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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关于过往生活的记忆，故事发生的场景主要在日本。书中讲述了作者在东京留学期间点滴生活片段，从一个对异域文化的旁观者到一个融于异国社会生活的亲历者，心境与观念所发生之变化。在这本回忆性质的随笔集中，他用一种观察者与体验者交织的视角观察日本社会和国民生活，小到对日本友人的言谈、处事的描绘，大到对日本的政界更迭、社会事件的评议，虽平淡、细微，却是日本现实生活的真实呈现。

他乡生活与故乡情境的重叠、个体人生际遇与天下国家的交错、理性与情感的紧张…..这一切都以某种圆融无碍的方式嵌入于作者在日本多年亲历的修学生涯之中。书中大多写的只是一些普通人，以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故事，在其平淡可亲的笔调之下，日本社会生活的本质特质已然得到全景式的展现。作者对于这段记忆的重新书写，带有鲜明的个人化色彩，这种对文化的自我叙述方式也即重新书写从个体到群体的生命状态；它既是漂泊在外的游子心中共同的“乡愁”，亦能勾起人们对内心深处的“故乡”与“家园”的寻觅与呼唤。

迷失东京

一

美国导演索菲亚·科波拉二〇〇三年制作了一部颇有名气的电影《迷失东京》，叙述了两位彼此陌生的美国男女在东京偶然邂逅的故事。

有人说，这是一部“有诗意而具深度的独立电影”。这是影评的套话吧。不过，影片中平淡而唯美的叙事、异国他乡中的旅人的落寞、人生情感的复杂，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编织出让人感动的故事，并非难事。影片中传统的因而富有田园诗意的情感故事，发生在高度现代化的大都市，发生在全然由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当中，如何不会让人感到迷失呢？

不过，东京的生活还有完全另外的一面：作为物理性的生活空间，东京给人们提供了最大意义上的保障——保障旅人在物理上无法迷失。它与现代人自身在情感乃至理智上的迷失，正好相对。我很早就注意到，正是在这个物理空间上，东京对陌生的旅人极为友善。

对于任何初到异国他乡的人来说，找路可能是首先面临的生活障碍。不知从何时起，东京的市政人员似乎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在各个街区都树立了详细的“某某丁目（街区）示意图”的标示牌，标示牌上有详细的街道以及建筑物的名称。只要掌握了看这个图的基本原则，行人就很容易找到目标。

有过几次成功的找路经验后，东京的陌生感就顿时消失了。

留学期间，我曾经有过两次错过“终电”——即末班电车——的经历。东京电车的“终电”通常在午夜，错过了这班电车，就只能另寻归家的方法了。由于不愿意支付昂贵的出租车费用，更因自己对找路的本事颇有自负，在两次经历中我都选择了步行。一次是从池袋站、一次从品川站走回我位于文京区的居所。前者花了一个多小时，后者则花了两个小时以上。

徒步归家的过程是愉快的。除了上面提及的随处可见的街区路线标示牌之外，东京夜晚的明亮是另外一个主要的友善因素。

有一次与几位友人谈天，在谈到回国后最会怀念东京的哪一方面时，我不假思索地立刻答道：街灯。

其他几位友人的回答不一，比如，有的说是“生鱼片”，有的说是“洗手间”——前者容易理解，因为生鱼片是日本独特的食物；而后者，则源于日本洗手间特有的洁净感吧。日本文化论中有“厕所文化”一说，大意是指日本的洗手间通常极其卫生清洁。这也与我自己的生活经验相符。

我提到“街灯”，其实还不准确；确切地说，是指东京夜晚的明亮。那种明亮，虽然街灯的贡献居功至伟，但沿街而设的“自动贩卖机”的灯光、各种二十四小时营业的便利店的店牌以及店内的灯光、街区标示牌的灯光、各种建筑物尤其是民宅走廊与过道的照明灯光，这一切都共同点亮了东京的夜晚。

后来在统计资料中读到，日本人均消费的电量，相当于发展中国家平均的四十倍。这个数字虽然不知道准确与否，但东京夜色的明朗与其巨大的电力消费有关，则毫无疑问。

东京街道照明灯使用的色泽，构成了人们对明亮的视觉感受。由于照明普遍使用的是发泛白色、而非泛黄色的荧光灯，东京夜色是一种让人感觉清澈见底的亮。同时，空气的洁净与天空深不见底的蓝，加重了这种感觉。除了个别的店铺、个别的区域外，日本的商铺很少使用霓虹灯或颜色艳丽浓重的招牌照明光，这愈发衬托了夜色的纯净与明亮。

东京夜晚的这种白光，纯净得几乎一丝不染，一定会加重异乡人独有的落寞情怀吧。

初到东京不久，我就感受到了东京夜晚的独特氛围。那时候，我的脑海竟每每浮现出童年的情境。儿时，我生活在位于东北平原东部的一个小乡村，周围旷野无垠。每逢十五月圆前后，尤其是秋冬季节，碧海青天，光华沁人心脾。如果恰逢冬季雪夜，整个乡村仿佛被涂抹了一样，清澄无际。

回想起这样的情形，我发现东京的夜晚竟是如此友好。东京的夜色唤醒了自己童年的记忆，竟让人流泪。

东京的友好，还体现在它对陌生人细致的关心上。

偶尔找不准方向时，我会选择问路。这时，东京的行人通常会停下脚步，细致地告诉你走法，如果他碰巧知道的话。当然，最保险的方法就是去附近的“交番”亦即警察岗亭去询问。警察通常会拿出一个极为详尽的地图，告诉你最方便的路线。

二〇〇八年夏天，我去位于三田的庆应义塾大学拜访一位老师。我走出地铁口后，走到旁边的街区示意图上寻找具体的走法。不过由于着急，竟然一时无法辨别方向。于是我又返回地铁口，向坐在那里的一位地铁工作人员求助。

说明来意之后，只见那位人员从下面的抽屉中迅速拿出一张地图，大小约是B五型纸的一半。由于我们是正对面，他将地图的正方向朝向我，并取出一支红色的笔，边画边说：“你现在是在这里，从这个口出去之后呢，沿着这条街大约走十分钟，就能走到大学的侧门……”我拿着地图，很快就找到了目的地。

其实，不仅东京的许多车站都备有类似的地图，学校的门岗、银行的窗口等都备有周边的地图，用起来非常方便。

二

在东京，不仅旅行者不容易迷失，物品也不容易迷失。

东京生活期间，我遗失过两次地铁月票。发现月票丢失后，自然着急，也努力回忆可能遗失的地点。第一次遗忘在本乡校园的书店里，所以翌日我到位于书店二楼的事务室，告诉他们我的来意。工作人员听后，立刻从桌子上的盒子中拿出月票，上面还粘贴有蓝色的纸条，记载着月票被发现时的情况。失而复得，自是非常喜悦。

与这一次相比，另外一次则无论如何回忆不起来丢落在何处，于是在返回宿舍——位于新宿区的“东京学生会馆”——的路上，在地铁站的事务室做了登记。

回到宿舍，在我例行检查信箱时，发现月票赫然躺在里面。我马上到宿舍事务室询问情况。管理人员告诉我，是捡到的人送过来的。因车票上有乘车区间的站名，还有我的名字，捡到月票的人就判断我是住在学生宿舍中。我满心欢喜。

与友人闲谈时，经常会听他们说起类似失而复得的故事。有过两次经历后，这个说法自然也就得到了证实。不过，发生在家妻身上的一次经历，证明的则不仅仅是这些。

有一次上学的路上，家妻遗失了钱包，里面有外国人登录证、银行卡、电话卡等证件和卡片，更有新取出来的三万日元现金。由于重要证件遗失，加之里面还有现金，我们非常着急，先后去车站的“失物招领处”和附近的警察局做了登记。因补办相关证件比较麻烦，所以我们就在内心期待着，至少里面的证件能够回来。

大约是在二、三日后的晚上，我们回到家中照例检查信箱时，注意到一张明信片躺在其中。取出来一看，发现寄明信片自“上野警察署”；翻看反面，我们顿时心花怒放：警察通知我们去认领遗失物品。我们终于放下心来，第二天早早就去了警察署。警察确认好我们的身份后，询问了钱包里面的内容，我们一一作答。

听完我们自己的申告，警察当面打开钱包，向我们确认内容——我们发现，所有遗失物品，都原封不动地回来了。

警察告诉我们，钱包是在上野车站附近的路上被捡到的。我们很是感动。警察给我们抄录了捡到人的姓名和地址。回到家后，我们写了一封感谢信。我至今保留着那张卡片：氏名：山崎弘贵；住址：东京都台东区上野4—17—8；电话：03-3841-1595。

后来，我们逢人就讲述这次经历，大家的反应竟然出奇的一致：这种事情完全可能，并纷纷讲述自己或自己听到的类似经历。

“但是，只有在日本这才是可能的。”我们的一位韩国朋友如此论断，令我记忆犹新。

电影《迷失东京》是一种在陌生社会中的情感与人生的迷失，不过，在东京这个特定的空间中，在经历类似的迷失的同时，我还经历着发现与找到——找回童年生活的某种记忆，找到自己脚下的路，找回自己遗失的身外之物……在这个过程中，也找回了作为真正的人的某种情感。

三

回国后，家妻因生性粗枝大叶，先后也遗失过许多东西。每当这时候，家妻就会回忆起当时的经历，并幻想着再次体验失而复得的喜悦。

这时候，我安慰她说：“不能把日本的经验普遍化。”我也会跟她讲述先秦时代中国哲人发明的那个著名的“楚弓楚得”的故事，大家都是自己人，以宽慰其心。当然，这是豁达之语。如若“自己人”能体察原物主的焦急心态，主动返还“自己人”的遗失物品，那将是怎样光明的生活啊……那种结果，将是人们对自己本性

遗失的“找回”。

二〇一〇年九月十五日，我与家妻从西安返回工作旅居的城市。我们首先乘坐的是新建成不久的“郑西高铁”，上午八点出发，赶往郑州。就在那次旅行中，妻子将装有新办的身份证、新购入不久的手机、现金的钱包忘在了前排座椅后面网兜中。经过一番周折后，我们与拾到物品的人取得了联系。为取回身份证——事后得知，身份证当日即被送回了西安——，我反复恳求，甚至用上了“上帝祝福好心人”的说法，但最终还是未能取回。我至今保有当时的短信。

那时，我和妻子又一次回忆起了东京的遗失经历，以及当时的喜悦。在回忆中，我们抚平了郁闷的情绪，内心再次变得豁达起来。我们知道，我们曾经见过的光明，足以支持我们面对各种灰暗的遭遇。

邻人 

一

 东京的学习生活，因为简单而快乐。或许正因如此，一次不愉快的邻里关系经历，让我获得了一扇观察日本社会的独特窗口。

其实，生活在东京，周围的人几乎都可以归为“陌生人”一类，与自己毫无瓜葛。这并非因为自己是来自异域之故，而是都市空间特有的品性。不管怎样，那种迷漫无边的陌生感，加重了我与日本“邻人”交往时的一些感受。

提到邻人，它让人想到温馨的邻里关系，想到友情与互助，但这种邻人正在减少，甚至已然消失。在东京，邻人与陌生人的区别正在消失，邻人正在转变为陌生人。这可能是“麻烦文化”的结果，但又是现代都市生活的必然结果。邻人的消失与“故乡”的消失，完全属于同一个历史过程。那么，人们是否会为此感到寂寞？或许这个变化过程如此长久，人们已然接受了与陌生人的生活方式吧。

我对日本邻人关系的关注，源于两个“团地”的生活经验。“团地”的全称是“公团住宅”，是日本政府为低收入者营建的保障性住宅楼群，通常以较低的价格出租。

我居住过的第一个团地叫“常盘平团地”，位于毗邻东京都东北部的千叶县松户市。据说那里原址本是一片林地。团地始建于一九五五年，一九六二年正式投入使用。当时，该团地因其建设规模与现代化的设计样式被誉为“东洋第一”。不过，在此后日本波涛汹涌的现代化浪潮中，越来越新式的楼房与团地拔地而起，常盘平团地渐渐衰老下去。二〇〇六年初我入住时，团地空房率已经非常高。

由于新式团地持续投入使用，对于许多“昭和团地的发烧友”而言，该团地竟变成了他们心目中的“圣地”。为此，该团地所在的松户市，还在其市立博物馆中特设了团地展馆，集中展示了一九六〇年代日本最新式家庭的房间结构与日用家具。

可以说，日本国民对传统的重视，体现在方方面面。重视传统，也就是珍视自己的生活，这倒不难理解。没有了传统，没有了文化，人们将孤独地面对世界，生活将变得怎样枯燥与落寞？

我对这个团地的关注，来源于我所居住单元的奇妙的邻里关系。那是东京生活过程中唯一一次不愉快的体验。

二

入居的第一天晚上深夜，忽然听到“咚咚”的砸墙声音。声音低沉，应该是重铁器所为。我惊诧不已，无法判断声音来自何处：是来自楼下还是楼上？

奇怪的事情接踵而至。我很快就注意到，每天总会有人上楼时用力蹬踏楼梯，发出“咚咚”的声音；紧接着传来的是这个人进门后，用力带门的“咣当”声——噪音巨大，甚至可以感到房间的震动。随后，那个人开窗时故意制造的“咣当”声响起，通常有两次。当这些噪声依次出现之后，一位老太太的怒骂声随之传来。

逐渐地，我将这些噪音一一区分了开来，虽然不解其中的因果关联。更让人疑惑不解的是，其他邻人为何安之若素，对此等闲视之？由于不堪其扰，我立刻行动起来：找来纸笔，写下每日的噪音现象，并希望大家发挥邻里友爱关系，和睦共处。但这样的努力于事无补，噪音依旧三天两头地出现。

某日，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是一位约六旬的老太太，头发灰白。与她的头发色调形成强烈对照的是，她的目光显示出异常的明亮，甚至有些尖锐，不时地流露出一丝警惕的神色。

还在我观察她的神态之时，老太太开口就说：“你是李桑吧，刚搬进来的吧。下面的纸是你贴的吧。”

我不明其来意，只是点头道：“正是……”

她的这些判断其实仅仅是搭话而已：一楼入口处的信箱标有我的名字和房间号码，而我贴的纸张上也写有我的房间号码。

我猜到她是当事者之一，便问道：“每天夜里会有噪音出现，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太太开始给我讲述其中的原委。她居住在三楼，位于我所居单元正对的楼上房间相反的一侧；制造噪音的是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居住在她的隔壁。我没有进一步问，到底是谁先制造的这种如此紧张的邻里关系。但从其说法与神态看来，责任毫无疑问在那个男子。这也与我数日来的判断一致。

我们互相留下了电话，希望一起解决这个问题。

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问题解决无望，就去团地管理事务所反映情况。管理人员显然知道这个单元的问题，但他们告诉我说，他们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一位管理员最后提醒我道：“如果您对自己的安全感到担忧，可以去找警察商量。”

这种回答让我有些生气。不过，我也知道，他们似乎也仅能如此。

我没有去找警察。一则，老太太告诉我，她已经去过多次附近的警察局；二则，警察刚刚来过不久。

有一天凌晨两点左右，我隐约地听到警察的训斥声与警告声：“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就将你带到警察局。”不过，那名男子的辩解声也不绝于耳。通常，警察来过之后，会安静几天。但过不了多久，噪音又会恢复常态。

当这种噪音成为常态时，自己也似乎多少习惯了。同一单元的其他住户，或许更早就习惯了吧。但这种奇妙的邻里关系，还是让我感到深深的震惊。

日本文化与社会的批评者，有时会用“阴湿”这个词汇来刻画一部分人阴暗、反常的心理。这个每天深夜折磨邻里的男子，是否就是这个日语所精确刻画的对象？另一方面，作为正面的价值，日本文化论者还强调日本人具有“我慢”、亦即“忍耐”的品性。然而，同一单元的众多邻里对于噪音的容忍、对于那名男子扰民行为的熟视无睹，已表明了这种“我慢”的反面效果——即对恶行的纵容。

也就是在这一年，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个让人叹为观止的新闻：居住在某团地的一位家庭妇女，由于长期忍受邻居一位老太太——后来被媒体戏称为“日本第一吵闹的老太婆”——的吵闹，换上了“郁病”，也就是精神忧郁症。那位老太太最终被告上法庭，并获得了有罪判决。

忧郁症是日本常见的一种精神疾患。我的一位来自香港的朋友患有此症，因而对其有所了解。身染这种病症的人，精神容易变得焦躁不安、沮丧，尤其是在阴雨天。该症状似乎源于长期的压抑，治疗颇为不易，许多患者最终选择了轻生。我想，不幸染上此疾患的人，多半源于平日过度的“我慢”吧。

这种特殊的人群关系，也让我想起了日本社会频繁发生的“集团欺侮事件”。这一现象通常发生在从小学到高中的学生中间；被欺侮者通常被切断了与他人的联系，陷入精神上的极端孤立状态。由于许多不堪忍受欺侮的学生选择了自杀，这一现象已成为日本社会日益深重的病疴。每次发生令人遗憾的自杀事件时，媒体都会大肆报道一番。数年前，日本文部科学省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旨在防止这类事件发生。从现状来看，效果似乎并不明显。

日本文化论者对这类集团现象早有精辟的分析。而我亲身经历过的这种邻里关系，则从多个角度验证了他们的说法。

这一年的生活，影响了自己长久以来已经养成的平静心情。我发现自己无力解决这个问题。第二年春天，我搬迁到了另外一个团地。

搬家的那一天，就在我搬运行李时，那名男子与老太太发生了冲突；老太太倒在了地上。见到此情形，我与搬家公司的人员一起上前喊到：“不准动手。”可能是老太太随后报了警，警察不久就到了。但那名男子早已飞快地离开了。

傍晚时分，警察打来电话。确认完我的身份后，警察说：“由于发生了动手打人的事件，我们准备立案处理。您能否描绘一下当时的情形？”我将自己所见到的情形描绘了一遍。打电话的警官进一步确认道：“是不是那名男子先动手的？”这可能是立案所必要的证据吧。然而遗憾的是，我当时正忙于搬家，未见到双方争吵的具体过程，无法提供这个关键的目击证言。

我据实以告，然后反问道：“你们知道那个单元的情况吧？一个青年男子与一位老太太发生冲突，谁先动手，这应该是不言自明的吧？”想到此前受到影响的心情，郁愤之情油然而生，我不觉提高了声调。

警察听出了我的语气，说道：“明白了，不好意思打扰您了。如果需要请您协作，我们可能还要麻烦您，不知道可不可以？”

我回答说：“没问题。”不过，警察后来并未找过我。

我一直在想，那个单元的噪音问题其实并非难以解决。然而奇怪的是，人们为何就任由那种状况无休无止、日复一日地持续下去？

不过，我也注意到了另外一面。除了这个发生在我身边的特异状况外，整个团地显得异常安静，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有时会听到远处传来人们的说话声，但仔细听来，多半是居住在这个团地的华人在交谈。此外，由于出门与回家的时间与别人不同，我甚至看不到这个团地中的其他人。这是一个完全由陌生人组成的社会。

这种印象由于我在新团地的生活，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在接下来一年的团地生活中，我几乎没有碰到过邻人，没有听到过邻人的说话声，更没有受到任何人为噪音的烦扰。我生活在一个阒寂无声的世界。那是一个我已然熟悉并习惯了的世界。

我有时候会想，自己当时习惯那样寂静的生活，那样与邻人毫无瓜葛的生活，是否与自己客居他乡的情境有某种关系？或者，更是当时我置身其中的社会使然？比如说，我积极适应那样的社会，进而将其规则内化为自己的行为规范？

他乡与家乡的区分，已然消失了。

三

邻人转换为陌生人，人们的社会关系变得稀疏而冷漠。

在电视的纪录片中我得知，我此前居住的那个团地因“孤独死”事件在日本闻名遐迩。所谓的“孤独死”，是指无人照顾的老人、尤其是有疾患在身的老人在自己房间中孤独死亡的现象。死亡原因，或者由于无法及时服用药品，或者无力制作食物。老人死亡时，通常无人知晓。直到数日后，房间散发出腐烂的气味时，才会被发现——通常由警察打开房门，抬出尸体。

有一次，我与几位中国留学生在食堂用餐，其中有一位专攻俄罗斯文学研究的女留学生。期间我发现她神色不对，就询问缘由。她研究的主题是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感伤主义，思绪可能深浸其中，平日就显得有些多愁善感。

似乎觉得可能有失礼之处，她踌躇许久才开口说，她的一位邻居突然死了——孤独死。她的描述反映了所有孤独死共有的特征。说完后，她不停地道歉，说不该在吃饭时提起这些，但她感到害怕，不知如何是好……

我和其他几位朋友急忙安慰她说：“这在日本不是很常见的吗？”

其实，真正令人不解的是，在孤独死事件中，死亡的老人并非都是鳏寡孤独。在电视报道中，故去的老人的儿女通常会流下悔恨的泪水。

与传统的邻里关系的消失并行的是，亲情也正在变得淡漠。

不过，我同时也得知，市民层面的另外一种互助关系正在形成。为了防止悲剧发生，团地居民自发组织了行动团体，对重点需要照顾的群体——尤其是独居老人——给予帮助。大家群策群力，想出了许多办法。

据报道，简易可行的方法就是观察设置于一楼楼道口处的信箱。如果发现某位老人的信箱塞满了邮递信函或商业广告，那么居民团体就会考虑到是否发生了不测事件。

另外一种广为实践的方法是，定期给有疾病的独居老人送药品或饮品，或者定期协助他们打扫卫生；在进行这些活动时，独居老人的情况就得到了及时的把握。比如，每天清晨给独居老人送一小瓶牛奶——牛奶是免费的，但要求老人饮用后将空瓶放置在门外，以便回收。翌日，牛奶配送人员若发现前日的牛奶没有饮用，或者饮用后的空瓶未放置在门外，那么就会敲门询问情况，以确认是否有意外发生。

这些市民自发的努力，可以有效地防止孤独死事件发生。不过，日本社会似乎无法继续追问的是，民众仅仅满足于消极地防止这种悲剧发生吗？已然富足的社会，尤其是以提供优良公共服务为主旨的服务型政府，除了在提高养老金、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上下功夫外，是否有更积极的措施？

我想到了传统邻里关系中蕴含的可能。这或许是所有人共有的乡愁，因为那种邻里关系可能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在经济社会高度成熟的日本，人们只能生活在周围尽是陌生人的世界中。

当然，日本型的陌生人关系，由于有了比较发达的市民自助组织，正在获得独自的形态，为日本庶民的生活开启了新的可能。这或许是令人感到安慰的一面吧。

本书摘自《东京留学记忆》，李永晶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