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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束带矜庄话带钩

(2018-04-30 09:5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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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吟玉
原文地址:束带矜庄话带钩作者:

 束带矜庄话带钩

    3N3N

链接 器晤 http://t.cn/RuNN7WB

          http://t.cn/RuNNBRF

[转载]束带矜庄话带钩
     战国束带佩带钩铜造像


带钩 ,是古代一种束带的钩挂用具,已经消逝在历史里。历史上因为需要而创造了它,后来又有新物件取代了它,束带的方式改变了。

带钩成为了历史,也慢慢被忘却,慢慢变成了谜。古代带钩有不少发现,只是带钩的研究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主流话题,但它作为一个历史物件,虽则细小,却也不失其要义。束带矜庄,是《千字文》中的一句,古人将束带看作是一种人生态度乃至修身标准姿势,而带钩又是那时代束带不可少的要件,所以它的制作与佩用体现出鲜明的时代风尚。 

1、一钩一时代 

考古发现的带钩很多,说数以万计并不为过,非发掘品可能更多。对带钩进行分类分期研究,探讨它的起源、发展和传播过程,是中国考古关注的课题之一。

带钩的分类,可从质料、工艺、造型几方面考虑,侧重于质料和造型。

制作带钩的原料以铜、铁为主,也有金、银、玉、石等。在春秋晚期的秦国和齐国已经使用黄金制作的带钩,山东临淄郎家庄和陕西凤翔高庄见有出土。战国早期的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有金带钩4件,西汉时期有更多的金带钩发现,江苏涟水三里墩和铜山小龟山就有出土,制作十分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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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国金带钩 (江苏涟水三里墩)

铜质带钩出土最多,从西周晚期开始出现流行到魏晋时期,以后还有零星发现。铁质带钩战国早期的秦墓中开始见到,与铜带钩大致相始终。玉质带钩在史前良渚文化中发现十多件,形制不同于周汉。与铜带钩同形制的玉带钩始见于春秋秦墓,春秋晚到战国初的宋国勾敔夫人墓也有出土,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和曲阜鲁墓也有发现。汉墓中时常也有制作精美的玉带钩出土,东晋墓葬中偶尔还有发现。到明清时期玉带钩又有复兴,但并不十分流行。

[转载]束带矜庄话带钩
       铁芯多节玉带钩     西汉长安建章宫出土

造型上带钩有型式之分,有学者按带钩大小分型,如长型中有琴形和棒形,中型中有琵琶形,小型中有虎形等。带钩多取动物形为装饰,可依此分作以下几类:

水禽形,钩体似鸭腹形,鸭嘴形钩首,钮近尾端,大多素面无纹。

兽面形,钩体以浮雕和镂雕的兽面为特征。

耜形,以往或称匙形,钩体连接钩颈的一边略为平直,其他三面呈椭圆弧形或多边形,钩颈为略长的杆状,钩体多镶嵌镂错几何纹饰。

这三式带钩形体都不大,均属小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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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国兽面玉带钩(山东曲阜鲁故城出土)

曲棒形,钩体为比较均匀的棒形,一般都不太粗壮,呈明显的弓形弯曲,大都素体无纹。

琵琶形,全钩呈反琵琶形,钩体大小不拘,横截面以半圆形多见,以长钩为主。

长牌形,钩体呈长方或圆角长方形,一般都比较长大,钩颈钩首细小。

这三式多数形体较大,属大型类。

[转载]束带矜庄话带钩

[转载]束带矜庄话带钩

[转载]束带矜庄话带钩

 

全兽形,钩体满饰雕镂的整体兽形纹饰,有的为神话动物,常见的有蟠龙、卧虎、犀牛,还有兔、鱼、鳖、蜥蜴、鹿、蛇、猿猴等。有的带钩一器饰数兽,制作考究。

异形,凡在钩体、钩首、钩钮方面不同于上述七式的带钩都归入此类,主要有人形、牛首形、双体形、双钮形和双钩形多种。

这两式带钩在工艺上有较高的价值,其中相当一部分或者纯是艺术品,实用价值不高,有的原本就不是实用器。

在八类带钩中,比较常见的是前五式,其中又以水禽形、曲棒形和琵琶形最为流行,数量最多。

从工艺制作上分类,带钩又有错、镂、鎏、嵌、刻之别,精彩纷呈。正如《淮南子·说林训》所述,“满堂之坐,视钩各异,于环带一也”,场面上彼此都束带挂钩,彼此的带钩又各不相同,真可谓一钩一世界。 

2、腰间不断变换的时尚 

考古发现的最早的束带用具,是良渚文化的玉带钩。良渚玉带钩有成熟的造型,仅见于高等级贵族使用,推断它已具有礼仪性质。玉带钩出现后没有在更大范围普及,在中原地区同期文化中没有发现。

文明的伴生状态,有秩序,也有战争。当战争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军士的装备也越来越规范,皮革用于盔甲的制作,也开始用于腰带的制作。宽厚的革带不能打结,于是发明了勾挂方法,这方法应当是受了良渚人使用带钩传统的启发。金属与非金属的钩应运而生,这样的钩将尾端固定在革带上,使用时勾住钻有孔眼革带的另一端,靠人体的张力束腰。腰带上配钩,这带上之钩就有了一个约定的名字,叫做带钩。

大约自春秋时代开始,带钩的使用已经较为普及,经战国到两汉,带钩成为先人不离身的小当家。没有带钩,行军打仗的兵士不会有自在的行动,一般的人众也不会有自在的行动。有钩有带,约束自我,方得自在之身。

腰带制品,当汉晋之际,出现过一次重大的变换过程。带扣逐渐替代带钩,成为束带用品的主打产品。带扣最先是用于马具束带,用于人身以后,更加艺术化了,无论造型与附加装饰都有了明显改变。不过后来这种艺术化的风气不再盛行,带扣大体沿着实用的路径演变,很快就定型下来,定型得与我们今天使用的带扣没有什么明显区别了。

带钩如果从良渚文化算起,至汉末之时,间断使用了近3000年。如果自春秋初年起算,金属带钩使用了差不多1000年上下。接着带扣用到今天,则接近有2000年光景。上自天子,下至庶民,在正式场合都不能缺了它,就是这样的小物件,陪着过去的人们自在走过了4000多年!

带钩多为长体造型,前有钩首,背后的中尾部有圆形的纽,钩和纽是连接腰带两端的接点。不过良渚文化的这些玉带钩的规格一般较小,以长度而论,最短的不过3厘米,最长的也只有9厘米多,一般在57厘米上下。玉带钩整体造型比较规整,它的一端为穿绳的孔,另一端为勾系的弯钩,钩首较长。良渚文化的玉带钩应是随腰带横在腰间,钩首向左,使用者是以右手握钩,勾挂在绳套上即可。钩上的带,以钩尾的绳孔看,应属不太粗的丝麻绳之类,一端拴在钩孔上,另一端依腰围大小做成环套,使用时套挂在钩首上。

良渚带钩与周汉带钩之间,有型制上的差异,更有时代上的缺环,我们不知道在这个足有1千多年长的时段里,古中国人是不是普遍用带钩束带,如用,又是什么样子,这也许是中国考古上的一个新的未解之谜。

[转载]束带矜庄话带钩
     良渚文化玉带钩

青铜时代的带钩,可以将始作期划定在西周末至战国早期之间,而流行的开始年代是在春秋中期。周都洛阳出土春秋中期的带钩,同期带钩还见于北京怀柔的燕墓,山东临淄的齐墓,河南淅川、湖北江陵和湖南湘乡的楚墓,陕西宝鸡和凤翔的秦墓,山西侯马的晋墓,江苏苏州的吴墓,还见于甘肃灵台古密须国墓和辽宁喀左东胡族墓。虽然这个时期的带钩发现的数量不能与战汉相比,但从临淄郎家庄一次出土66件带钩分析,当时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带钩使用已经比较普遍。

春秋时期的带钩以水禽形为主,也有兽面形、耜形和琵琶形,以小型为多,长度一般不超过10厘米。钩体以素面为主,钩钮靠近钩尾。秦墓中见到的一些小带钩有的还没附钮,带钩的一般特征还没完全具备。

到战国早期,出土带钩的地点比之春秋有了明显增加。三晋地区韩魏两地发现带钩较多,其次秦、楚、齐、鲁、燕也有一定数量带钩出土。战围早期的带钩依然以小型为主,除继续见到水禽形和耜形外,新出现曲棒形,见到相当多的琵琶形。最长的带钩近20厘米,有的钩钮离钩尾渐远,一部分带钩的钩钮已移至带钩中部。此期铜带钩一般都是素面,很少附加纹饰。

带钩的鼎盛期划定在战国中至战国晚期之间,出土数量明显增加。三晋地区发现的属于战国中期的带钩不少,在今河南北部和山西南部出土最多,河北也发现赵国和中山国的带钩。南方楚国使用带钩也比较普遍,在河南、湖北和湖南境内都有发现。西南的巴蜀之地也开始使用带钩,带钩逐渐发展到了鼎盛期。

战国中期常见的带钩有水禽形和琵琶形,后者数量最多,凡出带钩的地点几乎都能见到它。其次还有耜形和曲棒形,新出现的有长牌形和异形。钩钮的位置继续往钩体中部移动,多数位于距钩尾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钩体处,个别秦国带钩的钩钮位于钩体中部,这种现象无论在春秋时期还是战国早期,都不曾见到过。

这个时期带钩的长度有了很大变化。水禽形带钩依然很小,琵琶形大多属长钩类,长牌形带钩以楚墓出土为多,长度都在20厘米以上,这种带钩可能主要为楚国所用,其他地区其他时代极少发现,时空特征相当明显,它与战国晚期见到的两兽首相背的长牌形带钩不同,后者只见于战国晚期的三晋地区,也相当有特点。

带钩到战国晚期就完全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分布范围之广,数量型式之多,工艺制作之精,都是前所未见的。战国晚期发现较多带钩的地区有三个:三晋、秦、楚,常见的有水禽形、曲棒形,琵琶形在三晋发现最多,长牌形只见于三晋地区。耜形除见于三晋外,秦国墓葬中也有少量出土,其他地区绝少发现。曲棒形一类长型带钩的钩钮皆在钩体中部,长牌形和琵琶形带钩的钩钮多在距钩尾三分之一钩体处。

秦汉时期是带钩使用的普及期,这是国家统一的必然结果。这一时期带钩流行的主要型式是水禽形、曲棒形和琵琶形,其他战国时代的带钩基本淘汰。带钩完成了定型,除少数艺术型带钩外,制作工艺维持在一般水平。

西汉早期的带钩发现较多,在今内蒙古、辽宁、山东、江苏、河北、河南、山西、陕西、湖南、广东、广西、四川和贵州等省区都有出土。主要型式有水禽形、兽面形、曲棒形、琵琶形。琵琶形带钩以窄体多见,以素面为主。

从秦统一到汉初的带钩中,都没有见到耜形和长牌形,它们都消失在战国晚期。西汉中晚期的带钩常见水禽形和琵琶形,以素面为主,制作粗劣,不如前代。这一时期的带钩有向小型化发展的趋势,包括琵琶形在内,长度超过10厘米的不多。

新莽时期的带钩主要有水禽形、曲棒形和琵琶形,多素体无纹。东汉时期的带钩亦以这三式多见,钩钮几乎都是在中部或接近中部。钩体以素面为主,很少饰纹。东汉带钩长短均有,1015厘米长的带钩比西汉时期在数量上有很大增加。东汉时期北起今内蒙古、辽宁,南到两广、云贵,东达江浙,西去玉门关外,都有带钩出土,这是历史上带钩分布最广的时代。 

进入魏晋,是带钩的衰落期。西晋时期带钩已不多见,东晋以后更少。洛阳发掘的54座西晋墓,只出1件带钩。西晋带钩以曲棒形发现为多,但它与前代同式带钩有一个重要区别,即钩钮都在钩背中部并略偏向钩首处,而不是偏向钩尾。过去发现最多的琵琶形带钩此时已不见,魏晋时期带钩无论从分布范围、出土数量、工艺制作和种类上看,是很快地衰落下去了。

带钩的出现及其传播过程是怎样的呢?王国维在《胡服考》中,认为带具源于鞍具,“欲知带制,必于鞍制求之”。他这里如果指的是带扣之类,那无疑是正确的,考古见到的魏晋以后带饰有些就很难区分究竟是带具还是鞍具。但他的说法如果也包括了带钩在内,就不尽然了。

陕西长安客省庄春秋晚至战国早期的墓中曾出土三种S形带钩,为扁平铜片制成,侧视呈S形,两边有凹槽,发掘者认为它们的用途和带钩相似,时代定在战国早期或更早。这种S形带钩在陕西凤翔秦墓也有发现,时代都属战国早期。此外,西安半坡也见到1件类似的铁带钩,新近在甘肃马家塬战国墓也有出土,而且制作十分精致。从伴存物情况判断,这些S形器作带钩使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它们应是原始型带钩之一种。

大型带钩和小型带钩是同时独立发展来的,虽然它们开始在形体上差异较大,由于用途上的变化,造型逐渐趋向一致,都是钩首、钩体、钩钮合为一体。从实用的意义出发,大小之别始终存在,但是在大钩与小钩之间,并不存在由小到大或由大到小的发展规律。

自中国本土起源的东周带钩,随着时代的推进,传播的范围越来越大,东汉时期分布最广,魏晋以后范围最小。其传播过程分为七个阶段:

从春秋中期到战国早期。带钩分布的范围北不过辽河,南不到岭南,西及宝鸡,中心在三晋和关中地区。最早的带钩和原始型带钩都是在这里发现的,除长牌形以外,各式带钩均有发现。

战国中期带钩的分布扩大到四川盆地的巴蜀地区,长牌形带钩开始见到。

战国晚期带钩分布范围扩大到岭南地区,岭南发现的数量、种类都比较少。

秦统一到西汉时期带钩分布的北限和南限稍有扩大,北及今辽宁北部(匈奴或鲜卑故地),南到贵州(古夜郎之属),但与战国时期相比变化不甚大。

西汉中晚期带钩继续向西南传播,到达古滇国之域的今昆明附近。

东汉时期带钩在原有分布范围的基础上,又开始向西北传播,通过河西走廊,出玉门关,到达新疆东部地区,这是考古发现的带钩分布范围最大的时期。

魏晋以后带钩分布范围大大缩小,基本维持在早期阶段的范围以内。

前后两个阶段带钩的分布范围都比较小,反映了带钩由始作期,经鼎盛期、普及期,到衰落期的发展过程。

 3、佩钩之法

 带钩之用,主要是束带,但也不限于束带。带钩的用途可以确定有四种,即束带、佩器、佩物, 佩饰。古代带钩使用比较广泛,要确定一件带钩的具体用途,除了带钩本身的形制大小以外,它的出土位置和与共存器物关系是十分重要的。

革带钩的使用方法,已知的有单钩法、并钩法、环钩法几种。佩器钩有的直挂钩器,有的则取环钩法。佩物钩一般是挂囊盛物,佩饰钩估计也多采用以环挂钩的形式。佩器钩在器物挂钩时应有一个比较牢靠的辅助办法,以防脱钩。

古代带钩使用的习惯方向,是由右向左勾挂,这一点我们可以寻找到许多实证来说明。

迄今确认的若干尊战国时代的铜造像,不少都塑造有带钩束带的细节。在这些实例中我们看到,束带挂钩的方向全部为由右向左勾挂,如河南三门峡上村岭5号战国墓的跽坐人漆绘铜灯的俑人,传出洛阳金村战国墓的“六畜神”和戏双鸟人铜造像,河北易县燕下都发现的战国铜人造像,战国中山国银首人形灯铜人造像,山东诸城出土战国齐国擎灯人铜造像,都是采用此法勾挂带钩。洛阳还出土过一尊拱手屈膝的铜人造像,也作系带挂钩的模样,腰带似为一环套形,钩纽与钩首分挂在环套两端,带钩也是由右向左勾挂。

[转载]束带矜庄话带钩
  战国带钩束带人造像
[转载]束带矜庄话带钩
用带钩束带的秦俑
[转载]束带矜庄话带钩
秦俑使用带钩束带示意图

同样的例子,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兵马俑坑有更多的发现。数量最多的披甲武士俑,本来内面的袍服之外应是束有革带的,因为罩上铠甲后看不到了,所以带钩使用的细节不能一目了然。但还有许多短褐俑,腰腹是束带的,都是以带钩穿连。因为这些秦俑均是超原大的雕塑,所以革带和带钩细部刻画得非常清晰。出现在秦俑腰部的带钩有各种样式,有对称造型的,也有动物类和人物类造型的,带钩勾挂的方向,基本都是采用由右向左的取向。在现在见到的资料中,秦俑上的带钩仅有一例为疑似反方向勾挂,即由,这可以看作是惟一的左利手用带钩的证据。如果这个证据具有统计意义,秦俑上表现的左撇子比例则可能有1/30,约当3%上下,这也许可以当作泥陶工匠左撇子的比例数字。

[转载]束带矜庄话带钩

汉俑使用带钩束带示意

到了汉代,由汉俑的发现看,带钩勾挂的主导方向并没有改变。徐州汉墓出土武士俑,成都天回山东汉崖墓所出男舞俑和男坐俑,都是长袍束带,横向勾挂带钩,带钩钩系的方向也都是由右向左。

再由带钩在墓葬中的出土位置观察,在一些战国墓葬中发现随葬带钩的出土位置是在死者的中腰位置,这样的带钩是在死者入敛时勾挂在腰间的,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有很多死者腰部的带钩,都保持着由右向左勾挂的方向。如河北邯郸百家村3号墓有3殉人都随葬带钩,一人腰部并列横置两枚带钩,另2人腰部也横置两枚带钩,57号墓一殉人腰部也横置并列的两枚带钩。这些原位摆放的带钩,为我们复原带钩佩带的方式和了解带钩佩带的方向,提供了重要证据。3号墓中的两个殉人带钩位置有清晰附图,只是带钩都不是常见的由右向左的方向,而是相反。但细一观察,他们的葬式似乎都是面向下的俯身葬,如果这个判断不误,那他们穿挂带钩的方向依然还是由右向左。

另外还可以由带钩造型显示的方向,判断它的勾挂状态。虽然大量带钩的造型是对称形态,左勾右勾都不会影响观赏,但也有许多带钩为人形或动物造型,它们的勾挂方向是不可改变的。已经见到的这类动物形带钩出现于战国早期,大量流行在战国晚期,秦汉时代也见到不少。比较典型的发现有河南辉县、湖南常德和山西长治分水岭出土的虎形带钩,陕西咸阳出土的兔形带钩,四川昭化宝轮院出土的犀牛形带钩,贵州威宁中水出土的牛头形带钩等。人面人体形带钩有陕西咸阳出土的甲士持钩形,这种带钩在秦俑上可以见到。还见到数枚伎乐人造型带钩,一般作弹奏琴弦状。这些动物与人形带钩的钩首,无一例外地都是向观者的右向、使用者的左向,它们只能用于由右边向左边方向勾挂,否则人像与动物像都会倒置。

[转载]束带矜庄话带钩
    用带钩束带的秦俑

这样看来,带钩的左向勾挂是一种传统习惯,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习惯,许多带钩在打造时就考虑到了这一点,以适应左向勾挂的传统。解释这传统形成的主要原因,一定是右利手主导的结果。因为有左撇子存在,不排除有反挂带钩的例子,即由身左往身右勾挂,只是这样的实例极少发现。

左与右的选择就是这样,从古代束带挂钩的方向上见证了习惯,见证了传统,右利手传统主导了带钩的制作与使用。

4、物名

 带钩的名称,由文献和器物自铭看,古代一般称“带钩”,或省称作“钩”。但下列名称也曾被认为是带钩的异名,散见于各种古籍。

鲜卑。《楚辞·大招》提到鲜卑:“小腰秀颈若鲜卑只。”,这里的鲜卑,自然不是古代族名上的鲜卑。汉王逸注云:“鲜卑,袞带头也,言好女之状,腰肢细少,颈锐秀长,靖然而特异,若以鲜卑之带约而束之也。”洪兴祖补注说:“《前汉·匈奴传》:‘黄金犀毗’, 孟康曰:‘要中大带也’,张晏曰:‘鲜卑郭洛带,瑞兽名也。东胡好服之。’师古曰:‘犀毗,胡带之钩,亦曰鲜卑。’” 王逸说鲜卑是袞带头,并未明言是带钩,而颜师古直接说犀毗即胡带之钩。彼带钩是否即此带钩,从这番话里也并不能确认。

《东观汉记》卷八记,邓遵破诸羌,“诏赐金刚鲜卑绲带一”。按颜师古的说法,“鲜卑”自然就是“胡带之钩”。

犀比。《楚辞·招魂》中的“晋制犀比费白日些”,王逸注“犀比”为赌具。阮元认为犀比就是带钩,他说“犀毗、鲜卑、犀比声相近而文互异,其实一也”。班固《与窦宪牍》说:“复赐固犀比金头带”,他所说的犀比也被认为指的是带钩。

犀毗。《汉书·匈奴传》有“黄金犀毗”一语,颜师古注“犀毗”为“胡带之钩也,亦曰鲜卑,亦谓师比,总一物也,语有轻重耳”。明人都穆解犀毗说,“毗者,脐也,犀牛皮坚而有文,其脐四旁如饕餮而对,中一圜孔,坐卧磨砺,色甚光明。西域人割取以为腰带之饰,曹操以犀毗与人一事,是也。”这显然是一种附会之说,是不解而硬为之解。

胥纰。上引《史记·匈奴传》中“黄金胥纰”一语,司马贞《索隐》说,“《汉书》见作犀毗,胥、犀声相近,或误。……延笃云,胡革带钩也,则此带钩亦名师比,则胥、犀与师并相近而说各异耳。”这是将几种名称看作是一回事,认为指的都是带钩,是胡人所用所说的带钩。

师比。《战国策·赵策》说,“赐周绍胡服衣冠具带黄金师比,以傅王子也。”延笃云,“师比,胡革带钩也”。颜师古引此以证《史记》,已如上述。

私纰头。《淮南子·主术训》说,“赵武灵王贝带鵔鸃而朝。”高诱注:“读曰私纰头,二字三音也,曰郭落带系桃镝也。”王国维《胡服考》以为冠名,而非带钩之名。高诱的话让人很不明白,不过它说出了“私纰头”一名,与犀毗、师比倒可能是一个名称。

上述这六个有点奇怪的名称,一些研究者认为实际所指为一,就是带钩,可以“犀毗”或“鲜卑”作为代表称名。

张宴注犀毗(胥纰),认为即鲜卑,并且说“鲜卑郭落带瑞兽名也东胡好服之”。对于这一句话,今人有几种不同的断句,有几种不同的理解。其实鲜卑或犀比、师比是带上的带扣,也就是王逸说的袞带头、班固说的金头带之头,不是指的带钩。

带扣早先用于马骑的束带,后来转用在人束腰的带上,难怪王国维主张于鞍制中求带制了。带扣在我国北方的两汉和更早的时代流行,正如张宴所说:“东胡好服之”。带扣在中原和其他地区大量见于两汉以后,用于马具的带扣似可早到春秋时代。如河南淅川下寺春秋中晚期楚国墓地,出土了29件铜带扣,它们分别放置在有陪葬车马坑的墓室内。魏晋以后,带扣大量用于武士束带,考古发现的这类武士俑极多,身上挂甲束带,都用带扣。

知道鲜卑郭落带就是有带扣的革带,就是指的“胡革带钩”,即环状类带扣。无论王逸、延笃、颜师古、司马贞等所说都是一致的,都以为鲜卑就是胡革带钩,说明这种“钩”与周汉带钩是有区别的,而束带的功用则完全相同。

这样说来,“犀毗”或是“鲜卑”,并不是中原带钩用过的名字,它是“胡革带钩”的名字。这“胡革带钩”,不是带钩,而是带扣,而且是胡人带扣。

在讨论带钩异名的时候,需要强调的是,束系革带的有钮钩状物原来就称为“钩”,它是带钩的省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钩”的称名不仅早于“犀比”,而且早于“鲜卑”。

《国语·齐语》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钩。”(《管子·小匡》所载同)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齐桓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

《荀子·礼论》:“缙绅而无钩带。”

《庄子·达生》:“以钩注者惮。”

《庄子·胠箧》:“窃钩者诛。”

以上所说的“钩”皆指带钩。还可举考古资料为证,时代属战国中期的河南信阳长台关出土的楚简,其中有两枚简文就是直呼带钩为钩的:

202:一组带,一革,皆有钩。

207:一素缂带,有□钩黄金与白金之舄。

长台关207简意为有错金银的带钩,查原墓所出的大带钩就是错金错银的,与简文正合。湖北江陵望山2号楚墓遣册第2简文为:“一缂带……一玉钩,一环。”这里的钩,都是指带钩。

在稍晚一些的文献中,也可以经常见到径称带钩为钩的例子,如:

《东观汉记》(卷二十):“诏赐御府衣一袭,自所服冠帻、玉壶、革带、金错钩佩。”

《淮南子·说林训》:“满堂之坐,视钩各异,于环带一也。”《泰族训》:“带不厌新,钩不厌旧。”

更重要的是,出土的铭文带钩也自铭为“钩”。江苏丹阳东汉墓出土的错金铜带钩,镌铭为“永元十三年五月丙午日钩。”泰州新庄东汉墓出土的错金银铜带钩,用金丝为铭“五月丙午钩。”

至迟从司马迁的时代起,“带钩”一名的全称就已出现。东汉及两晋,都有全呼“带钩”的记载:

《史记·齐太公世家》:“射中小白带钩,……桓公中钩佯死,以误管仲。”

《列子·力命》:“射中小白带钩。”

《新序》:“管仲射小白中其带钩。”

《祥异记》:“长安民有鸠飞入怀中,化为金带钩。”

 《梁书·夏侯详传》:“得金革带钩。”

唐人注犀毗,也有“革带钩”之说,已见上述。钩,带钩,不论在古文献、出土遣册、钩铭等方面看,称谓非常明确。这种称名大致起于东周中期,迄于隋唐,基本上伴随了整个带钩在中国历史上的使用时代。 

5、小带钩与大文化

 带钩与带扣,物件过于细小,一般不为研究者看重,所以不大注重综合性研究。对钩与扣的文化史意义,也少有人涉及。带钩虽小,它背后却常常关联着大历史,有人因佩钩而得以继承王位,有人因窃钩而被诛杀,小小的带钩也演绎过风云变幻的历史。带钩在古代书写过重要的历史片断,也深深融入它流行年代的社会文化生活中。

 

我们在《论语》中读到“束修”一词,很多人由此了解到孔子课徒享受到的学费。束修,或写成束脩,一束什么?一般以为是干肉,或是腊肉,或具体到“十条腊肉”,似乎孔子是爱吃腊肉的。

束修出自《论语·述而》,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在束修和腊肉之间划等号,经学家们以为这是孔子规定的拜师礼,朱熹认为“束修其至薄者”,说这点腊肉不算什么厚礼。《朱子语类》还说,束修最不值钱,羔雁则比较贵重。

孔子的意思原本可能是“自/行束修/以上”,古代男子十五岁入学,要行束修之礼,男子的年龄可用“行束修”代称之。也正因为如此,汉郑玄为“束修”下的注语即是“谓年十五已上”(见《后汉书·延笃传》注)。这束修之礼是什么,觉得应当是系腰带礼,与及笄礼和冠礼意义相似。西汉孔安国《论语注》就说:“束脩,束带脩节。”三国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语也说:“言人能奉礼,自行束脩以上,则皆教诲之。”孔颖达释《尚书·秦誓》“如有束脩一介臣”时,也引述了孔注《论语》以束脩为束带脩节之说。这样看来,束修当腊肉解,显得多少有些滑稽。

孔子收学费的公案,算是有了一个了断,不过又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就是“束带”之礼的问题。

一般来说,束带礼是冠礼的一个内容,古代的惯例是男子二十而冠,适时会冠带相加。《礼记·冠义》说:“成人之者,将责成人礼焉也。责成人礼焉者,将责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之礼行焉。将责四者之行于人,其礼可不重欤?”通过行冠礼,一个男子从此转变为社会中的成年人,提醒他要成为合格的儿子、弟弟、臣下和晚辈,如此才可以称得上是人了,冠礼是以成人之礼来要求人的礼仪。

冠礼的执行年龄有时是可以变通的,有时是根据需要而定。不过年十五的束带礼,却是并没有单独进入古礼的文献记述,或者它并不是什么规定的仪礼,只是一种象征性的比喻。

汉桓宽《盐铁论·贫富》说:“余结髮束脩,年十三,幸得宿卫,给事輦轂之下。”他经历的束修之礼,提到了十三岁。《后汉书·延笃传》说:“且吾自束脩以来,为人臣不陷于不忠,为人子不陷于不孝。”《晋书·列女传·王凝之妻谢氏》说:“束脩整带造於别榻”。这些话都是直接将束带指为束修,义理明晰。

束腰的这个“带”,有时还是个象征,并不是一般的象征,它是可以与“冠”齐称并提的,所谓“冠带……”即是。有时甚至可以用“带”代“冠”,作为官位的象征。如:

《论语·公冶长》说:“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   

《汉书·燕剌王刘旦传》说:“寡人束带听朝三十馀年,曾无闻焉。”

唐韦应物《休暇东斋》诗云:“由来束带士,请谒无朝暮”。又《始治尚书郎别善福精舍》诗云:“除书忽到门,冠带便拘束。”

宋司马光《病中鲜于子骏见招不往》诗云:“虽无束带苦,实惮把酒并。”

不论上朝还是面官,有官位者是一定要顶冠束带的,正如清程大中《四书逸笺》卷一云:“古人无事则缓带,有事则束带。”所谓有事,即公干或比较正式的场合,那是一定要束带的。那个陶渊明就不愿受这样的拘束,办公事还要人提醒束带,“郡谴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晋书·陶潜传》)。又见《南史·刘琎传》说,“(琎)方轨正直,……兄瓛夜隔壁呼琎,琎不答,方下床著衣立,然后应。瓛怪其久,琎曰:向束带未竟。其立操如此。”兄弟间夜里见面说话,都要整衣束带。又据欧阳修《归田录》所述,宋太宗夜召陶谷,陶谷见帝而立却不肯进见,太宗意识到这是因为自己没有束带的缘故,令左右取袍带匆匆束之,陶谷见帝束带之后才进见。

王逸注《楚辞·离骚》有“善自约束”一语,由钩带的约束,后人又引申为品行操守的约束,所谓束修自好,成为君子处世的一个准则了。至迟从汉代时起,束带开始引申为道德修养,象征操守。如范晔《后汉书·卓茂传》说,光武帝“乃下诏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执节淳固,诚能为人所不能为”。又《后汉书·胡广传》说:“广才略深茂,堪能拨烦,愿以参选,纪纲頽俗,使束脩守善,有所劝仰。”三国时的曹操在《谢袭费亭侯表》中,也说到这个词:“臣束脩无称,统御无绩。”又如《晋书·儒林传·虞喜》说:“伏见前贤良虞喜天挺贞素,高尚邈世,束脩立德,皓首不倦。”还有《晋书·夏侯湛传》说:“惟我兄弟姊妹,束修慎行,用不辱於冠带。”这些束修之说,都是道德操守。

回过头再读孔子的话,“自行束修以上”,似乎闻不到有干肉腊肉的味道了。自行束修与束修自好,两词的源头,都汇在人的腰间之带上了。

在朝在野,安身立命,束带矜庄,带钩在那样的时代是不可缺少的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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