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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江湖

(2013-02-17 12:35:05)

另一个江湖

 

   庙堂之外尽江湖。江湖虽是藏龙卧虎之地,却未必总有刀光剑影。历朝历代,庶民多顺民,但有饭吃,便很知足。几千年来,林野无杀戮,平原有炊烟,这样的景致,是多于金戈铁马的,只要官不逼民反,百姓自然乐享平淡,男耕女织,粗茶淡饭,足矣。有了这样的“民心”,对于庙堂的种种,既少苛求,更罕见刻毒,历史上有过的和谐盛景,或是在这样的心态下,自然生成的。回望晚近数十年,弥漫于江湖的,也正是这样一种国民心态。

   但有人并不这么想。他们不仅要面包,还要有个体面的活法。于是,温饱之余,便有厉言,骂天骂地骂政府,但有看不顺眼的,一骂到底。这样的骂,半是吃饱了撑的,而另一半呢?则是思想的宣泄,每需要在叫骂中,针砭时弊,羞辱对手,顺便烘托理想。

   对于有理想的言说者,他们是生逢其时的。因了网络,又因了微博,让言说成为举手之劳。于是,在这个龙蛇混杂之地,各类人物纷纷登场了:左的,右的;激进的,保守的;阳光的,颓废的;好色的,纯情的,形形色色,不一而足,一如旧时江湖中的侠、镖、僧、道、丐、盗、匪、娼等,各成一党,所不同的是并非歃血为盟,而是凭三寸之舌递交投名状,靠“意见”入伙。

   这是一个打口水仗的江湖,自然,也是秀才的江湖。与韦小宝、黄药师们不同,这里不靠拳脚逞强,却赖口舌称霸,“谁够狠谁就能活下去”(《大唐双龙传》)的信条,在这里依然适用。如此,人们便有幸看到动辄骂人“汉奸”的孔和尚,专揭名人疮疤的方舟子,以及各怀绝技的张老道、于掌柜、五岳散人之流,当然还有擅长“死磕”的律师党。这样的场面,便是东邪西毒见了,也会倒抽一口冷气的。

   在这里与人过招,讲究拉帮结派,一呼百应。谁身后的虾兵蟹将多,谁就是大哥。这些簇拥在偶像麾下,专事帮腔的,有一个很文艺的名号,叫“粉丝”,他们的本分,是为大V们两肋插刀,轻则摇舌鼓噪,重则约人打架,也有斗嘴技穷者,不讲江湖规矩,竟要以飞刀取人首级,―――新近李承鹏险遭不测,或是敌对大V的粉丝所为。这样的举动不免让人沮丧,中国人的喜打架和不擅吵架,或是我们未能获得自由的内因。

   大概,粉丝是世界上最忠诚的拥趸,他们追随别人,非为回报,纯粹出于欣赏。或欣赏别人的观点,或欣赏别人的人格,或欣赏别人的猥琐,或欣赏别人的美貌。因了欣赏,别人喊打,他也喊打;别人喊冤,他也喊冤;别人上刀山下火海,他也跟着赴汤蹈火,总之,恨别人之所恨,爱别人之所爱,讲圈子不讲是非。至于别人是否把他们当回事,他们并不在乎。我平生所见,不曾看到比粉丝更奇怪的群体,尽管我自己也身在其中。

   但确又有另一种粉丝,只蛰伏,不吭声。他们冷看这花花世界,却拒绝扮鹦鹉,看到尽兴处,只顺手一转,把美的、丑的、销魂的、恶心的,复贴于网上,恰是无声胜有声,他的观点,在若隐若现间,已昭然若揭了。

   大V们之于粉丝,是万绿丛中的几许红。在这个意见的江湖,稳坐头几把交椅的,尽皆艺人,而不是任何一位教授、学者或货真价实的意见领袖,足见此一江湖,不仅“把人的生活碎片化,包括人的排泄物,装进诸如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容器里”(王人博语),更把碎片化了的人的欲念,扯进了娱乐圈的香艳中,―――也正是在那里,明星与平民共舞 ,成了“同一伙人”。

   我更偏爱江湖中的另一类大V。他们的发声,每与公共事务相关,不在其位,也谋其政,说民生,话人权,推宪政,促改革,晒贪官,砭时弊,每有语出,必多良言。他们“强调自身的公共化伦理使命,并以积极的姿态,随时随地地将自己纳入公共化的现实领域,为建立一种自由公正、合理合法的现代文明秩序而努力”。这便是拉塞尔·雅各比所定义的“公共知识分子”,一群依赖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思考,并通过言论关怀介入公共事务的书生。

   书生的激越,每使体制中人难堪和不安。盖他们的口无遮拦,不似乡愿般中庸,言词所指,总是别人的痛处,虽然别人一向自诩公仆,也不是任由你随便掐的。更何况,直言滔滔,最忌煽动,你要叫板,有人便要学你抬杠,倘人人如此,那该如何是好?

   于是,在这个话语泛滥的江湖,时可见到一种“刑罚”,叫做禁言,譬如,强制关闭别人的微博,一如“去势”,让人不再有撒野的工具。―――据说这手段还算斯文,蛮横的官,会把乱说话的人送去劳教,重庆过往三、四年间,实不乏这样的例。

   庙堂对江湖话语权的禁忌,自古便有。秦时儒生口无遮拦,敢拿始皇帝开涮,遂有坑儒之祸。而乾隆年间的文字狱,令天下士子噤若寒蝉。当然,这些都是极端的例子。而在中国历史上,也曾有过言论自由的时代,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争鸣,横议天下,是公认的言论自由景象,盖彼时的帝王,无以禁言,一旦禁言,士子都跑到别国去了。没了士子,便没了与列国争强的资本。及至唐朝,人称史上最放言无忌的时代,李白、杜甫、骆宾王者流,多有对帝王不敬的诗言,终究不曾酿成文祸。唯一的例外,发生在一个叫元万倾的诗人身上。据说,他写了一首诗,暗示高丽人唐军将要进犯,后者闻讯重兵把守鸭绿江各要塞,至唐军无功而返。事发后,唐高宗震怒之下并没有要他的命,只是把他充军到岭南了事。不久,居然又把他招回来,封了一个著作郎的官职。唐朝罕见文祸,或因了唐帝的气度,而另有一说,却归因于当时的建制:唐的诸候藩镇,权力极大,犹如国中之国,这在很大程度上庇护了诗人,如李白投江南永王李璘,为上客;杜甫入蜀,依剑南节度使严武,亦活得舒坦。类似的去处,对口无遮拦的文人而言,不啻遁世桃园。

   可惜,今之话语江湖,已不复昔日的逃路,说下狠话的,都面临这样一种危险,要么被当即拿下,要么被秋后算账,官方对言论的好恶,非依法度,至少并不完全根据法度,而是赖于主政者的性情和胸怀。有些话,或在一地是良言,而在另一地,又变成了邪说。如此,说话的人不得不讲究天时、地利与人和,唯恐胡言乱语,犯了龙颜。

   这样的语境,自然不为江湖所喜。虽然秦始皇不再,乾隆不再,又虽然,近些年言论开禁,已使话语的开放度大为改观,但人们还是忍不住要回望战国,远眺唐朝,羡慕那些口无忌惮的士子,和笑骂自由的古风。毕竟,那才是书生想要的江湖。

   其实,比争自由更重要的,是要学会容忍。当务之急,固然是要推动官方对言论的容忍,反对“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反对打压和报复“异说”的强权行径。近日习总书记称“要容得下尖锐批评”,或是对江湖声音的正面回应。而于江湖中人,则要习惯彼此的容忍,捍卫别人说话的权利,恰是“予人自由,自己自由”,真的自由,是“公民”对自由的共享,而非借助打压和排挤,独霸话语权。胡适先生说“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乃是劝告争取自由的人须懂得“克己”与“守法”,唯如此,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无论如何,时下的话语江湖,正以众说纷纭的姿态,在悄然地改变主流格局。如何善待这一“边缘力量”,是政府的事,至于江湖中人,学会在容忍中自由说话,乃是对言论自由的一种呵护,而今之话语江湖,尤需这样的呵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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