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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學習歷程──永懷師恩

(2013-09-01 10:18:30)

很榮幸也非常高興能有這個機會,在我的母系刊物──《臺大歷史系學術通訊》中,談談我的學習歷程。作為一個歷史人,有時候反而是自我的歷史最難講得好。在這裡,僅能就我求學過程的一些經驗和感受,希望藉此機會提供讀者們參考。

我是在1991年進入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大學部就讀的,進臺大是我長久以來的夢想。但為什麼當年會選擇歷史系呢?這大概和我小時候一件偶然的事情有關。

我從小就喜歡看書,喜歡看各式各樣的書,包括自然百科、人文圖書,甚至是小說、漫畫。但小時家中貧困,沒什麼錢買書,為了在書店白看,或是向別人借書,遭 到白眼相待,是常有的事。在我小學二年級時,一次陪母親去市場買菜,途經一家小書店,在我央求之下,母親終於答應讓我買一本20元以下的書。還記得當時一 本最便宜的《機器貓小叮噹》漫畫,定價都要25元,最後我挑了很久,終於才在店中找到一本20元的書,那是一本文白對照的《古文古事》。此書陪伴我多年, 反覆閱讀。如今回想,大概從那時開始,就種下我對古代史和文言文的興趣吧!

2002年攝於敦煌河倉城遺址前

▲2002年攝於敦煌河倉城遺址前

 進 入臺大歷史系後,我遇見了許多好老師,或學養深厚,或豁達大度,或平易親和,或熱心助人。舉個印象深刻的例子來說,在我大四那年,有位馬來西亞的僑生同 學,本來已經高興的考上了研究所,卻在臨畢業前才發現自己學分不夠,心急如焚。當時的系主任古偉瀛老師努力奔走張羅,想盡辦法為他找到暑修補救的機會,他 最後才能順利進入研究所就讀,近年聽說他已在馬來西亞找到不錯的大學教職。

而我在大三那年,遇見了改變我一生的老師,也是我後來 臺大碩、博士班的指導教授阮芝生先生。還記得開始聽阮老師的「史記」課,第一印象便是「望之儼然」。阮老師是個待人與待己都極其嚴格的人,不管是在為學或 做人方面,他的眼中容不得一點含糊不清的事物。可想而知,這對學生來說壓力是非常大的。

當時一心想要上好阮老師的課,我不斷加強培養自己。為了厚植國學基礎,甚至每晚到校外書院聽課學習。而正因為阮老師的嚴格,這段時間成了我進大學以來成長 最為快速的時期。還記得考上碩士班後,我拿了自己的一篇論文去請老師教正。結果兩天後,阮老師把我找去他家裡,從題目名稱開始罵,一直罵到結論,文章上密 密麻麻全是老師批改的字樣,足足罵了我一上午,然後要我拿回去改,改好再來找他。過了幾個月,我把老師交代要看的書都看了,論文也改好了,再去見阮老師。 老師又看了兩天之後,再找我去罵,這一次罵了兩個多小時,一樣批改無數紅字,要我回去改好再來找他。就這樣,我碩士班的第一篇文章足足被罵了五次,改了將 近兩年,阮老師才終於點頭說:「可以了,這篇文章合格了。」這就是我後來讀博士班一年級時,發表在《燕京學報》新九期(2000年11月)的〈三王與文辭 ──《史記.三王世家》析論〉一文。

《燕京學報》是極為嚴格的期刊,能夠以學生的身分在上面發表文章,對當時的我是莫大的鼓勵,也堅定了我日後走向歷史研究道路的信心。看到現在很多在碩士班就大放異彩的年輕同學們,我常覺得自己並不算是天資卓異的人,能夠有今天,都得拜老師的嚴格教導之賜。

事實上,和阮老師相處久了,便會覺得老師「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他對學生的栽培,是全方面而不遺餘力的。在我的記憶中,這十多年來,不管在為學或做事 上,遇到了任何問題去請教阮老師,老師一次也沒有敷衍過我,總是極其認真的,總結他對這一問題的認識和經驗來回答。

在研究生的階段中,我也曾長時間擔任阮老師的助理。正也是在那段時間裡,我從側面不斷學習老師如何讀書、蒐集資料、選題、寫文章、備課以及辦理各種學術事 務的方法,同時更便於時時向老師請益。這使我的學習歷程更像是傳統的師徒制,大大彌補了現代大學制度設計的不足。我覺得對歷史系同學來說,除了上課和論文 寫作外,擔任老師的助理其實是一種非常好的學習方式。我希望學弟、學妹們,如果有這樣的機會,千萬不要敷衍以對或斤斤計較,而是要認真把握,好好學習系上 老師們的優秀本領。

1998年碩士班畢業後,我曾有一年的時間擔任阮老師的專任助理。就在那一年,我遇見了改變我一生的第二位老師,也就是徐蘋芳先生。徐蘋芳先生是眾所公認 中國考古學界的第一流學者,他曾在1999年接受本系的邀請,來系上擔任一學期的客座教授,徐老師和我的初識便是在臺大客座的這段期間。由於阮老師常常鼓 勵我多聽其他老師的課,而他對徐先生之為人與為學一向推崇,因此素來仰慕先生的我,便立刻把握機會前去旁聽,從此啟發了我對於中國歷史考古學的認識。

接觸過徐老師的人都知道,先生待人極為溫和謙遜,但在學術上卻非常嚴謹認真,因此上徐老師的課是一點也不輕鬆的。先生當時開的課是「中國考古學」,整個學 期分為十多個專題講授,全面而深入的介紹了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和成就。先生上課沒有講義,沒有PowerPoint或其他花俏的教材,有的只是長篇的參考書 目和極為精彩而充實的授課內容。先生博學多聞,又長期在第一線進行考古工作,上課內容除了豐富的考古知識外,還融入了許多個人長期從事考古工作的體悟。上 課從鐘響開始,便如行雲流水一般接連講授。當時在講臺下的我,唯恐漏掉任何一句,只能奮筆疾書,拚命抄筆記。第一次聽完先生的課後,印象最深刻的是那酸痛 的手指,和滿是開啟另一扇學術之窗的興奮之情,心中想到的只有當年孫中山初次赴美後的那句感言:「今日始見滄海之闊!」

徐老師和阮老師相同,除了學術研究外,更重視後進的品德修養。前面提到,我曾將自己的第一篇論文〈三王與文辭〉投稿到《燕京學報》,其實我原本想投到《臺 大歷史學報》,但阮老師當時正好擔任主編,因此立刻要我迴避。《燕京學報》是學界公認的第一流學術刊物,當時貿然投稿,只能說年少的我血氣方剛,初生之犢 不畏虎吧!結果過了半年多以後,大約是徐老師來臺後的學期中,有一天先生忽然約我見面,見面後和我談這篇稿子,我才知道原來當時擔任《燕京學報》副主編的 正是徐先生。

徐老師對我文章的論點十分讚許,但指出文中對前人的錯誤往往多加指摘譏刺,這樣的態度是不宜的。先生對我說,前人的錯誤往往根源於時代的侷限性,錯誤固然 要講清楚,但心態應該寬容,不宜過多苛責。我年少家庭窮困,因此心中憤世嫉俗,但先生的那一番話確實點醒了我,促使我開始思考用另一種態度去看待世事。更 讓我感動的是,先生當時和我足足談了一下午,理直而氣和,義正而辭婉,苦口婆心,諄諄教誨。

我常想,我的人生中最幸運的事就是能一直不斷遇上好老師。以阮老師和徐老師的學識和地位,他們大可不必花如此多的時間,在像我這樣沒有背景、沒有淵源的窮 學生身上,但他們卻如此做了,而且始終如一。在兩位老師的身上,我看到了學者不遺餘力栽培後進之心,這也真正感動了我的心。

徐老師在學術上的畢生願望,便是能將歷史學與考古學加以結合。他所以在歷史學系開授考古學課程,也是這個用意。因此先生當時和我談論那篇稿子,更希望我能 結合出土文獻和考古成果,讓論點更加堅實。先生當時幫我開了一連串的漢簡書單,特別是魯惟一(Michael Loewe)和永田英正的書,要我細心閱讀。先生當時跟我說,年輕人要厚積薄發,我由史記研究跨足漢簡和考古,固然會使文章發表時間要延遲許多,但對我的 將來絕對是有益的。後來我足足花了半年多的時間,閱讀了相關書目(尤其是魯惟一的原文書,臺灣當時很難找到,後來蒙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邢義田先生慷慨借閱。 但當時年少無知,卻是借了很久才還,對邢先生實在萬分抱歉),其間不斷向徐老師請益,徐老師總是耐心以對,認真回答,從不因我的淺陋而有任何責怪之意。到 了徐老師客座任期結束,要返回北京前,先生特地送了我一部《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卷》,並勉勵我好好努力。

1999年考上臺大歷史所博士班後,有一天我讀到一篇報導,文中提到目前秦漢考古出土文獻的總字數,已經超過傳世文獻,而且兩者的差距只會越來越大。當時 我在阮老師的研究室中,讀後深深地嘆息。我開始意識到,在我們這一代學習上古秦漢史,已經無法迴避考古了。而且這更讓我深信只有歷史學和考古學的結合,才 是21世紀上古秦漢史研究的未來。

我的個性一向是要就不學,要學就想學別人的真本領。因此我在碩士班時,選擇了阮老師最擅長的《史記》,做為論文題目;而既然想學考古,我就希望學到如何正 確使用第一手的出土史料,而不是只能仰賴閱讀考古學者的二手研究。所以當時我立志排除萬難,必要到中國考古最好的大學去學習,並參與完整的考古發掘工作。

要做這樣的決定,在當時有許多難處。主要是我在經濟上很不寬裕,而除了旁聽和修習過人類系的幾門課外,更非考古科班出身。但當時的我,不斷想起小時候在《古文古事》中讀過的一篇故事:

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貧,其一富。貧者語於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富者曰:「子 何恃而往?」曰:「吾一瓶一缽,足矣。」富者曰:「吾數年來欲買舟而下,猶未能也。子何恃而往?」越明年,貧者自南海還,以告富者,富者有慚色。西蜀之去 南海,不知幾千里也;僧之富者不能至,而貧者至焉。人之立志,顧不如蜀鄙之僧哉?

再怎麼沒錢,我想我都比「一瓶一缽」要強,「有為者亦若是!」就這樣,我下定了要去北京大學學習考古的決心。

但對我來說,最難的還不是經濟問題,而是如何跟一向關愛栽培我的指導教授開這個口,說我要再投他師。就在那天中午,阮老師和我吃過飯後,在椰林大道上漫步 聊天,我鼓起勇氣向老師說這件事。阮老師聽後愣了一下,和我在椰林大道旁坐下來,出乎我意外的是老師竟然大加贊成,並對我諸多勉勵。後來我去北京大學的推 薦信,便是阮老師和臺大人類學系的黃士強老師幫我寫的。

就在2000年,我考上了北京大學考古學及博物館學系博士班,並幸運地成為宿白和徐蘋芳兩位中國考古學大師的學生。在臺大辦理休學後,我隨即遠赴北京大學 求學,去陌生的城市研讀一門陌生的學科。剛到北京,有許多事情都不太能適應,徐老師特別要我到他家去,那是一間位在東四九條胡同的傳統房屋,古意盎然。還 記得在滿壁書香的客廳裡,先生親切地對我說:「你到北京來求學,只要心中有任何不愉快,或是遇到任何困難,都不要客氣,即使是再小的事,都可以告訴我。有 的時候,人心中有事就容易鑽牛角尖,只要有人談談就好了。」徐老師是一位真正的良師,他對學生的關懷,從這許多方面都可以看出來。

徐老師唯恐我受學界浮躁的風氣影響,有急於求成的心態,當天中午請我吃飯,就認真告誡我:「世浩,你做我的學生,我只要你答應我一件事,那就是一輩子不許 寫和人商榷的文章。」後來我才體會先生的深意,學術貴在正面立論有所貢獻,不在找人毛病以為高人一等。還記得那一天,先生屢次的跟我說:「世浩,要切記, 大器一定要晚成,厚積才能求薄發。」

徐老師十分喜好美食,時常帶許宏師兄(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和河南偃師二里頭考古工作隊隊長)和我去北京不同的名菜館嘗鮮。在輕 鬆的氣氛下,不斷關心著我們的學術和生活情況。席間先生總要我談談對大陸的各種感想,有時年輕的我忍不住大放厥辭,先生總是面帶微笑認真聽我講完,然後一 一對我的意見提出看法,令我受益良多。例如有一次內子到北京找我,徐老師請我們用餐。席間我對先生提到北京大學的學生有一種「較真」的風氣,校園中處處可 以看到同學們為了彼此一點學術上的不同見解,當眾爭得面紅耳赤。先生聽了笑著說,北京大學從以前就是窮學生唸書的地方,窮學生特別認真,不像燕京大學,盡 是公子哥兒。這時我才恍然大悟,原來先生在生活中展現的儒雅風範和在學術上的認真精神,正是因為他一人繼承了兩校的傳統,身兼燕京大學和北京大學二家之長 的緣故。

在北京大學念書期間,我接觸了許多優秀的老師,從他們身上學習到非常多的東西。但讓我印象最深也啟發最大的,還是在河南偃師二里頭農村三個月實習的日子。

2001年春季,與二里頭考古工作隊合照,後排右二為筆者。

▲2001年春季,與二里頭考古工作隊合照,後排右二為筆者。

 二 里頭是中國考古的聖地,它不僅是極為重要的上古王朝都邑遺址,更特別的是,當地地層的疊壓打破情形非常複雜,是田野發掘難度極高的工地。其實二里頭並不是 北京大學的考古工地,而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工地。我想徐老師特地安排我去那裡實習,主要有兩個用意:一是希望田野經驗非常豐富的許宏師兄能代師 授藝,帶領我學習田野考古;二是正由於二里頭的發掘技術難度高,才有磨練我的機會。在這段農村的歲月裡,我除了天天下考古工地學習外,更認識了中國歷史真 正的基層──農村和農民,這對我看待歷史的方式產生重大影響,是在北京等大城市生活絕對無法感受的。

2002年,因為我的畢業論文實習,需要用到大量未發 表的懸泉置出土漢簡,徐老師特地親自陪我到蘭州的甘肅省考古所去。還記得當晚在房間聊天,談起先生剛故世的好友,也是國際知名學者張光直先生發掘商丘的 事。先生提到他原本建議張光直先生合作發掘的地點是河南偃師二里頭,因為他覺得那裡最有考古潛力,也最能做出驚人的成績。以2001年後二里頭豐碩的考古 成果來看,先生的看法無疑是無私而正確的。但張光直先生當時不同意,堅持要發掘商丘,先生力勸無效,而最後發掘的結果並不理想。先生說起此事時十分悵然, 因為張先生與他多年朋友,卻因此而生嫌隙。但先生對我懇切的說:「我不能害朋友去做一件明知沒結果的事。」這讓我學習到先生對朋友的情義。

2002年與何雙全先生(左)攝於懸泉置遺址

▲2002年與何雙全先生(左)攝於懸泉置遺址

 在 甘肅實習期間,我幸運的獲得了曾參加居延新簡整理工作,並主持敦煌懸泉置發掘的何雙全老師的細心指導。在那三個月裡,何老師不僅作為我學習簡牘和考古的良 師,他和師母對我這樣一個異鄉遊子,更像親人一樣照顧,至今感念不忘。後來因為何老師的引介,我還參加了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簡牘研究班的敦煌居延考察 旅行,更令我大大開闊了視野。

回到臺灣後的幾年,經歷了無數的轉折,先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培育計畫的獎助,後來又到故宮博物院器物處任職。在這兩個機構,我幸運的承蒙邢義田、鄧淑蘋、嵇若昕等老師的教導,也得到朱林澤等前輩的照顧,還結交了許多好朋友,這些都讓我感念在心。

2011年2月,我非常幸運的回到母系任教。當我打電話把這個消息向徐蘋芳老師報告時,徐老師非常非常高興,和我約定8月要在北京再會。沒想到5月時先生過世的噩耗傳來,竟是從此天人永隔。

回想徐老師一生,都在為學術、為大眾服務。我最常聽先生說的一句話便是「這是我應該做的」,而先生確實做到了將一生奉獻給中國考古和文物保護事業。他一方 面為保護歷史文化名城,四處奔走,八方呼喊,得罪了許多官員和富商。另一方面,卻對一生所經歷許多波折和坎坷,時時心存感謝。徐老師常教誨我應與人為善, 先生說他的一生常因此而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受人幫助。當先生故去的消息傳到臺灣,就我親身耳聞目睹,認識先生的學者,無論社會地位、政治立場、學術派別,無 不感懷傷痛,在今日多元的臺灣,這是何等難得之事,這完全是先生的人品道德力量所致。子貢曾贊美孔子所以得道多助,是因為「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 之」。每當回想先生的音容笑貌,我都會想起《論語》中的這句話。對我來說,先生一生的待人接物,正是「溫、良、恭、儉、讓」五字最具體的呈現。如今泰山已 頹,哲人其萎,空留典型。馨香上禱,悲不自勝,僅借此文,聊表弟子景仰孺慕之情。

「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善歌者,使人繼其聲」,我能夠有今天,完全仰賴母校母系和諸多老師的栽培。師恩深重,永誌不忘,我希望能夠在未來的人生歲月,將我 的所學奉獻給臺大歷史系,以回報老師們對我的關愛和提攜,讓母系在學術和教育上能夠日益昌盛,這是我衷心所願。 (2011年9月28日教師節初稿,2011年10月4日先師徐蘋芳先生81歲冥誕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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