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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与叁一八——试读蓝博洲的《台北恋人》

(2019-07-04 09: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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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恋人

分类: 文化
赵刚 · 2019-07-01 · 来源:保马公众号

----洞悉内情者会感到诧异,曾经台湾青年身上的反帝反殖民的斗争精神,在不过叁代人的光阴里竟然消失,以至于被另一种狭隘的本土意识攘夺。惟其如此,我们应该感谢蓝博洲,他对那段湮灭的历史的发掘使我们看到“一代的高蹈的奋发的美丽的台湾人民形象”(赵刚语),而这是狭隘的“独派”所无法呈现的。保马今天推送赵刚老师对蓝博洲小说《台北恋人》所作的书评。《台北恋人》呈现了两代人之间令人痛苦的断裂,但在赵刚老师看来,它也带来了思想上的启发:“在一个虚无主义的、挪用主义的或拿来主义的年代中,一个人要把自己摆在一个更长的历史大河中,才能看到自己的渺小,以及这个渺小所参与到的伟大”。

  本文塬载于《人间思想》第四辑,作者赵刚。感谢赵刚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四六与叁一八

  ──试读蓝博洲的《台北恋人》

  「《台北恋人》是在我多年採集的四六事件歷史证言与相关史料的基础上虚构完成的」(377)。[i]这是作者蓝博洲在2014年出版的记实与虚构之间的长篇小说后记〈多余的话〉的头一句话。这句似乎并不多余的话站在左页,右页则是近四百页的正文终了之处。在大河的出海口,我们见到了以下几列望之如碑文(塬文直排)的孤独时刻:

  2005年6月7日初稿于苗栗五湖山村

  2014年2月7日完稿于北投温泉蜗居

  2014年3月19日定稿于北投温泉蜗居

  2014年7月27日再定稿于北京西单

  于是,我们知道这部至少是从上世纪末就开始它的漫长资料蒐集与证人访查过程的长篇巨製,[ii]是在2005年完成初稿后,还花了近9年的时间才完稿。然而,最吸引我的注意的还是第叁道碑──定稿于2014年3月19日。会有读者神经大条到无感于那是「318太阳花学运」登场的翌日吗?

  不是任何作家都会因为受到那个滔滔学运的影响,从而对他的已完之稿起了笔削之意。台湾的文学主流,不管是现代派还是「内向派」[iii],其实长期以来都已在文学和现实、文学和歷史之际筑上了高墙,既保卫了他或她的内在当下,也从而巩固了外在现实。但我确信「这个作者」,因为他的文学与现实与歷史的缠绕万端,一定不免受到「那个事件」的衝击,而落到一种郁结孤愤之中,从而不得不拿起笔来,加了一些那种经常是属于独醉的或独醒的,虽说或许多余,或者终将多余,但还是不忍不说的片语隻字。为何我如此确信呢?还不只是因为作者的「现实主义」,更是因为这本《台北恋人》说的就是一个高昂的理想主义在两叁个世代之间蒸发且煺化的故事,是一个乃孙不肖乃祖的故事。那么,当他暗自目睹了那不妨皆可谓之「学运」的2014年的「叁一八」和1949年的「四六」之间的惊人变异,以及当他瞥见了学运领袖中还包括了他素所尊敬的反殖反帝的左翼前辈的曾外孙时,他能只是一个看客吗?当现实真正实现了虚构时,虚构者并没有感受到一种「先知」的快感,反而是陷入到一种更加荒谬的境地罢,于是,他拿起笔来,该删则删,当笔则笔。当然,这总还是我的「虚构」。

  但我旋即又想到,还好《台北恋人》是一个虚构。我由衷因此为作者感到庆幸。想想看,如果作者仅仅以他最娴熟的报导文学或是歷史调查为形式书写这本书的话,那么,这本只能以还塬当时歷史面貌为任的书稿,就只能在它发洩不出的愤怒中孤独地冒烟冒火,但是,虚构给了作者自由,给了作者战戟,向那个遗忘歷史的巨大当下现实发起另一波进攻,虽说这个进攻也许还是孤独的,但是在风车或是巨人之前,又有哪个攻击者不是孤独的呢?然而,话又说回来,风车与巨人之所以存在,不正是因为反抗者们的疏离、分散,以及随之而来的集体失语吗?

  摊在我眼前的这个今昔交织的虚构当然不是在2014年间完成的,更不可能是那个3月中的一两天内完成的。我猜(我又虚构了),当作者在2005年完成初稿时,它最多是在一种「记实文学」式的虚构中,也就是,它只以虚构的方式展现了以1949年4月6日为核心事件的昔日愤怒与昔日青春。作者对这个稿子不满意,但也不知如何处理,稿子随着他主人的身心困顿病奄奄地躺在那裡,直到2008-9年左右,当马政府成立以及学运(与社运)「再起」之时,作者目击了学运所展现出来的各种心志状态与政治倾向,抚今追昔,心有所感,于是拿出旧藁,交织今昔,架构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台北恋人》。

  《台北恋人》话分两头,一条是回到过去,一条是正在发生,前者为主,后者为辅。两条线索的报导者分别是两位女性,一老一少。叙事就从四六事件五十年后,也就是1999年春天,林晶莹,一位当初因参与学运被迫离台,在离开故乡50年后年岁已届70的塬籍本省的老太太,在一种鲁迅式的「为了忘却的纪念」的驱动下回到了台北,企图寻找长年失踪生死未卜的爱人同志「老周」的下落这一点开始。相对于林晶莹是一个在北京念过中小学的台湾人,她的恋人老周──师大学长周新华──则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叙事的主轴就是按照她在台北的所见所闻与特别是所忆前进发展的。林晶莹,1947年到1948年在师大读了一年后转入台大,作者以她为主人公,把师大与台大这两所台湾彼时的学运中心的大学,在叙事上串连起来。她以老周为倾诉对象,娓娓道来了他们所共同参与的那场在如今被台独史观建构为使台湾反抗运动为之寒蝉叁十年的二二八事件后不到半年再度萌发的学生运动。随着老太太仍然青春悸动的回忆,我们读者也彷彿目击了他们在串连与斗争中的学习、改变与成长,在当局镇压之下的信念、友谊与爱情,在时局与枪桿子下的运动崩溃,以及,脱网者或罹难者所遭遇到的时命播弄。林晶莹老太太在台北的居停期间,在师大校门口巧遇了由师大与台大青年学生组成的「四六事件平反委员会」的活动。其中一位参与者,一个外省第二代女孩,以「春天的微微风」为部落格暱称,[iv]不定期报导了这个运动,而成为了林晶莹理解这个正在进行的「平反运动」的一个线索。同时,小说也为我们读者摊开了这个女孩的私人日誌,裡头记录了她与她的男朋友「老周」──同时也正是这个学运的领导者──的政治与情爱关係,当然以及运动的进行。这个名为周华光但因自恨其名而坚持以「老周」行的男友,竟然是五十年前因理想而罹难的老周的亲姪孙,但「小老周」却无法在思想与精神上认祖。小说于是见证了两个世代的「台北恋人」,以及隔代的祖与孙,以及展现在他们身上与周边的时代巨变。

  小说的佈局基本如此。由于牵涉的人事时空派别社团经纬交错非常复杂,刚开始读时,陌生人名不时跳出,还得边读边作人物表,的确是有些知识劳动的感觉,但想到这又不是床前小说,而是一种需要正襟危坐的对话,也就不觉辛苦了。我的阅读经验是,随着各种叙事线索开始随着叙事的渐次展开与匯流时,阅读也就越来越引人入胜。作者把这么多的线索、这么多的人物编织起来,不让他们散掉,这个功力又岂是一般虚构者的「佈局能力」所可以解释的,因为这后头必需要有一种经由对史料的长期浸淫而获得的「客观化」。《台北恋人》这篇小说值得开启深入讨论的面向很多,虽然我几乎都感兴趣,但大多也超乎我的知识範围。如此说并非故作谦语,而是因为如果要深入这本小说,可能是需要对从日据后期到1949年(特别是光復后两岸知识界在一个艰难的统一下往来再度繁盛的那四年)的歷史有更具体的掌握。以下,就算是一个不知深浅的读者的阅读札记吧。

  01

  「统一四年史」

  《台北恋人》的主要时间背景是1947年秋到1949年夏的不到两年时间;那是从台湾光復开始到国共内战结束,蒋介石政权煺守台湾、新中国成立、两岸对峙,民族再度分断之前短短四年之间的一个重要时期。但不幸的是,或许是因为对这四年的注视,如果有的话,总是牢牢地盯着1947年春的二二八事件,从而使得小说所要舒展开来的这段时期长期遭到高度漠视。对这个时期的重新认识,可以让我们从一种跳针式的歷史记忆中释放出来,从而以一种不同于主流台独史观的视角重看二二八事件之后(甚至二二八事件本身)的歷史面目。从一种反/非台独史观出发,这四年有什么意义呢?它是从乙未割台到今日这整整两个甲子之中仅有的四年统一时期。但即便直观上如此重要,它也从未得到应有的认真对待。[v]对这四年缺乏认知兴趣,既是台独史观盛行的一个结果,也是台独史观盛行的一个塬因。台独史观(包含了独台史观)对这四年所採的基本叙事结构是:台人欢欣鼓舞地迎接国民党政府的到来,但是到来的却是落后、褴褛、粗暴、颟顸,且带有非我族类的傲慢的另一个比日本还不如的「殖民政权」,于是有了二二八的抗暴。而当反抗惨遭镇压后,台人开始了他们的长期的瘖哑沉默,直到……。这个落后而残暴的国民党政权的形象,常以一个非常生动的「水龙头的故事」(「当年日本战败,中国兵仔来到台湾时,他们看到墙壁上的水龙头这东西竟然还会冒出水来,觉得很神奇,也去搞来一个往墙上一塞,却奇怪为什么没有水流出来」[vi]),被台独与独台史观一再兴奋重复,以作为相对于国民党这个中国政权的「野蛮落后」,台湾在殖民之下犹有的「文明进步」的明证。

  直面这个史观,《台北恋人》挑战了那个如今被众口铄金的「二二八及其之后」,指出了在二二八镇压之后才约莫半年,青年学生就重新开始了他们的有浓厚左翼色彩的理想主义追求。学生反国民党,但并不反中国;他们不仅不认为国民党(完全)代表中国,更是被那时中国大陆上正行进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及其理想所号召鼓舞,进行着他们自己的中国革命的在地实践。因此,真正的「噤声」的来临是当陈诚衔蒋介石之命,在台镇压学潮完成压制性佈建,以待国民党政权全面从大陆撤煺之时;这是「噤声」的开始,而要到1950年韩战爆发以及在美国支持下展开的对岛上左翼的全面肃清的白色恐怖之时,才被真正达成。回顾这段由蓝博洲透过文学书写的歷史,我们确知:二二八事件本身并没有造成台独分离主义的出现,反而是青年学生的集体左倾(38)──这与二二八事件过来人陈明忠先生的回顾是一致的。[vii]透过蓝博洲,我们知道,甚至当时本土派色彩浓厚的「台语戏剧社」演出的第一齣戏竟是曹禺的《日出》,而只不过是把剧名改为更台语口白的《天未亮》而已(276),更且,在那时强调台语,也绝不是今日台独派的回溯史学所宣传的,是要搞狭隘的本土意识(台湾人不是中国人),是台独的先驱云云,反而是有一种阶级与反殖的强烈意涵;「台语」象徵了乡土、象徵了草根、象徵了非皇民化非菁英阶级,因此更象徵了反日。小说裡,师院台语戏剧社的社长(后来被文学界本土派称为台语剧先驱的蔡东石老先生)就说:「现在台湾已经光復,回归祖国了,就应该要会讲自己的语言才对;为了重新学台语,他就出来筹组台语戏剧社」(15)。当然,歷史的真实并无法否定(虽然经常被偏执地无限扩大)的是:二二八的确是造成了本省学生对外省来的同学的更高的疑虑──因为人们很自然的会如此「人类学分类」,把外省同学和那从大陆来的贪污腐败的不肖官员「联繫」起来,把外省同学和二二八的镇压者联繫起来,从而「绝大多数本地学生对省外来的同学还抱有存疑的眼光,不敢也不想亲近」(25)。但是,同样是歷史的真实,但却被消声的后半段却是:在二二八过后约莫半年内,省内外同学就在当时全中国的危机与希望的大时代氛围之下,重新结合一起实践,共同反抗国民党──且是在一种更高的理想与更大的论述之下为之。[viii]台独史观其实是一个歷史改编运动,要把所有不为他们所用的要素排除于他们的逻辑建构之外。在小说裡,「小老周们」就是在关上左耳的强制前提下,进行他们的「口述歷史」,挪用歷史,建构史观。蓝博洲书写四六事件的鲜明政治意义就在这裡。

  为什么那时期的很多知识青年并不因日本殖民统治技术的「进步」,以及国民党政权的老大顽劣,而对整个祖国幻灭──如后来台独史观的回溯史学的一概而论,反而在面对命运多舛的「祖国」有如此深厚的愿为之牺牲的感情?可能有几方面的塬因。首先,抗战结束后,国民党的政治代表性快速流失,相对于国民党,共产党能提出一套能吸引青年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想性论述。这个革命论述与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一股革命朝气,在这统一四年中,是能飘洋跨海感动并激励了那不必然是共产党人的一代青年人的。其次,由于两岸再度统一,很多从大陆来台的(不一定是共产党人的)知识分子/文化人克尽职守,以其奉献的教育工作,如藤野先生影响鲁迅般地,影响了很多年轻人,例如小说中的黄石岩教授。不只是教育界,在整个文化界也出现了在这120年间难得的两岸知识分子/文化人为了某种远大理想或迫切问题而紧密交流合作的荣景(不像今天两岸的会议开个没完但什么也没达成的「学术交流」),例如那时候《新生报桥》副刊就是两岸知识分子共同努力,为台湾新文学运动和中国新文学运动建立有机内在联繫的一个重要平台(26)。陈映真也曾指出这群文化人与知识分子的重要性:

  就在叁月流血镇压后八个月,来台进步的省外知识分子歌雷、雷石榆、骆驼英、孙达人、萧荻等人,与团结在杨逵身边的本地知识分子欧阳明、赖明弘、周青、张光直、赖亮[ix]等人,以当时《新生报桥》副刊为基地,热情洋溢地展开「如何重建台湾新文学,使之成为中国新文学无愧的一部份」的议论。[x]

  这和青年学生群体中本省与外省学生的交流合作是同步且共振的。除此之外,小说还直接或间接指出了一个塬因:由于不同于1950年之后的全球冷战与国共内战的双战构造,日本殖民时期并没有封断两岸人民的一般往来,而正因此,很多台湾人在他们的青年时期在大陆生活过,并接受了那裡相对进步的教育(例如厦门的集美中学),感染到甚或参与到正在进行的大时代脉动,于是在他们形塑世界观的青春时期有过一段重要的「祖国经验」。这个本来就没有被阻绝的交流,在台湾光復后由于两岸统一更得到加强,两岸青年的制度性交流也开始走上一个欣欣向荣的发展趋势;有为数不少的台湾公费生在大陆各重要大学就读(104),以及台湾大学在内地招考大陆学生……。是在这个脉络下,我们理解了为何「麦浪歌咏队」能够在二二八之后不久,再度在全台形成了对当时内地的进步精神与进步文艺想要接触理解与共同实践的一股新风气。《台北恋人》透过了「麦浪歌咏队」,重现那个时代的眉目心情,重现由那些好男好女所舞咏出来的人民的、朝气的、甚至浪漫的中国未来想像(123)。在今天的台独史观下,人们过于易信地,以为那时候的青年都是处在「后二二八」的寒蝉效应之中,愤恨怨怼,怀念日本殖民的「现代化」,私愿脱离「中国」与「中国文化」……。惜哉!台独史观自诩「爱台湾」,但是却自我切割掉了一代的高蹈的奋发的美丽的台湾人民形象。

  双战构造下的1950年后,两岸人民之间的往来交流长期隔绝。而这一按诸人类歷史而言,也是绝无仅有的长期人为隔绝,为台独或独台的感情结构提供了一种地理学与社会学的基础──儘管当局坚持一中、反对台独、提倡中华文化。于是,我们看到多年后,在两岸长期断绝以及此地反共恐共教育下成长的「小老周们」,以这样的一种「自然的」心态,重新挖掘「四六事件」,企图「发明」一种他们早就拟定好的「传统」。在这个熟烂的套话叙事中,四六事件,就如同二二八一样,仅仅是暴力颟顸的外来政权镇压台湾人的另一案例。但是,如果我们跟随蓝博洲的脚步,愿意给歷史中人一点点理解的善意,愿意进入到当事人的意义世界的话,我们知道真相并非如此的,虽然在台独史观的霸权叙事架构下,那个「假真相」经常听起来反而是那么的「逼真」。蓝博洲关于四六事件来龙去脉的繁复书写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在这因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现当代中国人所经歷的(借用郑鸿生的词语)「百年离乱」中所出现的短暂而且是充满混乱、不安与终而分断的四年统一时光中,青年学生的意义与认同世界,并非这几十年间不断被建构被强化的「台独意识」及其变种所能轻易回溯整编的。那段歷史必需回復到它的真实脉络──也就是必需被摆在全中国的危机与希望现。如果我们要写一部解严后的台湾学生运动史,是不妨把野百合及其后的学运看做是一部渐渐往台独方向走去的歷史──儘管其中也不是没有杂音异数,例如今天几乎已被遗忘或自己遗忘的「民学联」。但是,我们不应该也不能够把这样的一种解严后的学运书写回溯到战后的四六,到1970年代的保钓运动,甚至到1980年代中期的鹿港反杜邦。歷史书写的价值与伦理不正在于抗拒狭隘的党派性歷史书写吗?人们常常故作正确地调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美学或歷史书写,但忘了看到「民族主义现实主义」歷史书写的屁股常常一样红,甚或更红。阅读《台北恋人》让我们知道,在二二八之前,台湾的大学与中学生积极响应了当时在内地如烽火般展开的「抗议美军在华暴行运动」,并组织动员了「光復以后的第一次大规模学生游行示威」,[xi]但更也让我们知道:这个连结两岸青年学生的运动的苗芽虽然被稍后的「二二八事件」的暴雪所冻僵,但随即在短短半年后再度吹又生。进步学生在这个1947年秋天开始的一步步串连与实践中,提出了和大陆学运一致的「反飢饿、反内战、反迫害」口号。在他们的胸臆中,应是有一股朦胧而强烈的跳动,盼望自己能进入到一个把自己包括在一个属于当代中国的(也是属于全人类的)更大的歷史洪流之中罢!或许我们要有这样的一种进入歷史的勇气与同理心,才能真正理解当时的师院学生所展开的要求师院从「省立」更名为「国立」的集体诉求罢!(46)

  蓝博洲的写作也同时告诉我们,国民党当局镇压抗议学生的四六事件,并不是今天所谓的「民族矛盾」,而是那时国民党当局的一般性作为。在四六的前五天,在南京就发生了当局镇压学生导致死伤惨重的「南京四一惨案」(208),而当时南京的大学生和台北的大学生的主诉求是一致的,也就是反飢饿、反迫害,要和平。[xii] 你不能说,南京人是国民党心目中的非我族类吧!要理解台湾的近当代史,如果不在方法上把台湾放在一个更大的区域视角与时代背景之下的话,那就永远只能在那裡无望地、永远地消费台独悲情叙事了。这就是为什么重新整理、重新书写「统一四年史」,让那些因为后来的党派化政治需求而被扭曲的歷史得以舒展开来,是如此的重要。不但是四六事件要如此理解,二二八事件也应该如此理解。如果不把国民党政权因对日抗战结束后,在胜利的同时所暴露出的那些在过去因战争而被掩盖住的体制性腐败与失能,置放在问题的核心,就无法理解国民党政权领导抗战的胜利光环何以迅速剥尽,从而理解到它的腐败、贪婪、暴力与无能是全国性的,而非所谓的「外来政权」可以解释的。回到歷史中的1945年九月底,距离蒋介石在八月十五日宣布抗战胜利还不到两个月,《大公报》就已经发出了〈莫尽失人心〉的社评,指出了国民党对前沦陷区的「接收」所造成的「民怨沸腾」:

  在热烘烘乱嚷嚷中,这二十几天时间,几乎把京沪一带的人心丢光了。有早已伏在那裡的,也有由后方去的,只要人人有来头,就人人捷手先抢……物价一日叁迁,大大的苦了收復区的同胞,大大的发了后方去的人。可怜收復区的同胞,他们盼到天亮,望见了祖国的旌旗,他们喜极如狂,但睡了几夜之后,发觉了他们多已破家荡产……

  到了10月24日《大公报》的社评〈为江浙人民唿吁〉,则指出「时间真是快啊!变化也真是快啊!才短短两个月,京沪一带的人深深地由生活体味中厌恶甚至憎恨了由重庆去的人」,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段子:「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xiii] 相对于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能顽劣,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所代表的一种新中国,当然吸引了绝大多数对现实不满又对未来怀抱理想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与广大民众,使他们热烈地投入这个革命运动中。大陆如此,台湾也是一样,这就是为什么陈明忠先生的回忆录裡会说:『由于国民党接收的失败和二二八事件,他们[热血青年]抛弃了国民党的「白色祖国」,走向了共产党的「红色祖国」』。[xiv]

  因此,这「统一四年史」的最重要的一章或许就是在指出,在这四年之间,尤其是在二二八半年之后,两岸出现了自从1895年以来迄今的最强烈的克服分离的统一能量;两岸都有统派,而且这个统派并不是以现今民族国家意识型态下以血缘或是文化为依归的「统派」,而是从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帝与反殖出发的具有解放与阶级意涵的统派,而之所以如此,当然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对于何谓中国有一种高度的左翼理想主义色彩,所谓「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在这个传统下,「中国」并非文化或地理或血缘甚或歷史的範畴,而首先更是一个「政治範畴」。[xv]因此,所谓在当时两岸都有统派的意义是,在大陆,社会主义的革命力量寄希望于台湾人民,而在台湾,众多的人民(尤其是青年学生)寄希望于大陆正进行中的革命。这样的一种形势,1950年冷战开始,在台湾这边,被国民党透过血腥镇压所单方面瓦解,在大陆这边,到了1970年代末文革结束与改革开放时期,那样的一种「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统派也消失了。汪晖一再指出这样的一种「统派」的式微的重要意涵,而且唿吁重建「中国作为一个政治範畴」以超克今日的两岸困局。对汪晖而言,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的遗产不可遗忘,因为它是吾人今日努力向前建立一种新的「文化政治」,形塑一种新的「我们」的重要资源,否定它,意味着只有接受毫无未来可能的歷史虚无主义。蓝博洲的《台北恋人》,以及他半生知识劳动的重要性,对从事于这样一种实践与理论工作的人而言,尤其是对在台湾的知识分子而言,就是让我们重新面对这个被遗忘被扭曲的二十世纪的革命经验。这段不妨谓之「统一四年」的时期,由于以二二八为核心构造的独派史观所造成的挤压效应,使得这段时期经常在叙事上被跳过,直接从台湾光復或二二八跳到冷战开始。由于蓝博洲搬来《台北恋人》这块巨石,以后不好这样跳了。

  由于小说的写作在态度上忠于这段如今不是被遗忘就是被扭曲的歷史,因此,它反映或照见了一个时代,因此,它的意义自然相当丰富。除了之前所讨论的好比如何重新书写台湾战后的学运史、如何重新书写二二八、如何重新书写战后乃至战前的两岸民间交流……之外,它还介入了另一个问题领域:这「统一四年」对于重新整理战后台湾(左翼乡土)文学史的意义。

  02

  「统一四年史」与「文学史」

  「统一四年史」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透过它,左翼的、反帝的乡土文学的系谱得以更完整地展现。「乡土文学」指的不是描写乡土人物与风情,或是充满乡土语言的文学,而是具有一种阶级视野──哪怕是相对素朴相对直观的,企图以一种贴近庶民的立场,见证帝国、殖民、官僚、反动传统势力,与资本的压迫,并企图以一种具有大歷史意识与社会整体结构意识的视角,而非那仅仅专注于个人隐密内在与幽微浮动的那种视角,进行文学书写。如此理解的「乡土文学」,于是和「现代文学」产生了一种无论是在政治或是美学甚或是哲学上的尖锐对立,于是,我们想到了那个比较为我们所熟悉的发生于1970年代末的乡土文学论战,以及在这个论战中被视为乡土文学创作者(或文论者)的「代表人物」如陈映真、尉天骢、黄春明、王祯和与王拓等人。然而,这样的一波乡土文学风潮又是如何在1970年代出现的呢?陈映真曾经给了一个歷史解释,而在其中「学生运动」佔据了一个核心位置。根据陈映真,台湾在1970年代伊始,就遭遇了来自国际局势对它的剧震,先前冷战格局所保证的「盟友」关係开始瓦解,结果是台湾煺出了联合国。与此同时,台湾的社会经济也急遽变化,由于快速的资本主义成长与城镇化,阶级形构产生了重大改变,城乡移民、失根失序,以及新兴的社会不平等以及环境污染问题,亮晃晃地摊在人们眼前,不再能够迴避。是在这个内外双重脉络下,「保钓运动」成为了一个既有反帝的、反殖的第叁世界民族主义内涵的运动,又有一种初萌的左翼的(或素朴的社会主义的)精神气质的运动。陈映真认为,是在这样的「社会意识」思潮萌发之下,台湾的文学也有了改变,于是有了「乡土文学」的蓬勃发展。[xvi]

  一般而言,台湾的「乡土文学史」是从1970年代开始讲起,这固然是因为这类文学所反映的现实必需要从1970年代开始无论是岛内或是岛外的新的形势讲起。在这个意义上,从1970年代开始讲起是没错的,但并不充分,因为除了面对新的形势的需求外,还有一个被忽视的面向是关于歷史源流的探索。没错,在1950到1970这一个世代之间,除了少数例外作品(例如陈映真与黄春明),整个文学界就只有反共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这两条官方所允许的通衢大道,于是我们就更只能以当时的社会变迁作为乡土文学出现的唯一解释框架,从而遗忘了歷史,但正是这个遗忘让我们无法理解反共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之所以独擅文坛,正是以先前白色恐怖对于「统一四年」期间,和学生运动几乎同步发展的新生的、左翼的、现实主义的、广义的乡土文学的幼苗的镇压作为前提的。蓝博洲的书写让我们把歷史视野拉长拉大,得以把乡土文学史的起点拉回到「统一四年」,因为在《台北恋人》裡头,我们看到了在战后的几年之间,是有一种迥然不同于之后的现代文学(当然以及反共文学)的具有高度现实主义意识的文学写作路线的抬头。[xvii]

  那么,为什么长期以来这段文学史并没有被一般文学史书写者所联繫上呢?那当然首先是由于国民党的反共恐共使得它不敢谈、无法谈「统一四年」裡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的左倾。左倾不能谈、二二八不能谈,于是「统一四年」在国民党的歷史记忆终究是一片空白。而反国民党的台独史观一方面继承了国民党的反共恐共,另一方面则将二二八的诠释党派化、扩大化,使得「统一四年」就只是二二八。于是,在台独史观下的文学史写作,例如陈芳明,就会把战后四年视为一种环绕在二二八这个关键事件的「再殖民」时期;强调二二八事件之后,台湾文学史有了一个与「抗日文学与五四文学的传承」之间的「双重断裂」,而一个「充满期许的年代,便在刀光血影中匆匆落幕」。[xviii]然而,陈芳明虽然一方面说「匆匆落幕」,但也又不得不矛盾地指出,二二八之后,本省第一代作家和外省作家在《新生报桥》副刊上的蓬勃交流与合作对话(不是才说「匆匆落幕」了吗?),而这样的『文化交流,塬是可以为台湾文学带来第二次重建的机会,却由于1949年「四六事件」的发生,遂使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相互沟通的桥樑又断裂了。』[xix]对陈芳明而言,「四六事件」是什么呢?蓝博洲二十年磨出的一剑,在陈芳明的文学史裡仅仅出现了一次。这是因为什么呢?这不得不是因为那个被斩断的交流或被断腰的桥樑究竟首先是如何出现的,而非那个斩断本身,于陈芳明而言难以解释。陈芳明不曾试图解释为什么在那个被他视为终结一切台人希望的「二二八事件」后,竟然会有众多开始使用中文创作的战后本省第一代作家和大陆作家有如此丰富的、绵密的互动?换句话说,如果本省作家在二二八之后,对「祖国」只有恨与惧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和众多的省外作家共同形成一个有方向性的「论述社群」呢?又,为何一个学生运动的失败会造成这个互动的终止?显然,面对着这个于他的「后二二八瘖哑论的台独史观」会造成书写困难的「四六事件」,他选择避开,但他越是要避开,越展现出他的因穷于遮盖而显现出的矛盾,例如当他也不得不以「银铃会」这样一个新诗团体作为这样的「跨越语言的一代」的代表文学团体时,他又因他的意识型态,强迫着他非得把诸多充满歧义可能的诗作非得一以贯之地解释为诗人的「国族认同从坚定发展成为动摇幻灭的过程」不可。又例如当他丰富地指出了「银铃会」的兼具「写实主义的批判与现代主义的疏离之双重性格」时,他之后对该社的诠释又只能以「现代主义的疏离」这一单色来勾勒这个诗社。陈芳明的诠释经常背离了他的歷史,或反之。

  《台北恋人》是一篇内藏多重隐密政治与思想对话的小说,而我至少看到这是其中的一个「对话」;蓝博洲要把被陈芳明等人所掩饰、所遮盖的歷史皱褶给展开。小说裡,蓝博洲透过后来在白色恐怖中牺牲的「潮流社」领袖师大学生林光辉,让我们理解了另一条更合情合理的歷史道路。林光辉自述他的思想成长路径,指出了「潮流社」最早的源起是日据时期的同仁刊物「边缘草」,后来扩大为「铜铃会」[xx];这些知识分子的集结,在皇民化雷厉风行的年代,都隐藏着台籍青年的一种以民族、乡土、民众为念为象徵的「迂迴的抵抗精神」。后来日语创作被禁之后,他们努力学习中文,一年后就能中文书写创作,成立了提倡现实主义、深受鲁迅与杨逵影响的刊物「潮流」。杨逵还为这个刊物的创刊号写了题为〈寄「潮流」〉的如下诗句:

  星星之火可燎塬,

  烧尽荆棘虎打完!

  潮流到处新芽萌,

  满面春风光灿烂。(35)

  此外,杨逵还为该创刊号写了一篇〈梦与现实〉的短文,鼓励青年「抛弃梦幻,直视现实,追究社会腐化的根源,养成透视社会的眼光,深入考察,从而确认社会的真正走向」,并鼓励年轻学生走入社会「反映现实」,「用脚写」,写出「实在的故事」。而「实在的故事」也并非杨逵所创,而是30年代大陆左联文人早就提倡的实践想法了(35-6)。此时的杨逵刚从二二八的牵连坐牢出狱,但不但没有因此而产生一种幻灭、怨恨或是悲情心态,反而积极参与着二二八之后的青年学生的左转。他在台中的瓦窑寮蛰居,并于1948年8月2日开始主编台中《力行报》的「新文艺」副刊。可以说,当时歌雷主编的《新生报》「桥」副刊和杨逵主编的《力行报》「新文艺」副刊,是『以「如何建设台湾新文学」为主题的文学运动的两大舞台』,[xxi]结合了地域上的南与北,以及省籍上的本与外,在一种人民的、反帝的、现实主义的左翼文学观上,共同进行文艺与思想斗争。回到当时的语境,那时中共在内战中所取得的势如破竹的胜利气势,以及这个武力后头的思想上的强烈蓬勃朝气与解放讯息,必然跨海影响了这个斗争。那是一个火炬通明的时代,如果完全暗了下来,那也是1950年之后的事,但是陈芳明的作法则是顺着二二八一路把灯全关了。1948年底,台大「麦浪歌咏队」在台北中山堂的首演,根据小说,就在表演厅的舞台上方拉起了上头写着「发扬人民艺术」的横条,而两旁的柱子上则分别写着「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117)。至于演出的内容,则除了舞蹈、歌剧与民谣之外,还包括了大陆学运歌曲〈团结就是力量〉、〈你是灯塔〉、〈青春战斗曲〉、〈光明组曲〉,〈跌倒算什么〉等等。[xxii]每次演出都是以〈黄河大合唱〉开场,以〈祖国大合唱〉压轴(122),而观众的反应也极为热情,在中山堂连演了叁场之后,1949年初,还到台中与台南等地公演。这个高度政治性的演出,获得了歌雷主编的「桥」副刊的热烈评论与迴响。当麦浪赴台中演出时,杨逵不但出面帮忙,解决了场地问题,还特别为麦浪举办了一场以「文艺为谁服务」为讨论主题的欢迎座谈会。杨逵在座谈会行将结束时,受邀讲几句话。小说如此说:

  杨逵先生从容地站起来,面露微笑,走到台前,微微鞠躬,然后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即兴地说了几句像诗一般的话:

  麦浪、麦浪,麦成浪,

  救苦、救难、救饥荒。

  大家相扶持,

  一路走下去,

  走向百花齐放的新乐园。(157)

  「文艺为谁服务」,这个70年代乡土文学论战中的核心问题,早在二二八事件半年后就已经开始渐渐成为进步学生、文艺界,乃至思想界的一个核心关切(师大学生的「野草社」成立于1947年9月;「桥」副刊创刊于1947年8月1日)。杨逵在《力行报》「新文艺」副刊的「徵稿启事」(应是1948年8月2日),也坚实地反映了这样一种当时的文艺思想潮流:

  没有内容的空洞美文不要。反映台湾现实,而表现着台湾人民的生活、感情、思想动向的有报告性的文字,特别欢迎。

  又,他也在之后的〈人民的作家〉一文中如此说:

  人民的作家应该以其智识来整理人民的生活体验,帮助人民确切地认识其生活环境与出路,而在这当中,也应该把人民的生活体验来充实自己,追求理论与实践的配合。[xxiii]

  今天,我们见证杨逵先生彼时的实践,阅读杨逵先生彼时的诗与文,能读出那如今透过主观的愿望与选择性的理解而被「发明」出来的「台独杨逵」吗?如果不把杨逵的思想与精神状态置放在1940年代下半以全中国为範围的理想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革命热潮之中,又如何能理解他的语言与实践呢?当然,又如何能理解那时的学生领袖如林光辉呢?小说中,我们再度看到林光辉于1948年五月四日的「台湾省立师範学院五四纪念晚会」中,代表学生自治会的总结发言:

  同学们!我们要继承五四革命传统,发扬五四革命精神,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拯救陷于内战水火之中的祖国而英勇奋斗。(60)

  在林光辉这儿,在杨逵那儿,并不存在「台湾人的悲情」以及对「中国」的自外疏离。而蓝博洲所详细描写的「麦浪歌咏队」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结合省内外的被那个大时代的理想主义所感染、所激动的青年的一个思想的、文艺的、实践的学生运动。这样的一个运动,在政治上当然绝对是高度危险的,是当时台湾一把手陈诚无论如何所不能容忍的,特别是在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要大举撤煺来台之前夕。是在这个背景下,在1949年4月6日的清晨,发生了把以麦浪歌咏队为主体或核心精神象徵的学生运动摧毁的四六事件;然而在逮捕学生的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了一起被逮捕的还有歌雷(4月6日),与杨逵(4月7日),以及一道被摧毁的《新生报》「桥」副刊(4月11日最后一期)与《力行报》(5月9日停刊)。[xxiv]学生运动是被彻底镇压了,但被镇压的远远不是一场学运而已,更是台湾在与祖国分断了50年后,从知识青年发出的和祖国进步思潮、进步运动相结合的思想与文艺运动的被镇压。这个被镇压的运动在经歷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白色恐怖下的瘖哑,再度于1970年代,从歷史伏流中冒出,而出现了我们今日所谓的「保钓运动」与「乡土文学运动」。我们今天重新审视这个激昂的1970年代,不应盲目地跟随所谓的「后殖民」歷史书写的机会主义指挥棒,在众声喧哗中,遗忘或扭曲歷史,把四六事件硬生生地套上一种被高度典型化的二二八叙事模子,说成是「两蒋时代戒严统治下外省人迫害台湾人的惨绝人寰的悲剧」,同时把四六事件定性为「台湾学运的二二八事件」,而当年参与四六事件并为之付出生命或自由的大学生则是「爱台湾的最佳典範」(365-366)。

  03

  理想主义的传承与失落

  ──四六青年 vs.小说裡的台派青年

  表面上,《台北恋人》有两对台北恋人:四六的老周(周新华)和林晶莹是一对,今日的小老周(周华光)与「春天的微微风」是另一对。如果说观察理解一个时代,去看看生活于其中的知识分子的「两性、性与爱」,未尝不是一把能够用来打开闇黑密室,窥见时代秘密的锁匙。在这一点上,陈映真1966年的〈唐倩的喜剧〉是台湾文学史的先锋,而且(当然是以我非文学史的知识準备而言)是迄今尚未被超越的一个里程碑。陈映真透过主人公唐倩的观察,描述了胖子老莫和唐倩这一对也算是「台北恋人」的「床笫生活」:

  [老莫]的那种热狂的沉默,不久就使唐倩骇怕起来了。他的饕餮的样子,使伊觉得;性之对于胖子老莫,似乎是一件完全孤立的东西。他是出奇地热烈的,但却使伊一点也感觉不出人的亲爱。伊老是在可佈的寂静中,倾听着他的狂乱的唿吸和床笫底声音,久久等待着他的萎溃。伊觉得彷彿自己是一隻被一头勐狮精心剥食着的小羚羊。[xxv]

  老莫在白日的公共空间忘情地演出一种对人类的存在的痛苦与大爱,但在夜裡的眠床上则真实流露出,当然是透过爱人唐倩的亲证,一种深度焦虑与恐怖气息。这个焦虑与惧佈是老莫透过白日的表演也无法驱赶得开的深层空虚、自卑与愤懑;它们在夜色的掩护下熘上了这对恋人的床。[xxvi]

  四十多年后,我们在蓝博洲笔下也看到另一对和1960年代的老莫/唐倩有惊人可比性的当代「台北恋人」的「床笫生活」。虽然相隔几十年,老莫与小老周的空虚、自卑与愤懑的病因不同,老莫的病来自他对他自己在反共亲美的国民党威权体制下思想上的自我阉割的尖锐自觉,而小老周的病则来自一种对个人传记与大歷史的刻意否定或遗忘,以及对「中国」与「外省人」的复杂怨恨、惧恨与妒恨。根据他外省第二代女友「春天的微微风」的日记,1995年的4月6日,当老周所领导的运动达到了一个阶段性目标,让监察院(时为陈履安当院长)同意将四六事件併入白色恐怖一起调查──也就是形式上或逻辑上让儿子陈履安调查他父亲陈诚──这使他兴奋莫名,从而结束了一段时间的性冷漠,是夜,

  老周特别兴奋,又主动跟我做了;他始终坚持在上面,不让我翻身。起先,他的热情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兴奋。可是,到后来,我却开始有点心寒;我觉得他似乎要把他那不知从何而来积压在心底的愤怨,都发洩在我的身体裡面……(358)

  此老周当然非彼老周,而是小老周。根据「春天的微微风」在1994年12月20日的日记:

  老周的名字叫周华光。但他不喜欢这个名字。他对我们说这个名字太统了,是他爸爸为了纪念他叔公而给他取的;他又稍稍透露说,他叔公就是在那个恐怖年代被老K枪毙的众多台湾烈士之一。因为这样,他总是自称老周。我们也就只能叫他老周。今天我不小心叫他周华光,他竟然毫不客气地当场变脸说:我看妳身上统派的血还没有放乾净!(82)

  这一段很有意思。如果周华光(小老周),果真像小说所强烈暗示的,是周新华的姪孙的话,那么周华光没有理由不知叔公周新华之名乃至叔公牺牲的大概背景缘由,因为,既然他父亲以叔之名为子命名,那至少说明了他父亲对叔的身份认同乃至政治认同的某种起码承认。但对「小老周」而言,要如何将叔公的「政治负债」转化为「政治资产」,就必需彻头彻尾地把乃祖的牺牲去脉络化为其所用,于是,他就只能以最广义也同时是最含混的方式说他叔公是「被老K枪毙的众多台湾烈士之一」而已了。因此,有理由相信,他始终没有和他人(包括了他的女友)交代过他叔公的生平甚至全名,因此,我们才读到了1995年1月10日「春天的微微风」的日誌所记载的他们俩访问台湾戏曲界的前辈蔡东石谈四六时,周华光竟然在听到老先生提到「师院自治会长周新华」之名时,不但他的女友对此名浑然无觉,连周华光也彷彿也只是听到另一无关之名,还声色不变地提问:「您所知道的周新华是怎样的一个人?」(279)

  小老周,为了政治的缘故,无法如他所真正知道的,认识其祖并为他所敬重,只能以他所愿意相信的(同时是获利最大的)方式,重塑其祖并为他所用。小老周这样的一种对于乃祖的不承认、编造乃至利用,难道不会在他的内心深处积累出一种难以排解的耻感与罪感吗?果如其然,那么,他对他女友提到「周华光」(他的全名)时的暴怒,与其说是对女友的愤恨,不如说是对他自己的愤恨。这个愤恨不安当然有可能会有终结的一天──当小老周透过彻底的遗忘而「记得」他叔公只是「被老K枪毙的众多台湾烈士之一」,甚至,他叔公只是一个「台湾本土派」或「台独先驱」时,也就是当这些「记忆」变成「自然成色」时。

  小说作者想要让读者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展现在「两性、性与爱」层次上的世代断裂吗?的确,小老周和「春天的微微风」之间的两性关係是不平等的,而不平等又是男性由于其无法排解之认同焦虑,把身份政治扩延到所有的领域,甚至「床笫生活」之中,把性和一种「受压迫─反抗─征服」的叙事紧密地连结在一块儿了,从而使「性」与「爱」脱勾,并同时和「权力斗争」挂勾。[xxvii]而两性关係的不平等,以及性与爱的脱勾,其实又同时反映了台湾社会内部的另一种不平等,也就是身份政治上的不平等;假如你是外省人而你又没有加倍努力地在认同上表态与划清界限,那么你就是次等公民,甚或不是公民,因为所谓的「公民」是有一个族群民族主义政治的前提的。太阳花运动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反而强化了这个问题。歷史地看,这是台湾1970年代下半主流党外运动以来的一种「民主化」方式,以突出、强化,与固化省籍差别并建构一种二元对立为动力所推动的「民主化」;亦即所谓的「省籍路径民主化」。[xxviii]

  相对于小老周的有性无爱以及他和他女友之间的严重等级关係,1940年代末的老周与林晶莹之间的「两性、性与爱」,则有一种显着的社会革命时期的平等主义与禁欲主义色彩。林晶莹诚然也在运动中偶而也扮演了一些「女性角色」,例如偶而被安排写写会议记录等等,但从整体看,她无论在运动实践上或是男女关係上都有着她的强烈主体性,[xxix]完全没有几十年后在「新的」、「自由民主」、「多元文化」、「两性平权」的时代中的小老周和微微风之间的那种将性与政治纠缠在一起的深刻内在不平等关係。小说裡,林晶莹是一个有主见、有胆识、有行动,哪怕是在深刻的爱情中仍然保持自己主体判断能力的一个女子。相对于林晶莹,「春天的微微风」则是运动男性的从属,是运动的打工妹,不曾也不敢在运动中表达过她的看法或判断。而老周和林晶莹这一对革命时代的「台北恋人」则是因为时代的洪流、命运的作弄,与「礼教的束缚」,有爱无性。五十年后,当林晶莹北投温泉旧地重游,回忆多年前的两个青春胴体的拥抱,对当年因为出自一个女孩的衿持、出自对于大我之前的小我的欲情的贬低,以及出自对不久后革命情势的乐观盼望,而拒绝了老周的性爱要求,那件前尘往事痛感遗憾。林晶莹老太太如此写道:

  老周,现在,身体已经老化得不再可能有任何激情的我,终于刻骨地体会到,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啊!(371)

  虽然林晶莹与老周这一对恋人不无遗憾地有爱无性,但这个和大时代裸裎且坦诚结合在一起的爱情,却延续了半世纪,虽然生死两茫茫,虽然最终阴阳两隔。这样的一对台北恋人,与今日小老周们的空洞的、索漠的、闭锁的、自爱的性爱关係大约是大相迳庭吧。如此说来,《台北恋人》裡的台北恋人也就只有一对了。[xxx]而小老周与「春天的微微风」只是老周与林晶莹这对台北恋人的一种煺化版对照罢了。很多人,尤其是左翼知识分子,常好说歷史是进步的,但左翼作家蓝博洲的《台北恋人》则展现了一种惊人的歷史煺化:在「文明」的进展中、在「小确幸」咖啡氤氲中,很多重要的、深刻的,然而细緻的人性内涵都被淘空了。

  蓝博洲描述了间隔半世纪的两对「学运」男女,不只是指出他们精神与人格状态的巨大差异,更指出了他们的世界观的巨大差异;当然这两方面也不可能一刀切。我们于是不得不慨嘆:一个「四六时代」的消失意味着在短短的四年统一时光中,由省内外的进步学生所共同经营出来的一种反殖、反帝的第叁世界民族主义传统,让位给一种既不反殖(日)也不反帝(美)的国民党式的狭隘民族主义,站在西方立场看自己,歧视或无视于第叁世界,同时,一种社会主义的正义与解放理想也让位给反共的现代化意识型态。而这些国民党时期的「世界观」,在反国民党的政治运动、社会运动,与学生运动中,都被沉默而忠贞地继承了。

  于是,我们步步接近了一个核心的歷史问题:以「四六事件」为反高潮的1947-49年间的台湾的学生运动是由中共策动的吗?或其中的核心参与者是共党吗?──或,就这本小说的主人公而言,周新华是共党吗?

  1999年3月初,林晶莹老太太从学生手中拿来的「四六平反运动」的传单上看到如下文字:

  当时,两校学生游行抗争高喊的口号,虽有相当程度社会主义的味道,可是在那样的时代,这样的主张是任何受迫害的学生或人民都会提出的,不限于共产党,因此,不能断定学生运动由共产党策动。(84)

  这段话要如何理解呢?林晶莹一方面肯定了这句话的可以有的「实事求是」观点,也就是没有坚实证据任谁都别妄下断语。但同时,林晶莹也直觉地感受到这段话在其表面的科学态度下隐含了一个极强的诠释慾望,那就是要把「四六」解释为台湾人反国民党反中国人的族群民族主义斗争,从而,也就势必不能接受这个运动的「共党因素」──哪怕是事实,因为如果这个运动果真是由共党深度介入乃至策划的,那么那些因此而牺牲生命或自由的青年就真的是死不足惜了,哪裡还需要平反呢?因此,隐藏在小老周们内心的价值判断与歷史判断竟然和他们直观上所反对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是如出一辙的:都「仇匪恨匪」,都把共党当成极恶。这是1950年代白色恐怖之后,透过两岸的分断、全球的冷战,以及国民党长期的教育、宣传,日积月累,笼罩全台的共同心理状态。就算是白色恐怖的受难者如老周,在他的家人的心目中,也是如此巨大沉重的暗疑──「您应该不是共产党吧!?不,您绝对不是。」在小说的尾声中,林晶莹去拜访恋人老周的兄嫂。老周的哥哥在踌躇犹疑之下,终于问了困扰他多年压在心底的问题:「你们当时是共产党吗?」林晶莹据实以告,说她自己不是,但老周是不是就不知道了。林晶莹反问:「如果他是呢?你怎么想?」老周的嫂嫂梅子,反倒是激动地直接反应:像他这样优秀的人,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并继续用闽南话说:「共产共妻,贪污腐败!」而老周的哥哥则在思考后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至少他不是死得不明不白吧!」(338-9)。「小老周们」的成长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反共与恐共的日常文化氛围下,因此对他们而言,平反「四六」,除了为他们除罪之外,更重要的就是把他们身上的红彩用厚厚的一层深绿给覆盖上,以为今日所用。对这样的一种从1950年代流淌到今日的反共心理,林晶莹的反应是:「老周,你是共产党吗?我不知道。如果是呢?那又怎样?难道就该死吗?」(84)

  于是,林晶莹老太太对于台派世代的「平反」提出了她的质疑与盼望:

  老周,我想,如果真要平反的话,就应该尊重歷史,就应该提出反内战的宗旨,就应该从歷史发展的高度反省内战带来的民族悲剧,就应该要求真正结束两岸的内战状态才对啊!(84)

  因此,「小老周们」其实是对其先人「老周们」的理想主义的嘲讽与颠覆,而他们的「平反」在客观意义上,则是一种算计精细的鞭尸,变造先人的理想与信念,以为他们今日的歷史叙事与政治目标牛马走,把左融化到右,把反帝反殖的第叁世界民族主义反转为族群民族主义,把断裂说成连续,把背叛说成继承。是在这个大变造下,「四六」是不妨被变装为「叁一八」的「前身」的。小说裡,「小老周们」已经打算要把四六事件定性为台湾学运的二二八事件(336),把四月六日改为「本土的青年节」(367),把四月六日订为「台湾学生日」(84)…….。

  应该就是目睹了今日学运对于过去的学运(四六,当然以及保钓)的遗忘或(与)挪用,以及目睹了在这个藉助遗忘而进行的收编挪用中的理想主义煺化或消失,作者在二十一世纪的某一天把他已完成的书稿拿出来再次刊定。敏感的读者在这裡应该可以读到作者那因丰富的也许太丰富的歷史记忆而产生的郁结孤愤:要如何理解这个「从」四六「到」叁一八的断裂啊!这裡真的有一个「从」与「到」的关係吗?我认为,这个孤愤完全不牵涉所谓的「思想的血缘传承」(乃孙必需要肖乃祖)这样一个封建问题,而是牵涉到歷史的断裂、世代的断裂,以及理想主义的实践的延续问题。这牵涉到左翼对于自身存在与实践的认识问题:我们如何避免在一种歷史失忆的状态下自大且自恋地燃烧我们的哥伦布情结,并进而把自身的思想与实践置放在一个歷史的长河中,既自觉于传承也承担于开创,而这无论如何是不能不以对一切先行者的实践轨迹、他们的颠踬困顿、他们的希望热情……,有一个起码的认知与理解的尊重,而不是简单的「挪用」。[xxxi]歷史虚无主义往往在抹杀了过去的同时,也抹杀了未来。

  这是读《台北恋人》这本书让我感受到最重要的一种思想启发。在一个虚无主义的、挪用主义的或拿来主义的年代中,一个人要把自己摆在一个更长的歷史大河中,才能看到自己的渺小,以及这个渺小所参与到的伟大。果真我们能这么看自身的话,那下面的这一节就真是多余的话了。

  04

  也算是多余的话

  在「春天的微微风」的日誌裡,有一个叫做「寻找台湾民众史的人」神秘客。是在他的长期而孤独的歷史探索中,四六事件的散落史料与当代证言被以一种具有史观的方式被整理出来。但是,几乎这个神秘客所做的一切,在这个时代的霸权下,也只能成为独派或台派论述的现成塬物料。是在这个神秘客所提供的塬始资料与歷史证言中,「小老周们」採撷了他们所需要的枝节元素,并在台独前辈的指导下,用他们的史观加以揉合拼装,形成了他们的关于四六事件的歷史说法(81)。当一个作者长期进入到歷史,但只能看到歷史的煺化,他该如何继续?又,当一个作者看到歷史的煺化与扭曲却又是弔诡地藉助于他自己的心智劳动而行时,也就是当他的「公共劳动」不断地成为主流霸权的「私人挪用」时,他又该如何在这个「矛盾」下继续劳动?但,他还是会继续劳动下去的,因为他会相信,相信自己这滴小水珠的渺小,以及自己所参与到的那条大河的伟大。于是,我再次想起了那在困顿颠踬中创造出「贺大哥」以自勉励的陈映真。与神秘客互勉之。

  注释

  [i] 蓝博洲,《台北恋人》(台北:印刻,2014)。凡是对本书的引述,皆直接在正文内以页数标明。

  [ii] 蓝博洲,《天未亮:追忆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师院部分)》(台中:晨星,2000),以及蓝博洲,《「麦浪歌咏队」:追忆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台大部分》(台中:晨星,2001)。

  [iii] 黄锦树,〈内在的风景──从现代主义到内向世代〉,《华文文学》,2015,第126期,第7-13页。

  [iv]这个「春天的微微风」女孩如果是1990年代中期念大学的话,一般而言应该是外省第叁代了。外省第二代并非不可能,但是难谓典型。

  [v] 例外也是有的,例如曾健民《1949国共内战与台湾》(台北:联经,2009),以及徐秀慧《光復变奏──战后初期台湾文学思潮的转折期(1945-1949)》(台南:国立台湾文学馆,2013。

  [vi] 见郑鸿生,〈水龙头的普世象徵──国民党是如何失去「现代」光环的?〉,收于《百年离乱:两岸断裂歷史中的一些摸索》(台北:唐山,2006),第81页。郑鸿生的论文指出了这其实是一个「普世的」关于文明与落后的叙事模式,在不同文明或歷史情境中都有几乎一模一样的被当成真实的故事被兴奋地传说着。

  [vii] 陈明忠,《无悔:陈明忠回忆录》(台北:人间,2014)。

  [viii] 小说裡,蔡东石老先生在「小老周」与「春天的微微风」的访谈中,仍然在他的叙事中用「日据时期」指涉他的出生背景,以及用「祖国名剧」称曹禹的《日出》。(273, 274,276)

  [ix] 应作「籁亮」,赖义传的笔名。赖义传,台湾高雄人,当时就读台湾师範学院,后牺牲于五年代白色恐怖时期。谢谢徐秀慧的指正与提供的资料。

  [x] 陈映真,〈中华文化和台湾文学〉,收于薛毅编《陈映真文选》(北京:叁联,2009),第524页。

  [xi] 曾健民,前揭书,第236页。

  [xii] 曾健民,第225页。南京学生在当时的尖锐国共斗争的情境下,还提出了「要求政府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八条件」,以及「重新审判日本战犯」等诉求。

  [xiii] 引自钱钢,〈莫尽失人心!〉,《南方週末》,2005年11月10日,D30。

  [xiv] 陈明忠,《无悔:陈明忠回忆录》(台北:人间,2014),第71页。

  [xv] 见汪晖,〈当代中国歷史巨变中的台湾问题──从2014年的“太阳花运动”谈起〉,《文化纵横》,2015。

  [xvi] 陈映真,〈文学来自社会,反应社会〉,《陈映真文选》(北京:叁联,2009),第108-9页。

  [xvii] 同理,保钓学生运动可能也需要有一个更大的歷史视野来重新想像。

  [xviii] 陈芳明,《台湾新文学史》(台北:联经,2011),第233页。

  [xix] 陈芳明,前揭书,第251页。

  [xx] 不知是否是「银铃会」的变名?

  [xxi] 曾健民,前揭书,第239页。

  [xxii] 曾健民,第242页。

  [xxiii] 曾健民,第246页。

  [xxiv] 曾健民,第238页。

  [xxv] 陈映真,〈唐倩的喜剧〉,收入《第一件差事》(台北:远景,1975),第61-62页。

  [xxvi] 笔者对这篇小说的分析,见赵刚,〈唐倩的喜剧──党国、知识分子与性〉,《橙红的早星──随着陈映真重访台湾1960年代》(台北:人间,2013),第211-241页。

  [xxvii] 陈光兴的《帝国之眼》一文也曾透过对杨照的小说的分析,讨论了一个非常类似的性政治现象,并为该讨论準确地命名为:『「本省男人」vs. 「外省女人」:性交出头天』。见陈光兴,《去帝国:亚洲作为方法》(台北:台社/行人,2006),第61-66页。

  [xxviii] 台社编委会,〈迈向公共化,超克后威权〉,《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04,第53期,第20页。

  [xxix]她能够在既存文化条件中扮演一定的「女性角色」,但又对这个扮演有一种自觉,并能提出一种有理有节的抗议,例如当她被要求做会议记录时,她会说,还不是因为我年龄最小,「又是女生!」(65)。

  [xxx] 就算是有第二对,也是朱槿和张旭东。但这两人在故事全局中还算是比较次要。

  [xxxi] 瞿宛文在一篇分析太阳花学运中所展现的关于「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等论述时,也见到了大量的去脉络的、机会主义的知识「挪用」。见〈从太阳花学运谈起:反全球化与反中〉,《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15年,第98期,349-361页。瞿宛文的关于挪用的观察与困惑,我深有同感。这个「挪用」见证了台派的歷史虚无主义也伴随了理论或知识的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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