩护人就已经和主办检察官作充分的沟通,表明本案应当不起诉,但检察官依然没有重视本案法律适用的错误问题,直到在两次激烈的庭审辩论后才撤回起诉,导致被告人一直被羁押到两次庭审后才得以取保。

第三,不排除报复被告人。虽然我国刑诉法以及《检察官法》有规定检察官应有客观公正的义务,但从目前司法的实际情况看,不排除确实有个别检察官有报复被告人的心理。特别是在犯罪嫌疑人坚决不认罪的情况下,如果个案中的检察官存在报复当事人的心理,先提起控诉,看庭审情况再考虑是否撤回起诉,那么如何控制检察官的裁量权,从而让被告人获得救济,则是个问题。

第四,被告人和辩护人没有异议的权利。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42条中规定人民法院对于检察院要求撤回起诉有最终的决定权,但检法系统本身有相互配合的原则,更何况撤回起诉也减少主办法官的工作量,故几乎没有法院不同意的。但引发另外的问题是,撤回起诉不能排除有重复追诉的可能性,事关被告人切身的合法权益,被告人和辩护人却没有异议的权利,是否存在对被告人不公?如果此时被告人要求法庭继续审判,如何解决,似乎目前的撤回起诉机制没有做出合理的规定。

第五,与一事不再理的法律精神有内在的冲突。虽然我国没有明确“一事不再理”的法律规定,但“一事不再理”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赋予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42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 》第459的规定与“一事不再理”的法律精神一脉相承。但是,对于何为“足以证明原指控犯罪事实的证据”,其含义过于模糊,对于手握起诉权的检察官来说,找到新理由重新起诉根本不存在太大技术困难问题。而且,新收集、调取的证据是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因自身原因怠于收集还是其它原因导致,本身就存在争议,如果不区分原因或者不区分所谓的新证据证明力的大小,凡是有新证据都再次起诉,涉案之人则永无宁日,不利于现代法治国人权保障。重新起诉后,是否与一事不再理的法律精神有内在冲突,值得商榷。

以上是笔者从一宗贩卖毒品案件撤回起诉后,对撤回起诉的运行机制的一些思考。针对上述的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建议,与博学之同行商榷:

第一,检察机关对于案件是否起诉有谨慎审查的义务,若案件起诉到法院,是否撤回起诉应当分不同情况以区别。如果还没有开庭审查,人民检察院要求撤回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撤回起诉的理由,作出是否准许的裁定。

第二,如果人民法院已经开庭审查,人民检察院要求撤回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撤回起诉的理由,并征求被告人和辩护人的意见,如果被告人和辩护人提出异议的,法庭应当继续审理,不许撤回起诉。

第三,撤回起诉后,对于新收集、调取的证据,是否重复追诉,应当严格审查,审查证据出现的原因以及对追诉是否有实质性的影响。对于不能归责于被告人的原因所收集、调取的新证据,原则上不得重复追诉。何为归责于被告人的原因?例如被告人或其家属贿赂相关证人让其不出庭指证被告人,此证人证言就可以认为是被告人的原因导致,可以重新起诉。

第四,允许例外情形。新收集、调取的证据虽然不能归责于被告人,但以当时侦查水平或客观情形在侦查机关审慎侦查的情况下,依然无法收集、调取,时过境迁之后才出现的新证据,可以重新起诉。

目前司法改革中对撤回起诉制度有所提及,从某种层面也印证了本文中笔者关于撤回起诉制度的思考。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中第九条有规定:完善撤回起诉制度,规范撤回起诉的条件和程序。如今三年已经过去,但关于撤回起诉制度的完善没有任何进展,似乎更值得法律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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