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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奇迹“第二季”:理性繁荣的逻辑

2013-09-13 17:00:13评论 杂谈
中国经济奇迹“第二季”:理性繁荣的逻辑
章玉贵

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早已被证明为八段高手的中国,在向新的发展周期迈进的过程中,亟需清理发展沉疴,通过关键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根本性切换,唯有以知识为基础,以技术创新抑或技术革命为源动力的经济增长才是中国经济理性繁荣的逻辑。

9月1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3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发表的特别致辞中表示,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已经进入提质增效的“第二季”,后面的故事将更精彩。
30年增长奇迹炫目世界
过去3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年均9%的增长速度,放眼全世界,足以称得上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30年来,在全球经济竞争与产业变迁中,中国将经济规模做大到惊人的8.3万亿美元,外贸进出口贸易额从1982年的416亿美元攀升到2012年的38667.6亿美元,其中出口额高达20498.3亿美元。而美国和日本2012年的出口额分别为16120亿美元和7929亿美元。如今中国的出口额已相当于美日总和的80%,经济规模约占美日总和的40%。而且中国做大经济规模的空间还在不断扩大,贸易实力也在不断增强,预计2013年底就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另一方面,中国还结合不断增强的贸易实力,通过双边货币互换,在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时,构筑中国的全球化贸易体系。
当然,最近几年了,中国经济增长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增长越来越吃力。在全球近十年来经济发展黄金年份的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高达14.2%。此后随着国际经济与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约束与内部困难相继浮现。尽管在此轮国际金融危机面前,中国表现出了相当高的导调水平,但应对过程中已开始呈现力不从心之势。谁都知道,2009年9.2%、2010年10.3%、2011年 9.2%的经济增长速度主要是依靠天量投资换来的。2012年7.8%的经济增速绝大部分也是依靠资本驱动。
中国经济在依靠资本与外需驱动的增长动力日渐衰减,在国际产业转移红利、“入世”红利以及人口红利逐步消失之后,一味追求高增长看来是行不通了。从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增长历史来看,中国政府的动力能力再大,制度改进空间再大,也不能改变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衰减的趋势。中国自1980年以来长达30余年的高速增长周期或许将告一段落。在经济规模跃上8万亿美元台阶之后,中国应该做好适应6%左右的中等速度增长的政策与心理准备。
经济增长是内生选择结果
其实,假如增长质量能够逐年提高,即便只有6%的增速,其带来的福利效应也会远远超过水分很大的8%增速带来的福利效应。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究竟应当保持怎样的增速才是较为理性的选择?似乎没有唯一的答案。包括一些决策智囊在内的学者基于30年来中国年均经济增速9%左右的事实,认为经济增长的底线应当为8%,或者最低不能低于7%。倘若达不到这个增速,就业将是巨大问题。笔者认为,不可无视也不可过于重视这个经验判断,诚然,在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依然较低的情况下,依靠经济政策的拉动是促进就业和财富增长的必要路径。只是包括决策层在内的市场主体都应正视的现实问题是: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应是一种内生性的选择,依赖于市场主体基于既有的约束条件追求成长空间的持续扩大。而从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来看,尽管适度干预是避免市场失灵的必要条件,但充分调动各有关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才是保持经济增长的最为关键的环节。而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实践,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增长特征是在制度创新中注重扩大市场主体的行为空间。换句话说,中国民间长期以来被压抑的营商禀赋由于政府政策空间的解放而大大释放出来,成为中国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但另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政府在推进市场化改革方面仍然是不彻底的,尤其是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进展缓慢,已经成为经济迈向内生性增长的最大障碍。
中国在经济向人均3000美元阶段迈进的关键时期,政府在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同时,并未及时实现增长动力的切换。其结果,尽管成绩毋庸置疑,但宏观经济风险不断累积以及经济内外失衡持续加剧却是不争的事实。如今,偏好投资和出口而消费受到严重抑制的增长模式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负担。中国经济某种程度上已进入“U”型经济周期,其在底部停留的时间取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速度,也就是如何将经济增长拉动引擎转到消费上来。因此,决策层应当思考的不是短期的经济增长势头可能下滑,而是如何通过确立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主线的改革总体思路,来推进深层领域改革。
以动力切换开启奇迹“第二季”
唯有将增长动力切换到基于技术进步的效率改进与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提高,切换到基于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提升基础上的内需驱动,才有可能开启中国经济下一个增长周期。
改革开放以来,“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变迁史中一直占据着很大比重。直到今天,投资依然是各级各地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首要依靠。例如,今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20.1%。上半年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是45.2%,拉动GDP上涨3.4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总额对GDP的贡献率是53.9%,拉动GDP增长4.1个百分点;足见经济增长对投资的过度倚重。
不过,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的持续有效增长,本质上不取决于投资或消费驱动,而取决于知识、信息、研发创新等所引致的技术进步以及人力资本增长等核心内生变量。技术进步的内生化,要求中国必须加大对研发与人力资本的投资,尽快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化,提高劳动生产率。
经济学意义上,所谓“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本身并不构成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动力,至多只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因素,或者说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手段。一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取决于内生性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如果说,仅仅依靠资本品的投放就能迅速拉动经济增长,那么全世界最不缺资本品的国家当属美国,而美国在前几年深陷经济危机时为什么没有启动一揽子刺激计划,个中原因值得细究。按理说,美国不少地方的基础设施早已到了大规模升级换代的程度,若是放在中国,说不定已经端出几个“四万亿”投资计划了。但美国经济决策者和市场主体明白:如果没有基于技术创新的驱动,大规模的投资只会饮鸩止渴。因此,美国这几年在恢复经济增长方面主要采取了“出口倍增计划”、“制造业回流”以及藉由美元本位来恢复金融业的活力,美国经济也因此逐步走出低谷。
相形之下,前几年,中国依靠大手笔投资尽管使自己在全球衰退泥淖中率先上岸,但由此付出点代价一点也不小。挥之难去的通胀阴影、不断推高的资产价格、日渐扭曲的经济结构、失衡加剧的内外经济、愈发难控的系统性风险,每一项都是令决策层头痛的高难度命题。
可以说,今日中国经济面临的诸多复杂难题,既是以往发展模式沉疴的陆续表达,也是经济迟迟未能战略转型付出的边际成本。所有懂得经济发展机理的市场主体都应该明白:投资之于经济增长最多只有工具价值,经济学意义上也没有所谓的“消费驱动型增长”概念,至于进出口,其实是经济体之间资源禀赋的一种互换。唯有以知识为基础,以技术创新抑或技术革命为源动力的经济增长才是持续有效的经济增长。
因此,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稳增长固然是各级各地政府施政的重要目标指向,调结构也是适应经济战略转型的基本动作,但落实到最根本的一点:是在稳住经济基本面的同时,如何破解制约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诸多瓶颈,引领经济迈向以技术进步为源动力的发展轨道。
经济研究和经济实践早已表明:光靠政府驱动而没有符合要素市场价格规律的驱动,经济难以获得长足发展。再好的经济政策,本身与不构成经济增长的动力,至多是促成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推手;同样,即便是最有资源配置力的政府,也无法取代市场的作用。如果不能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如果不能约束政府的行为,看起来很好的经济政策最终会成为经济危机的推手。
可见,要创造经济真正转型的配套条件,扫除阻碍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体制性障碍,最高决策层就必须从关乎中国经济未来三十年乃至更长时间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以前所未有的改革决心与执行力,制定垄断行业改革和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等关键领域改革的时间表,彻底打破目前的权力配置格局。与此同时,应该积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以消除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后顾之忧;并以前瞻性的技术投入引领产业结构升级。将中国经济由目前的不可持续、不均衡的主要依靠投资驱动的发展轨道,切换到依靠技术与消费驱动的内生性规模报酬递增的发展轨道来。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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