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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津安二郎,我作为日本兵在中国战场的日子

(2016-12-14 10: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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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小津安二郎,日本电影史上的一座丰碑,所有日本电影迷们的必修课。1923年,小津进入松竹公司的蒲田电影制片厂当摄影助手,1926年任副导演。从1927年的《忏悔之刀》到1963年的《秋刀鱼之味》,小津安二郎一共导演了54部作品。


他的《东京物语》在八十年代后被盛誉为世界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小津专爱家庭主题,尤其是两代人之间的关系。一如他自己所言,“我想通过表现父母与孩子的成长,来描绘日本家族制度是如何崩坏的。” 


作为导演,小津安二郎非常成功,但不为人所熟知的是他曾经在二战期间应征入伍,被派往中国战场,最后在新加坡沦为战俘,半年后被遣送回国。


今天是南京大屠杀公祭日,昨天也恰巧是这位导演故去的日子。新民君今天为各位摘选的文章来自小津安二郎自传《豆腐匠的哲学》。


在这本书里,小津描绘了他作为日本兵在中国战场的见闻,日本士兵是如何在战地里看电影的,中国士兵扔手榴弹的技术又是如何高超,以及他认为的日本兵的“仁慈”。


成为一名日本士兵的小津安二郎,所属的部队正是臭名昭著的南京大屠杀刽子手和日军毒气部队,他也参与过台儿庄战役、南昌战役、长沙会战在内的各种战斗。因为表现突出,小津晋升为军曹。


这些都是小津安二郎的另一面,是他做为个体卷入历史中的一面。亲身参与过战争残酷的小津,以后却拍摄了无数关于平民、平凡家庭的电影。这里面的反差,一时间让人无言以对。


战争总是让人得以窥尽人性的复杂和异化。


作者: [日] 小津安二郎 
出版社: 雅众文化/新星出版社
译者: 吴菲 
出版年: 2016-10



在战地思考战争电影


既然已经来到战场,当然不会期许生还……体验了战争后,我第一次有自信拍出鲜活的战争电影。此前,一直通过导演的话筒描绘未知世界。从现实的战争来看,那段经历简直是敷衍了事、不值一提。实际参加战争之后,我得到了非常珍贵的体验。我想,如果能迎来生还的黎明,我愿以此体验为基础,创作写实的电影。


晴朗秋日的战线上


待了一年多,战地也没了刺激。若能生还,我很想创作战争电影。我在南京看了《五个侦察兵》、《萤之光》等影片。与在东京看的时候不同,掏钱买票做看客,心情相当轻松。看电影的士兵们在放映过程中大声议论、喝倒彩。真是愉快。对《五个侦察兵》有各种批评,比如侦察长率先归来很没劲,至少应当让他第三个回来,比如说整部影片演戏太做作等,但作为顺应国策的日本战争片,我认为这部电影也是成功的。不过,有许多烟可抽这一情节不够真实。战场上有时连火柴都没有。我想,在电影中加点把镜片置于硝烟上引火点烟的情节应该不错。


包括用饭盒吃饭、上子弹的动作等细节都非常不错。以小杉君为首的各位的确做得很成功。


在战地给士兵们看的电影,无关情节也无关导演,只需有漂亮女人出场就皆大欢喜。在南京我见到了佐野周二。山中贞雄君的事实在令人惋惜。我在《朝日新闻》上看到消息,非常震惊。


他好像吃了很多苦,曾写道:烟草没了就把野草当烟草,其中艾蒿最好抽。


我所在的部队正在休整中,每天钓钓鱼,吃点儿芋头,休闲度日。多亏如此,我现在恢复了元气,十分健康。


怀念跳蚤


攻打南昌是在春天。


战事始于修水河渡河战,而后是夜以继日的追击。


所到之处恰逢油菜花盛开,菜花里拂晓,菜花里日暮。


天一拂晓,望着太阳下鲜黄一片,眯起睡眠不足的眼睛,那是“菜花映在尚且活着的眼中的炫目光彩”。太阳落山,夜空下成片的黄色淡去,化作苍白,久久残留在眼底。


身上的衣服一直就这么穿着,沾满灰尘、汗渍和泥垢。装备紧勒着肩膀,25.5厘米的脚底几乎全是水泡。


想喝水,想喝自来水。如果就这么中弹而死,纳骨于白木盒中,回到东京的话,务必先在我的头上浇上自来水。


趴在田埂上,喝了田里的水。水里倒映着春日的天空,蝌蚪正在游泳。


盯着脚尖,只管默默地继续行走。


还没走多远,又是水。


无意间仰起脸,只见成片的菜花、湛蓝的天空、蜿蜒行进于其间的部队。这是一片美丽的风景,然而风景中的每一个人,都咬紧牙关,忍耐着所有困苦,忍耐着物资的匮乏。这美丽人流中,也有我。


这时,我感到背上有一只跳蚤。趁着现在,赶紧饱餐吧!这人将中弹而死,身体渐渐变冷。跳蚤一定是这么嘀咕的吧。如果这样,它大概会毫无留恋地离开我的身体,跳到别的士兵那里去吧。


忽然,我对这只跳蚤产生了一阵无以名状的依恋。这只跳蚤必定是在某处亲历了战友的阵亡后来到这里。我想,竭尽全力,奋力挣扎,我也要把它带到南昌去。


自战场归来两年,在茅崎海边的旅馆里,我正为下一部电影的剧本极尽艰涩的思索。


半夜里,被跳蚤烦扰,我在蚊帐中一边悄悄点燃火柴,四处寻找,一边频频怀念起那时的美丽风景和令我深感依恋的跳蚤。


体验战争


嘿,终于平安归来。遗憾的是失去了许多战友。另外,我向来自诩身体壮实不生病,哪想就在回来前不久,在九江感染了疟疾。不过终于痊愈了,只是瘦了大约十五斤,真令人羞愧。


然而日本依然没变。在战地明明听说内地霓虹灯也没了,但在某个地方,大家还在为“有霓虹灯啊,有霓虹灯啊”兴奋一时。单这一点就让我觉得自己也未曾改变。电影只看了不多的几部,报纸、杂志,尤其是杂志在南京大都能买到,所以有一些了解。


电影只看了成濑君的《三兄弟》和田坂君的《五个侦察兵》。《五个侦察兵》因我大力推荐,长官甚至带领全体人员去观看。此外没怎么考虑电影的事。因为单说行军的路程,从上海到大场镇,从苏州河的战役到镇江、滁县、定远,在定远担任警备之后参加徐州战役,又转战宿县、蚌埠、南京、安庆、大别山,经过信阳、汉口转而向北,又从玉城转至南昌,这一路全程约有一千五六百里吧,竟然也走过来了。所幸不曾掉队,最后攻打南昌的时候,因脚踝肿胀请了假。


初次体验敌人的子弹是在滁县,说来汗颜,我吓得直哆嗦。不过后来渐渐习惯了。一开始不知怎么总爱喝酒,想来大概也因为在那种状况下的精神作用吧。到后来我就无动于衷了。砍人的时候也和古装剧里一模一样,砍下去之后,暂时会一动不动,然后才终于倒下。戏里做得真是巧妙!我也从容到可以去注意这样的事了。


中国士兵扔手榴弹技术高超,这点我深有感触。决不能让他们靠近一步。他们“哇”的大喊一声,然后拼命地扔过来。一开始,我们伤亡惨重。但我们也想了办法,用声音引诱他们扔完手榴弹后再冲出去,让中国士兵们不知所措。令人感动的故事有很多。南昌战役的时候,饭田队长奋勇作战的身姿让我吃惊。他身负重伤,却仍然让部下抬着指挥作战,第二天就因为出血量过多而倒下了。还有一件是,在某座桥上,追击溃散的中国士兵,有一个老兵来不及逃,干脆跪坐在地俯首认命。队长虽然用枪指着他,但是并没有开枪,只是让他“赶紧逃,赶紧逃”,这让我看到了他仁慈的一面。


战争期间最烦扰我的是我的大个头。军服是特大号的,在战地却没得替换。又没有缝纫师傅,只能四处寻找。就因为这个,前年直到除夕我仍身着夏服。

那么,在战争中有过怎样的体验,又如何提炼利用?虽然还有很杂乱的笔记,但其中一半都没能带回,所以言之尚早。出发前只留下《父亲在世时》的剧本,这个也还不能拍。幸好厂长也说“先慢慢静养吧。”我想先认真思考,再重新出发。


为何不拍战争电影


作为归来后的第一部作品,我之所以没有拍摄战争电影,是因为目前各方面条件与我所设想的战争电影相比,还未能令人满意。但我有拍战争电影的想法。我想,即便是火野苇平,创作出真正的战争题材作品也应该是在战争之后吧。接下来我打算尝试拍摄像《独生子》那样的作品。


《夫君去南京》是与池田忠雄君共同执笔的作品。


一群有闲阶级的妇人,把丈夫撂在一边,四处游玩。她们外出旅行的时候,接到电报,得知其中一人的丈夫将应征入伍。妇人大惊失色,担心丈夫这时候的反应,哪想回家一看,丈夫好像什么事都不曾发生似的,正在家里呼呼大睡。有闲妇人这才体会到,男人是靠得住的。


就是这样的情节。电影中完全不会出现南京。内容算是喜剧。但这是我第三次拍有声片,估计会遇到许多困难。这次的电影台词非常多,约有《独生子》三倍。


回来之后,看了许多外国电影,我觉得美国电影里几乎已经没有可以吸收的东西了。一定要说值得学习的地方的话,应该是技术方面的吧,像是摄影技术。最近看的电影是美国的《天使之翼》,还有法国的《没有铁窗的监狱》。我对《天使之翼》的剧本作者朱尔斯·福瑟曼深感佩服。伏线的设计、高潮的描写等,真是巧妙到无懈可击,就像齿轮吻合那般准确无误。但也正因如此,给人以强烈的陈旧感。


《没有铁窗的监狱》在我看来虽有不满意之处,但也是一部优秀的影片。美国电影总是以消耗巨额资金的大制作居多,从这一点来看,或许因为我也是拍电影的人,总觉得很不值得。


我的作品相对来说以原创剧本居多,也包括一小部分翻译作品。不曾改编小说或戏曲,并非因为我不喜欢将小说或戏曲改编成电影,而是因为没有我想改编的作品。即使有,大多数情况下我更倾向于认为:与其将之改编为电影,不如作为小说或戏曲原样保留。所以,如果有真正适合改编的作品,我也希望今后能将之拍成电影。


这次的剧本如刚才所说,是我与池田忠雄共同执笔的。我认为与其独自撰写剧本,不如与人一起写更好。独自写的时候,我有时会为某个场面中某人的台词该怎么样感到犹豫不决,而两人一起时,即便遇到这种情况,也能马上定夺。


酒与战败


战争结束时,我在新加坡的军队报道部。因为在当地从事着军队方面的工作,所以数天前就已听到战争即将结束的传言。从宿舍向外看去,平时实行严格的灯火管制的市区已经亮起了零星的灯火。心里正想着“还真是如此”的时候,不觉间迎来了八月十五日。所以,当时的变化就好像一个漫长的重叠镜头,我并未感觉到太大的冲击。


记忆中的印象是,败色渐浓的时候,以军人为首的那些大人物们都慷慨激昂地声称若是战败的话就要切腹。我可不愿意切腹,但只有我活下来也不成。没办法,我只好弄了些德国产的安眠药佛罗那,心想着到时候把药掺在酒里喝下,舒舒服服地在泥醉中死去。这才像我的风格,倒也不坏。然而一战败,那些叫嚣着要切腹的军人们投降的样子实在叫人眼前一亮。他们处之淡然,轻松干脆地就认了输。对此,我的观感是:日本人必定有着战败的传统。说是说历史上从未打过败仗,但我想在我们的血液中,一定流淌着打败仗的经验吧。


雁来红记——于至道院周年忌


山中贞雄的入伍通知书送来的那天,是个炎热的日子。我清楚记得,是昭和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我突然感到战争已迫近身边。


翌日午后,山中和泷泽英辅、岸松雄来到位于高轮的我家。我和池田忠雄、柳井隆雄正商量剧本,于是把桌上的稿纸推到一旁,开了啤酒举杯庆贺。


聊了一会儿上海的战况,又说起去打仗时需要什么随身物品。山中将之一一记下:记事本、小刀、薄荷膏、剃刀、肠胃药。


“阿津,种的花不错啊。”一回神,山中正望着庭院。庭院里,秋日将近的阳光下,雁来红开得正艳,那般静谧,令人无法想象此刻在上海有激烈的战争。只言片语中,寄托着山中的此刻感慨。


山中不久就离开了。听说那天在东宝制片厂有山中的壮行会。


之后第十五天,我也收到了入伍通知书。


第二年秋天。


中国各地也开着雁来红。桐城、固始、光州、信阳,在毁坏的民房的阴凉处,在道路旁,每当看见雁来红,我就想起那天的山中和高轮的庭院。之后不久,我便得知山中阵亡的消息。


秋深以后,从东京寄来的信中都提及了雁来红。


前几日拜访了你家,见到你的母亲。老人家精神充沛得令人惊叹。庭院里有一株鸡头,在阳光逆照下,鲜红刺眼。下方的叶子耷拉着,褪了颜色,令人不禁惆怅。你母亲和我自然而然地说起了山中的事。


内田吐梦


拍摄《孩子的四季》的所到之处,尽开着美丽的雁来红。虽然觉得“真美啊,真美啊”,却终究无意把镜头对着它。等你回来以后,在山中的坟墓周围为他种满雁来红吧。


清水宏


第三年秋天。


我从战场回来,去往京都。在京都,每天都有几队本地部队归来。


如果山中还活着,昨天或今天就该能见面了。我这么想着,在鸣濑喝了酒,点了土锅焙虾和鸡爪,据说是山中喜欢的菜,还要了一小壶酒和小酒盅。同伴是大久保忠素和井上金太郎。说起来,第一次将山中介绍给我的也是他俩。山中的种种,不可思议地与军队有缘。


昭和八年秋天,拍完《心血来潮》后不久,我为了参加后备役的勤务演习,加入了津市的步兵第三十三联队,受训约十五天。回来时我顺道去了京都。


到京都那晚恰逢仲秋月明,我在鸭川河原附近新三浦的餐馆包间里,与两位共酌。月亮在东山顶上。山南海北的闲聊后,井上金太郎说:“要不跟山中贞雄见一面?”那时山中正忙于写剧本——记得好像是《鼠小僧吉次郎》。我回答说:“只要山中君方便的话。”


山中当时在日活电影公司,拍摄了《盘狱的一生》,已是令人啧啧称赞的才俊。


次日傍晚,山中来到下加茂。他穿了件碎白花纹的藏青色夹衣,腰上缠着布腰带,脚上是薄底木屐。看样子正患感冒,脖颈上围着汗巾,胡子也未刮。


秋山耕作介绍道:“这是山中。”跟那部电影给人留下啧啧赞叹的感觉大不一样,他不修边幅的模样令我吃惊。


那天夜里,我们从蛸药师堂去了祇园,喝酒,谈电影,直至天亮。山中话很少,拿着酒杯,时常甘做听众。在八坂神社前道别后,山中趿着木屐,穿过拂晓的街区飘然归去。他在百忙之中,抱病伴我们悠然熬过通宵,待人十分随和。面对他的背影,我实实在在地感到一种令我心生好感的执着。


自那以后,已过七年。我对鸣濑这个地方也有深深的回忆。那是昭和九年晚春的事。


我父亲去世,我与母亲送骨灰去高野山回来,游览宇治、黄檗山。那日日暮时分,我就将母亲独自留在柊屋旅馆,与大家在鸣濑相聚。


山中当然也在。我们聊得兴起,直到天明。


离天亮前的两小时左右,山中枕着坐垫朦胧睡着了。这时突然坐起来打开纸拉门。外面是五月的浅蓝天空。


“没法子,真是好天气啊!”他说着把剧本塞在腰间,脸也没洗就喜滋滋地赶往《足轻出世谭》的外景地去了。


两天前的傍晚,我还在寂静的高野山,从奥院纳骨堂的小门,将父亲的骨灰一块块放进去。那无常的感慨此刻已消失无踪。


那时在这里舍弃的无常感,而今又在这里重新拾起。三村伸太郎突然走进来。一直没有机会与山中亲近的人相见,这是初次见面。


翌日,我在吉田本町的山中兄长家里,叩拜了安置于此的山中的遗骨。自去年一月十二日在江苏省句容见面以来,再见竟是这般物是人非。


回到东京后不久,我接受了为山中的墓碑书写戒名的委托。按年龄来说的话,应该是由山中为我写才对。然而却是我铺开纸张,研墨而书:


至道院殉山贞雄居士


庭院里,今年的雁来红开得正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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