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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士.......塔西洛夫村(吉尔吉斯斯坦见闻之九)

(2012-08-11 00:1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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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奥士是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的一个州,也是吉尔吉斯斯坦南部首都。吉尔吉斯斯坦大部分乌兹别克人就住在奥士。奥士是个历史悠久的城市,其历史甚至超过吉尔吉斯族本身的历史。有人说奥士的历史有三千年,甚至更长。奥士有座名满全球的名山叫苏莱曼山,吉尔吉斯语叫苏莱曼套,据说苏莱曼圣人曾经到过这里,并且在该山上停留过。我不以为然。2004年在叙利亚的阿里颇市的古城堡里游玩时,也见过一个特殊保护起来的地方,上面写着:黑子儿圣人曾经居留的地方。我问叙利亚朋友,他不以为然。谁知道呢?也许是真的吧。对拥有诸多历史古迹的叙利亚人来说,这算什么呢?赫赫有名的乌麦耶清真寺还矗立在大马士革呢?那里面还有亚赫雅先知的坟墓呢?还有伊玛目胡赛因的头颅冢呢?还有抗击十字军的英雄萨拉丁的陵墓呢?是的,在西亚,在中亚,的确有许许多多的古迹,这些古迹有些是真的,有些是假说。但我更相信他们不是传说。
我去奥士的心愿已经很久了,去年在吉尔吉斯坦待了一个多月,可就是没有时间去奥士。和友人策划几次,有的说乘班车去,那样价格便宜,有的说坐飞机去,那样快而且便宜。坐飞机当然好,可大多数人反对,理由是吉尔吉斯坦的飞机都是前苏联时期老掉牙的图154,非常不可靠,坐飞机等于送命!就这样犹犹豫豫了很多天,最终也未成行,倒是回族人的婚礼吸引住了我的眼球,我每天跟着尔力哥参加亲朋好友举行的婚礼,也乐在其中。
今年春节期间回到乌鲁木齐家里,上不了网,读不了书,每天不是转亲戚就是访朋友,一天到晚马不停蹄,忙忙碌碌差不多二十天,实在是疲惫不堪。本来想校对书稿,把尔力·尓布杜的小说全部校对完,把剩下的几篇小说翻译成汉语。可最后发现,在乌鲁木齐你是写不了文章,也读不了书,翻译不了书,更上不了网!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逃亡!到吉尔吉斯斯坦去!
和往年的情况不一样,今年吉尔吉斯斯坦也格外得冷,尤其是奥士则更冷,冷得无法忍受。
我们一大早就开车去塔西洛夫集体农庄,现在也不叫集体农庄了,已经改成吉尔吉斯语的阿伊勒。我们去的原因很简单,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唯一有回族人成建制地居住的村落,而且是唯一被乌兹别克人同化了的回族人。这是其一,其二,这里曾经出了个全苏联有名的东干人:海塔洪·塔西洛夫。海塔洪·塔西洛夫1902年出生在奥士州喀什噶尔乡。1928年他和哈利利·伊斯玛佐夫、凯马子·来碧佐夫等一起组织了第一个劳动合作社,后来改成“克孜尔·沙尔克(红东方)”,1929年改成集体农庄。1932年他被选为年轻积极分子。在二战时期,“克孜尔·沙尔克”表现的尤为突出,为此海塔洪·塔西洛夫荣获第一枚列宁勋章。1951年海塔洪·塔西洛夫获得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57年再次获得这个称号,1963年他逝世后,克孜尔沙尔克集体农庄更名为塔西洛夫集体农庄,学校也以他的名字命名叫塔西洛夫学校。塔西洛夫是苏联时期有名的集体农庄主席,是受人尊敬的东干(回)族人。尔力哥20年前作为回民报的记者来过一次,他也不晓得还有没有认识的人。我们开车停在了大街上,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塔西洛夫村。
1.校长伊斯拉伊力·莫敏
“这里的确是塔西洛夫村”,我们问一个打烤包子的乌兹别克人,他这么回答。这个乌兹别克小伙子人高马大,满脸汗水。他好奇地望着我们,搞不清楚我们究竟是哪里人。他汗流浃背,不停地将右手塞进馕吭里贴烤包子。尔力哥和他聊着,打听着,而我则向马路对面的一群老人们走去。这群老人都穿着乌兹别克式的长袷袢,头上戴着皮帽子:有戴旱獭皮帽子的,有戴羊羔皮帽子的,还有的戴着圆边高筒帽。我看到他们,就立刻想起来了曾经读过的乌孜别克语小说“霍家纳斯尔丁的故事”,这些人和小说里的人物打扮一模一样,毫无改变!我说了个赛俩目,和七八个老者握了手,他们每个人都双手操在肚子前,都好奇地望着我。当知道我要采访东干人时,一个老者用很可惜的口气说:“唉,这里有很多东干人,可只有外力江一个人会说东干话,可惜他不在了,去世了”这个老人不停地提说外力江的名字。我明白了,这里的东干人没有一个会说自己的母语了。
而塔西洛夫的遗孀还建在,搬到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居住,和女儿一起居住。看来我们是无缘采访了。
这时一个高个子的五十多岁的中年汉子出现在了我们面前,他身高左右1.9米,皮肤黝黑,脸剃刮得干干净净,双手粗大,腿脚长硕。尔力哥介绍说这是前乡长。我们进到烤包子铺里,里面很大,有几个人在吃烤包子。我们围着一张大桌子坐下,立刻就有一个小伙子倒上了红茶,随后端上来了热气腾腾烤包子和三盘子馕。每个烤包子都硕大无比,有两只攥起来的拳头那么大。这一切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在新疆某地的维吾尔小烤包子铺里,丝毫没有异国他乡的感觉。我一直在做这样的猜想,维吾尔人和乌兹别克人原本就是一家人,原本就是一个民族,是复杂的地理环境和高山把他们分隔成了两个民族。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和他们那样相像,语言那么接近,而心理上却如此遥远。我自始至终都使用维吾尔语交谈,我们之间没有任何语言障碍,没有任何隔阂,好像两个邻居在交流。这就是我的感觉。
吃烤包子的过程中进来了一个六十多岁的人,他中等个儿,脸色蜡白,长相更接近乌兹别克人。和我握手之间我触摸到了一双温柔、娇嫩的小手,这是一双从未在田地里劳动过的手,是一双握笔的手。这个被前乡长叫来的人叫伊斯拉伊力·莫敏。
伊斯拉伊力实际年龄已经六十九岁,从脸上你根本看不出来他已经是接近七十岁的老人。
伊斯拉伊力很谦虚,说话声音很小,和我说话时使用着俄语、吉尔吉斯语和乌兹别克语,好像成心在考验我似的,这些语言对我则一点都不费力,对尔力哥和他的妹夫艾迪子就成了问题,尤其是艾迪子根本听不懂吉尔吉斯语和乌孜别克语,他是在哈萨克斯坦的新渠乡(全是回族人)长大。伊斯拉伊力母亲是乌兹别克人,父亲是回族人,1900年从中国喀什噶尔来到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1935年因为是富农成分遭到迫害,逃到了塔西洛夫乡。
塔西洛夫乡以前是块沼泽地,经过东干(回)人辛勤耕耘、拓荒,这里变成了肥沃的良田,尤其适合于种植棉花和稻米。东干(回)更是把自己的拿手好戏——种菜的本领也发挥到了极致,种植了各种各样的蔬菜。
伊斯拉伊力的妻子也是东干(回)族人。
伊斯拉伊力1960年到1965年就读于安集延大学,专业是俄语(在后来的采访中,我发现很多当地人不是前去吉尔吉斯斯坦的某个大学学习,而是清一色的去了安集延的大学)。他小学和初中是在塔西洛夫乡读的。1965年毕业后就分配的塔西洛夫学校当俄语教师,1986年至1998年一直是塔西洛夫学校的校长;1998年至2012年是塔西洛夫村的副乡长。他现在退休在家,每个月领取3500索姆的退休金。他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儿子都在塔西洛夫村务农,女儿现在在俄罗斯联邦莫斯科移民局工作。
整个塔西洛夫乡有5710口人,其中东干族就占五分之一,占总人口的20%。
伊斯拉伊力着重强调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塔西洛夫的东干(回)族人的生活水平要普遍高于当地的乌兹别克人和吉尔吉斯人,给出的理由是这些东干(回)人聪明勤劳、追求知识,不甘人后,对宗教虔诚。我听着一脸乌兹别克长相的东干(回)人用三种混合语讲述这些事情,感觉异常怪异。一个忘记了母语的人居然还有这么深厚的民族情结,真是匪夷所思,我也遇到了那个被北京大学聘请为终身教授的挪威汉学家遇到的问题:一个流利地使用着俄语的民族,居然对自己的母语有那么深厚的感情!匪夷所思!匪夷所思!伊斯拉伊力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
伊斯拉伊力还说1990塔西洛夫乡还有东岗文化中心,学校还聘请教师教授东干语,伊斯拉伊力清楚地记得东干语老师是伊马佐夫的夫人,苏联解体后,这个文化中心也就不存在了。现在的东干(回)族人能够记得的单词就是凉粉,馓子,油果子,糖馍馍,包子,凉面,筷子,杂碎.....
东干(回)族人的居住条件也比其他民族好,只是已经没有了真真意义上的东干(回)族人了,都被乌兹别克同化了,即便是这样,伊斯拉伊力的护照上写的还是东干人。塔西洛夫乡的副乡长也是雷打不动的东干(回)族人,甚至管辖着十七个像塔西洛夫这样村的上级机关区政府的副区长也必须是东干(回)族人。
2.塔西洛夫学校
在烤包子铺里吃了烤包子,伊斯拉伊力问我们想去哪里看。见塔西洛夫遗孀已经没有了可能,她儿子在住院,我们只好去塔西洛夫学校。
学校还是苏联时期的建筑,还是那时候的样子,没有任何变化,这是伊斯拉伊力告诉我的。一个精神抖擞的高个子三十岁的年轻人接待了我们,他完全是乌兹别克人化了。每一个我们见到的人都在用乌孜别克语交流着,这里几乎听不到有人讲俄语,这在整个吉尔吉斯斯坦是很罕见的现象。每一个见到我们的学生,认识不认识的都给我们都说“安赛俩目尔来空木”,而不是俄语的“你好”。在梢葫芦乡的亚赛儿·十娃子学校和尔力·尓布杜学校,我见到的所有东干(回)族学生,没有一个说“赛俩目”的,都是异口同声说俄语“你好”。
这个年轻人就是教务主任,叫伊斯玛伊洛夫,也是东干(回)族人(校长出差没有回来)。他侃侃而谈,很热情。我们随着他进了教务主任办公室。这是间不算大的办公室,一间狭长的房间的最里面搁着一张办公桌,办公桌靠左侧摆放着两张课桌,课桌后面有五把椅子。我们就坐在这些椅子上。
塔西洛夫学校有师生952人,其中教师59人,39名教师是东干(回)族人,教授的语言是乌兹别克语和吉尔吉斯斯语,两种语言的比例是:乌孜别克语占80%,吉尔吉斯语占20%,而俄语沦为了地道的外语。学校是从一年级到十一年级,也就是从小学到高中。学校困难很多,最大的困难是没有课本,既没有吉尔吉斯语的课本,也没有乌孜别克语的课本。原苏联时期教学课本完全来自乌兹别克斯坦,苏联解体后,两国各自成为了独立国家,各走各的路,乌兹别克斯坦则率先废除了西里尔字母的乌孜别克语,代之以拉丁字母的乌孜别克语,加上两国关系不是那么融洽,吉尔吉斯斯坦斯坦不允许使用乌孜别克斯坦的课本进行教学,而自己却拿不出像样的课本,这就使塔西洛夫学校的乌兹别克孩子遇到了空前的大麻烦:没有了课本,既没有吉尔吉斯语的课本,也没有了乌孜别克语的课本,就是有乌孜别克语的课本,语言却是拉丁字母拼写的,对老师来说还存在一个怎么教学的问题。最后,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使用吉尔吉斯语课本上课,课本虽少,人手一册不可能,但至少教学可以进行下去。
教务主任在介绍的时候,陆续进了了几个女教师,穿戴都是乌兹别克式的。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塔西洛夫的女儿和儿媳妇,女儿叫玛乌柳达·海塔洪诺娃;儿媳妇叫哈丽旦·海塔洪诺娃,两人一再申明自己的东干人身份,用的姓是海塔洪,不是塔西洛夫,按理说应该使用塔西洛夫这个姓。玛乌柳达五十多岁,教授劳动课。哈丽旦教授小学课,两人都毕业于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大学,学的都是师范专业。我和她们可以自由地交流,没有任何语言障碍,不需要任何翻译。我让她们极力回忆能记忆起来的东干语,这几个人搜肠刮肚,互相提醒,总算说了些东干语。我一字不落地写了下来:桌子,搌布,围裙子,碟碟子,奶奶,大妈,舅舅,舅母,大老子(伯伯),开水,棉甲甲子(夹袄),墩墩子,干饭,蒸饭,菜,糖馍馍(点心),馓子,油果子,茄子,辣子,韭菜,韭菜盒子,包子,饺子,汤饭,汤碱面,凉粉,白菜,醋,娘娘(姨姨),刀板子,锅锅子,筷子,娃娃,丫头(姑娘)学堂,嫂子,耙子,烧子(疯子),汤勺子,哥哥,嫂子,多谢了,来,走,来哩吗,好的呢吗,好吗。
其中一个叫扎米拉的维吾尔女教师甚至还唱了两句亚塞儿·十娃子的诗歌:列宁世界光,列宁世界光.尽管发音不准,却十分可贵。扎米拉就是在塔西洛夫村长大的,她记得小时候一二年级还有专门的东干语课,课本是亚塞儿·十娃子编写的,她和东干同学们一起唱过。
还有一个叫祖来汗·伊斯玛洛娃的东干族女教师突然说:til 忘到哩!(语言忘掉了)。她埋怨自己父母没有教给她们东干语,现在后悔都来不及。
在整个的采访过程中,所有的教师都穿着厚厚的大衣,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学生也是这样,后来才明白,由于经费短缺,吉尔吉斯斯坦的学校冬天都不生火,都没有暖气,教室和办公室冷得根本受不了。就是这样,每个小学生中午都会有一顿免费的午餐。教务主任和校长办公室则是唯一一个有暖气的地方。
我们走出教务主任办公室,在教学大楼的一面墙上看到了塔西洛夫等人的画像,每个都是乌兹别克人的打扮。伊斯拉伊力告诉我九幅画像中的六个人是东干人,其余三人是乌兹别克人。我默默地注视着这九副画像,尤其是海塔洪·塔西洛夫的画像,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
我回到中国后,把尔力·尓布杜的小说“英雄的遗念儿”又读了一遍。这是尔力·尓布杜小说集“一条心”里的一篇,文章是用东干语写的:
提起海塔洪·塔西罗夫,克孜尔·沙尔克乡庄里的每一个人都有说的几句话呢。可是把莱碧佐夫·卡德尔江阿卡,拿几句话挡不住。他海塔洪里边的一本子活书一样,说一天,说几天都挡不住。他们二位是一同到哩这儿,一同立哩集体农庄,再么是一同发展哩这个家户的人,光是卡德尔江阿卡比海塔洪小的几岁。把海塔洪走过的、经见下的为难连好,他知得好的一面儿,都奔望地听他的小说呢。他泛常打一样子话上打头的呢
“海塔洪的老回回名字是艾迪儿,碎(小)的时候儿,没连娃们踢过毽子,没打过髀石。这可不是他不爱耍的过失,那会他的光阴寒薄,没有巷子里耍的工夫。十岁上他的母亲无常哩,他家里羔哩妹妹哩。他的老子塔西子老汉在馆子里当的厨子....... 那会儿我才八岁 ,海塔洪说的,我的娘老子跟的马大人打中国往这儿跑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驴来。这个驴上驮的我们的吃喝连我的妹妹,她比我小的两岁。平安无事过哩交界了,人都乏哩,走地丢哩盹哩。过哩二道峡,入哩天山的时候儿,我老子对着后头一望撒,我们的驴不见哩,都惊哩营哩,乱都喊脱哩。驴上但没有娃娃撒,谁也不找它去。找砸哩,没找着。我母亲泼烦地害哩一场病,过哩二年她完掉哩,许是黑明扯心哩女儿哩。临完呢还喊哩几声宰奈白。我的心里过不去的,多少年代把妹妹的模样儿背不过,眼睛一闭就到哩面前哩。临后自己有哩儿女的之后,慢慢儿背过哩。
过哩三十年,节气上我在奥士浪去哩,到哩一个茶馆子里,坐到板床上消停喝茶的呢。几个喧簧的人一个给一个说的,新近一个女人的债券上赢了一百千的帖子,连男人娃娃都在莫斯科浪哩一回。床沿子上坐的人接上说的那个女人是六岁上拾下的,连那个女人一同还拾哩个驴,驴上还驮的好少吃喝。
我就接上问哩:
“那个女人的名字叫的啥?”
“宰奈普。”那个女人回答的。
“她是我的妹妹!她哪塔儿住的呢?”那个女人把我领地去,把房子指给哩。就朝这么我把丢哩的妹妹找着了哩。她也没老,把头上遇过的事情记得好得很,把母亲的模样子都记的呢。她给我说哩:‘我们先前在布拉克地方上住的来,搬到这儿还没有十年’。
到今儿的日子我们来往的呢。说这个话的时候儿,海塔洪眼缝缝儿都是笑.....”
从小说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海塔洪的东干名字是艾迪子,他的父亲是塔西子,他使用父亲名字做了姓;他父亲和那个时代的所有的中国人一样,出门在外不是开餐厅,就是给人家当厨子。艾迪子(海塔洪)是一个穷人的家的孩子,是一个从中国逃难过来的孩子,他从小就失去了母亲,受尽磨难,吃尽苦头,这使他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精神,为日后两次成为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奠定了基础。他的父亲是跟着马大人从中国逃亡到俄国的,在路上丢失了骑在毛驴上的女儿宰奈白,他母亲因过度思念丢失的女儿离开了人世。过了三十年,宰奈白已经三十六岁了,艾迪子在奥士的一家馆子里居然听到了自己的妹妹的消息,最好找到了妹妹,了却了心愿。
这篇小说是应该尔力·尓布杜从塔西洛夫的战友来碧佐夫那里听来的,是真实的故事。尔力·尓布杜的很多小说就具有这个特点:真人真事。尔力·尓布杜很注意区别对同一个名字不同民族的叫法,回回人叫艾迪子,乌兹别克人则叫艾塔洪,实际上艾迪子就是阿拉伯语的艾迪(节日),海塔洪是艾依提(节日)+阿訇。塔希子就是塔黑尔。宰奈白乌兹别克人叫宰奈普。
在采访过程中我一直使用维吾尔语和对方交流,可当我说出维吾尔语这个词汇nahsha(歌曲)之后,对方没有反应,我就知道遇到语言障碍了,乌孜别克语肯定是别的词汇,没有办法只得用俄语(pesinia)再解释一遍,他们才明白过来,同时我也记住了乌孜别克语的ashula(歌曲)。维吾尔人和乌兹别克人几乎无法区分,任何一个维吾尔人都能听懂乌孜别克语,它们之间的区别就像哈萨克语和吉尔吉斯语一样,在某种意义上,乌孜别克语和维吾尔语更接近些。我在中亚旅行期间,常常遇到的就是语言问题。居住在城市里的突厥民族几乎都说俄语,甚至在家里也使用俄语。这种情况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很普遍。哈萨克斯坦则通过行政、立法等手段推广、普及哈萨克语,强调哈萨克语的重要性。前几年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不无忧虑甚至是气愤地说:独立都十七年了,就是一头熊也应该学会哈萨克语了。虽处于无奈,但却是现实。而吉尔吉斯斯坦情况则不同,没有人倡导讲母语,没有人反对吉尔吉斯人说俄语,相反在大街小巷听到的都是俄语,不管是吉尔吉斯人还是高加索民族,不管是德裔吉尔吉斯人还是东干回族人,俄语地位还像独立前一样坚不可摧,甚至有取代吉尔吉斯语的趋势。俄语名字比比皆是,怎么听都觉得不顺耳,什么穆罕默多夫,伊布拉给莫夫,阿布顿拉耶夫,懂阿拉伯语的人听到这些异化了的名字总觉得不可思议,笑而无语。殖民的迹象之一就是极力抹杀民族文化和特有的称呼习惯。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也曾经掀起改变名字的运动,强调民族名字的重要性和民族文化的特征,试图从俄语习惯中剥离出自己的文化,可都以失败告终。俄罗斯的殖民化和文化沙文主义深深地渗透到吉尔吉斯人的骨骨髓里,吉尔吉斯人自身无法摆脱,也无力摆脱。俄罗斯就是在吉尔吉斯坦不设立军事基地,不驻扎一兵一卒,吉尔吉斯斯坦也还是披着吉尔吉斯外衣的斯拉夫俄罗斯人。
但乌兹别克人的情况就不一样。苏联解体前,在乌兹别克斯坦不说乌孜别克语根本不现实,也行不通,首先是各个店铺里的营业员就不理睬你,你说俄语,他们会装作听不见,听不懂,你如果改讲乌孜别克语,他们会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会笑脸相迎,彬彬有礼。究其原因,乌兹别克人具有引以自豪的悠久文化和历史,相对庞大的人口优势。在历史上乌兹别克人一直是中亚的主要居民,他们比中亚其他民族更早接受伊斯兰教,更早跨入文明国家,更早脱离黑暗愚昧时代,甚至在布哈拉还出了个伊斯兰世界鼎鼎有名的人物布哈拉,他的名字是和著名的圣训联系在一起的。中亚名城大多数在现今的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像塔什干,撒马尔罕,布哈拉,安集延,浩汗.....成吉思汗孙子察合台时期的中亚‘普通话’察合台语更接近于乌孜别克语。苏联时期乌兹别克人是仅次于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第三大民族,他们比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更有理由坚持说母语,但仅仅这个还不够。更为关键的是乌兹别克人和维吾尔人一样,伊斯兰化更彻底,更坚决。这两个民族语言里的阿语借词和波斯语借词比比皆是,比哈萨克语语和吉尔吉斯语里的阿语和波斯语借词更多。如果把阿语和波斯语借词剥离出来的话,乌孜别克语和维吾尔语就不完整,连日常用语都大量借用阿语和波斯语,比如东、南、西、北是阿语借词,肉、馕等是波斯语借词。伊斯兰文化成了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完全融入日程生活中,无法把伊斯兰文化和乌兹别克人分离开来。在苏联时期所有各个加盟共和国的伊斯兰教职人员都是在塔什干或布哈拉培养的,所有的课程基本上都使用乌孜别克语教授。乌孜别克语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其国界,超出中亚。塔吉克斯坦每个人几乎都活说流利的乌孜别克语,你甚至无法区分谁是乌兹别克人,谁是塔吉克人。原苏联著名的东干(回族)作家亚赛儿·十娃子也是在塔什干大学学习的塔塔尔语,可以说乌兹别克斯坦就是苏联时期的穆斯林文化中心,是伊斯兰文化的传播中心,是穆斯林青年学子的摇篮。真是基于此,乌兹别克人的民族情绪、民族感情就一直很浓厚,对民族语言更是不弃不离,不管走到哪里,就把语言带到哪里,说到哪里。回回人是随着马大人到了费尔干纳盆地后,看见同是穆斯林的乌兹别克人,就没有了心理防线,没有了戒备心理。回回人是因为伊斯兰教形成的独特民族,对伊斯兰教虔诚无比,虽然操着汉语方言,甚至穿着满人、汉人服饰,留着满洲式的大辫子,但其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完全不同于满人、汉人,心理认同感也不同,不像十三世纪的契丹人。回回人宁可无民族,但不可无教门,这是回回人的底线,也是最后的防线。在同为穆斯林的乌兹别克人影响下,终于被同化了。不管怎么样,回回人还是穆斯林,还是那个严格意义上的穆斯林,和千年前的样子一样。他们离开母国也是为了信仰不被践踏,人格不受侮辱,尊严不得侵犯。对回回人而言,穆斯林身份的认同感远远高于民族身份认同感,没有穆斯林的身份,也就没有了回回民族。回回民族因伊斯兰形成,也因为伊斯兰儿消亡,这在其他民族里是很罕见的现象。
3.阿碧江·阿里木江诺夫
离开塔西洛夫学校后,恰巧有个回族老太太去世了,伊斯拉伊力带我们去参加殡礼。
所有的人都站在院子里,看上去清一色的乌兹别克人,你无法想象这里面有一半是回族人,你无法想象这个老人就是一个地道的回族老太太。站在前排的老人们都身穿长袷袢,头戴皮帽子,勒着腰带,神情严肃。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以宗教虔诚而著名,不管是在自己本土还是在中亚其他地方,这两个民族都修建了很多清真寺,建立了许多宗教学校,也出了不少宗教学者。穆斯林对生死看得很明白,人总有一死,只不过是早晚的事情。院子里听不到哭声,听不到突厥民族常有的哭丧歌曲,也没有中国回族人常有的那些繁琐的礼节,阿訇领了者纳子,人们蜂拥而上,扛起亡人就上了一辆早已等候的皮卡车,驶向公墓。
公墓不远,就在村子靠北的一块地方。亡人的坟墓是早已挖好的,是前面一家挖的。这里的规矩就是这样:每个亡人的家属在埋葬了自家亲人后,要挖一个坟坑搁置起来,以备后来者使用。这样遇到任何情况,亡人都可以速葬。公墓是个大院子,院子用铁丝网拉起。从公墓这边能清清楚楚地看清对面的乌兹别克斯坦。院子大门右侧是一座简易草棚,阿訇在草棚下用乌孜别克语在讲经,人们都整齐地坐成一排一排。我也挤靠在伊斯拉伊力身旁坐下了。
有人说:若要知道一个城市最早的居民是什么人,看看这个城市公墓里埋的是什么人就知道了。这使我想起了吉尔吉斯斯坦东干协会副主席纳斯尔·穆萨耶夫,他费尽心思,花费了很多钱财,把比什凯克市区的回回人公墓圈了起来。这个公墓就位于市中心地段,很多开发商对此垂涎三尺,千方百计想把公墓迁走,把这块黄金地段攫为己有。纳斯尔丝毫不为所动,通过各种手段才最终给公墓办理了产地证。我后来才明白沙皇时期比什凯克市市长为什么是东干回回人,因为那时候比什凯克市的主要居民是东干回回人,他们在比什凯克主要街道上都有自己的生意,有些人人甚至开了油坊、磨坊,甚至醋坊,老一辈的吉尔吉斯人、俄罗斯人还能记忆起回回人货郎的叫卖声............
我想塔西洛夫公墓里最早的“居民”毫无疑问也是东干回回人。
阿訇是年轻人,三十岁左右,滔滔不绝地在讲演。人的生死,不由自己;一切是真主的前定。我听懂了每一个单词,听明白了每一话。我好像不是在遥远的异国他乡,而是在新疆的一个维吾尔村落。柔软优美的乌孜别克语让我想起小时候的情节:我父亲听腻了哈萨克斯坦的哈语新闻,寻找着来自中亚的声音。父亲经常这样,他不愿意听高嗓门的、令人恐惧的汉语台,这是个毛骨悚然的电台:男女都是一样的强调!都像是嗜血成性的杀人者!我们也不喜欢。就这样乌孜别克语甚至是(塔兰奇语言的)维吾尔语台,奇妙地钻进我们的生活里。我们分不清维吾尔语和乌孜别克语,甚至分不清哈萨克语和吉尔吉斯语。我父亲一点都不含糊!虽然听不懂,但乌兹别克语优美的声音还是会激起我们极大的兴趣!......阿訇虔诚无比,讲演时泪水自然留下。听着默默无语,有唏嘘哭泣着,有掩面思考着。
是啊,人短暂一生犹如草木一秋。活着苟且活着,逝者则如水流风逝。满眼的坟墓,满眼的苍凉。在异国的土地上,在塔西洛夫的故乡,我见证着生命的脆弱和灵魂的逝去。我寻踪而来的脚步可曾搅扰逝者的安宁,可曾惊醒海塔洪的入魂儿?我与这些素未平生的异乡人却如何觉得是那么的亲近和熟悉:熟悉的语言,熟悉的微笑,熟悉的身体摩擦,甚至是熟悉的哀痛和悲伤。我双手捧起,心里祈祷着.............
一切结束后,等我起身和众人出院子时,身后有人拽了我一把,我转过脸一看:“安塞俩目尔来空木,好的吗?”就听到这么熟悉的话,一耳光消瘦脸庞,留着稀疏八字胡的人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我很吃惊,不是说已经没有人会说东干语了,怎么还有一个呢?瞬间我的脑海里翻江倒海似的,喜悦之情无以言表。没等我反应过来,这个人改用乌孜别克语说:“我是东干人,你从哪里来?比什凯克吗?还是阿拉木图?”我如实相告,他大喜不已,满脸微笑。根据经验,我知道这个人也就会说这么一句回回话。
我仔细打量着人,他不像乌兹别克人,倒像典型的汉族人,像电影刘三姐里的莫管家!
看到尔力哥,他欣喜若狂,两人互相拥抱,原来他们早就认识!
这个人叫阿碧江·阿里木江诺夫,地道的东干人,六十岁,毕业于安集延大学数学系,1972年分配到塔西洛夫学校后就没有挪过窝,一直坚持数学教学,今年准备退休,手续还没有办理。阿碧江介绍说,沙皇俄国时期的比什凯克市市长东干人马天佑,通过费尔干纳总督要求将那里的回回人和部分维吾尔人迁移到现在的塔西洛夫,他们这一支子回回人就是从费尔干纳迁移过来的,是十月革命前迁移来的。
阿碧江·阿里木江诺夫的家在路边,外面看上去很气派,很大气。家里只有他、妻子和孙子三人。
阿碧江硬是把我们让进了客厅,客厅里铺着地毯,地毯上铺着中亚突厥民族特有厚褥子。他穿着厚厚的棉大衣,穿着皮袜子的脚上套着套鞋,进门前把套鞋脱掉,出门时再把套鞋穿上,我就觉得他一会脱套鞋,一会穿套鞋,动作麻利,不拖泥带水,走起路来急急忙忙,好像有什么急事。他一再挽留我们住下,说难得尔力哥老远来,还有中国这位东干客人更是不容易。阿碧江搬来一张桌子,端来蜂蜜和馕,倒上茶,然后拿来一袋子核桃搁在地毯上,用锤子砸了起来。边砸核桃边解释着。他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大女儿在阿联酋和女婿做生意,二女儿在莫斯科工作,儿子在韩国做生意,做汽车生意,收入不错,也讲流利的韩国话。阿碧江妻子是哈尔胡州尔带克人,在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读的会计专业,曾经在卡拉苏区工作过,负责会计事务。
但阿碧江说的更多的还是东干人,在他眼里,东干民族比其他民族更重视教育,更勤快,更诚实,他举例说整个中亚的第一位博士加马勒阿訇·卡里莫夫就是东干族人,是数学博士,这人是阿碧江的亲舅舅。塔西洛夫之所以两次荣获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就是因为他吃苦耐劳,任劳任怨。
伊斯拉伊力插话说:东干人也是语言天才,什么话都能说,乌孜别克语、吉尔吉斯语、俄语讲得都比母语好,任职副村长时,很多文件都是由他从俄语翻译成吉尔吉斯语的。伊斯拉伊力不谦虚地说,我们东干人的俄语、吉尔吉斯语、乌孜别克语水平都要高于这些民族本身。
我们到了卡拉苏就住在尔力哥的堂妹夫艾迪子家里,艾迪子最近做了手术,割掉了瞎肠子(阑尾),身体本来就虚弱,早上出来也是勉勉强强,我们怎么劝他,他都不听,死活要开着车送我们来,说是出来透透气,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客户欠账太多,逼债的也不少,生意上的事压得他喘不过气。阿碧江虽然热情,无奈他的客厅却是十分的冰冷,冰冷得让艾迪子得了病。艾迪子浑身颤栗、哆嗦,我们只好告别,准备起身,可阿碧江无论如何都不放我们走,他妻子站在门槛上大声地用乌孜别克语喊着:“polo hazir piyid(抓饭马上熟了)”这样我们几次起身,几次都被阿碧江拉回了客厅,直到他妻子做的抓饭上来桌子,我们急急忙忙吃了些后,才放我们走。
我们离开得匆忙,阿碧江觉得非常可惜,不停地搓着双手,反复说:“你们连饭都没有顾上吃,怎么就走了呢?.......”
奥士地区平均气温要高于吉尔吉斯斯坦北方地区,以往每年的3月,奥士是万物复苏、穿暖花开的季节,人们忙着下地,犁地耕种,鲜花开满了各家的院内。而今年奥士异常寒冷,迟迟不见春天的脚步。奥士乌兹别克人很少在客厅里生火、取暖,冬季客厅就变得像冰窖一样,瘆人骨髓。究其原因,还是经济困难造成的:人们没有更多的钱买煤。退休金和工资仅能糊口,维持饿不死的状态。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支柱产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真真工业,没有稳定的政府,前途迷茫,贫富悬殊,物价飞涨,生活水平下降, 信仰薄弱,这时危机就会出现,民族矛盾就会激化,民族主义就大行其道,灾难也就降临了。人类大部分的灾难都是自己造成,是人为造成的。
塔西洛夫村对我来说是个谜,就像这里的东干老回回是个谜一样。这些跟随马大人来的清末回民义军的后代还要一辈一辈活下去,还要继续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
2010年奥士民族仇杀的画面还历历在目:断垣残壁,烧杀劫掠后的败像。
但不管怎样,海塔洪·塔西洛夫已经成为了一个东干老回回的符号,成了一个标志,成了一个民族的标志。他是时代的产物,他是东干回回人苦难的产物。没有来自记忆在脑海里的苦难,如何成就苏联的两次英雄!如果海塔洪在中国,他的命运就是被杀戮殆尽,被五马分尸,被放逐至贫瘠的西海固;或惨遭马化龙的灭门之灾;或一如贫穷的回回人讨饭、乞讨到新疆,苟延残喘;或弃尸荒野,或被狗食,或被鹰啄.......我无法想象。
我在中亚旅行期间,时常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大清国的满洲政府会如此残暴,如此没有人性,如此狠毒地对自己的人民下毒手?为什么?为什么?我的理智,我的思维,我所受的教育,我的良心......都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一个民族惨遭屠戮,惨遭虐待,无法在自己祖先的土地上生存,几乎是举族迁徙,不是迁徙,是逃亡,是离开厮守了千年的故土,那情景,那惨烈,不是文字,不是我微弱的文字和低吟呻吟所能表达的。
我不会嫉恨满清那些作恶死去的亡灵,但我不会忘记这个民族所遭受的苦难和悲伤,我要用我的笔诉说那些数百万被虐杀的回回人......
记忆过去是为了明天幸福地活着,不是为了复仇,不是为了清算。我知道真主的清算是神速的,是公道的。
文字写到这里,我已经不能自已,控制不了感情。历史是公正的,历史就是审判者,历史就是历史,谁也无法更改历史。
中亚的回回人远离自己的故土就是为逃避迫害和杀戮,就是为了获得做人最起码的尊严。回回人不同于欧洲犹太人,犹太人在中世纪的欧洲,以善于放高利贷,不劳而获,狡诈钻营而被世人所唾弃;回回人也不同于被流放到中亚的高加索人,回回人没有“勾结”侵略者,没有叛国投敌;回回人也不同于被流放到中亚的日耳曼日,他们不知道俄国在哪里,布尔什维克在哪里...他们只想好好地种植庄家,他们只想在庄稼地里有个好收成,他们只想自己的小买卖能养家糊口,他们只想过人类所能够想象的最低标准的生活..........
我在中亚旅行期间,在真主的大地上行走期间,我一直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满清政府那么喜好屠杀,为什么回回人遭遇这么悲惨的命运?是真主的前定吗?是前定吗?也只有前定的解释才能释然我内心的困惑!真主让这些惨遭屠戮的民族不受后世审判,让他们直接以烈士的身份或品级进入了天堂!
我经常按照突厥人的习惯做杜瓦儿,做bata(祝福),可我内心里一直无法平静,我无法做到心静如水,我无法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境界。我只是千千万万个有血有肉的旅行者,一个普通的旅行者,一个良心尚未泯灭的写作者。
我的脑海里一直闪现着深藏在心中的哈萨克语谚语,这些谚语伴随着我。
哈萨克语人人:nang bergange jan ber(滴人谁之恩当涌泉相报,将生命给予赠送了你馕饼的的人).
哈萨克人说:atasizi batasiz anasiz banazi (没有父亲就没有祝福,没有母亲就没有庇护)
塔西洛夫的回族人回报给乌兹别克人是变成了乌兹别克人;塔西洛夫的回族人得到了第二个母亲乌兹别克人的庇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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