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新冠病毒疫情，让整个全球经济形势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尽管国内疫情已经缓解，国内民众开始回到正常的生产生活状态，但到5月20日7点为止，全球新冠病毒肺炎确诊人数达到487万人以上，死亡人数32万人以上，全球的疫情还在蔓延与恶化。这种状况在什么时候结束，目前还是未知数。所以，除了中国之外，全球经济今年进入衰退已经是大概率事件。面对严重的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与冲击也会不小，同样存在严重的外部不确定性，所以今年的“两会”不仅推迟到这几天召开，而且整个会议基调也将发生重大调整。

从政治局会议的基调来看，今年两会强调的是“做好六稳，落实六保”。具体地说，“六稳”就是“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六保”则是“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稳定和保基层运转”。有分析认为，两个概念可合而为一，后者是前者的具体延伸。不过，两者还是差别较大，前者是宏观概念，后者则是疫情条件下的具体政策。

而“六保”也意味着今年两会的经济政策将出现重大调整。因为，最为简单的道理是，尽管新冠病毒疫情中国已经缓解，国内居民及企业也开始恢复正常的生产与生活，但是不仅前几个月停工停产会给国内经济生活造成严重的冲击，而且有些冲击是根本上回不来了，比如航空、餐饮、旅游、娱乐等服务业，它只有流量概念，没有存量概念，其业务一旦随时间流失，是无法再回来的。还有，疫情下，全球还是封城锁国、商业活动停顿、经济衰退，中国要保外贸、保外资几乎是不可能。别看，今年1-4月份进出口贸易数据不是太差。这在于防疫物资的出口增加及全球各国封城锁国基本上是3月份以后的事情，其冲击与影响还没有显现。可以说，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的外贸出口在今后会全面显现出来。这将对中国最为发达东南沿海经济造成巨大的影响与冲击。如果中国经济政策不进行重大调整，肯定对全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所以，东南沿海外向经济转向国内内需将可以是两会会议的重点。这也应该是“六保”的重要内容。

其实，中国作为一个14亿人口大国，如果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发达国家居民的一半收入水平，那么中国则有一个无限大的消费市场，这个市场肯定会超过欧美日本总和，仅仅中国内需就可以让其经济增长不需要对外依赖。现在的问题是，不仅占近40%以上农民收入非常非常得低，而且绝大多数三四线城市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也非常得低。只要看看不少到城里建筑工地的农民工，每顿吃两馒头加一点腌菜，就知道他们收入水平在哪里。特别是疫情后许多农民工回到城市找不到工作，其根本上就收入。疫情后，不少农民工工作都没有，如何来消费。还有，城市里的中低收入情况估计也是这样。所以，政府的保就业的目的就在这里。但这是常规思维，不是疫情状态下的思维。疫情下的政策思维则是要通过什么样好的方式直接向这些低收入的居民发放现金补助，不是仅帮助他们找到工作。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制定一种好的方式把现金直接发放到这些失业了农民工及城市低收入居民手上。

还有，在政府复工复产的政策推动下，曾有不少人认为，在疫情后，中国市场将出现“报复性消费”，甚至有人提出“报复性购买住房”。因为，在新冠疫情期间，不仅商业活动基本停止，生产基本停摆，而且居民消费除了基本生活需求之外，也按下了暂停键，由于钟摆效应，在经济恢复之后，将会出现居民的报复性消费。比如，从中国央行公布的存款数据来看，一季度居民存款增加了6.47万亿元，如果平均到每天，存款是超过700亿元。由于疫情居民无法消费，居民收入都以存款方式放入了银行。近日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国内居民银行存款每日减少达266亿元。同时，居民4月贷款增加了6,669亿元。有人认为，这数据的变化，认为是“报复性消费”来了。实际上，这可能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居民消费正常化，一种是居民把银行存款取出，或是进入房地产投资市场，购买住房，或是进入银行财富管理市场，进行理财。

就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情况下，在疫情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没有如全球各国的房地产市场那样出现调整，或是销售停止，或是价格下跌，反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在1-4月份住房销售急剧下降20%的情况下，4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还在上涨。也就是说，中国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价格并没有随着中国住房需求急剧下降而下跌，反之绝大多数城市的房价还在上涨。这意味着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不是消费为主导的市场，而是以投资炒作为主导的市场。当前城市居民的住房拥有率达96%，而国内居民在疫情还是涌房地产市场，当然购买住房为了投资升值，不是消费。这就是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基本特征。当国内居民大量的资金还是涌入房地产市场时，对居民消费需求具有严重的挤出效应。对此，中国政府不要仅提出“只住不炒”市场定位原则，而是要用税收及信贷政策对住房投资与消费在事前、事中及事后进行严格界定清楚，用这两种经济杠杆来限制住房投机炒作，而不是仍然用政府的行政性工具装模作样。这是当前中国居民扩大内需最为重要的政策基点。

要扩大国内居民的内需，重要的是要通过重大的制度改革来调整当前许多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关系。2019年居民个人所得税有很大程度降低，居民可支配收入有所增长，今年的情况比2019年基础上更是改善。但是，这些对中低收入影响不是太大，因为，他们在初次收入分配中占整个社会收入比重就低，有些低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本来就在减免范围内。最大的问题是当前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上，集中少数有权力者手上。如果这些方面没有重大制度改革，要化解当前居民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问题可能还是遥远的事情。这个问题不解决，国内居民内需不容易扩张。

总之，中国经济增长向促居民内需调整是正道，问题是如何来促居民内需，特别是如何促中低入居民收入提高，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就在如何来保证中低收入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升，如何让中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地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