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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文革大事记(1967年)上(官方机密版)

(2014-08-22 07:09:41)
分类: 广西文革大亊年表

 

元月

 

一日 《广西日报》刊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宣布“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在社论的影响下,广西继去年学生红卫兵大串连之后,大批干部、职工也纷纷“造反”,积极参加“四大”,脱离工作、生产单位,外出串连。仅桂林地区,各县来桂林市串连的就有八千多人。资源县有五百多县、区干部到外地串连。很多商店无人卖货,有的粮食部门人已走光,恭城县水利工地粮食供应不上,粮库的干部把钥匙交给粮食局长后就走了。桂林市郊区公安局被封,公安干部串连去了。在南宁,朝阳广场成为贴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和进行造反集会的中心场所,“四大”的狂潮愈演愈烈,预示一场全面的大内战即将到来。(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21卷、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大学外文系学生贺晓晴贴出《伟大的雷鸣》大字报,提出对毛泽东思想也可以一分为二。该文受到批判后,贺又和同学誉健远写了《伟大的雷鸣好得很》的大字报。二十三日,贺被扭送公安机关押了一年。二十五日,群众组织在朝阳广场开大会,批斗贺、誉两人。(广西大学“文革”大事记)

四日 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前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被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诬陷为“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而突然被打倒。这对中南各省(区)震动很大。(据中共党史办大事年表)

同日 荣其光等人贴出打倒甘怀勋的“十二大罪状”大字报后,接着他们又策划诬陷打倒南宁地区所谓第二号走资派田春的大字报。并铅印一万份散发各地。今天,地委副书记、“文革”小组组长董以法在地直机关干部大会上作所谓《彻底清算甘怀勋的反革命罪行,彻底批判他们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的报告,诬说:“地委已被甘怀勋为首的一小撮混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把持”,“他们结成一个反革命联盟”,“甘充当主帅,甘、田(春)一唱一和,互相包庇,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为最终目的”等。董的报告实为声讨甘、田的“檄文”铅印散发。为后来把甘(怀勋)、田(春)、刘(洪涛)、李(景)打成“反革命盟联”定下调子。七日董以法先后签发地委给区党委《关于给田春撤销一切职务的意见报告》和《关于给李景停职反省的意见报告》。在两份报告中诬陷“田春是一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甘怀勋狼狈为奸、做尽坏事”,诬陷“李景一九六O年以后就参加甘、田的反革命联盟”并诬李景为这个联盟的“参谋长”。同年五月五日地区政治联合战斗团写的《关于李景三反材料》诬陷李景参加反革命联盟,把甘、田、刘、李打成反革命联盟。使这些同志长期受到批斗、迫害。一九八三年在“处遗”中,所谓“甘、田、刘、李反革命联盟”一案,才得到彻底平反。(据南宁地区“文革”大事件)

六日 晚,广西民族学院红卫兵杨向阳等到《广西日报》社,以“封闭《广西日报》行动委员会”名义封闭《广西日报》。报社多数人不知怎么回事。当晚报社“风雷激战斗组”何家松到处游说。他说:桂林来了一批红卫兵,那些人很激烈,现在来封报这些人较温和,我们应该和这帮人一起行动,先下手为强。说服了部分工人,用“广西日报社革命职工主办”名义出版《每日电讯》。

七日 报社部分职工提出质问:何以用报社职工名义出版而多数人事前不知道。当天,何家松贴出谢王岗支持封《广西日报》出《每日电讯》的大字报。孙鸿泉等新编委也出来做工作,召开行政组长会进行说服,要求大家支持出《每日电讯》。新编委多数成员参加办《每日电讯》。《每日电讯》全发新华社电稿,但七日的《每日电讯》,刊登了“封闭《广西日报》行动委员会”的《封闭<广西日报>通告》。 《通告》说:九年来,以韦国清同志为首的区党委,把《广西日报》办成了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进攻的阵地,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西日报》继续忠实地执行了区党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罪恶累累。《公告》宣称:“决定从元月七日起,改出《每日电讯》,由《广西日报》社革命职工主办”,全部发表新华电稿。(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八日 《每日电讯》转载《文汇报》一月六日题为《革命造反有理万岁》社论。(据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十二日 广西民族学院红卫兵杨向阳、和《广西日报》社“风雷激”何家松等同进驻《广西日报》社的红卫兵及《广西日报》社职工到南宁朝阳广场开了一个不到千人的大会,批判自治区党委所谓“抗拒毛主席关于办好党报罪行”,把霍泛和傅雨田拉到大会主席台上斗争。开到半途,另一派别红卫兵冲了会场,攻对方是“保”字号搞假批判。(据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十三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六条》),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以后这一条又在实际上扩展到凡是对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稍有不满的,也被以现行反革命治罪,这个规定是造成“文化大革命”中大量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广西,据查“文革”中因对林彪、江青等一伙稍有不满或说了刘少奇、邓小平好话的,而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批斗或判刑的就有四百多人。

十五日 “区直机关造反总部”成立,并与“广西工总”、“广西建筑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广西建司”)“广西汽车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广西汽司”)、“广西红总”、“红卫兵南宁八?三一部队”(简称“南宁八三一”)、“区直机关造反联络站”等组织联合组成“广西革命造反大军”(下称“广西革命造反大军”)

以“工总”为主的二十五个群众组织成立“广西革命造反大军封管《广西日报》行动委员会”,并发表《封闭《广西日报》声明》说:一月七日“封闭《广西日报》行动委员会”盗用造反旗号,继续以新的形式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敢触动区党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搞折衷主义、改良主义、温情主义。因此,“广西革命造反大军”决定从一月十五日起,重新封闭并立即接管《广西日报》。在新的《广西日报》诞生前,出版《新闻报道》。”

在封闭《广西日报》的同时,“工总”派杨远宏、胡冠莹进驻报社工作。

十六日 《新闻报道》出版由“造反大军”封闭《广西日报》行动委员会主办。(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每日电讯》、《新闻报道》刊登了《红旗》杂志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内提出“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这是全国报刊第一次提出的口号。

十八日 《新闻报道》报道区直二百二十个单位组织参加的“区直革命造反总部”成立。(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十九日 桂林市“造反大军”在广西师范学院学生刘振林、黄沃南指挥下,连续三天,在桂林市体育场召开几万人的大会,批判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桂林市委书记黄云等一批区、市领导干部。被陪斗的有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贺希明、桂林市委副书记刘竹溪、徐为楷,桂林地委书记王祝光、副书记李云亭和区党委派到桂林市的“文革”顾问林中等一批领导干部。在批斗中,他们被挂黑牌,戴高帽;有些人被强迫下跪。

批斗大会由“老多”黄沃南主持。在会上批斗发言的有师院师生周兆祥、刘振林、甘恒彩、潘国球、李宝雄、谢荣杰等人。批斗后,数十辆汽车进行大游斗。“造反派”用所谓保皇组织“工人赤卫队”和“红旗红卫兵”的袖章缝制衣服,要韦国清披着,站在第一辆汽车上游街示众。被游斗者沿途被人掷石子、吐唾沫,受尽凌辱。(桂林地、市“文革”大事记)

本月中旬,在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策划下,斗陶(铸)声浪甚嚣尘上。“广西革大(即广西师范学院)红卫兵总部”和北京、中南地区的三十个单位联合发起,成立“斗争大会筹备处”(后改为斗争陶铸筹备处)。(据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廿一日 晚上十二时,区党委书记安平生在南宁主持召开“西南会议”,传达区党委第一书记乔晓光的指示:区、市党委的屁股一定要坐在“造反大军”方面,一要支持“造反大军”封管《广西日报》的行动,二要支持“造反大军”夺权。傅雨田、江平秋、黄荣、肖寒、韦纯束等区、市一些领导干部参加这次会议。(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区文化局所属八个单位的十个群众组织,成立“接管文化局临时行动委员会”(简称监委)宣布对区文化局夺权,这是最早夺权的区直单位,但文化系统未参加夺权的部分群众,以候育中为首,又成立了“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委),于廿三日进行反夺权,宣布元月廿一日夺权不合法,并于卅一日进驻文化局。从此,“监委”、“联委”天天对吵,最后“监委”解散。(据区文联、区文化厅“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日报》社部分群众组织联合组成的以何家松、李海强等为首的“革命造反战斗团”,在《新闻报道》上发表《为《广西日报》早日新生而努力》的文章,祝贺《新闻报道》诞生。同天,报社部分群众组织联合成立“红色革命造反兵团”,头头是梁宗常、薛克成、梁志文、黄忠安等人。这个兵团在《成立宣言》中表示:“坚决站在革命大军一边”,“大造刘、邓、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大造韦国清为首的区党委一小撮党内走资派的反,大造以钟林为首的前《广西日报》修正主义编委会的反,大造以孙鸿泉为首的新编委会的反,大造以刘福生为首的“文革”工作队和以覃振凤为首的“文革”筹委会的反”。

廿二日 《新闻报道》刊登《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当晚,首都“三司”驻邕联络站召集南宁各群众组织头头开会,策划夺权。会议决定并成立了以“工总”为主体的二十六个群众组织参加的“广西革命造反派夺权行动委员会”。(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广西工总”、“广西红总”、“广西八?三一”和“广西艺总”等二十多个群众组织,组织南宁市首次大游斗。被游斗的领导干部有:伍晋南、钟枫(自治区人委副主席)、尚持(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长)、陆地(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吴青光(区人委教育厅副厅长)、吕集义(交通厅副厅长)、郭铭(区文化局副局长)以及文艺界知名人士阳太阳等二十三人。他们被戴高帽,挂黑牌,分别装在十几辆大卡车上,在全市进行游斗。(区文化厅、区文联、广西日报社等单位的“文革”大事记)

廿三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支左”只能是执行“文化大革命”总的错误方针,带来许多消极后果。(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广西工总”陈朝春、梁柏松,“广西红总”曾春生、谭乃福,“广西八三一”何作然、石怀宇,“广西八?八红卫兵总部”雷激,首都“三司”驻邕联络站李翠英等,率领二十六个造反组织的夺权队伍,于凌晨三时进自治区党委,夺了各部委的一切大权。相继被夺权的单位还有自治区人委、区公安厅、高级法院、区广播电台、区教育厅、区劳动局和南宁市委、市人委、市广播站、《南宁晚报》等。当天,柳州铁路局也被夺权。

接着,桂林地、市、梧州地、市、柳州地、市,玉林、河池、百色等地区党政领导机关,也分别于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日先后被夺权。至二月上旬左右,全区上下,层层夺权,有的街道居民委员会和农村生产队的领导权,也被夺了。从此,各级党政组织陷于瘫痪,全区处于无政府的混乱局面。

以上各地“夺权”的消息《新闻报道》均给予报道。

很多单位被夺权后,被另一派群众组织指着为假夺权,从而进行反夺权,有的单位反复夺权两三次。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广西大学、各地、市、柳铁、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造反大军”夺了自治区党委和公安厅的权后,廖炜雄(区党委组织部副科级组织员)和肖岳安等人成立了区党委接待站“革命造反兵团”,对外宣布夺了接待站的权,实际上仍由接待站主任段纯和、副主任阎光彩领导。(据“处遗”材料70卷、廖炜雄的检查)

同日 南宁地区地专政法战线“革命造反派夺权行动委员会”夺了地区政法党组的权后,南宁军分区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左派群众的决定》,立即派出黄科精等八名“支左”人员对地区公、检、法三家实行军管。(据南宁地区“文革”大事记)

廿四日 广西军区遵照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担任“三支”、“两军”工作(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军训)各地区分区、市、县人武部和当地驻军,也分别在本月下旬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表态支持所谓“革命左派”。解放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实行“三支两军”,对稳定当时因被夺权,党政机关处于瘫痪的混乱局面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军队“支左”只能是执行“文化大革命”的总的错误方针,在严重派性的支配下,解放军在“三支两军”中只能是支一派压一派,所谓“支左”实为“支派”,从而带来许多消极后果。

这天晚上,广西军区代表朱敬之和少量解放军参加了“造反大军夺权行动委员会”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的“夺权祝捷再战誓师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一百四十六个单位四万多人。

朱敬之代表广西军区在大会上讲话,“表示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我们就坚决还击。”(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区水电勘测设计院“火种”兵团龙智铭、纪烈等,夺了该院党政大权后,宣布“院党委所属各支部要在‘火种’兵团监督下工作”。该兵团还联合电业局、电业公司的群众组织,抄党、团员积极分子的家,对所谓执行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十四名干部、群众,分别予以撤职、降职、开除党籍、团籍,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等处分。(据区水电设计院“文革”大事记)

廿五日 《新闻报道》发表社论:《只准革命造反夺权》。

晚上,“造反大军”围抄南宁“赤卫队”和“盾牌”红卫兵总部(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南宁地委代书记孟庆彦和组织部长陆武星,就一九六六年八月田春、董以法、李景三人授意隆安县委书记杜易派人到屏山公社动员南宁专区水电局干部将其转抄贴在那里的毛主席的第一张大字报收回烧毁问题,给中央、中央文革和陈伯达写报告。报告说这种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主要责任是田春、董以法两人,应给予严肃处理等的错误报告。(南宁地区大事记)

廿六日 桂林地、市委造反大军二百五十多个组织约三万多人,在广西师范学院大操场召开夺权胜利大会,驻桂六九五五部队、桂林军分区、步校等二十五个代表发言表示,支持夺权的“革命行动”,誓作“造反派”后盾,把“文革”进行到底。会后游行。(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21卷)

本月在一次,玉林地委书记韦树辉、专员熊福芝的批斗会上,地委副书记魏益年、蒋昌永出于个人目的,进行“反戈一击”,带头挥手呼喊“打倒韦树辉!打倒熊福芝!”(玉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本月下旬,地办等单位八个造反组织派出代表陈育诗、李寿仁、江基等人带着一份《坚决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邹林打倒!斗垮!斗臭!》材料上报自治区党委。强烈要求自治区党委撤邹林和周秀英(邹林妻子,专区妇联主任)的职务。在造反派的压力下,自治区党委于一月二十六日作出《关于撤销邹林玉林地委秘书长职务》和《关于撤销周秀英的玉林专区妇联办事处主任的职务》的决定。此后,邹林、周秀英受到长期的残酷的批判斗争。(据玉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廿六日 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医学院造反兵团”、首都“三司”驻邕联络站等组织的主要头头在医学院开会,交换对广西“造反大军”夺权以来的看法。广西军区应邀派宋长发出席,“南宁八三一”代表认为,“造反大军”夺权后干了不少坏事,已成运动的绊脚石,主张退出“造反大军”,重新组合;“红总”代表说:“我们曾酝酿退出造反大军”,但意见尚不一致”。医学院“造反兵团”代表说,目前砸烂时机不成熟;首都“三司“代表说,在当前情况下退出“造反大军”对革命不利。最后一致意见:①由“工总”内部拉出一部分队伍,进行“革命造反”;②由参加会议的四个组织共抽调一百九十六人,分别到橡胶厂、罐头厂、反帝医院等单位,帮助“工总”整风。(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廿六日~廿八日 应“造反大军”要求,广西军区先后派出六个班、一个排、两个连,分别到区交通厅、区党委、区公安厅、南宁市委、汽车修配厂、罐头厂和“工总”财贸分部等单位支援“造反大军”。(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廿八日 中央军委命令八条颁布。(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廿九日 “工总”及其所属各分部,在南宁市组织大游斗。被戴高帽、挂黑牌游斗的,有伍晋南、霍泛、钟枫、贺亦然、谢王岗、陆地、肖寒等区、市和各厅、局、部委办领导干部近百人。(区档案局“文革”大事33卷)

同日 韦国清在区党委大院内贴出第二张“造反”大字报。《揭发刘少奇、邓小平的几个问题》,说刘少奇、邓小平是“潜藏在党内的危险人物,是两颗定时炸弹,过去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干了很多坏事”等等(据“广西工交干校革命造反兵团翻印的区党委办公厅“天翻地覆”战斗兵团整理的材料)

卅日 区水电设计院“火种兵团”和文化局“捍卫队”游斗水电厅、文化局领导干部蔡勇为、张树本、何子健、朱守刚等。(区文联、区水电设计院“文革”大事记)

同日 《新闻报道》发表社论:《革命派就是能掌好权》。(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卅一日 广西军区举行驻邕机关、部队“接受军委命令和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誓师大会”。(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本月下旬,各“造反派”夺权后,各级领导均靠边站, 今天这个“造反派”来拉当权派斗争游街,明天又一个“造反派”拉当权派斗争游街,有时他们又联合起来斗争当权派游街。一个比一个更“左”以示其革命,而他们各派内部又互相勾心斗角又联合又斗争。在他们比赛“革命”一个比一个更左的混乱情况下,有的地方出现被迫致死人的现象,在城市、在农村、在机关干部、工厂工人、农村生产队干部中都出现有死人的现象。

夺权后,生产领导机构瘫痪,工农业生产基本停顿。桂林市六十五个工厂,有四十二个完不成计划。桂林电表厂、 电机厂只完成计划的30~40%。桂林郊区农业生产和很多县的水利工程陷入停顿;有的县缺乏种子无法调拨;耕牛护理不好死亡;缺粮地区的群众生活无人安排:龙胜县平等区农民因缺粮发生浮肿;临桂县会仙区三人因无粮吃买酒槽充饥病死(区档案局“文革”材料21卷)

 

二月

一日 《新闻报道》等三版转载《红卫战报》十九期答读者问的文章。文章为近日来的武斗、游街现象叫好,说:“这个街游得好!游得对!我们坚决支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韦国清贴出第三张大字报——(揭发两面派陶铸)。说陶铸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代表人物,顽固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党内外耍两面派,搞阴谋诡计,是个危险人物。(据“广西工交干校革命造反兵团”翻印的区党委办公厅“天翻地覆”战斗兵团整理的材料)

二日 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王荔到达南宁。当晚,受韦国清接见。

王荔来邕后,以中央文革记者身份,直接插手地方的活动,特别是参与搞乱广西区党委,制造两派对立情绪,支持武斗,支持冲击京西宾馆,对搞乱广西起了很坏的作用。(王荔专案材料)

三日 驻柳州的各部队举行誓师大会。会上,军分区政委郭鹏宣读《关于人民解放军坚持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彭清华讲话,表示部队“坚决执行伟大统帅毛主席的命令,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的夺权斗争”,会后,部队进行了游行。(柳州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原“赤卫队”和“盾牌”红卫兵组成“广西无产阶级红色造反者联合司令部”,自称三万人,在朝阳广场召开成立大会,并发表联合宣言。(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四日 王荔到首都“碱司”驻邕“联络站”和区党委宣传部“倒海翻江”等组织了解夺权情况后,对“首都三司”负责人李翠英和“倒海翻江”头头刘德胜、秦朝泰等说,广西一月夺权没有成功,关键是没有结合领导干部,还需组织第二次夺权。王要刘等组织一些人做领导干部的工作。于是,刘德胜、秦朝泰、李鉴、农烈、陈经智、游建安等人成立了一个串连领导干部和整韦、乔材料的“尖刀班”。十四日后又扩大为“尖刀队”,增添了桂林“老多”张欣然和黄干才、刘义光、黄济丰、余济凡、韦玉卿、王杰华、曾纪均等人。(王荔专案材料)

同日 “首都三司”等十多个外地群众组织驻邕联络站座谈南宁形势。晚上,“首都三司”驻邕联络站散发《南宁文化大革命到了关键时刻》的传单,指出:“‘工总’必须开门整风”;“造反大军”不理解夺权的意义,夺权不争权,让当权派统统靠边站”;“不相信‘赤卫队’、‘盾牌’红卫兵的绝大多数是要革命的”,“不坚持文斗,搞武斗”;“总部头头高高在上,高度运动群众”等等。引起南宁市内强烈舆论。(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五日 韦国清在自治区党委院内,贴出第四张大字报《揭发王任重的几个问题》(据广西工交干校革命造反兵团翻印的区党委办公厅“天翻地覆”战斗兵团整理的材料)

同日 桂林市“革命造反大军临时服务委员会”成立。六九五五部队政委张骥、桂林军分区政委张耀青和“造反派”周兆祥、杨福庭、黄东红、刘天偿、申儒成、邓瑞华等十三人为常委。(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21卷)

同日 下午,桂林召开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六九五五部队和驻桂部队一千多人参加。会后并举行武装示威游行,表示支持“桂林老多”和“造反大军”。(桂林地、市“文革”大事记)

六日 “广西工总”决定:①开门整风;②撤出区、市机关的进驻小组;③要求军队接管区人委、公安厅(局)、广西日报社、广播站;④要求安平生出来抓革命,促生产。(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八日 刘德胜等人向王荔汇报成立“尖刀班”和揭批韦、乔的情况后,王荔说:在自治区党委书记中,揭批贺希明的大字报比较少,应当鼓励贺出来造反。段远钟、谢王岗、霍泛也不错,可以做他们的工作。为此,王荔同秦朝泰于九日亲自去找贺谈话,鼓励他出来“造反”,但贺起初表示自已有历史问题,有顾虑。十日晚,刘德胜、李鉴、秦朝泰等人串连了伍晋南之后,又串连贺希明等几个领导干部。贺表示:乔晓光“三反”言行多,可以打倒,对韦国清是否打倒拿不准。秦朝泰说,光是顽固推行反动路线这一条,就可以打倒。并给了贺希明一些关于揭发韦、乔的大字报和传单。(王荔专案档案)

是日 南宁市内出现大字报和传单,揭发“广西工总”和“造反大军”的问题,并出现“砸烂工总”、“造反大军必须大乱”等内容的大幅标语。(据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北京科技大学学生黄赛阳到广西军区贴大字报,声言要揪出所谓广西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欧致富。(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本月上旬,区农政、农办、贫协联合兵团出动二十辆汽车,拉农口的厅、局干部谢东来、徐麟村、冯寿天、陈任生、朱渭川、吴启增、阳雄飞、王斌吾等在南宁市游斗。(农业厅“文革”大事记)

十日 区文联办公室主任摄影学会主席陈惠被迫害身亡。

十一日 根据广州军区的指示,广西军区民兵办公室改为支持革命左派办公室。

同日 “造反大军”几个负责人走访广西军区首长,宣布“造反大军”进驻区直机关所属单位的代表全部撤出。(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十二日 “无联”在南宁朝阳广场开大会批判区、市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勒令韦国清、乔晓光、肖寒、韦纯束到会。韦、乔于十一日半夜出走,大会对肖寒、韦纯束批判一通结束。(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桂林市公安局拘捕了中共桂林市委书记黄云。强加给他的罪名是:他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在环湖会议室召开的机电系统书记、技术员会议上,所谓公开辱骂毛主席。同月十七日释放。(一九八二年六月,桂林市委对黄云同志被拘留问题进行了复查,认为拘留是完全错误的,应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据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十三日 自治区党委群众接待站“革命造反兵团”发起,“天翻地覆”、“倒海翻江”、区公安厅“红卫”、广西“红总”、广西“八?三一”等十多个组织参加,从二月十三日起,先后八次联合召开批斗韦国清、乔晓光大会,参加人数达五、六万人次,区直机关厅、局以上领导干部全部参加。在会上揭发韦、乔的厅、局干部有五十六人,主持会议的主要是廖炜雄。“广西红总”李耀增也主持一两次。(据南宁市“文革”大事记。廖炜雄专案材料)

十四日 上午,广西军区副政委韩世福根据“支左”领导小组十三日会议精神,向机关处以上干部和全体“支左”人员,进一步分析南宁文化大革命形势,认为“造反大军”夺权后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下午,在医学院召集“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医学院造反兵团”、“首都三司”驻邕联络站头头开会,表示承认这四个群众组织是“革命左派”,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十五日 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派“支左”办公室董坤去区党委群众接待站散发他一月二十八日“给国清、区党委常委并报广州军区党委”的信和揭发韦、乔、伍问题的材料。

欧致富在信中表示“军区部队必须支持和援助‘广西革命造反大军’,尽管他们遇到种种困难,甚至有多次反复,也毫不动摇地支持援助他们”。还说“区党委主要负责人表示同意把权交给‘革命造反大军’,但下面不愿意交权,下面的权看来是掌握在‘保守派’手中。”信件散发后,“工总”等组织大肆宣传,说军区欧司令支持他们;“无联”等组织则强烈不满,说军区和“造反大军”同流合污,是想帮助“造反大军”镇压其它“革命组织”。(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韩世福在“支左”办公室各组组长和部分干部会上,分析南宁“文化大革命”形势说,南宁目前正处于夺权、退权、反夺权的酝酿准备时期,各群众组织正在大分化、大改组;“左派”和中间势力正在经受大考验,“右派”正在大暴露。“造反大军”首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进行夺权斗争,大方向是正确的,军区作了原则上的支持,也是对的,但夺权准备不足,夺权后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十六日 上午,“无联”两万多人在朝阳广场开大会,批判区党委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韦国清、乔晓光被拉到会。而“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广西八˙八红卫兵”等组织认为,“无联”是“保字号”,他们开会是假批判,真保皇,为了捞“稻草”。他们组织二百多人,冲击会场。韦、乔被“无联”挟持并转移他处,至十七日六时放回。(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王荔再次和秦朝泰找贺希明,反复劝说和鼓励他站出来“造反”,说骑墙是不行的,中间道路是没有的。还说,区党委接待站召开的揭批韦、乔大会开得好,揭开了区党委内部阶级斗争的盖子。赞赏贺希明在会上揭发韦、乔,造区党委的反的“革命行动”,王荔几次对贺的鼓励和支持,使贺下决心发表声明。(王荔专案材料)

十七日 柳州军分区发表“坚决支持柳州地专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战斗兵团‘一˙二五’夺权”的《声明》。声明号召批深批透、斗倒斗臭地专一小撮走资派。到同年四月止共揭发公布了六十七个当权派材料,揪出了王杞桓、张声震、朱渭川、金宝生等“走资派”批斗大会共开十次,战线批斗会共开三十八次,战斗队批斗会共开一百七十八次。(柳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十八日 中央民族学院韦崇武、马振民等人在柳州专区电影公司召集柳州专区文工团“二六”战团况既的等人开会,针对柳州军分区十七日的表态,研究对策,决定组织力量反击军分区,炮轰分区政委郭鹏,向郭鹏发公开信,刷大标语:“舍得一身,敢把郭鹏拉下马”,“打倒地地道道的两面派郭鹏!”(柳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十九日 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人委副主席贺希明、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委副主席李殷丹,自治区党委常委、工交政治部主任段远钟,自治区党委委员、自治区人委副秘书长闰光彩,自治区党委委员、财贸政治部主任段纯和,自治区党委候补委员、宣传部副部长谢王岗,自治区党委候补委员,公安厅厅长管世新,自治区党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刘泮江,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吴洪宁,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副主任孙立海、黄季权,自治区宣传副秘书长高信等十二名领导干部,发表《革命造反声明》(后称《二˙一九声明》),提出“砸烂区党委!打倒韦国清!打倒乔晓光!”此声明原稿经王荔和“尖力队”审阅同意,王荔还提了修改意见。(《声明》全文见附注七)“二?一九”声明发表后,伍晋南、霍泛发表声明支持“二?一九”声明。“二?一九”声明公布后,逐渐结束了广西“文革”全面开展后半年来各派组织群起造反,各据一方,争夺共产党的党、政、财、文大权的局面,演变为以人划线的全区分为两大派造反组织。两大派造反组织都企图争夺派天下的领导权,建立一派的政权而展开激烈斗争。解放军在“支左”中也公开亮相支持一派的造反组织,形成了两派群众造反组织在夺取共产党的党政财文大权中尖锐矛盾和斗争,以至武斗杀人搞乱广西局势。(王荔专案材料、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六九五五部队派出团长张体成为首的十九名干部到原广西师范学院搞军训。军训期间,六九五五部队副部长郝忠云、政委张骥先后到该校做形势报告,军训于四月十二日结束。张体成等留校支左。(区档案局“文革”材料21卷)

同日 经区党委批准给河池地委副书记张延年以停职反省和撤销“文革”领导小组长职务的处分。(河池地区“文革”大事记)

廿日 区公安工作临时委员会成立,主任郝良才,副主任胡庆辉(广西革筹、军区于六八年六月公布的“反团”公布一文由胡组织人员书写的)。(区公安厅“文革”大事记)

同日 王荔要刘德胜等人整理关于中共广西区党委书记处成员的材料,(包括他们的情况,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和“造反派”对他们的意见,支持哪些人,打倒什么人等)。刘德胜根据王荔的意见,整了一份材料给他,继续提出打倒韦国清。(王荔专案材料)

同日 《新闻报道》第三版发表该报评论员文章:《坚决支持革命的领导干部起来造反》。(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廿一日 “倒海翻江”在区党委宣传部二楼小会议室,召集发表“二˙一九”声明的贺希明等十二名领导干部开会。主持人秦朝泰。研究成立区抓革命捉生产领导班子问题。强调各单位要由“造反派”掌权,以“造反派为主”,吸收领导干部参加抓革命,促生产。推选贺希明为区“抓促”负责人。(王荔专案材料)

廿二日 《广西日报》社“红色革命造反兵团”的傅余记和《光明日报》驻广西记者桂挺宫找“广西红总”头头曾春生和“倒海翻江”某头头联系,拉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书记乔晓光到报社批斗。会上,要区党委候补书记霍泛、宣传部副部长谢王岗和《广西日报》副总编辑孙鸿泉等揭发韦、乔的问题。批斗会由红色革命造反兵团薛克诚主持。会后,该组织散发了《彻底清算韦国清、乔晓光利用党报复辟资本主义,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滔天罪行——《广西日报》社红色革命造反兵团组织斗争韦国清、乔晓光纪实》。(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同日 《新闻报道》第三版发表桂林“万里红革命造反纵队”的《南宁大乱的时候到了》和“医学院造反兵团”“红方红的《革命大乱好得很》,极力鼓吹极左思潮。

同日 凌晨四十五分,广西“无联”出动五十多部汽车,数千人突然袭击广西“工总”总部及其所属几个分部,打伤广西“工总”总指挥陈朝春,抓走熊一军等九人,有的不是广西“工总”成员也被误抓。并拉五汽车人埋伏于南宁市看守所周围防范“工总”袭击市看守所。天亮以后,熊一军被“造反大军”抢回,对被误抓的群众赔礼道歉后释放。

同日 广西“工总”在朝阳广场开大会,控诉“无联”抄家、打人、非法抓人,熊一军主持会场。“广西红卫兵总部”、“南宁八?三一部队”、“医学院造反兵团”、“首都三司”驻邕联络站参加了大会。军区对这个会既不表示支持也不反对。会后,广西“工总”给军区支左办公室电话,感谢军区不反对他们召开的控诉大会。(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廿四日 广西军区欧致富、韩世福、政治部主任孙磊、空七军副政委焦红光、政治部副主任张虎忱等接见“首都三司”代表,就当前南宁“文化大革命”形势交换意见。“三司”代表认为,“广西工总”是个大包袱,一定要把它踢开,南宁“文化大革命”才有出路。(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廿三日至廿五日 广西军区“支左”办公室派驻各工厂、学校、机关的联络员进行整训。整训期间,学习了中央有关文件和各兄弟部队“支左”的经验,听取了军区首长对当前南宁“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启发报告,进行讨论并一致认为:应该支持广西“工总”内部的革命群众起来“造反”,砸烂广西“工总”,消除坏人。(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廿六日 桂林地委在《关于如何处理“四清”地区在整顿小学教师队伍中问题的请示报告》中记述:我地区第一批“四清”的临桂、灵川,兴安三县在整顿小学教师队伍时,开除了一百四十三人,安排退职二百一十五人,辞退民办教师九十三人。(桂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廿七日 遵照周总理关于“当前春耕生产,由各大军区,省军区负责领导”的指示,广西军区召开“抓革命,促生产”三级干部会议,并成立抓革命,生产指挥部。会期三天,参加会议的有各军分区、市、县武装部领导同志、群众组织代表以及各级领导干部等四百多人。军区副政委何纪云作了“抓革命,促生产,揪起春耕生产高潮”的报告。贺希明参加了会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本月 广西师范学校学生潘国球、秦钟林等人来南宁, 与西大学生秦朝泰、区党委宣传干部刘德胜等人联合发起,组成“韦国清、乔晓光罪行调查团”,向全国各地散发了《调查韦、乔罪行呼吁书》四月中旬,潘国球将收集整理的韦国清“罪行”材料,带回广西师范学院交政治系教师杨为桥、丘国仁带去北京,交中央文革小组王荔(广西师范“文革”大事记)

本月前后,一些领导干部被当作资产阶级典型,将他们的生活用品和住处进行展览。自治区副主席卢绍武、交通厅副厅长、民主人士吕集义,南宁地委书记甘怀勋、桂林地委书记王祝光、副书记任李新、李云亭、柳州市长孙芸生等住处,均被展览。(区档案局“文革”材料21卷)

本月下旬,驻桂部队召开全市部、局长以上会议,由桂林“造反大军”服务委员会常委、141师政委张骥作市内形势报告,肯定市委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要求干部到群众中去,把“‘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到会干部揭发了桂林市委所谓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市长冯邦瑞大喊:“市委常委必须大乱!彻底打倒奴隶主义”物资局长王桂说:“头可断,血可流,造反定了。一定要揭开市委阶级斗争的盖子”。(区档案局“文革”材料21卷)

二月以来,南宁的“广西工总”、“八˙三一”、“火种兵团”“倒海翻江”和“桂林工人红卫兵”等群众组织进行整风。桂林的驻军派出部队和一些学生红卫兵,帮助“工人红卫兵”整风。(区档案局“文革”材料21、33卷)

广西军区和广西驻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后,向十一个厅、局三个部委和十九个重点企业,派出支左人员一百九十八人。(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16卷)

二月底,广西军区“支左”办公室派出马文明、杨仲绪、江文华等到《广西日报》社调查群众组织情况,为对《广西日报》实行《广西日报》实行军事管制作准备。(据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三月间 自治区党委统战部长李隆、副部长莫(此处有一字不清)、梁华新、区政协副主席陆秀轩、黄惠良分别在统战部、政协大院被批判、李隆被批斗时,出现脑神经迹象。在红星电影院召开的统战战线批斗会上,区党委常委、区人委副主席李殷丹宣布区党委决定撤销莫矜党内外一切职务。(据统战部“文革”大事记)

三月

一日 晚上,在广西军区支持下,“广西工总”所属外贸、北郊、西乡塘分部和“首都三司联络站”、“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等学生组织约六万余人,在朝阳广场集会,控诉“广西工总”罪行。指责“广西工总”自一月夺权以来,执行了没有工作队的“刘邓路线”,重新把群众打成反革命,因而宣布“造反”。封闭“广西工总”总部,并将“广西工总”主要负责人熊一军扭送公安机关拘留。(熊于同年八月获释)。(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三日 徐其海召集“广西工总”各分部负责人开会。会上分析了形势,阐明了军区观点,建议组织联络站,为成立新“工总”做筹备工作。(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四日 “造反大军”退出广西日报社。《新闻报道》改名《红色新闻》,由广西日报社职工主办。

同日 “广西汽车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汽司”)宣布退出“无联”。(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桂林“老多”、“八八战斗兵团”、华东工学院驻邕联络站。上海同济大学“东方红”、“广西一司”等散发传单,不同意砸烂“广西工总”。(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六日 区直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工人革命造反联络站”“广西建筑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建司”)、“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医学院“造反兵团”等二十一个组织,联合成立“联络总站”。(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六日 中共广西军区委员会发出《关于成立抓革命促生产指挥的通知》决定在军区党委领导下,成立广西军区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主任:欧致富(广西军区司令员),副主任:陈开路(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徐其海(广西军区副司令员)、何纪云(广西军区副政委)、范迪波(空七军副军长)、魏德安(二O分部副部长)、贺希明(区党委书记处书记)、李殷丹(区人委副主席)。还有委员:张海波(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等十三人(包括军区各部门、自治区有关战线领导干部和造反派代表等十三人)

通知发出后,各地、市县也相继成立了以解放军为主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

七日 毛主席发出复课闹革命的指示。

八日 贺希明等十二名领导干部在刘泮江家开会。贺希明主持。 提出要壮大力量,建立领导干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各人回各战线负责组织扩大串连。有人提出,请示军区一下为好,后决定段纯和向军区汇报请示。(王荔专案材料)

九日 以柳州地区文工团“二六”战团况既白、甘树仁为首组织地办工农队、桂林歌舞团“五敢”、“卫东彪”等部分红卫兵,把地委王杞桓等三位正副书记和赵增然等五位位部长,抓到地区文工团分别进行审讯、斗争。(据柳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同日 柳州市、柳州地区、柳铁以及驻柳部队共六万多人,在人民广场集会,举行“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会上柳州军分区司令员王宪致开幕词,政委郭鹏讲话,市武装部政委宣读《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会后游行。(据柳州市“文革”大事记)

十日 段纯和、刘泮江、孙立海等到广西军区找副政委王希永和政治部主任孙磊,请示成立领导干部造反联络站问题。答复是:①领导干部应到群众中去,与本单位的群众一起闹革命,有错误就猛检讨;②你们应把几个书记好好了解一下,排排队,按照“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的六条标准,看看哪个算“走资派”,哪个不算。

此后,段纯和、刘泮江、阎光彩感到十二人活动有问题,不再参加十二人活动。(王荔专案材料)

本月 桂林地委常委、组织部长张牧田、副部长全顺在地委龙珠路大院,贴出所谓《地委修正主义干部路线》的大字报,点了李裕平、孙荣檄、李云亭、蒋毅等十多名县以上领导干部的名,并加之“叛徒”、“国民党员”、“阶级异己分子”、“三反分子”、“敌伪人员”等罪名,使这些同志在“文革”中深受迫害。(据桂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本月上旬 刘德胜将诬陷韦国清“搞地方民族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是当代的项峰”等问题的材料交给王荔转报中央。(王荔专案材料)

十一、十二日 “广西一司”、“南宁八˙三一”、西大“狂飙”头头和“八?八”战斗兵团、区体委“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上海同济大学“东方红”等组织代表,分别走访广西军区或空七军,表示不同意砸烂工总。(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十二日 广西军区派出军管小组,对柳州铁路局实行军管。(柳铁“文革”大事记)

同日 区党委“接待站造反兵团”、“红色监察”和“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等十一个组织发起,一百多个群众组织近四万余人,在区体育场召开批判韦国清、乔晓光大会。廖炜雄主持。贺希明、霍泛等在会上发言,揭发韦、乔的“问题”。(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十三日 周总理打电话给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指示:广西地处援越抗美前线,要实行全面军管,你站出来当军管主任,黄永胜搞广东,你搞广西。韦国清讲:“现在搞得不像个样子,‘站不出’来了。”总理说:“我们做工作。”还指示军区给韦国清拿一套军装穿,并要空七军派专机把韦国清送到广州。(王荔专案材料)

十四日 广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临时委员会封闭“工总”办公处。使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韦国清乘飞机由南宁赴广州军区。十七日,韦国清按周总理指示,从广州乘飞机去北京。

十五日 南宁市一中师生一千七百余人举行军政训练大会,广西军区司令部钟生栋副参谋长到会作了动员报告。广西军区还派出“三支两军”人员到广西医学院、南宁四中等院校,对红卫兵进行军事训练。

同日 南下串联首都“三司”驻邕联络站共三十六人全部离开南宁返北京。(南宁市“文革”大事记、区党委“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广西工总”所属二十三个分部的一百多名头头在南宁市文化宫开会,准备成立“新工总”,并散发“工总砸不烂,越砸越坚强”的传单。会议决定:①不撤销联络站②筹备成立“新工总”;③准备材料上京告状。(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广西工总”所属二十三个分部的一百多名头头在南宁市文化宫开会,准备成立“新工总”,并散发“工总砸不烂,越砸越坚强”的传单。会议决定:①不撤销联络站;②筹备成立“新工总”;③准备材料上京告状。(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广西军区和驻邕部队六十多名干部组成军训团,到南宁市一中搞军训。孔竹任团长,李玉昌任政委。该校一派组织“指点江山”认为目前不是时机,不愿参加军训,因而离校活动。(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南宁市“文革”大事件材料)

同日 广西“工总”各分部头头继续开会,选举了核心领导小组。

十八日 按中央指示,广州军区副政委陈发洪率领工作组到广西军区筹备成立广西军管会,并做韦国清“站出来”的工作。(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十九日 桂林市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红卫兵》编辑部就南宁“文化大革命”局势发表严正声明,提出“打倒韦国清,解放全广西”的口号。(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二十日 广西军区支左办公室设机关、学校、工厂、各地军分区负责接待五个小组。王希永、孙磊负责机关,韩世福负责学校,徐其海分管工厂,副司令员吴华分管分区。二十三日又增设秘书组。(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本月上旬,在梧州市“大筹委”召开的市委、市人委当权派互相揭发大会,会上,曾提到还寄萍已下结论的历史问题。后又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市委书记梁成业揭发还寄萍,又将其历史问题抛出,会后,街上贴出“打倒叛徒还寄萍”的大标语和大字报。二十日凌晨,梧州市委副书记还寄萍含冤死亡(梧州市“文革”大事记)

本月中旬,秦朝泰、刘德胜等人向王荔汇报说:“军区支左办公室支‘保’不支‘左’,我们要打倒韦、乔,他们要保等等”。还说,现在揭发了不少的材料,如“三反”言行,独立师等问题。韦、乔是要打倒的,但伍晋南要站出来,贺希明、谢王岗也可以站出来。王荔说:“最近我要回京汇报,你们认为是对的就做,对军区、对当权派的情况,你们怎么看就怎么写,写好给我”。随后由游建安执笔把“韦国清是‘走资派’、‘三反’分子,要打倒”的材料,于当天下午交给王荔。

二十日 刘德胜又整理一份广西军区支“保”不支“左”,“造反派”受压的材料给王荔。(王荔专案材料)

二十一日 广西军区召开区直机关代表座谈会,座谈区党委领导干部谁能站出来的问题。参加座谈会的有区直机关“天翻地覆”和区杂技团“愚公移山”、话剧团“一反到底”等组织的代表17人。广州军区副政委陈发洪传达了中央对韦国清的看法,说韦支援越南是有功的,是好同志,要支持他站出来。代表们一致认为:韦国清不够“三反”分子,可以站出来亮相。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主持会议,政委李仕才、魏佑铸也参加座谈。会后“愚公移山”、“一反到底”等组织连夜讨论,于二十二日凌晨贴出了第一张“坚决支持韦国清同志勇敢的站出来和革命群众一道闹革命,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的大幅标语。接着,不久群众组织也陆续贴出同类内容的大幅标语。(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二十三日 经广州军区批准,广西军区宣告派出五十名干部,对区公安厅、银行、邮电局、广西日报社、外事办公室含交际处)、广播电台和市公安局等九个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广西日报》军管后,任命石勇为军管小组组长,马文明、杨仲绪、王笠夫为副组长。当天石勇在职工大会上讲话,提到广西的一月夺权是“右派势力夺报”。当天的《广西日报》以“广西日报社全体革命职工革命干部”名义发表告读者的表态文章,说“《广西日报》在相当长时间内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了领导权,使报纸变成了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阵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御用工具。”又说“今年以来报社虽然经过两次夺取,报纸三次易名,但是,报社革命的‘三结合’尚未形成,领导瘫痪,使报社无力但负责报应负的战斗任务。”还表示要使“新生的《广西日报》真正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喉舌,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有力武器。”

广西军区支左办公室在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后,错误地把群众组织分为左、中、右。当天的《广西日报》还发表几个被军区支左办和军管小组内定为“左派”的群众组织,如邓文光为头头的“广西建筑工人革命造反司部令”、廖炜雄为头头的“广西区党委群众接待站革命造反团”,颜景堂为头头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南宁八?三一部队”的文章。(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当天继续发表广西军区支左办公室内定的所谓左派组织欢呼报纸新生的文章。如:广西“联指”派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总部”,“柳州地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司令部”等。

在此前后,军管小组在报社放林彪的一次录音讲话,职工第一次听到“拿枪的刘邓路线比不拿枪的刘邓路线‘更危险’”这一说法。(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同日 陈发洪召集广西大学、广西医学院、广西农学院、广西民族学院、广西教育学院、南宁医专等六个学校的红卫兵代表,座谈区党委领导干部谁能站出来的问题。大多数人认为伍晋南、贺希明二人可以站出来,只一人认为韦国清可以站出来。

同日 “南宁市委造反团”(简称“市委造反团”)发表“取缔反动组织‘广西工总’,坚决镇压一小撮反革命头目”的大幅传单,对南宁各派组织震动很大。(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廿四日 柳州军分区发布《关于取缔反革命组织“全国铁路革命造反兵团红铁军柳铁合同工造反司令部”的公告》,将廖志刚等十四人依法逮捕。这是支一派压一派的突出表现。同年八月廿四日,柳州军分区予以平反,释放了被捕人员。(柳铁“文革”大事记)

廿五日 王荔回京后的第二天,到钓鱼台向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关锋、戚本禹汇报。说:“韦国清是公安部副司令罗瑞卿的人”,广西有个林业大队,全是复员军人,是韦的“御林军”,准备和罗一起搞政变,还说“韦国清过去是跟陶铸跑的,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走资派、造反派主张打倒和批判。但广西军区保韦国清,压制造反派,支持保守派,继续执行旧区党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等。王、关、戚表扬和鼓励王荔说:“你们前段工作是有成绩的”,“广州军区、广西军区支持‘保守派’,压制‘造反派’,你们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是对的,方向是正确的,应该坚持”,“不能盲目跟着(军区)跑”等等。最后,王荔表示:“一定遵照首长(指王、关、戚)指示,不怕压力,坚定地站在革命左派一边,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王荔专案材料)

同日 《广西日报》恢复出版。第一版刊登毛主席全身照片和毛主席有关办好报纸的语录。并发表社论《沿着毛主席的办报路线阔步前进》。报社全体职工、干部发表了告读者:《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办好新生的广西日报而奋斗》。(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晚上,“广西工总”、“广西一司”、“广西八?三一”等八个群众组织约四百余人,在南宁市桂剧院门前联合召开《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革命复辟逆流誓师大会》。会后游行高呼:“‘打倒韦国清’、”反对砸烂工总’!”“坚决砸烂‘保皇’‘无联’、‘老赤’(即赤卫队)‘破盾’”口号。

廿六日 陈发洪、魏佑铸召集区党委组织部“东方红”、统战部“革命锋火”、办公厅“四海翻腾”、粮食厅“五州震荡”、外贸局“反修”、物价局“红色”、财贸办公室“捍卫毛泽东思想”、供销社“延安”、农机局“红色”等十二个组织的十三名代表座谈。大家一致认为:韦国清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犯有错误,但按照毛主席的干部政策衡量,不属“三反”问题。从他的全部历史和一贯表现看,他是跟毛主席的,其本质是好的,是个好同志。他站出来是革命的需要,战备的需要。

一些学生组织说砸烂“工总”,压制“造反派”,扶植“保守势力”,出现“反革命复辟逆流”等,都是来自军区。(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廿九日 《广西日报》发表广西军区三月廿三日《关于坚决执行和勇敢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告全区民兵书》。(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广西军区党委召开常委会议,由第三书记李仕才主持,会议分析了当前广西“文化大革命”形势,研究了下一步工作,广州军区副政委陈发洪参加了会议并作了重要发言。(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陈发洪召集“南宁市委造反兵团”六名机关干部座谈当前“文化大革命”形势,会上一致表示支持韦国清站出来。认为“广西工总”对当前南宁市“文化大革命”阻碍很大,应采取相应措施。

当晚,“广西工总”下属六个分部和西大“狂飙”、“广西八˙三一”、“广西一司”、“南宁八˙三一”、桂林“老多”等组织五千余人,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所谓“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会后游行,口号是:“打倒刘、邓、陶!”“打倒韦国清!打倒乔晓光!”“坚决反对砸烂‘工总’!”

会间,广西军区宣传车曾在广场宣传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一些学生组织对此提出意见,说是干扰了他们的会场。(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三十日 《广西日报》第一版发表了广西大学数理系实现大联合的报道和评论员文章《团结大多数,实现大联合》,引起强烈反响,很多群众和群众组织贴大字报,说这篇文章“抹杀路线斗争”,“提倡大凑合”。(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同日 凌晨二时,区直机关“红色监察”、区党校“遵义兵团”等组织三千余人举行示威游行。口号是:“坚决砸烂反革命组织‘工总’!”“给反革命组织‘工总’翻案没有好下场!”“欢迎韦国清站出来和革命群众一起闹革命!”

同日 晚上,“汽司”、“铁司”、“建司”工人组织在朝阳广场集会。内容是:欢迎韦国清同志站出来,坚决砸烂“工总”,会后游行。(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区党委书记处书记伍晋南发表《我对韦国清同志站出来的态度》,全文如下:“韦国清同志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顽固地执行了刘、邓路线,其错误是极为严重的,他在广西工作近十年来也犯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前段时间,革命群众对他的错误特别是对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给予揭发、批判和斗争,是完全必要的。”“经过革命群众帮助后,韦国清同志曾经表示要坚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根据毛主席指示,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同时,从韦国清同志的整个斗争历史来看,他参加革命三十多年来基本上是跟着毛主席走的。他的错误,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按照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我希望韦国清同志站出来认真地检查和改正自己的错误,真正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与广大革命群众一起,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自治区“文革”大事件材料)

卅一日 下旬以来,一批群众组织和一些中上层领导干部,纷纷表态支持韦国清站出来,至本日止,共有区直“天翻地覆”、“尖刀”、“五湖四海”、“红海涛”,“东方红”等一百五十个群众组织和五十一名中上层领导干部,支持韦国清站出来。其中有候补书记霍泛、区党委办公厅副主任张俊桐、孙立海、黄季权、工交部主任段远钟、副主任刘泮江、许鸿翼、宣传部秘书长高信、区政协副主席陈秀轩、水电厅长蔡勇为、副厅长杜竟明、外贸局副局长张纯明等。

反对韦国清站出来的有区直“倒海翻江”、桂林“老多”、“广西一司”、“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部队”、西大“狂飙”等四十五个群众组织。

晚上,“广西一司”、“广西八˙三一”、西大“狂飙”、二中“井岗山”、“东方红”等十六个组织和“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部队”等约四百人,举行所谓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游行。游行队伍两次到区党委大院示威,曾与“红色监察”、“天翻地覆”等组织的成员发生冲突。当晚,街上出现“镇压学生运动没有好下场”的大帽标语。(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三月间 桂林军分区政委张耀青到广西军区开会期间,曾找王荔征求他对支持“老多”组织的意见。王荔说:“桂林的形势比南宁的好,广西师范学院‘老多’组织是个好造反派,造反精神强,你们支持对了,要坚定不移地支持下去。甘恒彩、杨福庭、李日明、刘振林这些人都不错,你们要好好帮助他们。”张耀青回桂林后,在思想行动上完全倒向“老多”一边,并积极宣传上述观点。(区档案局“文革”材料21卷)

二、三月间 南宁市委副书记袁家柯、区党委统战部长李隆、区党委监委干部王俊峰等在桂林回南宁前,曾先后两次找桂林军分区政委张耀青,对他说:“桂林形势很好,‘老多’是个好造反派;南宁形势不行,象一潭死水,还没搞起来。希望桂林驻军派四百名‘老多’去南宁作骨干,打开局面。南宁的革命搞好了,对全区有很大推动作用。”张耀青赞成这一建议,表示和一四一师政委张骥研究一下。不久,桂林‘造反大军’热烈欢送大批‘老多’外出串连。到南宁的“老多”约七、八百人。(区档案局“文革”材料21卷)

 

四月

一日 《广西日报》转载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不点名地点了刘少奇,诬蔑他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这天起到四月二十六日,军管《广西日报》共集中发表批判刘少奇及其《修养》的文章一百三十五篇,其中自行组织区内文章六十六篇,除用三十九个整版批判外还另发其他批判文章,并破例发了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中国赫鲁晓夫猛烈开炮》。与此同时还错误地组织批判周扬、陆定一、胡乔木和区教育厅吴青光、区文化局岳平。(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军区发表《致南宁市工人、师生、干部的一封信》,号召复课、归口闹革命,实现“大联合”,建立“结合”和坚持抓革命促生产,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三日 浦北县革委会向全县发出《关于浦北县当前工作的意见》(草案),要求全县继续全面开展夺权斗争,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窃取的党、政、财、文大权夺回来。四月六日,浦北县革委会在小江菜市场召开批斗谢金榜(县委副书记)大会,陈光(夺权前的县委书记、群众组织的“革委”副主任)首先上台批斗,诬陷谢是“走资派”,声言要打倒谢。由此,谢被批斗长达四年之久,批斗二百四十多场次。在批斗中谢被踢打、跪沙子、戴高帽、站高台示众、挂牌游街并勒令逢人要念牌子上写的“罪名”,沿街下跪请罪等;他爱人也受株连,挂牌、罚跪、陪斗蒙受冤屈。一九八三年“处遗”时才给予谢金榜及其爱人彻底平反,而批斗者陈光却当上了广西农学院的党委书记。(浦北县“文革”大事记)

四日 伍晋南去“广西红卫兵总部”活动。(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三日、五日 两派群众组织分别召开坚决打倒“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誓师大会。(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五日 南宁市红卫兵联络站、“工总”等一百三十四个群众组织共三千余人召开“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誓师大会”。大会口号是:“坚决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工总’是革命组织!”“打倒韦(国清)、乔(晓光)、支持伍晋南”。(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区党委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七日 广西军区副政委韩世福召集“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医学院“造反兵团”三组织二十名头头座谈南宁形势及对军区支左工作的意见。他们认为军区屁股坐歪了,支持保皇派打击左派,要把“工总”打成反革命,对“三结合”、“大联合”理解片面,不要原则,搞调和,搞折衷等。(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八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大批判旗帜》。把斗争矛头指向国家主席刘少奇,错误地提出要“把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倒、批深、批臭”,“彻底肃清十七年来以他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特别要深入批判他的欺人之谈的《修养》”(《修养》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简称)。

九日 《广西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中国赫鲁晓夫猛烈开炮》。(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支韦派”各群众组织约三万人,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所谓“打倒党内头号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批判毒草《修养》大会”。

十一日 广西军区军管《广西日报》后,一些“造反派”组织说:“广西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性的错误”。南宁市内开始出现关于广西军区支左问题的大标语。“广西红卫兵总部”向广西日报发出一号“勒令”要求撤换领导班子,并在报上刊载批判《广西日报》的文章。(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十三日 “广西工总”及其同一观点的红卫兵、机关干部等组织在南宁朝阳广场开大会,宣布新工总临时指挥部成立。(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日报》发表“南宁八˙三一”、桂林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批判《修养》和所谓叛徒哲学的文章。(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十四日 伍晋南对一些红卫兵谈到所谓南宁市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表现时,举例说:“如《广西日报》三月三十日的评论员文章是有错误的”。(见区党委“处遗”卷宗115卷)

同日 上午,霍泛骑自行车到西大活动。

同日 下午,“红卫兵联络站”在广西日报社门口贴了一张“勒令”(并向报社军管小组交一份),说军管的《广西日报》“坚持反动立场”,“射出一支又一支毒箭”,“为资产阶级服务”,“成为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舆论工具”。并提出四条要求,要军管的广西日报社“请罪”,限在四十八小时内答复,否则采取“革命行动”等。军管小组拒绝了这个“勒令”。(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处遗”材料115卷)

十六日 下午二时三十分,“新工总”所属成员自行启封被公安临委会封闭的原工总办公室及物资,挂上“新工总”旗帜开始办公。(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红卫兵总部”又向广西日报社军管小组递交了第二号“勒令”书,要求解散“广西日报社领导小组”,“将报社大权交给报社内部造反派”等。遭到报社内不同观点群众拒绝及报社内部高音喇叭对抗,双方发生冲突,经军管小组做工作,红卫兵离去。(见广西日报社、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十七日 伍晋南、贺希明、霍泛到广西大学五栋学生宿舍。(见广西大学“文革”大事记)

同日 南宁“红卫兵联络站”等组织到广西日报社门前游行示威,抗议军管《广西日报》的所谓方向路线错误。(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十八日 “支韦派”三百多个群众组织六万余人,在朝阳广场召开所谓“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叛徒哲学及揪出叛徒集团分子傅雨田大会”。傅雨田被“勒令”到会。(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后来形成“联指”的一派,拉队进入报社,表示要和军管小组、“五八一一二”派团结、战斗在一起。军管小组成员对他们的声援表示欢迎和感谢。(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十九日 伍晋南、贺希明、霍泛在广西大学联合发表《我们的声明》(后称《四˙一九声明》)。全文如下:

三月下旬以来,不少机关干部,根据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待犯错误干部的政策,贴出了大字报,希望韦国清同志站出来,彻底检查错误,改正错误,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真正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对此,我们也表示了同样的态度。现在时间已经过了将近一个月了,韦国清不仅没有悔改表现,而且避不见面,至今杳无音讯。最近在南宁由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炮制的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如围攻革命小将,以各种方式取消、压制革命组织,扶植保皇势力等,使我区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夭折的危险,必须引起我们十分警惕。出现这样的局面,不管怎样,韦国清应负主要责任。根据这些情况,我们认为:在韦国清的错误没有揭露批透,他本人没有认真悔改,以及这股逆流的策划真相没有澄清以前,提出坚决支持韦国清出来搞“三结合”是错误的。我们坚决反对,我们坚决支持广西红卫兵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南宁“八˙三一”部队、桂林“老多”、区党委机关“倒海翻江”兵团等真正革命造反组织,坚决击退这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的革命行动,并和他们在一起并肩战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口号略)(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12卷)

二十日 “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红卫兵联络站”、“工总”等组织约一千五百多人在火车站广场集会,表示坚决支持伍、贺、霍等三人的《声明》,坚决砸烂《广西日报》。会后游行。游行到广西日报社门前,提出三点要求:①撤销广西日报社领导班子;②撤销军管小组;③砸烂广西日报社群众组织“五八一一二”,限令三十六小时内答复,否则静坐示威。(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支韦派”四百二十七个组织约四万人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彻底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反动路线大会”。南宁市委副书记王恩厚参加会议并发了言。(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二十二日 晚,“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广西八˙八”、“广西工总”等数十个组织,不同意《广西日报》报导有关广西大学数理系革命大联合的消息。集队到广西日报社同军管小组交涉、辩论、抗议、静坐,并成立“四?二二”指挥部。后改为“广西‘四˙二二’革命行动指挥部”(简称“广西四˙二二”),该校学生何作然、谭乃禧、石怀宇、曾东峰,先后充当了该指挥部的副总部挥和常委。(见广西大学“文革”大事记)

同日 晚,“广西红总”、“南宁小八”、“广西红联”、“新工总”等组织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庆祝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和支持伍晋南等领导干部站出来闹革命的大会。外地来邕学生组织参加大会并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四˙一六”冲击军管广西日报社,支持伍、贺、霍三人声明等。伍、贺、霍三人参加了大会,伍晋南讲了话表示“坚决与群众斗争在一起……”等。会后游行。(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南宁市“文革”材料72卷)

同日 晚上 ,“南宁红卫兵联络站”头头张俊秋、李朝杰等,拉队伍到广西日报社门口静坐。并通知在朝阳广场开会的“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等组织拉队伍来广西日报社门前静坐,抗议军管广西日报社,并提出六点要求:交出策划反革命逆流后台;军管广西日报社必须向毛主席请罪,公开检讨,承认错误;必须在报上刊登所谓真正革命造反派文章,不准刊登所谓“保”字号组织的文章,报社军管小组必须改组,办报必须依靠报社内部所谓革命造反派等等。军管小组认为这些要求不合理,不予答复。逐于四月二十三日凌晨一时宣布静坐示威,并宣布成立静坐示威“南宁‘四˙二二’火线指挥部”(后来发展为广西“四˙二二”指挥部)

二十三日 “支韦派”四百四十九个组织约四万人在朝阳广场集会,批判伍晋南等人的“四?一九”声明。区党委书记安平生、组织部副部长任国璋、公安厅厅长管世新、区党委财贸政治部主任段纯和等分别代表组织部、区党委办公厅、政法战线等九个单位的五十四名厅、处级干部和参加“二˙一九”声明的七名厅级干部,揭露“四˙一九”声明,说伍晋南等人搞个人野心,要夺韦国清的权,挑动群众斗群众,把矛头指向解放军等。(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二十四日 在北京,王力到中央文革记者站对外地回京学习的记者讲话。王荔为试探中央对韦国清的态度,和记者高世忠研究,写了一张条子问王力:对韦国清应该怎样看?王力在讲话中表示:韦国清没有什么问题,是中央保的。

王力在讲话中,攻击各地军区。因而王荔认为自己反对广西军区是对的,并散布这些流毒,挑拨广西驻军和广西军区的关系。他对五十五军副军长孙凤章说,广西军区不支持桂林成立革筹小组,野战军好,军区、军分区不好,等等。(见王荔专案材料)

同日 “四˙二二”派出汇报团赴北京。广西大学雷激为团长,张振剑、秦尚群为副团长,陈镇西、马秀英、杨福庭、陈寿宣为委员。雷激、张振剑回广西后,于六月十日改组。改组后的汇报团成员如下:团长:曹东峰;副团长:朱仁、陈镇西、秦尚群;各县代表:陈寿宣、唐忠、马秀英、李仕强、雷鸣等共十三人。汇报团长设四个勤务组:政宣组组长:朱仁;材料组组长:陈镇西;动态组组长;曹东峰;行政组组长:秦尚群。李淑英负责联络。清华大学团派和北京大学天、地派,都派有驻“四?二二”的联络员。(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18卷)

二十五日 伍晋南、贺希明、霍泛、谢王岗、袁家柯、黄其明、高仕克、梁宁、龙廷驹以及北京学生赵郁民和广西师范学院学生苏庆科等人,开会研究坚决静坐和逐步升级问题。会上,高仕克提出打持久战,引军区跳出来一整套办法,伍晋南表示完全同意。(见区党委“处遗”材料115卷)

同日 “广西大学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简称“革联”)成立。成员近二千人。正副总指挥:甘祖强、于成武、华超杰、林闯;常委:石怀宇、曹东峰、沈明轩、黄德宽、徐佳斯(以上为学生)、梁应权、刘义光、李振祥(以上为教师)。九月改组后,学生黄寿建和于成武、华超杰为正副总指挥,教师梁应权、肖仁山、黎之焕为常委。(见广西大学“文革”大事记)

二十六日 下午,广西军区党委决定撤销贺希明担任的广西军区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副主任职务,并向群众公布。引起“四˙二二”群众组织的极大不满。

晚上,广西大学、广西医学院和劳动大学学生千余人集队到广西军区大院门前示威、静坐,抗议广西军区撤销贺希明生产指挥部副主任的职务。(见广西大学“文革”大事记)

二十七日 上午,广西大学党委副书记高仕克召开“四˙二二”骨干会议,布置“目前火线工作”。伍晋南亲作指示:①斗争有困难,但必定完全胜利,这是一场决战。②采取持久战。斗久了,他们就跳出来,我们就抓住。目前冲击还不到时机,如果时机成熟了,就速战速决。③要宣传静坐的意义,调动社会力量,这是总的战略中的一个布置。(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处遗”材料115卷)

同时 静坐在报社大门外的“四?一二”群众,静坐几天后,冲进报社院子,强占办公大楼并在院子内召开声援“五洲震荡”、“好八连”的大会。何家松在会上讲话。当天报社内到处是辩论的人群。(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二十八日 《广西日报》军管小组发表第一号“严正声明”指出:“冲击军管广西日报事件,严重违反军委八条命令,破坏了军事管制的规定”,“违反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破坏了广西日报的正常秩序”……冲击者以所谓“兵管委员会”名义发出《通知》和《公告》,要对广西日报实行兵管……”等都是错误的。进入报社群众组织必须立即撤离报社。(见“处遗”材料115卷)

同日 晚上,“支韦派”五百四十个组织九万余人在朝阳广场召开“声讨印尼反华排华大会”。原“红卫兵南宁八˙三一部队”副总指挥张峰和从“南宁八˙三一部队”分化出来的“南宁八˙三一独立兵团”头头颜景堂严然以正确者的面目在会上发言,说什么:“‘南宁八˙三一部队’当前迷失了大方向,在一系列问题上犯了错误,希望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等等。(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二十九日 下午四时,南宁郊区百余人以贫下中农名义去广西大学揪伍晋南,要其参加三十日斗争乔晓光大会。广西大学“革联”将伍晋南抢走,并宣布“兵管单位,不许冲击”。“汽司”、“铁司”、“小八”等“支韦派”一千多人前往声援,于三十日凌晨四时到达,五时半离开。(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广西“四˙二二”汇报团在北京第一次向中央文革代表汇报,并送材料八十八份。其中诬告韦国清的材料二十四份,诬告军区的材料十三份。他们从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逐月汇报了四个小时,汇报问题有:韦国清问题、军区问题、所谓二月逆流、三月黑风、砸“工总”问题等。(见王荔专案材料)

三十日 上午,广西军区收到中央二十九日发出的“关于两派代表到京汇报广西文化大革命问题的电报”。至五月三日,两派均选出代表组成代表团赴京。到京后,两派代表发生小冲突。“支伍”派撕了“支韦”派写“揪伍”标语并抢去“广西八˙三一”颜景堂的袖章。(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区党委“文革”材料33卷)

本月下旬,某天下午,经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同意,韦国清在京西宾馆找王荔谈话。韦告诉王荔:总理指示,广西地处边疆不能乱,要实行军管,并要他当“军管”会主任。(见王荔专案材料)

本月下旬以来,经桂林军分区政委张耀青和一四一师政委张骥批准,广西师范学院文革领导小组派出四百多名“老多”成员,到各地、市、县进行打韦宣传活动,经费由本校包干,约十二万元。(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21卷)

本月底,在“斗陶筹备处”的串连影响下,广西师范学院“老多”成立了“斗陶联络站”,创办了《斗陶战报》,由中文系学生陈国团、生物系学生孙玉玲等人负责编辑。共出版十期,发表了《打倒南霸天陶铸》、《陶铸在桂林的“三反”言行》、《陶铸与黄云》、《斗陶必须打韦》、《韦、乔、贺与刘、邓、陶的黑线关系》等三十七篇文章诽毁、攻击陶铸和中央、区、市的领导。“斗陶联络站”于一九六七年底解散。(见广西师范学院“文革”大事记)

三十日、五月五日 王荔到北京西交民巷中央农业银行接待站广西“四˙二二”汇报团住处,章英、刘德胜、梁琨、张欣然、玉呈道、刘少平、史妙甫、李起林、陆成勋、都惠忠、谢家棣、沈明轩、秦大宁等人向他们汇报广西情况。

当桂林“老多”张欣然汇报说,同广西日报军管小组辩论,“军管”小组不够他们辩论时,王荔说:“广西‘文化大革命’形势比起其他省差半年,广西红卫兵没有造反精神,文质彬彬的。人家说你们广西是文斗的模范,我看有点像”。“造反派搞点打砸抢算不了什么,造反派哪有不搞打砸抢的?”还多次对他们说:“武汉钢‘二司’敢斗,开汽车到体育馆,冲上‘三司’斗争王任重大会的主席台上,抢了王任重就走,体育馆的门也搞坏了,汽车也开翻了,王任重摔成重伤,很有造反精神”,“这种精神值得学习”。还说:“这次会场打起来了,打伤了不少人,军区拿他们没办法,很怕‘二司’,表示要把王任重交给‘二司’斗争”。王荔这些话后来在“四˙二二”内部广为流传。起到了挑动武力和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极坏作用。

王荔还煽动他们揪军区内带枪的刘、邓和赵永夫式的人物,要他们整军区负责人一级的材料和调查军内两派斗争情况。章英等整了一份《广西军区负责人言论摘录》给王荔,王荔赶通宵修改报中央。

刘德胜、李日明等还问王荔:“我们要坚决打倒韦国清,中央是不是要支持韦国清?此时,王荔已明确知道中央保韦的意图,仍煽动他们打韦:“中央支持韦国清,也要看造反派的态度,你们是群众组织,要打倒他是可以的,打不倒也可整他的材料……”。(见王荔专案材料)

本月下旬,广西“四˙二二”所属“广西红总”、“八˙八”三个红卫兵组织成立“广西三红总部”(简称“三红”)。广西大学学生谭乃禧、华超杰、何作然、石怀宇、雷激和教师梁琨先后充当头头。

“西大革联”所属红卫兵成立“广西大学红卫兵总部”,头头是学生林闯、曹东峰。(见广西大学“文革”大事记)

本月份,玉林专区机关造反派主办铅印的《风雷激》小报。主编有赖宗全等人。此报后来成为“联指”派的主要宣传喉舌。该报在批判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以及伍晋南、贺希明,诬陷地委、专署领导干部、宣传派性等方面推波助澜,影响恶劣。(见玉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五月

 

一日至十五日 广西军区支左办经调查,进一步将区直、南宁市的群众组织划分为所谓“左派”组织或“右派”组织,“四˙二二”所属组织多数被划为“右派”组织。(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一日 下午三时,广西军区收到中央文革小组四月三十日来电,全文如下:

广西军区并请转抄发给进驻广西日报、在报社门前静坐的“南宁八˙三一”、“红卫兵总部”及北京赴南宁各革命组织的同学们:

进驻广西日报社的同学们,应当立即退出报社;在报社门前静坐的同学们,应当立即撤离。

一、必须保证《广西日报》正常出版,否则,对当前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利。

二、要维护报社军管。革命造反派要支持解放军对报社的军管工作。报社军管小组成员可以作必要的调整,组织版面小组,吸收革命组织代表参加,协助军管小组搞好报纸。

三、有意见可向军管会提出,商量解决,不要采取静坐、强拉军管小组辩论的方法。应保证军管小组的正常工作。

四、对某篇文章有意见,可以进行批评,也可以在报上讨论、批判。(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支韦派”赴京代表十四人及区党委书记乔晓光、安平生乘六次特快火车赴京。(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三日 伍晋南、贺希明、霍泛及“四?二二”代表十二人乘火车去北京。“四˙二二”派成员多去了一、两百人。十七时二十分,广州军区转达周总理指示,责成贺希明说服多余人员全部返回。但未解决问题,经部队做工作部份人下车;但到达北京时,仍比中央指定名额多去七人,改乘其它车次到京的尚有数十人。(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桂林“老多”赴邕“惩腐恶”兵团发表所谓关于四月黑风的声明,指责“以广西军区徐其海一小撮走资派为首的支左办公室成为我区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要“打倒韦国清,揪出徐其海,解放全广西!”(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四日 广西日报社军管小组发表第二号声明,说“军管广西日报大方向是正确的”。“四˙一六”、“四˙二二”、“四˙二七”一系列的勒令、抗议、静坐、进驻使报社革命秩序受到了干扰和破坏。并且调整了军管小组成员,关于组织版面小组和批评报纸上文章,将与“无产阶级革命派”及“红卫兵小将”交换意见。(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同日 南宁一中、广西农学院“三˙七联络站”、“八˙三一独立兵团”、“小八”等组织发起,成立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站。联络站由二十五人组成,并由广西大学、广西艺术学院、广西农学院、广西教育学院、广西中医学院、南宁一中、南宁四中、“八˙三一独立兵团”、“小八”各派一人组成核心小组。该联络站包括四十三所大、中学校,约一万五千至二万人。(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五日 支持伍晋南、贺希明、霍泛的五十九名厅、处级干部成立了区、市直机关革命领导干部造反联络站(简称干联站),并在区文联楼上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为“工总”平反。参加者共五十九人。领导小组由谢王岗、袁家柯、黄其明、康兴、程曙天等五人组成。(见区文化厅“文革”大事记)

六日 王荔和一联络员到北京西苑旅社伍晋南等住处,征求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伍晋南代表二人发言,重申“二˙一九”、“四˙一九”声明中反韦、反军区的观点,并提出要求中央负责同志接见。王荔表示,意见可以反映,现中央负责同志很忙,可用书面,他负责转达。王要了一份“四˙一九”声明印稿。

伍等在北京期间,王荔多次到他们房间。对他们讲:“广西问题一时解决不了,当前主要是军区支左问题,你们可着重反映这方面的情况”。贺等将攻击韦国清的材料《十几年来韦国清在广西执行了一系什么路线》和要求中央调离韦国清,另派人主持广西工作的报告,交给王荔转给中央。(见王荔专案材料)

同日 “支韦派”组织“红色监察”、“区接待站造反兵团”、“南宁市革命造反兵团”、“红色公安”等二十一个组织成立“区、市直属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联络站”,成员约二千一百人。并成立了一个七人组成的服务组。主要负责人是:廖炜雄、潘玉臣、梁明芝。(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七日 下午四时至八日凌晨三时,桂林“老多”、“广西红卫兵总部”、“新工总”、“卷巨澜”等组织三千余人,包围、袭击广西教育学院,打伤一百三十五人,其中重伤十三人(住院九人)抓走五十六人,砸烂、抢走物资一部份。称为“五?七”事件。(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八日 广西“四?二二”代表团在北京西苑旅社石怀宇住处,讨论如何向中央汇报的问题,王荔参加了会议。确定农烈整军区的材料:①军区支左后,造反派整风受压情况;②军区首长一级材料;③军区支“保”压“造反派”材料;④收集军区以小见大的问题的材料;⑤五次接见后“广西军区执行‘反动路线’材料”;⑥总理单独接见“四˙二二”代表团时口头汇报整理的军区材料。(王荔专案材料)

同日 广西大学“革联”为抵制广西军区在学生中搞军训的决定,自行组织所谓“兵管”、“兵训”。(详见广西大学“文革”大事记)

同日 新华社转发《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对刘少奇及其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作了错误的批判。

九日 五˙一节韦国清上天安门城楼观礼一事,使“四˙二二”派大为震动,“四?二二”代表团内部思想有些混乱。刘德胜向王荔汇报了这个情况,并说:“韦国清虽然上了天安门,我们还要继续打”。王荔要刘德胜把大家的思想动态写一份材料。刘写好后交给王,王荔表示将材料转中央文革。(见王荔专案材料)

十日 “广西红总”、“南宁小八”联合在“四˙二二”火线指挥部搞“兵训”。有四十三所大、中学校的学生一千八百七十六人参加,编为三十六个连队开展军政训练。认为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大学“支韦派”“能闯万重关野战军”(简称西大“能闯”)成立。军长是学生张锋,后为宾祖媛,政委是何武(政治辅导员),常委:学生龙飞、黄一鸣、干部唐儒连、程秉星。(见广西大学“文革”大事记)

十一日 “支韦派”工人、学生、机关干部主要组织的头头举行会议,决定成立“南宁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常委十五人,总指挥是“汽司”吕斌,副总指挥是广西大学“能闯万重关”的张锋。(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十二、十三日 “支韦派”学生和干部一千多人在区人委礼堂召开所谓“揭发批判伍晋南大会”。李殷丹、赵茂勋、尚持、段远钟、罗立斌、江平秋、何忌、申本田、梁华新、黄季权等厅局干部分别在会上发了言。(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十二日 “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八˙八红卫兵总部”、“南宁二日“红革会”等三十四个学生组织宣布成立大、中学校红卫兵筹委会。

同日 伍晋南、贺希明、霍泛自北京拍回《关于“工总”问题的声明》的电报,说“工总”是一支工人阶级的革命队伍,“他们和革命小将并肩作战,取得伟大胜利”,“大方向 始终是正确的”,“砸烂‘工总’是他们恶毒阴谋的一个组成部份”,“我们欢呼‘新工总’的诞生”等。(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十三日 二十时,“新工总”、“红卫兵联络站”、“南宁八˙三一”、“广西红总”等组织约七千人在朝阳广场集会,控诉所谓刘、邓路线和镇压“工总”。一些代表在发言中说:“砸烂‘工总’是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干的”,“砸‘工总’的‘罪魁祸首’是徐其海,‘刽子手’是李树珍”,“‘工总’是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等。二十一时,“南宁市直机关联络站”、“新工总”、南宁二中“井岗山”等近千人,到南宁市委声援“兵管”,高喊“打倒韦纯束”“揪出王恩厚!”“砸烂市委造反兵团!”“兵管好得很!”等口号,与市委“造反兵团”和前来支援人员发生摩擦后离去。(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十六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军政训练好》。

十七日 章英、刘德胜在北京西苑旅社向王荔汇报广西日报社的问题,并提出要夺《广西日报》的权,请王荔指示。王说:“不要夺权背包袱,你让他军管会掌权,出了问题,当活靶子打,他们可以组织队伍送版面小组,七、八天冲一次,也可组织人写文章批判,这多主动”。六月二日,章英向王荔汇报“四˙二二”指挥部张俊等人不接受意见夺了军管《广西日报》的权后,王荔说:“夺了权也好,军区发了五?二五声明,就更暴露了”。(见王荔专案材料)

同日 柳州铁路局“工机联”总部的陶煦、王反修、张启文等人策划,由“联合战队”砸抄了柳州铁路局军管会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见柳铁“文革”大事记)

十七、十八日 “四˙二二”“全无敌加强团”集中精壮人员到话剧团“支韦派”“万里长征”挑衅,文化大院“支韦派”被迫撤离。(见区文化厅“文革”大事记)

十九日 由谢王岗主持,在广西艺术学院召开会议,介绍广州等地“造反派”冲击报社的情况,分析报纸“白纸黑字,好抓辫子”,研究了夺军管广西日报的权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高信、史乃展、吴卓凡、谭流。(见“处遗”材料115卷)

本月中旬 王荔对刘德胜说:“中央原来以为韦国清问题简单,准备保韦国清的,看了你们的材料后,感到他有蛮多问题,不一定保了,主要看造反派的态度了”。刘德胜将王荔的意思告诉代表团后,大家认为要给毛主席、林彪、中央文革写信,把韦国清问题的严重讲清楚,并表示坚决打韦的态度,信写好后由刘德胜交给王荔送上去。王荔对韦国清的这些看法,刘德胜向下对一部分人作了传达。(见王荔专案材料)

二十日,“四˙二二”群众组织五千余人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斗争肖寒大会,把肖寒扭来会场。斗争过程中,肖寒曾喊“打倒伍晋南”等口号。(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本月中旬,“四˙二二”赴京代表团、汇报团先后在北京西苑旅社开了四次会,分别由章英、朱仁等主持,研究夺广西日报大权问题和动员“四?二二”部份骨干返邕,加强“南宁战场”等问题,提出“打倒韦国清,解放全广西”口号,迅速掀起打韦高潮,抵制中央对广西实行军管的部署等。会后,章英向伍、贺、霍作了汇报。随后,派张俊秋、高洪、 梁栋芳、林开智等回南宁。对广西日报采取行动。二十日左右,章英、玉呈道等人亦返南宁。(见区党委“处遗”材料115卷)

二十一日 “四˙二二”“广西艺总”组织约二千余人召开“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揭发韦国清在广西文艺界犯下滔天罪行大会”。伍晋南、贺希明、霍泛从北京拍来贺电。说“韦国清忠实地执行了刘少奇的路线,把我区文艺路线引向歧路上去”。(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区党委“处遗”材料76卷)

二十二、二十三、二十五日学生组织医学院“闯”、西大“革联”、一中“指点江山”、三中“血战到底”、七中“狂飙”等三批学生共约一千二百多人连续两晚强行冲入广西军区院内贴大字报和标语,主要内容是:“打倒韦国清”、“揪出徐其海”、“与拿枪的刘、邓路线决一死战”、“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等。(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二十三日 晚饭后,王荔到北京西苑旅社二号楼对刘德胜说:“去军管的京西宾馆揪韦国清,你们现在闲的没事干了,要找点事干,不要太规矩,你们不可以去京西宾馆找韦国清吗?韦国清对南宁西苑旅社每条标语都知道,他并不闲着,不要让他太舒服了”。又说:“武汉钢‘二司’在四月间到京西宾馆把陈再道揪出来了。当然,最好是找到宾馆内部的人配合,就容易揪到了”。

晚上,刘德胜在代表团会上讲了王荔的精神:“韦国清对我们每条标语都懂,还在管广西,应当去找他,我们可以组织上访人员到京西宾馆去静坐,要求韦国清出来接见,扩大影响,促使中央知道广西问题严重,早日接见,听取我们的汇报”。代表团采纳了这一意见。曾春生还说,我们已派人去侦察韦国清的住处了。(见王荔专案材料)

二十四日 早上,袁家柯、黄其明等去“四˙二二”火线指挥部召开会议,策划对军管广西日报采取行动问题。下午“红卫兵联络站”百余人以送大字报为名,强行冲入广西日报社内,到处涂写“石勇滚蛋”等标语,并对印刷厂、电台、办公大楼等进行侦察。(见区党委“处遗”材料115卷、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凌晨四时,“四˙二二”派学生组织“联野”,“广西一司”、三中“血战到底”、“广西八˙三一”等约二百人,采取突然袭击手段,接连抄了“小八”、“八˙三一”独立兵团、“一O˙一八红卫兵”、“共青团红卫兵”、“广西一司”、“井岗山红卫兵野战军”等“支韦派”学生组织和民生路棉布店党支部办公室,抢去白纸、单车、喇叭、扩音器、衣物等公私物资和职工档案。(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二十五日 “四˙二二”指挥部在广西日报社门口开大会,又一次冲进报社,要求彻底改组军管小组(因军管小组只调换一个一般成员)。军管小组发表第三号声明,遣责冲击军管单位的行动。当天“四˙二二”指挥部组织大队人马强行冲上报社大楼,以要求不折不扣贯彻执行中央文革“四˙三O”来电为由,送所谓版面小组。中午,“四˙二二”派代表十一人与军管小组谈判。要求:“撤换军管小组负责人石勇、马文明、杨仲绪”;“版面小组吸收造反派”;“在《广西日报》上公开批判三月三十日评论员文章,不登保字号文章”。军管小组马文明、江文华与“四?二二”代表谈判,双方激烈辩论。当天傍晚,“五˙二五”指挥大队人马冲开铁门进入报社,两派激烈冲突,不少人受伤,第一天上午十时许,“广西建司”等组织带棍棒又从后门进入报社,冲上办公大楼二楼。“四˙二二”派人增援,“广西建司”等组织撤退。这天武斗升级;更多的人受伤。(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二十五日 后,“广西联指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成立,广西大学学生黄立禧充当了总指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南宁八˙三一独立队”成立(简称“独八”),颜景堂、张锋、邝献盈、李如文先后充当了负责人。(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支韦派”在区人委大楼成立了“五˙二五”革命行动指挥部(简称五˙二五指挥部),主要负责人:潘玉臣、廖炜雄、高炎、黄明发、覃树林、任树人、张峰、邓文光、刘国华等。

同日 在北京,“四˙二二”代表团、汇报团人员冲击京西宾馆。

中午,在北京西苑旅社二号楼前,王荔催促刘德胜,“去揪韦的事怎样了?”刘德胜说,上午,勤务组开了会,下午要开代表团会议。王荔说:“抓紧点,戚本禹讲过,广西造反派打韦国清不要受什么约束”。王荔还告诉刘德胜,韦国清住在京西宾馆五楼。

下午,曾春生主持召开代表团会议成员会议,刘德胜、龙智铭、何作然、盛国福、白鉴平等均参加。讨论决定晚上行动。成立了阵地勤务组,盛国福总负责,李日明、何作然、盛国福、白鉴平、李朝杰五人为勤务组成员。

会议决定后,刘德胜到王荔房间向王汇报,王荔做了如下指示:“①你们先去,我马上向中央反映,说你们去揪韦国清了,看看中央的态度怎样;②你们去后,等一会我也去现场看看;③你们可在会议室接待站静坐,不要堵大门 ,在外面搞宣传,造声势,把锣鼓打响点,这样时间可搞得长,比较主动,韦国清如不出来,中央就好说话了;④应当取得北京红代会的支持。

刘德胜向曾春生传达了王荔的精神后,晚饭后行动。

同日 上午,朱仁、曹东风动员广西赴京汇报团成员说:这次冲击京西宾馆揪斗韦国清,是关系到“四˙二二”命运的问题,关系到第五个回合胜负的大问题,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后决定秦尚群为冲击京西宾馆的队长,陈镇西、李仙严为副队长。下分四个冲击连:第一连为红卫兵,由他们打先锋,连长为李仙严;第二连由“工总”、“南宁市直革联”组成,连长李广;三、四连由各专、县人员组成。

晚上二十时左右,“四˙二二”代表团、汇报团人员统一行动。秦尚群、陈镇西、李仙严、李广等带头冲击京西宾馆,秦尚群用广播和口哨进行指挥。在京西宾馆,秦尚群不断接到朱仁藏在送来的东西中的指示,要他们“坚持到底,坚决抵制分化瓦解阴谋,无论如何都要顶住,绝不上当,绝不离开火线”等。王荔同另一记者罗安民到京西看了静坐情况,用手指韦国清住的房间,叫静坐队伍到韦国清房间的窗口下去闹。二十六日凌晨一、二点钟,两个解放军到京西宾馆向何作然、盛国福传达中央文革两点指示:①韦国清同志是中央请来商量工作的,不能揪,你们有什么问题可找中央解决;②京西宾馆是军管单位,不能冲击,你们应当守纪律,把队伍撤回去。何作然、盛国福说这二点指示是假的,顶了回去;刘德胜也赶回旅社问王荔,是否中央文革指示?王荔说可能是京西宾馆搞的,如是中央文革的指示,他为什么不知道等。这样,他们又继续静坐,直到五月三十日晚上,中央文革两个解放军来同何作然、盛国福接洽说:中央文革、中央首长马上要接见他们,并派汽车把静坐人员接回西苑旅社,他们才撤回。共静坐四天五夜,影响极坏。(见王荔专案材料、区档案局“文革”材料18卷)

二十七日 上午十时,“四?二二”大批人马冲进报社,除已占领报社大楼又包围进入工厂和电台,当天报纸被迫停印。下午动员职工支持办报。“四˙二二”指挥部又从民印厂找一些人修机器。当晚伍晋南、贺希明、霍泛从北京发来支持“五˙二五”行动的电报,谢王岗到报社看了机器设备情况。报社分工何家松任总管,负责全面工作,刘士昀、陈广旭任副总管。另外龙廷驹、张俊秋、张靖邦三人组成报社管理小组(龙到报社二次、张来到过报社,实际是张靖邦一人办事)

报社军管小组当天发出第四号声明说“非法宣布夺军管广西日报社权力的严重事件,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勾结社会上牛鬼蛇神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冲击和夺权的操纵者负完全的责任”。(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同日 “新工总”铁路分部、铁中、广西大学“革联”二百余人冲进“铁司”,抢走电话机等,并打死“铁司”成员、退休老工人、赴京谈判代表封丁之父封佐庭。当晚和次日,“铁司”和“支韦派”组织分别于火车站广场、朝阳广场召开控诉、抗议大会。(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二十八日 清晨,重重包围广西日报社工厂的“四˙二二”人马冲入车间,用暴力把被围困在压版车间的报社职工、干部和军管小组成员,赶出车间,随后将军管的报社出版的二十七日《广西日报》作废,另出该日报纸。

零时,广西日报军管小组发表第五号《声明》,宣布“四˙二二”火线指挥部出版的报纸是非法的。(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广西军区派车将文化大院的“联指”派“愚公移山”、“万里长征”(该组织被“四˙二二”派“全无敌”赶出文化大院)接来军区招待后送往南宁市望火楼消防队和区人委礼堂、区党委群众接待站。从此文化大院成为“全无敌”的据点,区人委礼堂成为“愚公移山”等的据点;各直属剧团“联指”人员纷纷集中于区人委礼堂、军区驻文化大院联络人员亦来到区人委礼堂支左。接着正式建立了“红色文化战斗兵团”。从此“全无敌”、“红色文化”都在构筑工事为武斗作准备。(见区文化厅“文革”大事记)

同日 “四˙二二”火线指挥部开始发行夺权后出版的《广西日报》。当天刊登了夺权的《严正声明》(黄干才写)、《给毛主席致敬电》(西大学生唐宝泰写)、《告全区人民书》(陆颖星写),还转载《新桂林报》评论员文章,《这是推行什么路线——评《广西日报》三?三O日写《评论员文章》和广西大学数理系“文革”临时筹委会写的《为什么要搞假报导》,攻击三˙三O日关于大联合的评论和消息是“抹杀两条路线斗争,提倡‘合二而一’的大杂烩”。

此外,还刊登署名“向东”的文章:《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逆流》,错误地把当时南宁出现的一些现象,说成是反革命逆流。(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二十九日 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给“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组织来电:指出:1、不能冲击、不能夺军管广西日报的权,应退出报社;2、版面小组应吸收报社的“造反派”参加;3、报纸不能成为一个组织攻击另一个组织的工具。(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二十九日、三十日 南宁市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后简称警司)发出《致“新工总”、“倒海翻江”负责人的忠告、警告书》、《致“四?二二”的通告书》公开把斗争矛头指向一派群众组织。(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当天以广西日报社“五八一一二”总部名义办的《炮声隆》报出版(根据二十九日王笠夫传达军区领导意见:不出《广西日报》了可以用“五八一一二”名义办报,办小报好,要怎么写都可以,在场人员决定战报取名“炮声隆”。第一期的报上登了《军管的广西日报好得很》一文中说“军管的广西日报支持革命造反派,压制保守派”。这里说的“造反派”是指“广西‘联指’”各个组织,保守派是“四?二二”所属组织)。(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三十日 南宁郊区贫下中农九千余人在朝阳广场召开“坚决粉碎夺广西日报大权的反革命行动誓师大会”,会后游行示威。上午数千农民包围报社,经过辩论,没有发生大冲突,后农民散去。(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同日 “四˙二二”夺权后出版的《广西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工总”是南宁文化大革命的中坚》。(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三十一日 “四˙二二”夺权后出版的《广西日报》转载《新桂林报》的文章:《六九五五部队在“革大”是怎样支持“左派”搞好军训的》,并加编者按,赞扬这支部队“毫不含糊地支持从两条路线斗争中杀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桂林‘老多’”,“这表明了解放军最坚决地支持革命‘左派’”。同天还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坚决制止武斗》把近日来南宁不断发生的武斗说成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操纵御用保守组织干的”。(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六月

一日 晚上十时至二日凌晨二时,周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广西两派赴京谈判代表,陪同接见的有陈伯达、康生、肖华、王力、汪东兴等。被接见的还有韦国清、陈发洪、李仕才、王希永、徐其海、乔晓光、伍晋南、贺希明、安平生、霍泛。

这次接见主要听取两派的意见。柳州造反大军代表明在胜在发言中,要求澄清关于“毛主席讲过韦国清是好同志,好党员”的说法,康生承认这话是他讲了的。(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9卷)

同日 桂林“老多”、南宁市二中“井冈山”、广西大学“狂飙”等组织二百多人,抬着写有“致南宁警备司令部、政治部一小撮混蛋”的大信封,冲进广西军区大院贴大字报,说“警备区的警告书是镇压革命群众的白色信号弹”,“是反革命大屠杀的紧急动员令”,“倒海翻江”和“新工总”发表联合声明,指责南宁警备司令部、政治部的决策者“执行了拿枪的刘、邓路线”;“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广西大学“革联”等也对《忠告、警告书》提出强烈抗议。(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二日 南宁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发出《致四?二二火线指挥部通知书》,指责“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叛徒操纵下”,“非法夺取军管广西日报的权”。要求他们撤出广西日报社,停止武斗,并掌握斗争大方向。“四?二二”谭某念完《通告书》后当即对送信的解放军说:“我代表火线指挥部拒绝接受”(同年九月二十六日,南宁警备司令部、政治部撤销了《通告书》,并向“四?二二”道歉)。(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18、33卷)

同日 袁家柯在区展览馆召开的“四˙二二”常委会上说:“我们下一步的作法是痛打广西军区”,“我们在广西日报上打了他们一下,他跳了上来,如果我们狠狠地打,他必然跳得更高,这样我们就越打越主动了。”(见“处遗”材料76卷)

同日 “四?二二”夺权后出版的《广西日报》刊载“桂林‘老多’惩腐恶兵团”写的文章:《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硬说当时广西存在所谓反革命逆流。同天还发表“南宁红卫兵联络站”文章:《为捍卫无产阶级专政而战》,错误地说“广西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混进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并攻击当时的一些做法是“大刮资本主义复辟妖风”。(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同日 “四˙二二”派两千余人召开“声讨南宁警备司令部、政治部镇压革命造反派罪行大会”,高呼“给我人身自由”,“还我言论自由”,“还我四大民主”,“四˙二二”火线指挥部是无产阶级的司令部”,“‘广西工总’和‘倒海翻江’是响当当的革命造反组织”,“坚决砸烂反动的五˙二五指挥部”等口号。(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联指”派约八万人开大会拥护南宁警备司令部、政治部《致“新工总”、“倒海翻江”负责人的忠告、警告书》和《致“四?二二”的通告书》,“声讨‘四˙二二’的滔天罪行”;庆祝毛主席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一周年等。(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章英、秦朝泰、胡隆镁、玉呈道等人在区党校理论研究室会议室开会,王荔参加(五月下旬,王荔二次来邕)。章英、玉呈道等汇报冲广西日报后,军区发表《五?二五声明》等问题后,王荔说,现中央正在解决广西问题,军区这个时候来这一手是很笨的,他要搞反动路线,必须组织和扶植保守势力,来压造反派。他要章英等尽快整出以下材料汇报中央;①南宁保守势力是怎样扶植起来的;②革命领导干部是怎样受迫害的;③农民是怎样进城的;④武斗是怎样发展起来的;⑤收集诬陷“四˙二二”的政治谣言。章英按照王荔的旨意,组织胡隆镁、玉呈道、蒋锦真等人分专题写,都要与军区挂上勾,点出军区是后台。他们写好后交章英修改定稿,于六月八日交新华社广西分社龚成华转王荔。(见王荔专案材料)

本月初,上林县人武部“抓促生产指挥部”与军管会共同布置一次所谓反击“牛鬼蛇神”破坏“文革”的运动;二十五日前后,白墟、三里、大丰等区把五类分子戴高帽、挂黑牌游街斗争。二十八日“联指”派召开一次全县性声讨“四?二二”罪行大会。当晚,南宁军分区参谋长邱金山在大丰中心校召开全县区委书记以上干部和“联指”派的县、区头头会议(白墟区“联指”观点的乡支书也参加),邱在会议上作“就是群众搞武斗,问题也不大的”等煽动性演说。到六月底各区“联指”派组织把“五类分子”和不同观点的群众等一千五百四十五人戴高帽游街批斗。其中地、富、反、坏右分子七百零七人,“五类分子”子女二百一十七人,“土匪”劳改释放犯、原国民党的党政军警人员和惯偷分子共二百九十八人,不同观点群众、干部、师生二百七十六人。“联指”把此行动称为“六月红风暴”,“四˙二二”派则称为“六月黑风暴”,由此引起了“六月红风暴”和“六月黑风暴”的论战,两派强迫各级领导表态,互相揪斗双方观点的领导、干部、职工、加深了对立,局势进一步混乱。

(原编者按:以上数字是“联指”派统计。“四˙二二”派统计在六月风暴中全月受害二千三百二十九人,其中贫下中农群众一千七百九十七人)(见上林县“文革”大事记)

自本月份开始,玉林军分区和各县(镇)人民武装部公开表态支持“联指”。由于“联指”得到军队的支持,组织得到扩大。全专区持“联指”观点的人数约占持派性观点人数的百分之七十,持“四˙二二”观点的约占百分之三十。(见玉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本月上旬,平南县区乡都普遍召开批判会(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的大批判),参加批准会的有四十多万人。批判会上联系当时文化大革命实际,鼓动大家“支持韦国清站出来闹革命”。

四月 柳州市“联指”五百七十多个组织约七万人集会,表示坚决打倒伍晋南,支持韦国清站出来闹革命,并庆祝柳州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成立。驻柳部队亦参加了大会,会后游行。(见柳州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二十四时三十分,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对广西军区指示:要稳住阵脚,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开枪,要文斗。(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七日 “联指”头头廖炜雄从北京给南宁的潘玉臣打电话,以“北京来电”的形式,把诬陷霍泛是叛徒的材料传到南宁。“联指”组织连夜翻印、散发,造成严重后果。(见廖炜雄专案材料)

同日 北流县武装部代表北流驻军表态“支韦”,并动员全县“支韦”,六月三十日,武装部政委雷锋又在县城干部群众大会上再次表态支韦,说:“支韦与打韦是两条路线斗争,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七月九日又以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名义,召开全县电话会议,申明全县要支韦,对打韦派要辩论、围攻、驱逐出境。七月十四日以县委会、县人委科局长以上领导干部四十三人,发表《坚决支持韦国清同志站出来和群众一道闹革命,坚决打倒伍、贺、霍,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声明,“亮相”支持“北流‘联指’”。(见北流县“文革”大事记)

八日 南宁“四˙二二”派的班济民等八人到北海市推销夺权后出版的《广西日报》,被“联指”观点群众围攻,“四˙二二”数千人到北海市武装部门前静坐,并建立“六˙八”指挥部。静坐人数增至两、三千人。历时三十四天,最后因武斗气氛紧张而撤退。(见钦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十日 上午九时,“联指”派一百二十多个红卫兵组织八千余人在朝阳广场开会,庆祝“南宁大中学校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成立。广西大学学生黄立禧为总指挥,颜景堂、张锋、邝献盈、李如文先后充当头头。

十一日,从凭祥到北京的六次特快列车程振民机班带夺权后出版的《广西日报》在伶俐站被“联指”群众拦截。发生争吵,致使列车在伶俐、黎塘停留十八小时,十二日,列车到柳州站后,柳州“四˙二二”况既白等又拦截列车造成六次特快在柳州站停留八十?二十九小时的事故。在总理直接干预下,十五日九时三十分,列车才从柳州站开出。(详见柳铁“文革”大事记)

一日至十二日 “四˙二二”派组织大批人马,第六次冲击广西军区,强行进入军区院内贴大字报,涂写反军区标语,提出改组广西日报军管小组,撤销致“新工总”、“倒海翻江”忠告、警告书,“工总”平反等七点要求;并进驻军区,四次封闭军区支左办公室群众接待站;打伤警卫战士,并在军区大门口和院内,集会和示威游行,控诉所谓“党政军内一小撮的罪行”,表演污蔑解放军和韦国清的节目等。

同一期间,“联指”派组织约六万人次,先后六次到军区院外周围示威游行,抗议“四˙二二”冲击、进驻军区和冲击军管广西日报。双方发生袭击、绑架事件。(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十三日 南宁市一中发生“六˙一三”武斗事件,这次武斗是由一中“红卫兵团”与一中“指点江山”两派不同观点的红卫兵组织的矛盾冲突爆发起来的,开始是在校内打石斗仗,后来发展到校外,并扩大到社会上。参加这次武斗的还有工人、农民和干部等。

南宁一中的“红卫兵团”与“指点江山”的派性斗争,随后迅速扩展到“保韦派”和“支伍派”两大派的大规模武斗。当天,“五˙二五指挥部”李家海、吕斌负责总指挥,铝厂、化工厂、橡胶厂、“建司”、“财司”和“区直兵团”等组织均派人参加。在校内设防,至晚上九时许,“四˙二二”指挥部亦派出所属“航运工总”的工人约三百人到达一中校门前摆开阵势,双方打石头仗。

这次武斗,使一中校门街道两旁的居民房天盖全部毁坏,一中数学仪器房等被毁坏,教室的阶砖大部分被撬烂,折合经济损失约五万多元,双方受伤者难计其数,武斗一直持续到十五日结束。“六˙一三”武斗事件,是南宁两派武斗的开端,为后来的武斗升级“揭开了序幕”,导致了两派矛盾进一步激化,仇恨进一步加深。(据南宁市“文革”大事记、“文革”大事件)

十四日 周总理第二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韦国清、王希永、徐其海、乔晓光、伍晋南、贺希明、安平生、霍泛等参加接见。

这次接见主要解决:柳州国际列车停运问题。总理批评“四˙二二”不开车是不对的;还把车开到道叉上,使别的车不能开,是破坏行为。批评“联指”上火车抢报纸,并检查国际列车邮件也是不对的。

报纸问题。周总理批评了“四˙二二”说:“冲军管是不对的”。“办的《广西日报》是派别报纸”;同时也指出:“如果军管了,只登一派声音也是错误的”。还指出,“在问题没有解决前,不要办成派别报纸,不登本地消息,只登中央电讯”。“为了传达毛主席及党中央的声音,先登北京消息”。周总理这个指示,十五日传到南宁(总理关于报纸问题的讲话摘自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9卷)

同日 “‘五˙二五’联合行动指挥部”在自治区人委礼堂楼上召开群众组织头头会议。参加会议的领导干部有自治区的段纯和、刘泮江、阎光彩、安伦、杨亚陆等,南宁市的有范清涛、王恩厚。区、市在南宁市的各大群众组织都有人参加:橡胶厂李家海,“汽司”吕斌、“建司”黄××、“独八红卫兵”覃拨玲、“小八红卫兵”×××、区直机关王文新、市委机关梁明芝等。潘玉臣主持会议。会议分析研究了“南宁的武斗形势,确定了方针和具体布置。……十五日中午,南宁市郊区造反组织在明秀派出所召开各公社书记、武装部长会议,范清涛(市委副书记)、潘树斌坐吉普车到会部署了全市统一拨“四˙二二”据点的行动计划。会议决定调动农民进城,由“郊区贫下中农‘四?三O’指挥部”派人到各公社协助动员和负责组织工作,同日下午,郊区八个公社动员组织了上千农民,由汽车总站、汽运公司将他们先接到汽车总站、望火楼和市人委大院集结待命。王恩厚(市委副书记)在“汽司”与有关人员在一起“研究攻打‘航运工总’问题”,“地上还划有一个北大港附近街道地形草图”。(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十四日至十六日 柳州造反大军“一卅战团”、桂林“老多”等数十人,认为“部队支派不支左”。“要求部队不偏不倚,公道正派”为由,于是,冲击柳州警备区司令部,并砸烂司令部、政治部木制牌子。不久,柳钢“联指”群众组织,做了两块钢制的牌子送给柳警司。(见柳州市“文革”大事记)

十五日 周总理第三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陈伯达、戚本禹陪同接见。同时被接见的还有:韦国清、陈发洪、王希永、徐其海、乔晓光、伍晋南、贺希明、安平生、霍泛等。

接见中,“联指”代表廖炜雄抛出了诬蔑霍泛是叛徒的材料,并说:“伍、贺、霍组成反革命联盟”;“‘走资派’、‘牛鬼蛇神’、纷纷投靠”等。当说到谢王岗时,康生说:“他三九年在合浦县委,组织被破坏,是个特务破坏的,谢与特务杨福有关系”。于是,霍泛、谢王岗被诬为“叛徒”、“特务”而遭到迫害。

同日 发生了南宁市公安局永宁公安分局事件。当日,随着一中武斗升级,“四˙二二”武斗人员退向永宁街一带,武斗在永宁分局门前一带展开。“支韦派”一武斗人员退入永宁分局,“四˙二二”人员冲入分局,永宁分局人员冲出包围。结果,永宁分局干警余雄在大同水排附近被打死,分局副局长李义平在民生码头被打致重伤,后来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永宁分局事件”发生后,南宁市公安局军管小组于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发表“严正声明”。称“永宁分局事件”为“反革命惨案”。该事件于一九八四年七月四日作了处理,认为将该事件定为“反革命惨案”是不正确的,“应予否定”。(详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军区转发中央军委一九六七年六月二日发出的《关于民兵武器管理的规定》及《总参关于贯彻军委六月二日指示的通知》。《规定》中规定:“城市院校、厂矿、企业和机关等单位的民兵武器,由各该单位的武装部集中保管。爆炸物品,由市或区人民武装部统一保管”。“农村(包括城市郊区)的民兵武器,由原民兵分散保管的,仍应由民兵自行保管;原是集中保管的,枪弹一定要分开保存,并派政治上可靠的民兵专门看守”。“所有民兵武器,未经县、市以上军事机关批准,不得动用。任何群众组织和个人都不准查封,不准接管,更不准动用”。“民兵不得携带武器参与文化大革命运动”等。(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16卷)

十六日 上午五点多钟,郊区进城的农民二千多人分别围攻“航运”和“文艺干校”。一路由苏联基率部份农民队伍配合郊区“支韦派”机关干部攻打文艺干校(“四˙二二”据点之一)。抓了所谓四十多名俘虏送至沙井公社西津大队隐藏。在俘虏中陈纪文(农学院学生)因被打破头而死。另一路由“支韦派”的“红色公安”、“一摸三揪”等组织在石埠、九龙、尧头、沙井等公社农民约六百多人从北大路包围北大码头仓库大门,后增至二千多人与“支韦派”的“航运工总”组织一起,上午七时开始进攻,晚上十时用汽车撞门。第二天十一时攻进仓库。当时伤亡约二百多人。“航运工总”工人缪云珊当场被打死(后平反)。仓库物资损失四百万元,“工总”人员及其家属撤离航运局到船上生活。南宁水运中断瘫痪。

这次武斗,动用了大量物资和数十辆汽车。在日杂经理部调用了一批锄头柄、安全帽,在百货站调用了大量水壶、毛巾、背心和布胶鞋等。区市接待站仅八月二十九日和九月十四日就支付给日杂经理部中心店货款一万五千三百八十一元(事后“联指”内部总结,大约一共开支了二十五万元)。武斗使“工厂停产,商店停业,航运停航”,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据清查“五˙一六”办公室资料,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四˙二二”出版的《广西日报》全部改登新华社电讯稿。(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件)

同日 广西大学“革联”数十人用石头、弹弓攻打西大“能闯”军部,冲上办公楼,打伤十多人。随后,西大“能闯”撤离西大,住进区党委大院。(见广西大学“文革”大事记)

十八日 广州军区决定在柳州铁路局及各分局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葛冲等为局军管会负责人。(见柳铁“文革”大事记)

同日 水电设计院“四˙二二”派“火种”、“青先军”抢占院办公大楼后,积极修筑武斗工事。“青先军”还抓了水电厅长蔡勇为和院党委书记李景亭做人质。二十一日,蔡勇为被“联指”派“红旗团”和“天翻地覆”、“红革联”救出。(见区水电设计院“文革”大事记)

十八、二十一日 “联指”召开常委和各兵团负责人会议,作了反击“四˙二二”的武斗动员和布置,准备攻打文化大院。(见区文化厅“文革”大事记)

十八至二十四日 柳州地委召开部份县委书记会议,揭发王杞桓、张声震等地委常委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并用专栏和传单公布所谓“张声震的八条罪行”。参加会议的有:县委书记于子明、何长寿、孙廷国、韦日荣、莫国祥、莫崇贤等。(见柳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本月中旬,颜景堂、潘玉臣主持召开地、市、县“联指”常委及系统司令部兵团负责人座谈会,研究如何加强团结,迎接区革委会的诞生。南宁地区参加会议的县“联指”负责人传达贯彻,讲了全区形势,号召加强团结,坚定“支韦”信念。(见南宁地区“文革”大事记)

本月中旬,广西“联指”再次集队到广西日报社反夺权。广西大学“独八”负责人邝献盈、李如文派出一千多人参与这一活动,持续数天,未攻下便撤回。(见广西大学“文革”大事)

二十四日 横县抓促指挥部召开四级干部会,到会八千多人,贯彻军区抓促会议精神。下乡干部要表态“支韦”、“打倒伍晋南”,会议中举行“支韦”、“打伍”游行示威,会后向全县发出“支韦打伍”宣言书。(见横县“文革”大事记)

同日 “五˙二五指挥部”调动工人及郊区农民包围“火种”大楼,“火种”常委候立民带领二十余名工人“投降”。设计院材料员被用钢叉打死。二十六日清晨,大楼被攻下,“四˙二二”骨干纪烈、于贤富、马秀英、罗福灌、朱锡根等六人被关押挨打,大楼上被洗劫一空。(见区水电设计院“文革”大事记)

二十五日至七月一日 平南县召开抓促三级干部活学活用毛著讲用大会,有一千四百四十八人参加。人武部副政委葛立志在大会上作报告。他在报告中说韦国清是好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指责诋毁伍晋南,说他是刘、邓伸向广西的黑手,是大右派,说“支伍”的都是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对现实不满的人……。(见平南县“文革”大事记)

二十五日 “四˙二二”组织上千人进攻林业厅,蜂拥而入,把该厅公私财物洗劫一空。当日下午“联指”对“全无敌”开展宣传攻势,到林业厅院内抢夺物资,指责“全无敌”抢夺国家财产,挑动武斗。五时许,“联指”派上千人三面包围文化大院,并用推土机推倒部分围墙,攻进了京剧、桂剧、木偶三团住地。王梧龙和住在该团的二十多名红卫兵负伤,“全无敌”退守新礼堂及文联大楼。(见区文化厅“文革”大事记)

同日 “联指”发表所谓“自卫还击”的严正声明,下午三时包围广西日报社,冲入报社大院,攻打报社工厂区和报社大楼。双方均有人受伤。(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同日至二十九日 合浦县人武部召开“抓促”三级干部会第三次会议。主要是传达贯彻自治区“抓促”会议精神,人武部部长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的报告。人武部副政委陆卓环作会议总结,强调更广泛、深入、全面地把批判最大的“走资派”同本单位的斗、批、改结合起来,要把矛头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和本报的代理人,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向他们发动总攻击。(见合浦县“文革”大事记)

二十六日 中央要求制止武斗的“六?二四”通知传来,“联指”指挥部下令围攻广西日报社的人员撤走。(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同日,六时许,“联指”从粮食厅方向攻入文联大楼。“四˙二二”派六百余人全部被俘,并被押解至区物资局院内。部分人被捆绑、蒙眼、审讯,有些还遭毒打。除“全无敌”骨干人员被押送区人委礼堂和市粮食局“联指”据点外,大部份人获释。

“联指”进攻文化大院,有的乘机报复,有的借机打劫,许多门窗被砸打,财物被盗,不少人被打。(见区文化厅“文革”大事记)

本月,荔浦县两派在斗争中,出现查封“红影”(群众组织)、“五州”拦截汽车、砸城西生产队等事件。“造反大军”组织中有人多次发表声明要求县人武部执行中央“六˙六通令”,制止武斗,惩办打人凶手和幕后指挥者,未达目的,于八月十日下午有人到人武部内静坐绝食。(见荔浦县“文革”大事记)

二十九日 周总理第四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陪同接见的有康生、戚本禹。周总理对广西出现的越来越严重的武斗流血事件极为关切、对制止两派武斗作了重要指示。广西两派对周总理指示表示坚决拥护,坚决照办、经办两派协商,双方就如何保证中央关于制止武斗的“六?二四”通知中的六条在广西各地实现,达成十条协议;并于一九六七年七月四日在北京签字。(详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桂林市,原“工人红卫兵”主要负责人高桂英,以及市直属机关干部杨德广(市公安局)、李建华(市经委)、柴俭(市贫协)、汤秋生(市郊区)等人发起“支持韦国清站出来闹革命”活动;组织“六˙二九”联委。于二十九日在市体育场召开有七万人参加的成立大会,由高桂英主持,黄沃南(“老多”学生)、驻军负责人及六九五五部队副政委赵保立等讲了话。这个组织一成立就遭到“造反大军”和“联指”的极力反对。部队也无能为力,不到一个星期就垮了。(见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三十日 钦州军分区支左办公室发表声明,坚决支持韦国清站出来闹革命,但错误地写到“伍晋南、贺希明和霍泛等,他们是什么人?大家都很清楚,他们的问题很大,很严重。这三个人搞了一个‘四˙一九’声明,犯下了滔天罪行。所谓两派斗争就是这个声明形成的。广大革命群众对这些人,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坚决地斗争,揭得对,斗得好”。后来军分区曾俊德司令员在少数派一次的干部会议上检查支一派压一派的问题时说:钦州分成支韦、支伍两派,我是倾向支韦的,认为“四˙二二”打韦是大方向立场问题,特别是打南宁永宁派出所,我不支持他们;结果就同意支左办“六˙三O”声明。

同日 晚,钦州县犀牛角队武术教师黄鸿飞因参加造反派被县粮食局副局长王斌等人以教“四˙二二”群众学武术为由,把黄拉到田螺岭水利沟边由王斌亲自指挥并参与用棍打死。(见钦州市“文革”大事记)

本月底,王荔回北京前,对章英说不宜撤出展览馆,“队伍可以集中,指挥部就不一定撤到新华路去。展览馆是‘四?二二’起家的地方,是‘四˙二二’一面旗帜,撤出去旗一倒,队伍就散了”。七月初,王荔回到北京后,又向“四˙二二”代表团煽动坚守展览馆,因而,“四˙二二”指挥部始终未撤离展览馆据点。(见王荔专案材料)

 

七月

一日 南宁两派分别集会,除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六周年外,各有自己派的内容:“四˙二二”庆祝“四˙二二”为“造反派”的“伟大胜利”,喊“打倒韦国清、打倒徐其海、支持伍晋南”的口号外,还呼“打倒贺希明、打倒霍泛”的口号;“联指”则庆祝“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京谈判的“胜利”,说贺希明、霍泛被打倒,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在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百色“联指”主办的《右江怒涛》创刊。共出版四十三期,于六八年三月九日停刊。该报鼓吹大造“党内走资派”的反,大造资产阶级的反,大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仅刊登诬陷杨烈、郑少东等老干部的文章就达六十篇。在全地区起了很坏的影响。(据百色地区“文革”大事记)

本月初,根据周总理第四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时的指示意见,成立“中央文革广西联络站”,王荔任联络组组长。

本月上旬,一天,王荔叫广西联络组副组长周枫拿着联络组写给戚本禹并经戚本禹批示的《关于增加偏保组织柳州“联指”代表的报告给王希永看,报告肯定“四˙二二”是造反派,“联指”是偏保组织。戚本禹嘱:不必增加代表了,将来正式谈判时,做为列席代表听听就行了。(据王荔专案材料)

二日 广西军区召开支左办公室全体人员、各战线、工厂、学校、军管单位联络员组长会议,副政委周绍明传达中央首长接见双方代表有关情况,要大家正确对待周恩来总理指出的“四˙二二”是“造反派”的问题。(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在北京王荔找广西“四?二二”赴京代表刘德胜、农烈谈话,说六月三十日下午中央首长接见两派代表时,不批评韦国清,但戚本禹批得很厉害。戚说韦国清如果不改,他也要打倒韦国清。刘德胜将王荔的意思告诉游建安,游分析当前打韦最主要的是抓住韦在广西树自己权威的材料,刘支持写这个材料,后来写成了《广西大树特树土皇帝韦国清权威的反动逆流》一文,由刘德胜交给王荔。(据王荔专案材料)

同日 上午,广西军区收到中央文革《关于节约闹革命,防止铺张浪费的通知》的电报,魏佑铸指示由广西军区党委印发全区。

三、四日 广西军区领导欧致富、魏佑铸、周绍明、韩世福分别先后召集“联指”上、中层头头、一些红卫兵组织头头和王恩厚等数名领导干部开会,座谈对“四˙二二”是“造反派”的认识和研究如何贯彻执行中央《六?二四通知》和制止武斗等问题。

同日 周绍明、孙磊召集“联指”、“四˙二二”双方代表进行第六次谈判,继续讨论如何贯彻中央《六˙二四通知》,制止武斗等问题。(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四日 广西赴京两派在京达成《十条协议》,周恩来总理指示:“立即发给广西来京全体代表并请两派和军区以明电和电话打回转告全区照办”。《十条协议》主要内容是:

1、坚决贯彻六ˊ六通令和六˙二四通知。

2、不准抓人,不准私设公堂、毒打、逼供对方人员;

3、坚决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工人、农民、干部必须坚定生产(工作)岗位;

4、不准以任何借口动员农民进城,拦路、拦车,参加武斗;

5、坚决维护交通运输秩序,保证铁路、公路、轮船运输畅通无阻;

6、所有在外单位的人员在一星期内撤回原处;

7、坚决文斗,不要武斗;

8、不准夺枪、开枪,各单位现有枪支,由军区派员监督收回或封存;

9、由当地驻军派员召集双方派出对等代表共同组成监督小组,监督执行;

10、本协议自七月四日起生效。

在协议上签名的:广西“四˙二二”代表:曾春生、龙智铭、黄杰华;广西“联指”代表:廖炜雄、黄明发、颜景堂;广西军区:王希永。(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9、16卷)

七日 上午,周绍明召集西大“能闯”、医学院“星火燎原”、“南宁八˙三一独立兵团”等学生组织的头头座谈。学生们在座谈中提出:①武斗不是我们挑起的,我们是自卫反击;②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说“四?二二”是“造反派”还可以理解,但根据中央历次指示是不可理解的;③“四˙二二”受“走资派”操纵,勾结“牛鬼蛇神”,矛头指向解放军,大搞打、砸、抢,我们认为“四˙二二”是反动的;④“联指”单方面撤离据点,是右倾情绪。

同日 广西军区派黄文棣同“四˙二二”、“联指”协商组成监督小组问题。(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八日 梧州市“红三司”贴出“炮轰军分区支左办公室”、“揪出军分区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巨幅标语。(据梧州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红色公安”和“南宁八˙三一独立兵团”在卫生厅大礼堂举办“永宁分局和永宁派出所惨案”展览。(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十一日 凌晨一时多,“四?二二”谈判代表五人乘车从广西军区返“四˙二二”据点,在工人文化宫前,被“联指”二、三十人拦截,并将他们蒙上眼睛,开车在南宁市内兜数圈后放回。十二日广西军区召开“四˙二二”、“联指”监督小组预备会时,“四˙二二”代表就此事提出抗议,发表第三号声明。“联指”代表当场承认错误,表示道歉。(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十二日 “四?二二”三十余人乘车,手持凶器到文化大院护送文化局副局长岳平和文联创作员谭流到火车站搭车。“联指”人员则到火车站将岳、谭抓到话剧团审讯、毒打。(据区文联“文革”大事记)

同于 广西日报社“五八一一二”组织(“联指派”)致电中央文革、周恩来总理,要求“四˙二二”执行广西两派达成的十条协议,撤离报社。(据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军区党委向各分区(市武装部)、师、各边境工作总站转发“关于开展对中南地区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陶铸大批判、大斗争计划”的电报。(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北海市发生武斗。社员民兵围攻前去支援“双夏”的“六八”派学生(属于“四˙二二”派),于是学生在市内开大会控诉北海市走资派“破坏支援双夏的罪行”。“联指”派出面反对,造成双方严重对立发生武斗。“联指”派调动民兵和其所属成员共三千多人,于十三日围攻“六˙八”指挥部和北海中学“红司总部”。双方用木棍、石头等对打,共有一百多人受伤,其中重伤三十六人。十八日中午,军分区司令员苏桐卿到“六˙八”据点视察。二十六日晚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滕世舜、北海驻军七六分队有关人员,还有军医等到“六?八”指挥部对“六?八”两个伤员验伤。二十七日下午军分区一副科长、市人武部一科长和驻军人员等同往“六?八”指挥部视察。二十七日晚,广西军区副政委周礼成、钦州军分区政委王晓峰、副司令员苏桐卿、政治部主任滕世舜和驻军、市人武部等领导人在北海市召开市“联指”领导成员和作战指挥员会议。会上周礼成说“联指大方向是对的,‘六?八’专搞那些坏事;他们冲,我们就自卫还击。”(据北海市“文革”大事记)

十三日 广西军区副政委周绍明主持召开“联指”大中学校组织头头座谈会,讨论如何开展批判陶铸问题。(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十四、十五日 南宁地专“联指”抢了南宁军分区枪支九百零六支,子弹八十万发。在划策抢枪的会议上有人说:军分区暗示,军分区的枪地专“联指”不去抢,外面的人何能来抢。(据南宁地区“文革”大事记)

十五日 上午,广西军区领导魏佑铸、周绍明召集“联指”部分头头开会,座谈南宁当前形势和执行两派达成的《十条协议》等问题。

同日 下午,广西军区召开常委会议,由党委第二书记欧致富主持,研究成立广西地区领导小组和贯彻中央制止农民进城参加武斗问题。

同日 晚八时,广西军区召开电话会议(各分区、县武装部参加)、由副政委周绍明传达中央关于禁止农民进城参加武斗的通知,及军区贯彻这一通知的意见。(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十六日 在北京,广西“四?二二”赴京代表团开会,讨论处理韦国清问题的三个方案。晚上,代表团便通过了给戚本禹的信。(据王荔专案材料)

同日 上午,广西军区副政委韩世福召集“四˙二二”常委开会,“南宁八˙三一”、“八˙八红卫兵”、“倒海翻江”三个组织的代表到会,对两派联合批陶问题进行了座谈。

同日 下午,魏佑铸、周绍明接见区党委部、办负责人阎光彩、段纯和、刘泮江、任国璋等,就南宁文化大革命形势和如防止武斗问题进行了座谈。

同日 下午,韩世福召开桂林“老多”骨干座谈会,就归口闹革命问题进行座谈,动员他们尽快回本单位搞好本地区、本校的斗、批、改。

同日 下午,“四˙二二”近千人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所谓“痛打落水狗——刘少奇大会”,广西军区支左办公室苏大伦等四人参加并讲了话。

同日 广西军区成立了“批陶”领导小组。由广州军区副政委陈发洪、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政委李仕才、魏佑铸、副司令员焦玉山、副政委周绍明、政治部主任孙磊、空七军政治部副主任张虎忱、二O分部部长王斌等组成。陈发洪任组长。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下设部队组、革命群众组、写批判文章组。

十七日 王荔看了广西军区给周恩来总理的关于支左中所犯错误的检讨报告后,用原“中央文革”记者站派驻广西记者的名义,给戚本禹写信,对军区的检查逐条反驳,为戚本禹反党乱军提供炮弹。由中央文革记者站负责人徐学增转交戚本禹。王荔说:“要争取把信早一点送上去,争取在戚本禹看到报告不久看到信”。此信王荔故意叫“四?二二”头头刘德胜来抄,以示自己在为广西“造反派”出力。这封信《对军区支左检查的一点看法》,经戚本禹批示,登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的中央文革办事组的《每日动态》上。(据王荔专案材料)

十八日 平乐县“联指”武装追捕不同观点的群众。“联指”常委全政(工人)带四十多名武装人员,到棺汀村,把村庄包围,开枪射击,抓获平乐搬运社“工总”工人桂炳生,当场打死,无人追究责任。平乐县从此开了杀戒。(据平乐县“文革”大事记)

同日 “四˙二二”夺权后出版的《广西日报》在头版刊登了新华社南宁十六日电稿《六九五五部队帮助广西师院军政训练好得很,坚决支持热情帮助革命左派桂林“老多”》的消息,二版又刊登了新华社南宁十六日电署名新华社记者、新华社通讯员的通讯《我们的团长——记军训团长张体成帮助广西师范学院革命师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事迹》。“联指”认为此稿失实,于凌晨三时许,西大“能闯”、区党校“遵义”和广西日报“五八一一二”组织二百多人冲进新华社内,对总社播发此稿提出抗议,并强行进入电话室与总社通话三小时左右,还推、拉、打了新华分社的人。新华分社认为,这是对分社的严重政治迫害,要求广西军区采取有效措施,保障正常工作条件和人身安全。

同日,新华总社给广西分社电报,要分社转告南宁各革命群众组织。桂林革大军训经验是六九五五部队供稿。由新华总社处理的,有问题由总社负责。

同日 上午,“联指”约十万人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所谓“痛打落水狗——刘少奇誓师大会”。广西军区宋长发、空七军马处长等十二人代表南宁驻军参加了大会。马处长讲了话。

同日 下午,欧致富主持召开广西军区党委常委会议,讨论研究做好“联指”工作,要区广播电台转播新华社发来的六九五五部队的军训经验,还研究了毛泽东主席伟大革命实践图片展览问题。(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十八日 在北京,王荔以广西联络组的名义,给戚本禹写信,要求戚本禹单独接见广西“四˙二二”代表团,听取对韦国清问题的汇报。并附有告韦国清的所谓八份材料:《反对毛主席、中央文革》、《在每一个关键时刻都站在刘、邓路线一边》、《韦国清是五七年漏网大右派》、《大搞独立王国,搞黑军队》、《是搞反满产、惨杀三十几万农民的刽子手》、《是镇压广西文化大革命、屠杀造反派的罪魁祸首》、《是杀害韦拔群的主谋》、《同刘、邓、陶、罗、薄关系不正常》等问题的材料。

其中诬陷韦国清谋害韦拔群的材料,是“桂林老多”头头之一的潘国球、谢荣杰等指使王祥俊等人到百色搜集整理后,派“老多”成员广西师范学院学生覃腾礼、曾德光将材料专程送到北京交给广西“四˙二二”代表团团长杨福庭。杨福庭和石怀宇等将这些材料整理为韦国清的八大疑案之一、之二交给王荔转中央。(据王荔专案材料)

同日 “联指”近十万人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所谓“批陶誓师大会”,广西军区政治部主任孙磊等参加并讲了话。

同日 “四˙二二”约二千余人在“造反楼”门前,召开“热烈欢呼六九五五部队帮助广西师院军事训练大会”。发言者指责广西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指责“联指”冲击新华分社和向总社提意见等,高呼“打倒韦、乔、贺、霍”、“打倒欧致富、徐其海”等口号。

同日 晚,南宁驻军四千余人在广西军区大院召开所谓“声讨中南地区党内最大走资派陶铸罪行大会”,魏佑铸作了所谓“批陶问题”的动员报告,各部队代表纷纷发言,声讨陶铸的“罪行”。

十九日 晚十一时,广州军区支左办公室给广西军区来电话,就北海武斗问题指示如下:①已通知南海舰队,派海军出面协同武装部处理;②广西军区、钦州军分区各派一名领导干部到北海共同处理。实际上,北海武斗无人去处理,打死一些人,财产损失严重并杀了大批俘虏,地方党、政、军人员也卷进了。

同日 上午,广西军区召集“联指”、“四˙二二”代表就成立监督小组问题举行第七次谈判,双方争吵,未达成协议。

鉴于上述原因,双方要求广西军区提出意见。广西军区胡庆辉(按:该员是根据当时布置组织人员写作“反团”公告者)提出:建立监督小组的筹备小组,其任务是:①继续就“老多”参加监督小组问题进行讨论、协商;②解放、处理一些急需解散的问题。双方同意回去研究。晚上九时至二十日凌晨,广西军区召集双方代表,对以上两点建议进行讨论。(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二十日 武汉发生“七˙二O”事件。

同日 “四?二二”办的《广西日报》刊登新华社电稿《解放军领导机关和驻京三军指战员决心完成毛主席交给的伟大历史任务》,第一次提出,人民解放军“始终把全歼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军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当作是头等重要的伟大历史任务”。二十五日,该报又刊登新华社关于武汉“七˙二O”事件报导,消息提出“把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全部揪出来”的口号。从这时起至七月三十一日止,《广西日报》刊载的中央两报一刊社论,连续不断地提出“揪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据《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二十日左右 中央文革广西联络组长王荔,到广西“四˙二二”赴京代表团住处(西苑饭店323号房),对刘德胜等说:“不要以为中央讲了话,军区就会支持你们了”。主要刘等搜集广西军区一些以小见大的材料报中央。并举例说:“如《人民画报》有航运工总的画面,但军管后的邮电局扣压这一期不发,《人民日报》报道六九五五部队的文章,军区接待员说这是毒草。这些材料很说明军区的问题”。后来,由雷激搜集整理这些材料,交给了王荔。(据王荔专案材料)

同日 柳州铁路局“革命造反联合战队《痞子战报》编辑部”发表文章。提出所谓“打倒拿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等口号。

二十八日,由铁一中学生龙炳宏、黄玉梅主持,开夺军权大会。局军管会副主任张志臣被揪到会上批斗。会后,张志臣被揪到铁一中关押批斗一个多月。八月一日,又将公安处副处长张珍揪到铁一中批斗。(据柳铁“文革”大事记)

二十一日 周恩来总理派遣首都医疗队来南宁。(据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二十三日 南宁举行所谓“声讨武汉七˙二O反革命事件大会”。广西军区、南宁驻军代表苏大伦、赵维学在会上发言。说“反革命分子陈再道、钟汉华及其操纵的‘百万雄狮’一小撮坏蛋,在武汉围攻殴打谢副总理和王力,制造反革命事件,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表示“要把反革命分子陈再道、钟汉华坚决、彻底打倒,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16卷)

二十四日 根据两派达成的《十条协议》,双方在京代表就组织南宁地区监督小组问题达成协议。双方同意各派代表十九名,由广西军区召集组成监督小组。(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9卷)

二十六日 由军代表和两派组成的监督小组成立(一九六八年三月撤销)。监督小组由军代表领导。负责人是解放军胡庆辉、苏定永、张忠等,“联指”代表是:覃树林、王彤、杨禄、邓朝兴、王前进、黄矩、陈钢、周群等20多人。“四˙二二”代表是:孙绍鹏、莫文(女)、黄干才、肖仁华、何家松、宣肇惠、高广华等。

此后,在监督小组安排下,两派在原南宁市人委门前,交换了前段武斗中被俘人员。(据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三十日 晚上,桂林地、市造反大军六万余人,在桂林市体育场联合召开“打倒韦国清誓师大会”。(据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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