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man Jakobson 的语言学理论

               龚 放   （上海外国语大学）

摘要：本文简单地追溯了Roman Jakobson语言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历程，并着重介绍了他在如下领域里的研究成果：音位学，诗学，语言学与信息学的关系和语言功能等。

关键词：音位学，语言功能，语言学

3．3．1．Roman Jakobson的生平和主要箸作

      俄裔美籍语言学家Roman Osipovich Jakobson于1896年10月11日生于俄国的莫斯科，1982年7月18日在美国麻萨诸塞洲的波士顿逝世。

      Jakobson在1906年就读于拉萨热夫（Lazarev）东方语言学院。1914年进莫斯科大学攻读斯拉夫语文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并在次年19岁的他集合了其他六位学生成立了“莫斯科语言学小组”（Moskovskij Lingvističeskij Kruzok），该小组的初创宗旨在于研究语言学、诗歌、韵律学和民俗。同时，他还时常与由Victor Shklovsky领导的，位于彼德堡（即后来的列宁格勒）的“诗歌语言研究会”的成员时有接触，一起讨论诗歌语言问题。他在莫斯科大学获得了他的第一个学位。1920年，年轻的Jakobson担任位于莫斯科的高等戏剧学院的俄语教授，不久，他以苏联派出的半官方组织“俄国红十字代表机构”成员的身份来到捷克斯洛伐克。在此期间，他与捷克左翼刊物《树干》和《六月》接触频繁，并开始与当时居留在奥地利维也那的俄国语言学家Nicholai Trubetzkoy结识。这段时期，他较注重对诗歌和诗歌语言的研究，尤其是捷克诗歌和俄罗斯诗歌的比较研究。他的第一部关于诗歌方面的箸作《俄国近代诗歌研究》于1921出版，此文写于1919年并曾提交给莫斯科学会，它的重要性在于“音位”一词第一次见诸于印刷文字。他在那篇论文中说：诗歌“使用的不是语音而是音位，也就是能够和语义体现相联系的声学体现”。（伊-克拉姆斯基，第73页）还发表了《捷克斯洛伐克诗歌和俄国诗歌的比较》、、《捷克诗歌的基础》和《捷克诗的韵律》等。

       在捷克期间，查理士大学第一任英语教授Vil†n Mathesius对Jakobson在语言学等方面的才能十分赏识，曾力邀他介绍莫斯科语言学小组的情况。1926年受Vil†n Mathesius和Bohumil Trnka之邀，他与Trubetzkoy一起参与建立了“布拉格语言学会”，并担任了该学会的副主席。同年他的《论捷克诗》的捷文译本发表（此书在三年前在柏林和莫斯科同时出版）。这本书的观点特别影响了在捷克斯洛伐克所进行的那种有关在捷克诗歌中究竟是质的还是量的韵律系统更为合适的辩论。Jakobson 证明，从语言学的观点看来，量的韵律系统是最合宜的。他的分析同样证明了诗体愈来愈多看中音素成分的关系，因为正是这些音素成分使我们能去分词的意义。1928年，在荷兰海牙召开了第一届国际语言学家大会，Jakobson和Mathesius，Trubetzkoy，Karcevskij参加了会议。在会上，他们提交了好几篇主要由Jakobson和Trubetzkoy起草的有关音位学的重要论文。在这些论文中，Jakobson（和他的同事）公开声明不赞成Saussure所主张的在语言研究中将共时与历时隔离开来的做法，认为他们对言语声音功能的研究的方法既适用于共时方面，也适用于历时方面。他们的这些新颖的观点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关注，称他们为“布拉格音位学派”。1929年布拉格语言学会机关刊物《布拉格语言学会论丛》（Travaux du Cercle Linguistique de Prague）的创刊号上发表了《论纲》。其中“语言及其结构新方法”、“语言的功能及其与文学语言和诗歌语言的关系”等等内容都是由Jakobson提出经过大家讨论决定的。1933年他去布尔诺的马萨里克大学（Masaryk University ）即今天的普金大学(Purkyne University)执教，并于第二年升任该大学的俄罗斯语文学教授，1936年他出任捷克中世纪文学教授。

        1939年纳粹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由于Jakobson是犹太人，因此不得不逃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先后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大学、挪威的奥斯陆大学担任教学工作，1940年又来到瑞典的乌普萨大学，在这些大学里担任客席教授。正是在斯堪的纳维亚的这段时间里Jakobson开始了儿童语言发展和失语症的开创性的研究，并于1941用德语发表了《儿童语言、失语症和语音普遍现象》（Kindersprache,Aphasie und allgemeine Lautgesetze）。这是作者语音学方面的最有代表性的箸作。他在儿童语言研究中最先采用音位分析方法，开创了这方面的结构主义研究。

     1941年Jakobson来到美国的纽约。刚到纽约之初（1942-1943），他在由一批前来避难的法国学者创办的“高等研究自由学院”(Ecole libre des hautes Etudes)任教，跟他们一起按照布拉格语言学会的模式成立了“纽约语言学会”（the Linguistic Circle of New York）。我们从他们选用circle，而不用英语中贯用的society一词可见Jakobson的影响，因为“从一开始雅克布逊就偏爱法语词circle------这样可不致造成象德文词Kreis会引起的那种闭关和排外的印象”。（JM 布洛克曼，第3页）在高等研究自由学院执教的这段时间里，他结识了结构人类学的创始人，法国人Claud L†vi-Strauss.他们互相教学，互为师生。1943年至1949年他来到哥伦比亚大学主持捷克斯洛伐克学教研室工作。L†vi-Strauss从Jakobson那里学习语言学，并尝试借助于语言学，尤其是音位学的方法来使其对人类学的研究具有科学性，试图把文化行为、庆典、仪式、血缘关系、婚姻关系、烹饪法、图腾制度的各组成部分看成不是固有的或无联系的实体，而是相互保持的对比关系，这些关系使它们的结构和语言学的音为结构相类似。因此，“和音位一样，亲属关系也是意义的要素；像音位一样，它们只有溶合在系数中，才能获得意义”。（特伦斯-霍克斯，第26页）同样，Jakobson也从L†vi-Strauss学习人类学。1943年至1949年他来到哥伦比亚大学主持捷克斯洛伐克学教研室工作。1949年到1967年Jakobson来到哈佛大学担任斯拉夫语言学文学和普通语言学教授，不久由于其在声学语音学的影响受聘于MIT，兼任该校的教授，后又升任为该校的学院教授。他与两校的联系直到1982年。他在两校共培养了一百多位美国语言学家。1951年Jakobson 在音位学领域里的最重要的箸作，即他与Gunnar Fant和Morris Halle合写的《言语分析初探》出版。这本书里Jakobson 所有的音位都可以借助他们总结出的十二个区别性特征来进行描写，这实际上是他在布拉格时候与Trubetzkoy 合作研究的延续。1956年Jakobson当选为美国语言学会主席。四、五十年代，Jakobson的影响主要在关于失语症和音位学方面的研究。他工作主要是研究音位学理论并使它形式化，他的关于儿童语言和失语症的研究也在继续前进，同时还涉足俄罗斯古诗、传统文献的注释和重建以及有关语言的一般理论，语言与其它符号系统、语言学和人类学的关系等的研究。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Jakobson曾先后两次有机会去捷克参加学术会议。1957年1月，他参加了在中部奥洛謀茨举行的斯拉夫语言比较研究科学讨论会，在提交给会议的论文《关于结构分析》的报告里，他提出在阐述语言体系时应该用“代码”和“通讯”这两个新术语来代替“语言”和“言语”这两个传统术语。1968年8月上旬Jakobson去参加在布拉格召开的第六届国际斯拉夫学大会

      Jakobson由于其杰出的成就一生获得多种荣誉，在1968月去布拉格参加会议期间，获得了布拉格查理士大学和布尔诺普尔津尼授予的两个荣誉博士的学位。1980年他被授予国际语文学和语言学奖（the International Prize for Philology and Linguistics）,1982年获得海格尔奖（Hegel Prize）。

      Jakobson是一个能给予他周围的人以灵感的人，他是“语言的结构研究、功能研究和生成研究的催化剂”。（The Encyclopaedia of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p.1799）他的学生，美国生成语法学派的一位大腕Paul Kiparsky写到：“他的主要思想启发了好几代语言学家，并且彻底改变了音位学领域。”（1983，pp.27-28）他参与建立了布拉格语言学派，与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领军人物Bloomfield是知心朋友，他在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猖獗一时的1956年能当选为美国语言学会主席足以说明他在当时的影响力之大。美国生成语法学派中的许多举足轻重的人物，包括创始人Chomsky主将Halle 和kiparsky等都曾受过他影响。Halle曾当过Jakobson的助手，而Chomsky又曾做过Halle的学生。Jakobson与该派的中心MIT的联系一直持续到1982年他去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生成语法学派中的音位理论受到Jakobson的影响最深。生成音系学中的不少重要的概念来自于Jakobson。早期（1966年）Chomsky曾认为Jakobson在《言语分析初探》提出的十二个区别性特征是完全正确的。尽管后来他的态度略有改变，但是Jakobson音位理论中两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标记理论(markedness)和所有区别性特征在心理上都是二元的（binary）至今都被Chomsky和他的弟子们所遵守并运用到了句法等方面。

      Jakobson一生兴趣广泛，知识渊博，箸作丰富，而且牵涉的范围很广。他是好多研究领域的权威，其中包括：音位学、印欧系语言的韵律、伊戈尔王子的故事和其他斯拉夫史诗，以及俄语和捷克语的实验诗，符号学和信息理论等。他能用俄、法、德、英四种语言从事写作。他发表过的箸作不下五、六百种，这里包括专箸、论文、报章杂志的评论、序言和诗歌。他语言学方面的主要箸作有：《儿童语言、失语症和语音普遍现象》（1941），《言语分析初探》（1951，与Gunnar Fant和Morris Halle合写），《语言基础》（Fundamentals of Language,1956，与Halle合写），《语言的声音形状》（The Sound Shape of Language,1979,与Linda R.Waugh合写）和《对话》等。此外，他还将自己所写的文章汇编成册，从1967年至1971年先后出版了六卷，内容涉及音位学、词、语言、诗歌、语法、斯拉夫学等。

3．3．2．Jakobson在语言理论方面的一些主要观点

      如果从他创办莫斯科语言学小组起到他1982年去逝为此，经过他近七十年的孜孜不倦的耕耘，他在语言学的诸多领域里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Jakobson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候就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奠基人Saussure有些观点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例如，他不赞同Saussure将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隔离开来，并因不满意新语法学派不适当地抬高历时语言学的地位，而忽视共时语言学的作法矫枉过正地强调共时语言学的重要性和将历时语言学排除在语言学外的做法。他认为语言系统是由共时成分和历时成分组成的一个复杂的领域，语言学是辩证统一的，所以任何试图把系统与它的历史隔断开来的做法都是不妥的，因为Jakobson认为正是由于语言系统内部的各种矛盾才导致了语言的变化。他不把系统看作变化的结果，而是看作变化的动因，语言变化的原因应从语言本身的系统中去找，所以语言的变化同样也受制于语言系统。此外，他也不赞同Saussure把共时语言学看成是静态的观点，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动态共时(dynamic sychrony)的观点。他说：“实际的共时性是动态的，静态的共时性是一个抽象的观念，这种抽象可能对特定目的语言研究有用，可是，对语言进行详尽的、如实的共时性描写，必须始终要考虑语言的动态。”（涂纪亮，第45页）其实，关于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这个问题，他早在1929年所写的论文中就有所论述：“作为功能系统的语言观念，无论是为了重建，还是证明他的演变，在对过去语言状态的研究中同样是要考虑的。我们不能象日内瓦学派那样在共时方法和历时方法之间架上不可逾越的障碍。我们在共时语言学中用功能的观点考察语言系数的要素，也不能把受过变化影响的系统置之不顾而去判定语言所曾经受过的变化。认为语言变化只是一种偶然的破坏性的伤害，与系统的观点毫不相干的想法是不合逻辑的。语言变化往往以系统、系统的稳定和系统的重建等等为目标。所以历时的研究不独不排斥系统和功能的观念，而是恰恰相反，不考虑到这些观念就是不完备的。”（岑麒祥，第55页）。Jakobson还是第一个明确提出历时语音学的重要性的人。他在1929年就发表了他对俄语音位演变的观察，这些观察都是对历时语音学的某些一般注释中提出来的。

      （二）受信息论的影响，Jakobson在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开始将语言作为人际交流的手段来进行研究，致力于发展有关言语事件和语言功能之间关系的理论。在《语言与诗歌》（刊登在Sebeok编的Style in Language,纽约，1960）一文中，他分别提出了有关言语事件所牵涉到的六个方面和语言六个功能的图表，而在1956发表的论文《作为一个语言问题的元语言》中，Jakobson将言语事件和语言功能列在同一个表中：

                           语境

                         （所指）

                           信息

                         （诗歌）

说话者                                                听话者

   （表情）                                              （表愿）

                           接触

                         （酬应）

                           代码

                        （元语言）

在上面的图表中，没放在括号里的表示的是言语事件的六要素，放在括号里的表示的是与此相关的语言六大功能。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提供这样一个框架以便能够讨论诗歌语篇与非诗歌语篇的内在特性。

       图中的有关人际交流模式可以解释为：说话者向听话者发出一个信息，为了要起作用，信息需要一个听话者能把握的它所指称的语境，它可以是言语的或能够被言语化的；代码对于说话者和听话者来说完全（至少部分）是相同的；最后，接触——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的物理渠道的和心理上的联系——能够进入和顺利进行信息。(Roman Jaobson, 1960. P.350)按照Jakobson的这个模式，所有的交流都是在同一个基础上进行的，不管它是日常普通的对话、演说、信件、诗歌或解说。在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或更广一点，在信息发出者和接收者之间总有一个信息在传递，而信息的交流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接触、代码和语境。在听话者接触（比如听到说的话或读到这些文字）到说话者的信息之前是无交流可言的。信息是要借助于代码才能进行交流的，代码牵涉到意义和一般话语的构成模式的联系，而语境指的是信息所谈论的或说话者所指称的话题。Jakobson对于人际交流思想的核心观点是“信息”本身并不提供交流双方所要传递的全部“意义”，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语境、代码和接触，换句话说，交流的全部“意义”存在与交流活动的全过程。

        在上面所说的语言六大功能中，所指功能指的是所谈所指的对象。例如，在Please put the cat out now!这句话里，信息的所指功能是“我请求将这只（由我们照顾的）家猫此时（而非之后）赶到门外去（而我们现在正在屋里）”。诗歌功能侧重在信息本身。各种联系，包括等值、相似和相异、同义和反义；音值、重音和口音的重复；词和词组的界限和关系。例如在下面这个句子里。表情功能指的是说话者通过强调、语调节奏表达对他所说对象的态度。酬应功能是人们用来维系感情和促进交流顺利进行的；比如说“您好”， “今天天气不错”之类的话。Jakobson的酬应功能是借自与Malinowski的“酬应交际”的思想（phatic communication）。两者具有不少相似之外。Malinowski的“酬应交际”是检查管道是否正常运转，Jakobson的酬应功能是说话者或听话者借此用来检查他们是否是在使用相同的代码 ，元语言功能指的是有些信息中含有解释代码的意图的功能。表愿功能的提出似乎是受到Karl Büauthler的影响指的是语言中那些能在听话者那里引起某种反应的方面。

      Jakobson认为言语事件（行为）的每一个方面都决定了语言的某个功能。交流过程中六个因素中的每一个都具有独特的功能作用，如果我们的交流更倾向于语境，那么指称功能就占支配地位；如果交流倾向于说话者，那么表情功能就占支配地位，比如当某人说“学校离家很远”时，他意在表达一种感情，不是单纯指称性地在描述一件事。同样地，如果交流倾向于听话者，那么表愿功能就占支配地位。它通常以“看！”、“听！”或“我说------”等手段来表示。如果交流倾向于接触，那么酬应功能就占支配地位，目的在检查接触是否恰当，例如，当我们向对方说“你好”、“饭吃过吗？”等交际语时，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建立语言的接触，或打开话匣子；如果交流倾向于代码，那么酬应功能就占支配地位，以检查相同的代码是否在被使用，比如我们说“懂了吗？”、“行吗？”最后，如果交流倾向于信息本身，那么可以说诗歌功能就占支配地位。Jakobson将信息和诗歌功能置于最重要的地位。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在Jakobson的理论中，所谓的诗歌性不能被简单地看成为仅指诗歌，而是指语言的全部用法的一个方面。“诗歌功能”形成语言活动方式的一部分。“诗歌功能不是语言艺术的唯一功能，它只是语言艺术的占支配地位的、起决定作用的功能，而在其他语言活动中，它是从属的、辅助的成分。这种功能，由于増强了符号的明显性，加强了符号和对象的基本对垒。因此，语言学在探讨诗歌功能时，不能把自己限制在诗歌的范围”。（Jakobson, “Linguistics and Poetics” p.377）那么，为什么他会如此看重语言的诗歌功能呢？这是因为在Jakobson看来，诗人与其他语言使用者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更关注代码本身，而不是信息或语境，他们忠实地正视语言和所指对象之间，所指和能指之间真实的现象关系。所有这一切都与Shklovsky倡导而又得到Jakobson坚决拥护的形式主义的信条是相吻合的，即，诗歌语言基本特征就是它能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到语言的本质、语言的音响格式、措词、句法等问题上，而不是先指出外在的某种“现实”。语言的诗歌功能是增加符号的可触知性，他系统地破坏所指和能指、符号和对象之间的任何“自然的”或“明显的”联系。诗人虔诚地维护着自我和自我以外的任何事物最初接触的语言代码概念，而所有非诗歌语言的使用者扭曲语言过程的罪魁祸首。

    （三）Jakobson和其他布拉格学派的学者一样，遵循的是多功能主义的观点。这种多功能主义的观点往往跟他对语言结构特点和交际过程看法联系在一起。 Jakobson认为，语言结构中存在着两种基本的关系：相似性(similarity)和邻近性(contiguity)。相似性的概念隐含着语言符号具有“相似”(iconicity)的特点。这是对Saussure关于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说法的又一挑战。邻近性（时空上的接近）隐含着指示性的成分，包括指示代词和只有借助其在信息中的使用才能确定意义的那些代码。这两个概念是他在研究失语症时发现的。1956年他在《语言的基本原则》里谈到失语症时记下了他的观察，他发现相似性错乱和邻近性错乱和语言使用中的两种基本的修辞手段：隐喻（metaphor）和转喻(metonymy)紧密相关。这两种修辞手段多是以“等值”（equivalence）为基础的；它们多提出一个与己不同的实体，而这个实体与形成修辞格主体的实体相比具有“同等的”地位。比如在含有隐喻的句子“汽车甲壳虫般地行驶”中，甲壳虫的运动和汽车的运动“等值”。 隐喻是以人们在实实在在的主体（这里是汽车的运动）和它的比喻式的代用词（甲壳虫的运动）之间提出的相似性为基础的。在转喻性的短语“白宫在考虑一项新政策”中，特定的建筑和美国总统是“等值的”。 转喻以人们在实实在在的主体（总统）和它“邻近的”代用词（总统生活的地方）之间进行的接近的（或“相继的）的联想为基础。

        Jakobson把隐喻和转喻看成是二元对立的典型模式，它们为语言符号得以形成的选择和组合这一双重过程打下坚固的基础。他认为语篇的产生和理解有两种操作过程：选择(selection)和组合(combination)。组合过程表现在邻近性（把一个词置于另一词的旁边）中，他的方式因而是转喻的。选择过程表现在相似性（一个词或概念和另外的词或概念“相似”）中，它的方式因而是隐喻的。所以在Jakobson看来，隐喻和转喻的对立其实代表了语言的共时性模式（它的直接的，并存的，垂直的关系）和历时性模式（他的序列的‘相继的，线性发展的关系）的根本对立的本质。下面这图表代表着Jakobson有关的语言过程两极的对应关系：

                  联想关系

                  选择

                  替代

                  相似性

                  隐语

   组合关系

   组合

   语境

   邻近性             

   转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