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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审判:一把悬在各国司法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2017-09-11 08:3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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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

分类: 他山之石
媒体审判:一把悬在各国司法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来源:律事通


新闻媒体在对公权力的监督制衡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素有“第四权力”之称。诚如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雨果•布莱克所说:“言论自由与审判公平,是我们的文明中两项最珍贵的智慧结晶。要在他们二者之间做出抉择,实在是一项艰巨的工作。”


一方面,司法部门,如同其他政府部门一样,需要接受媒体监督。另一方面,媒体本身对司法进程的影响也是有利有弊:在司法实践方面,新闻媒体的广泛报道可以提升司法透明度促进司法公正,但如果是不当和过度的新闻报道,则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独立审判,损害司法公正,形成所谓的“媒体审判”,因此如何做到将媒体的监督职能与司法独立的特性合理协调成为了各国司法中都亟待解决的问题。然而,由于国情不同,各国司法对于“媒体审判”的态度也存在着很大差异。下面让我们一起探讨各国司法是如何应对这一把悬在他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吧


一、美国:允许审判前对案件信息进行限制


美国对于舆论和司法一直保持着泾渭分明的鲜明态度,仅仅是庭审直播这一争议,最高法院大法官们的讨论就持续了七十多年,下面让我们来看因为舆论而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的两个案例。


案例1:

说起美国社会舆论最广泛的一个案子,一定是辛普森案了。近几年辛普森案重新被改编成电视剧、上个月因持枪抢劫获刑 33 年入狱的辛普森得到假释委员会的批准将于 10 月获假释,如此种种,即使时隔二十多年还屹立在聚光灯下的辛普森可算是赚足了眼球。关于辛普森案流传很久的一句话是:“全世界都知道辛普森杀了人”,即使如此,由于警方的几个重大失误导致有力证据的失效,美国法院在这个历时九个月的世纪审判中还是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宣告疑点重重的辛普森无罪。辛普森案的社会关注度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社会舆论在当时也达到了巅峰。美国电视台甚至放弃了NBA的直播,全美电视台都在播放对辛普森案的最新进程的跟进。


案例2:

在1954年的谢普德案中,外科医生谢普德的妻子被杀,他被指控为谋杀者。谢普德辩称自己是无辜的,妻子系外人闯入所杀。当时的媒体为了炒作,不断制造新闻,一边倒地将谢普德医生描绘成一位杀人恶魔,以刺激受众情绪。三个月的密集报道后,谢普德被捕并被控谋杀罪,而案件的主审法官并没有采取措施保护陪审团不受干扰,最终谢普德被判入狱。后来谢普德不断上诉,却屡次被法院驳回。直到1965年,联邦最高法院接受了谢普德的请求,受理此案,经审理认为当时陪审团受媒体干扰太大,主审法官也没有采取必要措施保障被告人权利,从而使谢普德无法得到公正审判。为此推翻了原判决,宣判谢普德医生无罪。


这是两个全美国人都在关注却处理得截然不同的案子,在辛普森案中,社会舆论把辛普森推到了风口浪尖,然而在审判过程中,由于缺乏有力证据法院仍旧依照法定程序将辛普森无罪释放。这可以说是完美诠释了“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这句话。


但是经过谢普德案,为了避免类似的“报纸审判案件”事件再次发生,司法机关允许审判前对案件信息进行限制,手段具体包括:推迟案件审理、改变审判地点、陪审员进行预先审核、警戒陪审员、隔离陪审团等措施。


在美国这样一个以民主著称的国家,媒体往往以“知情权”为由而大肆宣传报道案情的相关信息,而司法机关在审判前限制案件信息,可以从源头上消灭对独立审判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的潜在因素,减少那些迫于舆论压力出现的不公正审判,也大大降低了审判风险。媒体和公众可以发声表达自己的观点,但这些声音都不会影响法官的决断。在人声鼎沸时,民众不用舆论绑架司法,而是信任法官的判断,这也是司法公信力的体现。


二、德国:立法控制审理阶段媒体言论


在大陆法系中,由于制度原因,判决受媒体影响较英美法系(普通法系)要小。因此,大陆法系并不那么担心 “媒体审判”对司法进程的影响,但往往更注重媒体审判对当事人的影响。这种模式并不对媒体报道施加禁令,但要求媒体对当事人的报导一律遵从“无罪推定”,并尊重当事人的隐私。因此,德国确立了控制审理阶段媒体言论的法律:


1、德国法院组织法第169条规定法院为了维持法庭秩序,可以禁止媒体录音、录像及不得将此录音、录像播放出来,也不得录下作为资料使用,至于照相,则可由审判长决定。

2、拒绝给予资讯制度。会造成现行之未定程序加快、困难、延误或危害时,或抵触保密法,则司法机关可拒绝为媒体提供相关资讯信息。


德国的模式属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并没有完全武断地“一刀切”,以否定地态度来应对媒体的审判,而是区分媒体的行为对具体案件造成的利弊影响,以此来决定是否资讯给予,这样不仅照顾到当事人的感受,也很好地处理了与媒体间地关系,不会造成冲突。


三、英国:赋予司法机关规制媒体的权力


英国是近代新闻自由理念的发源地,全社会奉新闻自由为基本价值准则;司法公开原则也很早就被英国法院所承认,因为英国人确信正义不但必须实现,而且必须在被见证的情况下实现。但是英国一直对“媒体审判”保有戒心,不允许媒体干涉法院独立审判。为防止新闻报道影响司法公正、损害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英国法院可以下令推迟媒体报道具体的诉讼程序,或者禁止媒体披露案件的相关信息,并可以以“藐视法庭罪”惩罚违规媒体。


但是,英国法律并不禁止媒体对公开在审案件进行公正、准确、善意的报道和对审结案件进行评论,其《藐视法庭法》对“严格责任规则”的适用也进行了严格限定,防止司法机关滥用以惩治媒体。


司法是神圣而庄重的,倘若媒体不断越界,只会干预司法的公正,甚至形成控制司法的局面,使其丧失了本应有的神圣性,所以英国的做法在限制媒体不良行为的背后目的是,明确法庭的庄严、明确司法的不可侵犯性;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法律也并非完全只考虑到司法机关,还以“严格责任”的条款对司法机关的权利予以限制,以防止其滥用权力,造成信息完全闭塞、法律灰暗的情境。


四、澳大利亚:联邦最高法院要求重审


1980年澳大利亚发生一起婴儿被杀案件。嫌疑人林迪•张伯伦是死亡婴儿阿扎利亚•张伯伦的母亲。林迪看到野狗蹿出帐篷,两个月大的女儿也消失不见,认定是野狗叼走了女儿。但是澳洲媒体怀疑这一说法,认为荒谬至极,在案前未能完整地报导案情,还利用林迪夫妇信仰的宗教对其进行人身供给,其对事实的片面描述,导致民众一边倒地认定林迪就是杀害她女儿的凶手。而陪审团也一边倒地认定她有罪。直到出现新的证据证明是一只澳洲野狗咬死了婴儿,澳大利亚最高联邦法院要求地方法院重审,林迪才重获自由,洗刷了“杀女恶魔”的污名。而这一案件,在后来不仅被拍成电影,还改写了澳大利亚媒介与司法审判的历史。


对于无权无势的人来说,想要上诉、洗刷冤屈是太艰难的一件事,因为利益机关会完全压制你的诉求使其无法到达。澳大利亚联邦最高法院的做法则让这些苦苦追寻真相的人重拾信心,在地方法院数次草草取证、宣判的情况下,以最高法院的名义下令重审。虽然这样的事件是少数,但是它的意义就如同星星之火,可以燃起人们对公正最广阔原野的向往。


五、韩国:通过电影等媒介敦促司法


说到韩国媒体审判对司法的影响,不得不提的就是韩国电影对韩国司法的影响。电影《熔炉》由光州一所聋哑障碍人学校的性暴力引发的悲剧事件为蓝本改编,上映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由于舆论压力过大,当年的案件被重新审理,涉案人员被重新起诉,甚至韩国国会还通过了著名的“熔炉法”,以保护残障人士和未成年人。


电影《素媛》,根据2008年12月韩国安山市赵斗淳对8岁小学女生以残忍手段实施性暴力,并造成其终身残疾事件改编,最高法院当时判决被告有期徒刑12年,引起公众不满,最终导致国会提高了对儿童性侵犯犯罪的量刑标准。电影《梨泰院杀人事件》根据1997年真实命案改编,当时的审判结果是,两个嫌犯均无罪释放。2009年电影播出后迫于舆论,检方在2011年着手重新调查,2015年重新审理,直到2016年的一月份,凶手终于被判20年有期徒刑归案。


韩国的这几部电影都揭露了韩国司法中存在的一些弊病和漏洞,即使作为外国人的我也难免痛心疾首。也不知道是韩国电影行业太发达导致可拍的题材都拍成了电影,还是韩国群众真的很在乎司法公正,真实案例改编的高分电影多达数十部。通过电影的媒介和社会舆论,对其进行了有效的改善。难怪有句话说,韩国的电视剧是出口的,韩国的电影是给韩国人自己看的。


六、中国:渴望舆论、民意与司法的互动


中国的“媒体审判”可以说是比较强势了:从前几年的药家鑫案、李昌奎案,到前一阵的于欢案,社会舆论与司法审判的关系成为了广受学界关注的话题。拿于欢案来说,一审判处于欢无期徒刑,二审改判为有期徒刑五年,判决结果相差巨大,其中舆论影响不容小觑。此案最初被社会广泛关注是因为《南方周末》的一篇题为“刺死辱母者”的文章,后来事件持续发酵,一审判决于欢无期徒刑后,引起了社会公众极大的不满。


从上述一系列案件中可以看出,虽然目前中国尚未完全形成民意与司法的良性互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民意对于司法审判机关仍然怀有本质上的不信任,一直以来不够民主、不够透明也成为司法机关被诟病的重要原因,但是,媒体并非只身行动,民众更是有了较以前而言很高的参与意识,这对于中国的法治进程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一点。



可是仔细想想,社会舆论所表达的,不就是一种复仇本位吗?一个案件首先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方式是通过媒体,多少会带有一些为吸引眼球而刻意营造出来的价值倾向,从这个角度说,媒体舆论审判便很难客观;其次对于一个案件的审理结果,法院代表的司法权所表现出的是对政治力学干预下的屈服。于是我国的司法审判依然还难逃媒体舆论的影响,法院对一个案件的专业性决断要受到社会各界的影响,这难免会出现感性压倒理性的情况,实现法律标准在理解和执行上的统合十分困难。当一人一是非、一事一立法的混乱情况出现的时候,当审判机关在舆论和政治的干预下摇摆不定的时候,公平正义又从何谈起呢?


民众诉诸舆论来惩恶扬善不仅仅是中国长久以来的制度和文化所导致的问题,更是民众对司法公信力缺乏信心的表现。张建伟教授曾在书中说:“在法律只是稻草人的社会,没有人相信,法律的正当程序是解决社会纠纷的最好办法。人们遇到麻烦,即使求助于司法,也对司法心存疑虑。他们将希望寄托于明君、贤相和清官,又不太相信自己真的有遇上他们的好运气。人们对司法的普遍疑虑,是长期以来司法没有建立起应有的公信力或者公信力流失的结果。这种怀疑,日常性腐蚀着我国法治的基础,并不是随案件偶然泄露春光而突然爆发的一种民意反应。”


司法公信力是法制建设的基础,社会一般民众对法律的尊重,来源于法制被官民共信共守的信心,如果行政执法部门和司法部门并不能严格执法,那么群众对法律的信心缺失将最终导致惨案的再次发生。我当然希望以往那些案件将是此类讨论的结束,而不是让群众对司法丧失信心的开始,否则这将变成一个哀当事人不幸,怒司法者不争的法律稻草人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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