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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纸币革命

(2014-09-18 16:3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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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纸币革命

 

钱穆先生曾说:“中国在唐代以前可称为古代社会,自宋代起至现在可说是近代社会。”关于宋朝的近代化或现代化,很多历史学家都有所共识,宋代的商业信贷、冶金煤矿、制造工业以及对外贸易均相当发达,商业化和城市化也达到较高的水平,拥有财产权的中产阶级和市民阶层渐成气候。作为一个一千多年前的帝国,宋朝仍然保持着很多古代社会的特点,但也已经发展出一些现代社会的雏形,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宋朝中国之所以被称为中国历史的“颠峰”,恰恰不是其古代性,而是因为其现代性。

 

纸币——或者说钞票,就是宋朝最伟大的创造,从某种意义上,这与火药、印刷术和指南针的发明相比,也毫不逊色。作为造纸和印刷的发源地,纸币诞生于中国也属顺理成章。

 

铁钱

 

古代社会一直以金属为货币,主要是金、银和铜。金和银属于贵金属,因存量少而价值较高;中国自秦汉之后以铜钱为主要货币。货币总量与经济总量成正比,当经济发展较快时,必然需要较大的货币量。因为金属铜的生产量极为有限,唐朝就已经显示出货币供给的紧张状态。进入宋代之后,工商业取得长足发展,商品经济逐渐取代农业经济,成为宋朝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同时,宋朝取消了实物税,税收直接以货币结算,这就使货币需求飞快增长。

 

太祖时,每年铸钱7万贯,到了太宗80万贯,真宗183万贯,仁宗为300万贯,到神宗后,每年铸铜钱达到600余万贯,耗铜1,可谓巅峰。类似现代造币厂的铸钱监由初期的7监(铜钱监4监、铁钱监3监)发展到神宗时26监(铜钱监17监,铁钱监9监)。即使如此,“钱荒”的问题依然没有太大的缓解。“钱荒”的背后还有一些其它因素,一是大量铜钱被民间化为铜器;二是大量货币的外流。作为经济大国,宋朝的货币扮演着国际货币的角色,“一国所铸,四朝共用”,不仅周边的辽、金、西夏和朝鲜等国在使用宋钱,随着国际贸易发展,很多宋钱还日本东南亚,甚至远及印度、阿拉伯和非洲

 

乾德年(公元965年),朝占领后蜀,将当地的大量铜钱作为“上供”运往宋都开封,同时“增铸铁钱易民铜钱”,铁钱作为蜀地的主货币,“令民输租及榷利,每铁钱十纳铜钱一”,虽然也有商人运铜钱入蜀,但杯水车薪,铁钱早已泛滥成灾。铁钱价值只有铜钱的十分之一,因此相同价值的铁钱是铜钱重量的10多倍。每千铁钱的重量,大钱25斤,中钱13斤。买一匹布需铁钱两万,重约500斤,要用车得动对于大额交易来说,所需货币更加庞大。四川本来就多山,人们出行不易,如此沉重的货币带来极大的交割困难。不得已的情况下,人们将铁钱统一存放起来,以铁钱的存放凭证来进行交割,“市肆以契券指垛交易。这种交割方式在唐朝时期就已经出现过。唐玄宗时,一些商人无法随身携带大量铜钱,从而发明了“飞钱”;即先将一笔铜钱交给官府,官府具凭证,然后用此凭证可在异地官府提取这笔铜钱。这凭证即称“飞钱”类似现代汇票

 

交子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成都十六家富商订立契约,联合创立了世界首家发行纸币的私人金融机构“交子铺”,开始发行信用纸币“交子”。一开始,“交子”仍只是一种类似于“飞钱”的民间汇兑凭证,或者“不记名可流通支票”非真正的货币。据史载,“蜀民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富民十六户主之”“诸豪以时聚首,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书填贯,不限多少。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无远近行用,动及百万。街市交易,如将交子要取见钱,每贯割落三十文为利”。但后来“富民资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不息”,交子因此遭到官方的禁止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转运使薛田率先提出由官方发行交子的建议。天圣元年(1023),薛田任益州知州后,废交子不复用,则贸易非便,请官为置(交子)务,禁民私造。”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发行纸币的官办机构——“益州交子务”就此诞生。

 

与之前的私人交子不同,方发行的交子为固定面额,“自一贯至十贯文”“逐道交子上书出钱数”,同时需“备本钱”,类似准备金制度。这种“铁本位”的交子的发行数额是与相应的铁钱储备为前提的,“据合同字号给付人户,取便行使”。交子上还印有发行日期。

 

自宝元二年(1039)起,交子的面额定为五贯和十贯两种,因其面额过大,导致小额交易仍然离不开沉重的铁钱。熙宁元年1068年),交子的面额改为一贯和五百文(半贯),发行比例为四。

 

为了保证纸币的耐用,印制交子的纸全部都使用楮树(构树)皮制造,因此交子也被叫做“楮币”“楮券”。为了防止过分磨损,也为了防止假币,交子实行分期制,每两年或三年为一界,回收旧交子,发行新交子。每界发行额限定125万多贯熙宁五年(1072起,将交子的使用期延至4年,发行仍为年一界,这使实际流通货币增加了一倍。至此,交子与铁钱储备逐渐失去了关联,成为纯粹的信用货币。当货币总量超出社会正常需求之后,交子必然会出现贬值。

 

宋朝使用铁钱的地区基本都使用了交子,比如山西和陕西。绍圣元年(1094),成都府路一界增15万贯,流通货币达到140多万贯。元符元年(1098又增印48万贯,每界达到188万贯。宋徽宗时,因陕西用兵,自崇宁元年(1102)至大观元年(1107)数年间共增印2400多万缗,四川交子大量行用于陕西地区。崇宁三年1104年)特别设置京西北路“专切管干通行交子务”,以推行交子于京西地区。

 

钱引

 

与铸造金属货币相比,印制纸币成本要低得多,因此也很容易失控。经过将近一个世纪,交子的使用和发行已经变得混乱不堪,任意超发加印引起通货膨胀交子贬值到只有面值的十分之一,甚至面值一千钱的只值十几钱。“籴本以楮,盐本以楮,百官之俸以楮,军士支犒以楮,州县支吾,无一而非楮。……是宜物价翔腾,楮价损折,民生憔悴,战士常有不饱之忧,州县小民无以养廉为叹,皆楮之弊也。”(马端临《文献通考》)

 

大观元年(1107),改四川交子为钱引,交子务也钱引务。大观三年1109年)从第四十四界起,发行量恢复到当初125万多贯,之前发行的钱引到期全部作废,并500万贯钱作为成都钱引务的“本钱”。同时,将钱引的流通地区限四川、陕西、山西。经过整顿宣和年间钱引的货币市场基本稳定

 

南渡之后,南宋只剩下半壁江山但四川和陕西仍属大宋,钱引仍然在此属于主流货币。100如同一个轮回,钱引又重新走回到交子的老路上。在纸币的第二个100年末,钱引也沦落到贬值至面值1/10的地步特别是将到期钱引任意延期,这最容易导致通胀。嘉定元年(1208,通过收兑九十九十一界钱引,共2500多万贯,钱引的货币秩序再次恢复如故。淳祐九年(1249),每界钱引使用年限改为10,这大大增强了纸质货币的稳定性。

虽然纸币的发行仅限于个别地区,但宋朝中央政府始终掌握着纸币的发行权,地方政府必须将纸币的发行方案报经朝廷批准,方可实施。宝祐四年(1256南宋朝廷将新型纸币命名为“会子”,以取代之前的“钱引”。咸淳五年(1269,会子制完毕面值总额为500万贯

南宋初期的绍兴年间,纸币逐步扩大到浙西和江淮地区,因为没有“本钱”(准备金),称“关子”和“公据”。绍兴二十九年(1160),作为军费发行的这批纸币,在淮西、湖广称关子,各80万贯,有效期3年;淮东称公据,为40万贯,有效期2年。票面自10贯至100贯分为五种。当时,最为临时首都的杭州(临安)也出现大量私人发行的纸币“便钱会子”。户部侍郎兼临安知府钱端礼“夺其利归于官”,临安府统一印造“会子”,“与铜钱并行”。后来,在户部专门设立“会子务”,作为官方的纸币发行机构。

 

会子

 

与早期由地方官府发行的的“交子”和“钱引”不同,“会子”由中央政府发行,取代的是传统主币铜钱,纸币因此而登堂入室成为主币,这无疑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革命。乾道四年(1168,专设印钞厂“会子局这些铜钱本位制纸币称“铜钱会子”“官会”,全部不易磨损的铜版印制,票面分为三种一贯、二贯、三贯,又增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并加“隆兴尚书户部官印会子之印”。纸币用纸为徽州以楮树皮特制的“会子纸”

 

作为全国性的主币, 会子的发行数额要大得多同时取消了“界”的限制,自绍兴三十一年1162年)乾道二年(1166,按面值总共印制了2800万贯,发行1560贯。由于地方州县不能以会子缴纳税款便有商人以低价回收会子,然后到临安兑换铜钱,引发挤兑风潮。宋孝宗诏令“尽出内藏及南库银以易会子很快就平息了风波,会子得以正常流通。乾道五年1169年),会子改为三年一界,每界限定1000万贯,因为同时有两界会子并行使用,实际流通量达到2000万贯。虽然每界发行量都略有增加,但因为有充足的发行准备金,即使遇到会子贬值挤兑,南宋政府也可以及时“秤提”,通过以金属货币回收会子来维持会子的正常币值。总体而言,会子作为官方主流货币,在发行和管理上仍保持了谨慎和节制

 

大凡行用会子,少则重,多则轻。纸币的价值完全建立在政府的信用之上,这使其本身极其脆弱。“楮未至于滞也,而已虑其滞,隆兴元年广行堆垛本钱以给之;楮未至于轻也,而已虑其轻,淳熙二年多出金银以收之;楮未至于多也,而已虑其多,淳熙三年更不增见在之数政府的负责任态度树立起“会子”的良好信誉,因而“民间尤以会子为便,却重于见钱也”

 

到了光宗和宁宗时期(1189~1224年),会子的发行量过大,导致会子开始贬值。面值一千的会子只能兑换750文铜钱。第七界发行量为2300多万贯,这已经比第一界翻了一番还多,到第十三界时,发行量更达到4700多万贯,会子开始贬值。绍定五年(1232两界会子同时流通,已经将近2.3亿贯,会子初期10还要多。一时物价飞涨,军民皆困。

 

景定五年1264年)南宋政府决定“关子”取代严重贬值的“会子”。关子“每百作七十七文足,以一准十八界会子三”一月内更换所有第十八界会子,第十七界会子全部止使用。这种朝三暮四的应急举措不仅于事无补,反而进一步加重了货币秩序的紊乱,“关子行,物价顿踊”。时人谓“楮币蚀其心腹,大敌剥其四肢”,大宋遂亡。

 

结语

 

宋朝虽亡,但由其创立的纸币制度却得到后来者的传承和继续,“天下大计仰给于纸”。元朝和明朝前期基本都以纸币为主要货币。哥伦布之后,美洲白银大量流入,纸币才暂时退出法定货币行列。纸币的最大缺陷是过量导致的通胀,而白银的最大缺陷却是不足导致的紧缩。元朝因通胀而亡,明朝因紧缩而亡,清朝因白银大量流失而与英国发生战争。明清两代末期,都试图发行纸币来挽救货币困局,但都以失败而告终,他们或许忘了,纸币唯一的价值来自信誉,所谓“符信一加,化土芥为金玉。”

 

竟持纸币挂庙陬,微风飘扬如喜收。宋朝纸币,无论交子、钱引还是会子关子,乃至伪造的假币,几乎都没有留存到现代的。但曾发现过与南宋同一时期的金国纸币刻板,其面额为一百贯,规格为19×10厘米,有连续编号,同时还注有“伪造者处斩”“检举者奖励三百贯”等字样

 

值得一提的是,纸币还引发了印刷术的极大进步和革新,特别是金属活字的发明。因为纸币要求的印刷精度远超普通印刷品,同时又需要大批量印刷,传统的木板印刷被更先进的铜板印刷取代。为了防止假币和监控印刷量,所有纸币都被统一编号;也就是说,每张纸币都是唯一的。编号方式按照千字文次序,依次使用;两字相组合,便有1250×1250个互不重复的编码。千字文编码嵌入铜印版上的凹槽中,每印一次更换一字。此外,纸币所采用的套色印刷开彩色印刷之先河。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套色印刷显得极其复杂高度精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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