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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文革大事记(1966年)(官方机密版)

(2014-08-21 21:04:52)
分类: 谈史论今

 

一九六六年

 

一月

 

本月,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中心是如何研究贯彻执行林彪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提出的所谓“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在会议前后,林彪、康生利用广大人民群众崇敬领袖的感情,鼓吹毛泽东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等等,竭力宣扬对毛泽东主席的神化。(据《中共党史大事年表》)

 

二月

 

二日 中共中央中南局作出关于深入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决定,《羊城晚报》发表社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顶峰》。

三日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下称自治区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区掀起群众性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据区党委档案33卷)

二十五日 广西全区学习毛泽东著作推进三大革命运动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在南宁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二千五百七十多人。原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和自治区党委代理第一书记乔晓光,书记处书记贺希明、安平生,候补书记霍泛等出席会议,乔晓光在会上作了题为《进一步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推进三大革命运动,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而奋斗》的报告。强调学习毛著,雷打不动,树立毛泽东个人绝对权威。(据区党委档案33卷)

 

四月

 

十九日 《广西日报》转载《解放军报》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据《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五月

 

四日至二十六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十六日,会议通过由毛泽东主席主持制订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简称《五一六通知》。《通知》要求“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工作”。此《通知》是指导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这次会议标志着“左”倾方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据中共党史大事年表)

七日 毛泽东主席写给林彪的信(简称《五?七指示》)。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毛泽东还指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个指示广为推行,在许多方面造成消极影响。(据中共党史大事年表)

八日 江青主持写作化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钱开火》刊登在《解放军报》上,它不仅给“三家村”定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的基调,还发出了打倒一大批的叫嚣。

同日 《解放军报》、《光明日报》联合刊登《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的材料摘编,每段都加上了骇人听闻的“编者按”,定了具体的“批判”口径。(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以上文章《广西日报》均给予转载。

十一、十三日 《广西日报》发表姚文元的《评三家村》,对邓拓、吴晗、廖沫沙进行错误的批判。十三日在一版《彻底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通栏标题下,发表全区工人、部队、新闻工作者声讨邓拓的消息,以后连续发表了区内声讨邓拓的文章(据《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本月中旬,自治区党委对区内各大专院校布置。在学校党委领导下,按照江青、姚文元定的调子对邓拓、吴晗、廖沫沙写的《三家村札记》进行批判。当时,还是侧重在学术上的批判,学校半天上课半天停课开批判会,这标志着广西“文化大革命”首先在学校开展。(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九日《广西日报》)

十九日 自治区党委通知:我区各大专院校每个院校派二名代表(有些机关也派了代表)到广州听取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关于中南局地区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代表回来传达后,各大专院校即宣布由半天上课半天批判到全天停课搞“文化大革命”,把学校里的所谓反动学术权威揪出来批斗,使大批知名的学者、教授、讲师和知识分子遭到了残酷的迫害(据广西大学“文革”大事记)。

 

1966年5月30日羊城晚报社论三论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

 

六月

二日至五日 《广西日报》连续转载《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同时,还转发了聂元梓等七人攻击北京大学党委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的《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评论员文章,以及新华社电讯《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中共北京新市委改组北京大学党委》的消息。(据《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中共党史大事年表)

二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通知》说:目前一个伟大历史意义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高潮,正在全国兴起,这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关系到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不是批判几篇文章、几个电影、几个戏的打笔墨官司的小事,而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我区同全国一样,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阶级斗争是严重的、尖锐的;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解放以来许多思想文化阵地的领导权问题还未解决,必须开展文化大革命,清除混进党、政、军和各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通知》具体部署了我区“文化大革命”的开展:1、继续搞好四清运动;2、开展“文化大革命”;3、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做到以工农兵为主体,三个运动同时搞。(据区党委档案33卷)

同日 自治区党委根据《五?一六通知》精神,成立自治区党委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伍晋南(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副组长:贺亦然、侠静波、郭永昌、段远钟、段纯和、罗立斌等五人(据区党委组织部资料)。

五日 自治区党委文化革命小组召开区直机关“文化革命”动员大会。韦国清作动员报告。《报告》内容共四点:一、当前国内外大好的革命形势;二、“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意义;三、在“文化大革命”中要大学毛主席著作;四、开展“文化大革命”措施:1、加强领导;2、必须放手发动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积极参加战斗组织和壮大左派队伍,开展一个真正的革命群众运动;3、在运动的布置上不论什么地区都要以学习毛主席著作为中心,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搞好“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4、清理文化领导机关,调整充实文化部门的领导骨干,韦国清在报告中点了《广西日报》副刊问题严重。同时,自治区党委文化革命小组把《广西日报》定为文化革命的试点单位,并向报社派出文化革命工作队。不久,任命空七军军务处处长刘福生为队长,区党委宣传部副处长荆缦云为副队长。十二日伍晋南到《广西日报》社作开展文化革命的动员报告;工作队动员鸣放。当天《广西日报》社有人贴出大字报,攻击办报方针。“文化大革命”之火在《广西日报》社燃起(据区党委档案33卷、《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同日 韦国清在自治区政协全体人员会议上作《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报告》中提到原区民革主委、区交通厅副厅长吕集义的《缘珠唱和诗》是“大毒草”。 会后,区政协即开展对吕集义和马万里(著名画家,区文史馆馆长)的批判。区统战部副部长、战线文革领导小组组长梁华新,在会上宣布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同时进行,工作组进驻政协。组长黄惠民(区政协副主席)、副组长熊罗才(区统战部干部处处长),号召大家结合学习毛主席著作,开展大揭大批,狠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及一切牛鬼蛇神。六月二十六日,群众发现画家吕牧石(马万里的女婿)烧“四旧书画”,当天晚上便拉吕牧石来游斗,说他是“毁灭罪证”。吕被游斗后投河自杀。之后,又连续对吕集义进行批斗,吕集义的爱人石定康(原区民革会计)因见吕连遭批斗,思想害怕于九月七日上吊身亡(区政协“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日报》发表韦斌撰写的所谓《彻底批判“三家村”的修正主义办报路线——驳邓拓对〈桂林日报〉部分编委的谈话》的文章(据《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七日至十四日 玉林地区集训“文革”工作人员,传达中南局陶铸的讲话和韦国清在自治区直属机关作“文革”动员报告和伍晋南的总结(据玉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九日 自治区党委文化革命小组向各地、市、县委发出《关于印发韦国清同志在全区文化大革命动员报告的通知》,要求将《通知》精神传达到工矿企业工人、大中学校师生、农村党员、基干民兵、生产队长、生产队干部、积极分子;民主人士由统战部门传达(据区党委档案材料)。

十三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没有一定时间是不行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必须彻底改革”,“决定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通知下达后,全区各大专学校分别集会表示拥护改革的决定(据区计委“文革”大事记)。

十四日 自治区党委派出工作队进驻各大专院校、区直各化部门。《广西日报》社,进驻单位的工作队取代了单位党委领导“文化大革命”,旨在稳定局势。有的工作队进驻院校后重新放映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时的历史记录片,示意攻击党委的就是“右派”或是“右派”言行,也就是“反革命”。学生对此极为不满。桂林广西师范学院(现改为广西师范大学)少部分学生贴出了“炮轰桂林市委”的大字报(据区“处遗”材料——大事记表)。

十五日 《广西日报》发表自治区党委文化革命小组办公室组织撰写的《〈故人〉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同时发表“编者按”,开始点名批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故人》的作者陆地。二十八日,《广西日报》公布自治区党委《撤销陆地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同时发表“编者按》,声称要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到七月十九日止,《广西日报》连续用十八个专版批判陆地及其作品《美丽的南方》、《故人》、《瀑布》、《国庆节》、《中途》等(据《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二十日 伍晋南到《广西日报》社,提出在十天内弄清钟林(《广西日报》社党委书记、总编辑)的问题,然后动手写批判文章,公开见报。事后,驻《广西日报》文化革命工作队活动频繁,召开报社“积极分子”会,划分战斗小组,动员揭发整理钟林材料。七月一日,伍晋南、贺亦然听取驻《广西日报》社工作队的汇报后,说:打击对象主要是钟林,黄耿、钟纪民是分化对象,秋苇看一段再定。(据《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十八日前后,玉林县三百六十八人的工作队分别进入一、二、三、四中、农校和部分机关单位,传达韦国清讲话,组织游行示威,揭露学校、机关“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牛鬼蛇神”。从十九至二十四日贴出大字报二万八千多张,把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昭弘和教育、文化部门的一些领导干部、教师以“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邓拓黑帮”、“牛鬼蛇神”等罪名进行批斗。(据玉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十六日、二十七日 河池地委常委开会,李均传达韦国清于六月二十五日对河池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作的指示,分析研究全地区“文革”情况,认为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牛、鬼、蛇、神专了我们的政,我们要与之作坚决斗争。(据河池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十八日 《广西日报》发表黎福荣撰写诬蔑陆地的《国庆节》是一张“反革命传单”的文章,号召在批判“三家村”的同时,结合批判我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据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五日《广西日报》)

接着,各地、市纷纷揭批新闻、教育、文学艺术界中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及“三家村”在文化界中的代表者和赞赏者。在南宁市,把《南宁晚报》的曾东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南宁晚报》总编辑)、秦祖荫(《南宁晚报》副总编辑)、余凯(《南宁晚报》副刊组长)诬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并对南宁市的艺苑、钦南等群众文艺团体打成所谓“三家村”黑诗社。在此期间,全南宁市被斗批的领导干部、知识分子一千余人,其中主要人物均为新闻、宣传、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一般的知识分子也难幸免。南宁五中工作队的成员说,教师是革命对象,领导者是大当权派,班主任是小当权派,一百零八名教职工中有七十人被批斗。(据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七月

二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要求这些企业单位要在保证完成生产任务的条件下,结合四清运动,分期分批开展“文化大革命”。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工交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补充通知》,再次强调指出:“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在县以下单位、基本建设单位、设计单位以及科研单位,应把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分期分批进行”。(据中共党史大事年表)

三日 《广西日报》在《坚决清算陆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把他彻底斗倒彻底斗垮彻底斗臭》的大幅标题下刊登对陆地的所谓批判文章。

同日 南宁市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到会的三百多人表示坚决拥护自治区党委的决定,痛斥陆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

连日来全区各地、各族人民群众大量来信来电,表示坚决拥护自治区党委撤销陆地的一切职务的决定,严厉痛斥陆地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滔天罪行。

同日 韦国清、乔晓光、伍晋南、贺希明等分别到《广西日报》社、广西大学观看大字报,并对工人、干部、师生作了指示:号召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并特指定《广西日报》工作队长刘福生到区直机关“介绍经验”。事后,驻《广西日报》工作队即叫在江滨医院治病的钟林回报社进行批斗。(据《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四日 自治区党委决定对张云莹(桂林师院院长、党委代理书记)、陆文中(院党委副书记)、吴元庆三人以镇压“文革”为名,停职反省。七月底,桂林师院出现《炮轰区党委》、《火烧伍晋南》、《火烧工作队》的大字报。二十八日,桂林市委召开全市各级领导干部和四清工作队长会议,介绍所谓“师院反右不彻底”等,并组织其参观师院大字报,引起了工农群众和师生之间的对立,把“文革”引向社会。二十九日,在桂林师院工作队的组织下,给反对工作队的学生扣上所谓“右派翻天”、“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革命”、“小邓拓”、“政治野心家”等大字报,进一步加深了不同观点之间的对立情绪。(据桂林“文革”大事记)

七日 柳江县公办教师集训搞“文化大革命”。集训期间对小学校长黄林恩进行批判,黄进行驳斥和反抗,被以所谓“现行反革命”宣布开除党籍逮捕法办。历时二十天,集训共揭发“五种人”(即1、戴帽的伍类分子;2、三反分子;3、漏网的四类分子;4、特务、特嫌;5、严重违法乱纪分子)七十五人,重点批判二十二人,集训结束留下劳动九十六人。(据柳江县“文革”大事记)

十一日 《广西日报》文化革命工作队长刘福生代表自治区党委宣布撤销钟林总编辑职务。十二日,中南局文化革命小组办公室电话通知,同意撤销钟林职务和在报上公开点名批判。二十五日,自治区党委文化革命小组派人到《广西日报》社宣布中南局文化革命小组批准撤销钟林党内外一切职务。(据《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十四日 自治区党委派驻区各大学工作队被迫撤出。广西大学师生要求进驻西大工作队队长尚持(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回学校作“关于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的检讨;民族学院、医学院师生也要求驻学院的工作队回学校检讨。从此,自治区党委派驻各大专院校的工作队改为派联络员来指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据区党委“处遗”材料、“文革”大事记)

七、八月间,全区各地、市、县根据自治区党委的布置,利用学校放暑假期间对中、小学教师集训,开展“文化大革命”。玉林地区从七月十六日到八月二十三日把五十三所中学的一千四百二十一名教师,一百四十五名学生代表,一百五十一名四清工作队员集中到专区集训(小学教师到县集训)。集训中采用所谓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办法,揭阶级斗争盖子,揪出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牛鬼蛇神及有严重问题的人共一百四十九人,列为重点批斗对象的十五人。北流县平政中学教师黄运球(四清时被划为地主分子),批斗后投河自杀。贵县木格中学校医梁厚联被批斗后服毒自杀,这是玉林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最早死人的事件。(据玉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十八日 钦州地委书记林中在地委常委会上传达区党委领导人韦国清、伍晋南在区党委会议上的讲话指示:中小学教师要清理一部分,把最反动的清理出去。总之,地、富、反、坏、右要清理,有些要送回农村劳动改造,有些要法办。清理后力量不足,从农村知识分子中吸收,再就是从工作队的干部、劳动大学学生中抽一些。关于教师集训,地委集训中学教师,县委集训小学教师,时间一个月。集训中要求: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发现一批重点对象线索;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头面人物要斗一下。在集训中,所采取的批斗手段残忍、刑罚名目繁多:如挂牌戴高帽游斗,扛幡跪拜,丢塘浸水,烈日下暴晒,烫屁股,跪石子,针刺,拳打脚踢,假活埋等。全地区一万一千九百七十九名中、小学校教师在集训中,有一千四百九十五人被扣上地、富分子、修正主义分子以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等帽子进行批斗。其中,有一百零八人被斗打致伤致残,有二百六十六人被逼死、打死;有二百三十一人受到不应有的党、政纪律处分;有五千六百六十八人被下放回原籍生产劳动。这场“文革”对教师迫害之惨、对文化教育摧残之深是历史上罕见的。(据 钦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南宁地区宾阳、武鸣等十个县,集训了中、小学教师一万六千四百八十六人,集训中被批判的三千三百六十八人,占集训人数百分之二十。(据南宁地区“文革”大事记)

柳州地区集训中、小学教师九千六百人,被批斗的四百多人,其中百分之九十是一般教师。集训后,留下所谓有“严重问题”的教师五百零四人。等待处理。有的送到农场或生产基地去劳动,实行“小劳改”;有的把学校教师当犯人派公安人员看守。(据柳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梧州市集训教师前,三中女教师梁士槐因受到大字报的围攻而跳楼自杀身亡。集训中,责令教师自我检查,人人过关,市教育局副局长尹远和梧州卫校副校长等一百多人作为重点对象进行批判斗争。(据梧州市“文革”大事记)

二十四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决定“从今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并指出:“高等学校选拔新生,必须坚持政治第一的原则”,“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这两项通知由于“停课闹革命”,当时并没有得到执行。(据中共党史大事年表)

二十七日 驻《广西日报》社“文革”工作队长刘福生在区直机关“文革”战地练兵会上介绍《广西日报》社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所谓经验。伍晋南肯定了《广西日报》的“经验是成功的”,“做法是好的”。(据《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八月

一日至十二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十六条》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传来了毛泽东主席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写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兵卫的一封信和八月五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广西日报》在八月九日给予刊登。(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一日 毛泽东主席写信支持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后,南宁市的红卫兵运动从八月至十二月,成立了名目繁多的红卫兵“总部”、“司令部”、“指挥部”、“联络站”、“战斗队”等二百多个组织及一千多个战斗队,红卫兵人数达一万多人,遍及全市各行业、各个单位。(据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本月上旬商业厅文革领导小组,对干部进行排队,对所谓属于四类干部进行批判,当时由工作队的白文普、王志春、厅党组的张沛然、唐子培、李英等研究决定。被批判的有厅党组成员李德,石油公司支书李文才、糖业公司支书王永信、五金公司副经理张玺玉等,强加给王永信的罪名是:反对挂毛主席像。(王永信说“毛主席像不要乱贴,乱贴不严肃,被当作反动言论)反对毛主席,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重用坏人等十条之多。被划为四类干部、“三反分子”,批斗十次。于九月二十三日含冤逝世。(据区商业厅“文革”大事记)

五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撤销大、中学校文化革命工作组的决定》。根据中央决定精神,南宁市委发出通知,宣布撤销市委派驻各单位的“文化革命工作组”(到八月二十二日全部撤销)。广西师院“多数派”的部分学生贴出送瘟神的对联。另一派学生则强烈不满,为此引起两派学生斗殴,到七日打伤十多人,即所谓桂林“八?七”事件。(据广西日报、南宁市委、桂林市委“文革”大事记)

同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会议,宣布撤销派驻各学校、机关的工作队(组)。(据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十日 桂林“八?七”事件发生后,广西师院学生派出代表赴京向中央告状,要求改组桂林市委,要求韦国清(当时在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到桂林处理问题。韦国清八月十三日从北京到桂林,召集乔晓光、伍晋南、贺希明、安平生、霍泛等到桂林,研究如何解决桂林问题。(据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十七日 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给广西师院学生打来电报(开始用密码后来用明码,电报公开张贴在大街上),决定派韦国清全权解决桂林问题,并说韦国清是身经百战的老战士,又是中央委员,要求师院学生相信韦国清。韦国清得到这份电报后,便公开出面在桂林处理问题。同日《广西日报》发表赵群声所谓《揭批钟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必须彻底清算》的文章。十八日自治区党委代理第一书记乔晓光在师院礼堂公开宣布黄云、徐为楷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区党委决定并经中央批准,撤销黄云市委书记、徐为楷市委副书记兼“文革”组长的职务。当日,自治区党委还宣布撤销徐为楷驻广西师院工作队队长的职务,并任命王同连为桂林市委副书记。尽管这样,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学生继续受到围攻。广西师院学生文可义被划为“反革命”,“南下串连队”张铁锚、张顺喜被关押起来,全区各地喊抓黄赛阳。(据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日报》公布自治区党委关有撤销钟林《广西日报》总编辑职务的决定,定钟林为“三反分子”,大量报导全区广大工农兵群众、知识分子、革命干部等声讨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钟林的滔天罪行。广西日报社职工也连日开会,声讨钟林的“反党罪行”。(据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十八日至十一月二十六日 毛泽东主席在三个多月的时间中,在首都连续八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千一百多万红卫兵。林彪多次在大会上讲了话,一个以青少年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震撼祖国大地。红卫兵在全国到处鼓动“造反”,揪斗所谓走资派,搞乱了地方的各级党委。

八月中旬,北京红卫兵串连队前后三批三百多人来到南宁进行“革命串连”,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到处鼓动“造反”,矛头直指自治区党政领导。南宁市的红卫兵组织相继成立了名目繁多的总部、司令部、指挥部、联络站等二百多个组织和一千多个战斗队,红卫兵发展到一万多人,开始走出学校,“杀”向社会。(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年表、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师院和南下串连队的学生拉桂林市委副书记徐为楷戴高帽游街。当时引起地社会上级大的反响,街上到处出现围攻广西师院和南下串连队学生的情况。当晚,韦国清正在桂林主持自治区党委书记处(桂林市委领导同志参加)开会,认为学生这种过火行动是“右派”翻天,布置桂林全市加强警卫,这样对立情绪更加激化。(据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是日 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泽东主席出席大会,林彪在会上讲话,周恩来总理也讲了话。会后,百万群众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检阅。北京红卫兵走上街头破“四旧”。南宁市红卫兵连日来也走上街头,横扫“四旧”,南宁市很多主要街道和主要建筑物、商店都强令改名。有的改为兴无路、解放路、灭资路;有的改为朝阳楼、造反楼、长征楼等等。桂林、柳州、梧州等城市也同样出现这种情况。这样一改,弄得很多顾客找不到原来商店,而出现混乱。随着红卫兵的串连活动,破“四旧”运动迅速遍及全区城乡。(据区党委档案6卷、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二十日 梧州市由市文革小组从各中学挑选八十多名学生,在市委礼堂开会,宣布成立该市第一批红卫兵。(据梧州市“文革”大事记)

二十一日 南宁市红卫兵和各群众组织共六万人在区体育场集会,热烈庆祝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据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二十四日 中央决定免去韦国清广西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调任中南局任第二书记(韦实际上没有离开广西);任命乔晓光为广西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据区党委组织部组织史)

同日 柳州市柳高、一、二、三、四、五、六中和柳铁一、二中学校五千多名红卫兵,走上街头,张贴标语,散发传单,进行破“四旧”立“四新”宣传。(据柳州市“文革”大事记)

二十五日 广西大学的红卫兵组织南宁市二、三、四、五、六中学和珠江子女学校等六所学校,成立了南宁市第一个红卫兵联合司令部,并召开成立大会。覃应机、伍晋南、霍泛、刘毅生(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南宁市委书记肖寒、市长韦纯束、副书记王恩厚等参加了大会。当晚,南宁市各界群众代表一千多人在朝阳广场集会,支持红卫兵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革命行动。二十六日晚,朝阳广场七百多群众集会并游行,坚决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据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本月下旬至九月初,桂林市红卫兵群众组织开始分成两派。“工人赤卫队”、“红旗红卫队”为一方,桂林师院“多数派”即“老多”、“工人红卫兵”、“机关职干造反队”为一方,前者提出要“誓死保卫市委”,后者提出“要改组市委”。九月六日,桂林市二十六个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和“南下串连队”三十人向市委和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贺希明提出召开全市大会的“三点要求)大会由红卫兵主持,市委在会上公开引火“烧身”,黄云、徐为楷作为检查),以处理“八?七”事件的问题,未获同意。九月七日上午十一时广西师院学生二千多人在市委院内静坐,进行绝食斗争,抗议市委破坏“文革”。九日,静坐绝食的队伍扩大到七十六个单位,三千人,静坐达六十二小时。(据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九月

 

三日 韦国清在广西大学贴出一张大字报:

 

《欢迎大家向我开炮——我的一张大字报》

 

广西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同志们: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你们向一切牛鬼蛇神大举进攻,我坚决支持你们这一切革命行动。与此同时,你们向区党委的领导同志也贴出了一些大字报,提出了批评和意见,我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决心在今后的实际行动中坚决改正我的缺点和错误,但至今为止,你们向区党委(特别是我)贴出的大字报还不够多,火药味还不够浓,我再一次地向革命的师生员工同志诚恳地要求向我们开炮,炮轰司令部(区党委)。(据区党委档案6卷)

三日、五日 三日晚,广西农学院、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等一千多名大专院校红卫兵冲进广西日报社,对该报八月九日刊登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没有套红色,以及《人民日报》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一文晚发一天,提出强烈抗议,并诬陷为现行破坏活动,命令孙鸿泉、钟林、钟纪民等人到球场接受批判。总编辑孙鸿泉表示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五日,《广西日报》重新套红再次发表《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据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五日 中共中央通知:组织外地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师生代表和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生活补助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开支。广西各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师生开始大串连,全国各地和区内红卫兵来南宁串连的近三万二千六百八十人,其中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来南宁串连的共九十一批,一千零八十二人。本市与外来红卫兵汇集一起,走上街头,横扫“四旧”。他们胸戴领袖像,臂佩红袖套,帽戴五角星,手拿“语录本”,口唱“语录”歌,高呼口号摇“语录”,斗争会上念“语录”,派性辩论用“语录”,墙壁上写“语录”(用红油漆大街小巷到处写,即当时所谓的“红海洋”)跳表“忠”舞拿“语录”,个人崇拜狂热达到登峰造极。更离奇的是在大破“四旧”中,古建筑、古书、古画、古戏、文物等均列为“四旧”,机关、学校的图书馆、资料室以及部分领导干部个人所存的古今中外精典著作、书画、古董等等,烧的烧,抢的抢,横遭破坏;甚至连妇女的长辫子、瘦裤子等也被剪。一时,打、砸、抢、抄、抓、剪、斗之风盛行。南宁市据十月底的不完全统计,红卫兵集中大抄的有六百七十多家;清理所谓“牛鬼蛇神”及其子女家属回原籍监督劳动的有五千多人;横扫水月庵一所、教堂二间;查抄所谓封、资、修的物品达十五万多件。贵县在破“四旧”中,把南山寺游览区全部毁坏,太平天国冀王亭、石达开的纪念塔和桂东南抗日起义的烈士碑均被严重破坏;防城县文物馆几千部古典文物、资料和档案全部烧毁。在破“四旧”中,大批文化遗产毁于一旦,造成了无可弥补的损失。(据区党委档案6卷、南宁县“文革”大事记)

八、九月之间,区直、地、市、县机关和街道纷纷成立红卫兵、“赤卫队”。任务是:“保护国家财产,维护社会秩序,阻止红卫兵冲击”。南宁市工交系统于九月六日成立工人赤卫队,有一千七百一十人,并在朝阳广场开会,市领导肖寒、韦纯束、潘体彩出席了大会。街道系统十一个公社的赤卫队也于同日宣布成立,人员二千多名。区直的农业厅、煤炭工业厅、石油工业厅等单位也先后成立了“赤卫队”。直到十一月,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遭批判而解散。(据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在南宁地区,“红卫兵”组织迅速普遍地建立起来。全地区(包括四清和面上各县)七十八间中学(包括十间耕读学校)先后建立了一百五十八个“红卫兵”和其他战斗队组织,共有红卫兵一万多人。他们实行革命大串连,到十月份,全地区中等以上学校有七千多名师生和“红卫兵”到北京、南宁市等地串连。仅大新县,从六六年九月至六七年三月中央下令停止串连时止,到北京串连的达二千六百多人,耗资十万多元。(据南宁地区“文革”大事记)

六日 梧州市第一批红卫兵三十人,赴京参加国庆典礼,十三至十九日,该市第二批红卫兵六百多人赴京串连。(据梧州市“文革”大事记)

九日 桂林“老多”的请愿代表二十五人到达自治区党委大门前,被“赤卫队”阻拦在大门之外,双方开展辩论,消息传开,广西医学院、广西大学、南宁二中等十九所大中学校学生共两千多人到自治区党委门前表示支援“老多”代表,这些学生宣布就地参与静坐和绝食斗争。“赤卫队”和“盾牌”红卫兵对静坐的学生进行围攻,“老多”不断地增加红卫兵来参加静坐,在参加静坐绝食斗争的学生中,因从桂林赴邕长途消耗,绝食时有一位女学生叫“卫东”(齐断义)处在半昏迷状态中。韦国清出来探望,对静坐绝食的学生说:要吃饭闹革命,别这样,免得把身体搞坏了。韦国清摸一摸这位女学生的头,“卫东”即把韦国清的手推开,说韦国清没有阶级感情;另一位女同学则把韦国清的草帽抢夺扔在地上。韦国清说:干吗?要打人?不要打人嘛!在区党委大门口站岗的“赤卫队”就说这些静坐绝食的学生打韦国清,刹时间,全南宁市贴满声讨静坐学生殴打韦国清的大字报,说韦国清被打伤住院,要揪出殴打韦国清的凶手,这件事很快传遍了广西,全区各地来信来电,有的集会声讨静坐学生殴打韦国清,于是参加静坐的“老多”学生强烈要求韦国清出来澄清事实。韦国清于十月十八日晚在桂林剧院召开机关干部大会时解释说:“咱们还是实事求是,学生只打了我的手,并没有打伤我住院”。这就是当时轰动广西的“九?九”静坐事件。到九月中旬南宁各大中学校和外地学生纷纷北上串连,“九?九”静坐事件虽然很快平定下来了。但这一事件对后来形成广西的两大派组织起了较大的影响。(据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十五日 《广西日报》报道全国革命师生进行大串连的消息。

二十日 广西艺术学院音乐系师生写了《剥开“刘三姐”的画皮看伍晋南的修正主义面目》的大字报。《刘三姐》是好戏还是黑戏?当时争论很激烈。有的说《刘三姐》是“文艺黑线” 的代表作,伍晋南是《刘三姐》的黑后台。广西大学等八所大专院校轮流揪伍晋南到学校批斗,勒令伍晋南作检讨。从此,伍晋南成为众矢之的。(据广西艺术学院“文革”大事记)。

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 钦州地区第一批上北京接受毛泽东检阅的红卫兵先后出发,钦州一百多人、合浦四百多人、上思一百三十二人、灵山一百二十多人。(据钦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十六日 南宁市中等学校红卫兵联络站举行成立大会,市委副书记王恩厚任联络站总站长。(据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二十九日 桂林市“工人红卫兵总部”(简称“工总”)及“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简称“红总”)成立。十二月十日,桂林“市直机关干部、职工革命造反团”成立;十八日,“五四铁笔总部”成立;同日,“工总”和“红总”两群众组织发展为“革命造反大军联合指挥部”(简称“造反大军”)。以上群众组织在桂林市“文革”中是有影响的几个群众组织。(据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十月

三日 广西日报》发表《红旗》杂志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文中提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八日,《广西日报》发表张化声批判周扬的长文《螳臂挡不住文化大革命的长轮》,对周扬进行恶毒的攻击。(据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五日 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根据林彪建议发出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中共中央把这一指示转发全党。从这以后,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据中共党史大事年表)

同日 南宁市红卫兵总部发起召开南宁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辩论大会。内容是:以伍晋南为首的区文革领导小组到底执行一条什么路线?参加大会的七十六个单位,有万余人。(据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十月,区直、地、市直属机关出现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大鸣大放声势浩大,大字报铺天盖地,而且由机关院内推向街头,围观的人群熙熙攘攘。各行、各业、机关、学校、各种群众组织竟相揪斗本部门的所谓“走资派”(由于群众组织对领导干部的观点态度不同,产生了群众组织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矛盾)。南宁市朝阳广场设立的大字报棚,从十九日开始张贴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广西大学“八?三一”红卫兵在大字报中指责“区党委在文化大革命中采用各种手段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镇压革命学生”。(据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十四日 桂林市委决定并经自治区党委同意,《桂林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林同群”的文章,公布《桂林日报》总编室主任余国混的所谓“三反”材料。从此,在整个“文革”中,余便成为桂林市两派批斗的对象。

十月下旬至十二月中旬,桂林市各群众组织分别召开批判市委“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先后揪斗原市领导冯邦瑞(市长)、刘竹溪(市委副书记)、苏玉山(副市长)和自治区驻桂“文革”顾问林中以及四清总团领导李隆(区统战部长)、段远钟(区工交部长)、王凤枝(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等。“工人赤卫队”、“红旗红卫兵”部分机关干部也纷纷发表“造反”声明,起来造反。(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二十六日 南宁市工人革命造反总部等九个组织发起,在朝阳广场召开《揭发和控诉肖寒为首的南宁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同日 百色医专“长征串连红卫队”三十三名学生徒步到南宁进行串连,开创了我地区徒步串连的先例。到十一月十四日统计,全地区上京和到外地串连的教师、学生有八千一百人。(据南宁市、百色地区“文革”大事记)

十一月

本月,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中,红卫兵群众组织,纷纷建立联合造反组织。十一月二十三日,南宁市“革命工人造反委员会总部成立,市委领导肖寒、王恩厚到会表示支持。十二月二十六日,南宁市郊区农民红卫兵总部在朝阳广场宣布成立,自治区党委罗立斌出席会议。同日,南宁铁路分局各群众组织也联合成立“铁路联合司令部”(简称“铁司”)。十二月底,由汽车总站、区二?五车队、区粮食厅车队、区外贸车队、南宁市工交公司、市汽车运输公司等单位的群众组织联合成立了“广西汽车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汽司”)。以上是南宁市“文革”中有影响的几个群众组织。(据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二日 《广西日报》刊登《红旗》杂志社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文中说“广大群众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说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告破产”。(据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同日 全国各地红卫兵一批一批涌到梧州市,向市文化小组要串连费、要住宿、要吃饭、要冬衣、铺盖,稍为不顺其意,就要“砸烂当权派的狗头”。只得耗资在全市增设数十个接待站,免费接待红卫兵食宿、车船和一切日用什品,据不完全统计,一九六六年十一、十二两个月车船费、伙食费达四万一千三百一十五元。据市财政局长帐面可查的一九六六年六月至十二月,全市的“文革”费用,便开支了六十万元。(据梧州市“文革”大事记)

十一月中旬,自治区党委召开三级干部大会,传达中央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据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二十三日 南宁市“革命工人造反委员会总部”在区党委接待站开成立大会,肖寒出席大会并表示支持。(据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十二月

二日,南宁市工人“革命造反”组织会同黎塘等地工人“革命造反”组织成立《广西工人革命造反总部》(简称广西“工总)后来发展成为全区性的工人“革命造反”组织。“工总”下设组织部、宣传部、后勤部,总部设在南宁市工人文化宫,“工总”在南宁市下属有十二个分部。(据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四日 《广西日报》刊登新华社电讯《首都举行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江青在会上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派工作队这个形式是错误的,他们的工作内容尤其是错误的。”当天,韦国清代表自治区党委检查犯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发书面检查)”。(据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四日至六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简称工业十条)。(据中共党史大事年表)

九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规定》中说:“工人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工人群众和工人群众组织之间,“可以在业余时间,在本市革命串连”,“学生可以有计划地到厂矿,在工人业余时间进行串连,工人也可以派代表到本市学校进行革命串连”。这个文件下达,“文化大革命”正式扩及全国工交、财贸各部门的基层单位。(据中共党史大事年表)

八日 南宁市革命造反联络站等二十七个红卫兵组织,开会批判区、市党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到会约十五万人。因开会时找不见韦国清,后由乔晓光代表区党委、肖寒代表南宁市检查所犯方向、路线错误,出席大会的有伍晋南、贺希明、安平生、钟枫、傅雨田、段纯和、王恩厚等区、市领导人。(据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由于受“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波及,柳州地区各县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底到一九六七年元月就开支了一百二十多万元。大批干部、职工外出串连,影响了生产和工作。(据柳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本月九日至一月十六日,桂林地委负责地区所属各县红卫兵串连的接待,共开支经费四十六万元。其中十二月二十日至元月十二日的二十四天中,支出经费二十三万元,动用尼龙薄膜三十吨,被子三千六百床,棉布十三万米,粮食九万多斤。(据桂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十日 南宁地委办公室主任荣其光伙同祁连恭(地委办公室副科干部)、周诚(地委书记甘怀勋秘书)、邓绍业(地委副书记田春的秘书)等以及原地委办公室一些人,以长期在地委领导身边工作,了解情况的知情人的身份,一起拼凑捏造编写打倒南宁地区头号走资派甘怀勋的十二大“罪状”。并以地委办公室“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名义贴出。与此同时地委常委组织部长武星与农办主任王文科贴出诬陷甘、田逼死南宁地区农村政治部主任张荣久(张的死因,当时已得出结论是落水死亡)。十二月十日地委副书记孟庆彦、董以法二人向自治区党委汇报,要求批准给甘怀勋停职反省。当晚孟庆彦召开没有甘怀勋参加的地委常委会,作出了“打倒地委书记甘怀勋”的决定,并给自治区党委写了关于“给予甘怀勋停职反省、并责令他向机关干部职工进行彻底交待,发动广大群众对他们进行彻底揭发、批判的斗争”的报告。同时由傅一平执笔写所谓“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甘怀勋”的大字报。孟庆彦、田春、石更(地委副书记)、董以法、孙朝相(专署专员)、刘耀华(专署副专员)、伏崇礼(专署副专员)、武星等均签名。十二日晚批判李景包庇甘怀勋害死张荣久的大会。孟庆彦、董以法、伏崇礼、孙朝相、傅一屏等参加大会并作批判发言。十三日晨孟庆彦、董以法、石更等和直属机关职工数百人去自治区党委请愿,要自治区党委立即表态罢甘怀勋的“官”。乔晓光即电话请示中南局。十三日中南局批准甘怀勋停职反省,地委工作由孟庆彦主持。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文革组长董以法代表地委向地专机关职工大会作《彻底清算甘怀勋的反革命罪行,彻底批判我们所犯方向路线错误》发言。诬陷甘怀勋亲自当主帅,我们一小撮结成了一个“反革命联盟”。此后甘被诬为南宁地区“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假党员”、“托派”、“甘、田、刘(洪涛)、李(景)反革命联盟的罪魁祸首”进行揭批。十二月十日至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地委办公室“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专区办公室“红尖兵”司令部等组织又印发所谓“甘怀勋罪状材料”十二件共六万六千九百六十份。六七年一月九日抄了甘的家并作为“修货”展览,地委文革小组并通知各县文革小组负责人及干部前来参观。不久又通知 各县县委书记来地区批斗甘怀勋和田春。(据南宁地区“文革”大事件)

十三日 自治区批准甘怀勋停职反省。甘自停职后,从十二月至七三年十月长期被批斗迫害,于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含冤逝世。(据南宁地区“文革”大事件)

十五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 “领导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是贫下中农文化革命委员会,由贫下中农大会民主选举产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和发展以贫下中农青少年为骨干的红卫兵”。“农村文化大革命,也要来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在队与队之间,社与社之间,可以利用生产的空闲时间,进行串连。还可以组织一批革命学生下乡串连”。(据中共党史大事年表)

二十五日 桂林市“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教工井冈山总部”、“北航红旗驻桂联络站”、“首都红卫兵留桂联合造反团”、“清华井冈山驻桂联络站”等群众组织,联合封闭了《桂林日报》,并改名为《今日新闻》。(据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二十七日 广西民族学院一百多学生和红卫兵上午九时进入广西日报社开会。大会开到下午三点多钟。红卫兵宣布进驻广西日报社,并成立了广西革命造反临时指挥部,当晚进驻二十多人。孙鸿泉表示:“红卫兵到报社来造区党委的反、造《广西日报》的反、造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钟林的反,把报社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统统揪出来,坚决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一个革命行动,我们坚决支持”。(据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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