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2月8日，尼克拉斯· 卢曼出生于德国吕讷堡。这位啤酒厂主的儿子并没有子承父业，因为母亲的瑞士血统，卢曼一家得以在那个动荡的年月远离麻烦。1944年，年仅17岁的尼克拉斯·卢曼不得已从军服役，一年后被盟军所俘，这段战虏的经历使他决心后来花了三年时间在弗赖堡致力于法律的研究。

1966年，接近不惑之年的卢曼开始了自己的社会学家生涯。尼克拉斯·卢曼是当代最重要的学术领袖之一和社会学系统科学的代表人物，他的贡献已经超出社会学范围，为其他学科开创了新的视角。

毫无夸张的说，卢曼用他复杂晦涩的专业词汇，改变了世界。

今天，新民君为各位带来一篇纪念性文章，让我们一起重温这位社会学家给世界带来的激荡。

 1、引言 

尼克拉斯·卢曼于1998年11月6日与世长辞，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他是当代最重要的学术领袖之一和社会学系统科学的代表人物。的确，他的影响已经远远地扩展到社会学领域之外。 

对于他做出的众多重要发现、突破性进展和学术挑战而言，我们欠下尼克拉斯·卢曼一笔巨大的债务。他一次再次地为社会学、系统科学和诸多其他学科开创了惊世的见解与崭新的视角。

他是当代极少数几个确实改变了范式的社会学家之一：从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al-functionalism)到功能-结构的(functional-structural)和问题-功能主义(problem-functionalist)的理论，从行动社会到沟通和语义学（semantics）社会，从社会“机器”到自我再生(autopoiesis)。其中一些变化也许看上去仅只是在玩文字游戏，然而这种术语的转换却已经改变了世界。 

他是一位对细微差异的敏锐观察者。不足为怪，他接受了马图拉纳和瓦芮拉关于生命组织的理论，其中观察者的概念扮演一种关键性角色。结合自己在法律科学方面所接受的精确、复杂的推理训练，他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并将其移植进社会学，不久便成为他自己的纪念碑式理论建构的基石。 （马图拉纳(Humberto R. Maturana)和瓦芮拉(Francisco J. Varela)为智利生物学家及神经生理学家。 ）　　 

理论是他的热情。但是，除了作为一位伟大的理论家之外，他还是一个伟大的人。无论对他的学生、朋友，还是对他的研究课题，卢曼都极富耐性。许多朋友和同事都曾欣赏和分享了他的幽默感和他颇具感染力的微笑。学术争论和冲突在他那里则是与人际关系区分开来的，这一点在他与哈贝马斯的论战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1987年，为祝贺卢曼六十岁生日而由D.Baecker等人所编辑的纪念文集即以《作为热情的理论》(Theory as Passion) 为标题。 

他毕生的众多工作体现于将其抽象的而又复杂的理论参考框架切实地运用于社会的所有领域，从行政管理的内在运行到全球的生态问题，从政治、经济到艺术、爱情和宗教。

以建立一种普遍社会理论(a universal theory of society)为目标，他在努力应用、检验和进一步发展其理论的过程中，没有疏漏社会的任何一个部分。他所运用的是自己通过卷帙浩繁的阅读积累下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百科全书般的知识。 

尽管卢曼生命的大部分时光是在德国北部平原而不是在海岸边度过的，但是，在吕讷堡、汉诺威、明斯特和比勒菲尔德，地平线(horizon)另一端的大海送来的风，吹拂着蔚蓝而略带灰色的天空。终于，视界(horizons)变成为他理论中的一个关键性概念。似乎它们也是他生命中的一个关键性概念，一次又一次，他迎接新的重重挑战。 

　  2、早期岁月 

尼克拉斯· 卢曼于1927年12月8日出生在德国的吕讷堡，成为一个啤酒厂主的儿子。他的母亲带有瑞士血统，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家庭使得他们远离开政治。1944年，年仅17岁的尼克拉斯·卢曼不得已从军服役。这段经历以及曾短时间内做过战虏的体验，使他决心后来（1946-1949）在弗赖堡致力于法律的研究。他认为这是在他所经历的生活混乱局面中建立秩序并且反抗他所目睹的无法可依状态的一种途径。

这一方面的研究使他通晓了法-理论建构的操作并熟悉了对于可能作出选择的不同结果的分析——一个他后来在社会学中所探讨的主题，正象他后来从他作为学龄前儿童就已培养起的阅读热情中受益和从他对历史的兴趣中受益一样。 

     3、法律与公共行政的践行者 

然而，成为一位著名的社会学教授并没有捷迳可走。战后德国的物资短缺迫使他迅速投入学习并返回到吕讷堡。在那里，成为律师所需的受训者身份向他表明这一职业仅意味着形式上的独立，而实际上则使他依赖于各种制约性因素。

遵循他独特、经常是出人意料的逻辑——后来他继续依照这种逻辑研究功能均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与分化问题，他决定投身公共行政事务。这一工作允许有更多自由去遵从他自己的想法。 

最初在吕讷堡行政法院（1954），然后在汉诺威的州文化和教育部，他从事着公共行政法律事务方面的实际工作，然而，却并没有放弃个人学术上的兴趣。在那时，虽然他的观点已经直接针对着法律和哲学的理论方面，但是尚未能非常清晰地聚焦（1955-1962）。

这一时期中，他完婚成家（1960）并于不久之后就拥有了一个诞生了三个孩子的家庭。可是，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日益清晰地显示：他在学校所学课程以及他的兴趣不适合于一种常规性的行政职业，并且他不愿为追求成功去加入某个党派而放弃自身的独立性。

尽管他喜爱他的工作，但这种工作日渐变成例行。由于意识到他职业发展中的困难，尼克拉斯·卢曼欣然同意利用休假年的机会到哈佛大学去深造一年（1960-1961）。在哈佛，他师从塔尔科特·帕森斯，并为将来的一个出版物收集资料。 

     4、学术生涯的开端 

当他返回德国后不久，使其可以继续从事学术工作而又不放弃作为州政府官员身份的另一个机会向尼克拉斯·卢曼敞开。他设法转到斯派尔（Speyer）公共行政学院的一个研究所（1962-1965）。在那里，他享有工作上的极大独立性并能顺从他自己的学术兴趣。在斯派尔，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正式组织的功能与后果》（1964）。 

卢曼作为社会学家的生涯开始于1966年，当时他已经39岁。在那时期，赫尔蒙特·谢尔斯基(Helmut Schelsky)参与一所新的“改革大学”的创建，其校址最终选在比勒菲尔德。他确定卢曼于1965年到多特蒙德与他一起工作。1966年，尼克拉斯·卢曼通过努力获得了博士学位以及在明斯特大学的教职，在那里卢曼追随赫尔蒙特·谢尔斯基和迪特尔·克莱森(Dieter Claessens)。 

在明斯特，尼克拉斯·卢曼发表了题为“社会学启蒙”(Sociological Enlightenment)的就职演说，提出了一项深受启蒙时代启迪同时满怀远大社会学抱负的社会学研究计划。 

 5、比勒菲尔德的教授 

1968年，尼克拉斯·卢曼在新建的比勒菲尔德改革大学成为第一名得到正式命名的教授。正是在这里，作为社会学系的一员，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贡献给了一种现代社会理论(a theory of modern society)。对于卢曼而言，这种理论首次成为了对社会所作的描述。而他所致力于发展的是这样一种描述，即一种主要受到系统论和控制论启发并在一定程度取源于胡塞尔现象学的没有规范基础的理论。 

这种研究取径的基本原理表现为在提供任何处理方案之前必须作出一种描述和分析。在尼克拉斯·卢曼看来，一种理论的第一要旨就是应该提供一种更完善和更复杂的对世界的理解。审察他理论取径的适用范围并将其在与另一种重大理论的对立中加以扩展的一次重要尝试即是所谓的“哈贝马斯-卢曼之争”（1971年）。

 6、方法学 

在法学领域接受过的训练使尼克拉斯·卢曼发展出了精细而晦涩的见解，即，“理论技术”(techniques of theory)。然而，就其研究项目涉及的经验材料收集、统计处理或人种学方式的参与观察的意义上说，他并没有从事经验工作。

替代性的策略是，与法学的风格一致，他则是从文献研究和个案研究角度进行经验上的工作。或许这样做比起收集原始经验材料来说，更加符合他所研究主题的要求。毕竟，他关注的主题是作为整体的社会，而他的热情是理论。 

　7、帕森斯的学生与复杂性的研究者

在某种意义上，尼克拉斯·卢曼这位哈佛大学帕森斯的学生可以看作是，塔尔科特·帕森斯以及社会学早期经典人物的合格继承者。正是帕森斯及其之后的卢曼，都致力于发展出一种具有普遍包容性的社会学理论——宏大理论(grand theory)！

在另一种意义上，卢曼又不是帕森斯的追随者，尽管他的整个工作是以功能主义为基础的。卢曼非常清醒地洞察了帕森斯研究取迳中的问题，通过将范式策略性地转向问题-功能主义并赋予功能均等概念一种核心理论地位，非常极端地动力化与概括化了原初的结构-功能主义研究取迳。

在某种程度上，这一切都成为了下述方面的“理论-技术的”前提：赋予复杂性(complexity)一种核心地位并使这一高度抽象的概念不仅作为某些人所称的“世界的程式”(world formula)，而且也使它对于社会学分析极富生产性。卢曼的许多工作可以看作是对于在不同状态下和社会不同部分中的复杂性的一种分析。 

然而，复杂性倾向于留存一种空泛的程式。在卢曼的理论框架中，当它与自我再生结合时，则变得更加明确并获得了一种被强化的指导理论的能力。为了达成建构一种一般社会理论(a general theory of society)的目标，卢曼对他的工作进行调整以结合马图拉纳和瓦芮拉关于生命系统所首创的自我再生系统理论(theory of autopoietic system)。

在卢曼的眼中，社会系统由于被看作沟通系统，因此是非生命系统。鉴于此，他的社会理论几乎是既不同于马图拉纳和瓦芮拉的学说，又区别于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结构”、AGIL系统以及变量模式。

这一举动在一定意义上导致了社会学的萎缩：从行动到仅只是沟通，从由沃尔特·巴克利等人描述的诸多突生现实层面构成的色彩斑澜的多级系统到明显地隔离的纯粹沟通层面。根据卢曼，就这一层面而言，其他任何事物包括作为个人和精神系统的人类，都仅只是“环境”。在这种理论结构中，居于核心的范畴不再是行动者，而是观察者。 

     8、观察者 

卢曼坚持做一名观察者。这并不一定出自他反对行动的原因，但肯定是因为他拒绝不成熟的行动。毕竟，观察是第一步。鉴于此，他设置了一个预定的目标：做一个在观察各种情境方面训练有素的法律专家，使它们符合法律框架和规程，并与法学理论所提供的工具进行辩论。

所有这一切，与他对历史的持久兴趣、他对胡塞尔和现象学的研究一道，使卢曼远离了自然科学的风格，即经验测量、资料收集以及作为一种建构理论途径的统计假设检验。 

    9、社会学家

尽管有人指责卢曼“太哲学”，但是，对他的著作尤其是他晚近著作的细心解读却可证明他的确是一位社会学家，当然，常常是一位非常抽象的社会学家。他明确地强调和思考哲学问题。但是，与其他方面相较，他更感兴趣的是事物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后果。从这一点上看，称他为哲学家几乎是不公正的。相反，他所专注的东西是知识社会学，而且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一种哲学社会学。 

    10、结论

尼克拉斯·卢曼将对于作为沟通系统的社会系统的分析贯彻到底。这种意涵对于作为一门当代学科的社会学而言无疑是清晰明瞭的。但是，在一位天才业已提出一种新范式的地方，对于托马斯.S.库恩意义上的“常规科学家”群体来说，尚遗留有许多工作需要做。 

他对“观察”所作的限定显然是抗拒时间之流的。然而，如果我们社会学家和系统科学家中的许多人认为我们在这个潜隐着问题的时代不能承受非干预的奢侈，或者，如果我们为了经济和“市场”所要求的准确形象，在工作中实际上是处于日常压力下去“生产”科研成果和学生，那么我们应该沉思片刻，去问一下像尼克拉斯·卢曼这样的伟大人格是不是有许多诫训要告知我们。复杂性仅能经由复杂性加以处理，变化性要求对新生的意外和问题作出解答。

时间、世俗化以及不同社会亚系统的不同速率是当前生活的至关重要的组成因素。我们世界的稳定结构正分解成为能导致不稳定性的自我再生的过程和事件。但是：反思和学习只有在事件出现之后才发生，对一系列问题的反应仅仅当情境已经再次发生变化时才产生效应。

既便是那些不完全同意卢曼关于社会学不应该试图改善世界的主张的人，也应当非常认真地接受他坚持不懈的细心观察，他基于依赖（而非被决定于）理论的伦理学以及基于包括社会学、政治学在内的科学之间的功能分化所作出的理论建构。 

尼克拉斯·卢曼的逝世使我们负有责任去保存他的遗产并将他为探索社会学系统科学前沿问题时表现出的跨学科追问精神坚持下去。而他的“社会学启蒙”的信条肯定值得我们所有的人遵奉为我们工作的主要取向。 

译注： 
本文作者伯恩德.R.霍恩尤格(Bernd. R. Hornung)系国际社会学协会第51（“社会控制论”）研究委员会主席，德国马尔堡大学教授。原文载《国际社会学协会通讯》，1999年，第78-7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