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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农业历史研究·周余民与初秦农业发展阶段之跨越(一)

(2019-12-26 16: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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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受赐岐丰,收周余民,是初秦时期的主要活动之一。占有岐丰宜农之地,为秦农业发展提供了优越的自然环境;将没有随平王东迁的周余民接收过来,继承周族先进的农业科技与生产关系,使初秦农业在较高的基点上进一步发展,完成了农业发展阶段的历史性跨越。充分肯定“周余民”在初秦农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是初秦农业历史研究的关键环节之一。

一、       周余民乃初秦关中居民之主体

宗周覆灭,平王东迁。除进入关中的秦人和诸戎部落外,尚有大量的周族遗民留居西部王畿,他们随岐丰之赐而易主事秦。

由于宗庙社稷之迁乃国之大事,西周末年肯定有一批诸侯、贵族随王室而东徙雒邑。《诗·十月之交》曰“择有车马,以居徂向”。讲的是贵族皇父因镐京不宁,备辎重以行,将财物迁诸向邑(今河南济源南部)。郑国,始封地在今陕西华县东部。周幽王时,郑桓公见周将亡,迁财物、部族、商贾于东虢和郐之间。后其子武公取虢、郐所献十邑重立郑国。平王东迁,寻求诸侯国的保护,郑是重要的庇护者之一。故春秋初年,周桓公说“我国之东迁,晋、郑焉依”。西虢,乃周文王弟虢仲(一说虢叔)封地。平王东迁,西虢徙诸上阳(今河南陕县东南),世称南虢。周宣王封仲山甫(樊穆仲)为樊侯,初封地在今陕西长安东南一带。亦移徙阳樊(今河南济源县西南),为春秋周畿辖邑。贵族随平王东徙者有伯舆氏。周灵王时,伯舆之大夫称“昔平王东迁,吾七姓从王,牲用备具,王赖之”。虽然如此,史有平王东迁“弃其九族”之谓,说明当时能随平王东迁者毕竟是少数,大量的周余民则沦为秦的臣民。

两周之交的诗篇,生动地反映了西周末期周人去留彷徨的矛盾心态。当时,“宗周既灭,靡所止戾”,关中战乱四起,无处可以安居。许多人将自己譬作水中流舟,觅栖之乌,发出爰止谁屋、“不知所届”的哀叹。“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诗·节南山),既显示出他们对所去之犹豫,又显示出对故土之眷恋。从诗中所反映的凄怆、破败景象判断,这些人大多都无财力随平王东迁,而被迫受秦统治。另有一部分贵族不屑追随王族,坚持留在关中,“谓尔迁于王都,曰予未有家室”,他们以没有房屋居处为由,婉拒东迁之邀。有的则对强制性迁徙流露出强烈的不满情绪,“胡为我作,不即我谋,彻我墙屋,田卒污莱”。在没有事先商量的情况下拆毁房屋,侵夺田宅,破坏生产,造成荒芜。一些失势贵族虽欲东徙雒邑,然“其车既载,乃弃尔辅”,平王抛弃了他们,只能留居故地,空发牢骚。

西周末年,畿内方国尚存者有西虢、郑、召、荣、杜、莘、梁、芮、樊等。这些方国族属华夏,世居王畿,与周族同样具有较高的农业生产水平。前述郑国,虽有东迁之举,然其旧邑仍为故都,秦武公时于郑地设县,说明郑人并没有完全东迁。西虢东迁后,留居原地者世称小虢,至公元前687年方为秦所灭。公元前687年,秦在杜地(今陕西长安县东南)设县。公元前677年,梁伯、芮伯朝秦。随着秦势力的增长,这些畿内方国首当其冲,其封地为秦所有,其庶民成为秦农业生产的有生力量。

有人推测春秋以前秦人口约有二三万之众。公元前763年,秦文公率兵七百人东猎,这是秦人入关数字的唯一记录。当时秦之宗庙仍在西陲,秦民主体似乎仍在陇西,随文公东猎者只是先锋部队,人数不会很多。而有人以周制百里内五万人推算,认为周遗民归秦者,至少应有二三十万人左右。故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初秦时期关中居民的基本构成仍以周及诸戎部落(另文详论)为主。

二、周余民与周族农业传统之维系

岐丰之地曾是周族故居、宗周所在,是我国古代农业文明的发样地之一。周人世代业农,相传其祖后稷“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被帝尧举为农师,自商以来祀为农神。后稷之后“修后稷之业”,“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至秦建国前夕,周人的农业生产已达相当高的水平。当时诸畿内方国农业与周族农业同步发展,同样具有较高发展水平。郑桓公封郑三十三岁,和集周民,人便思之。东徙新郑,他们“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藋”而处之,显示出较强的新地开发能力。芮伯反对厉王“专利”,主张财富均平,布赐施利,“使神人百物无不得极(中)”。召公批评厉王弭谤,以水为喻进谏,指出“水壅而溃,伤人必多”。认为“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只有习水工,熟水性,召公方能以水为例痛陈利害。周宣王不修亲耕之礼,虢文公说,农业生产是人民的头等大事。上帝的祭品出自农业;人口的繁衍基于农业;物资的供应来自农业;社会的和谐赖于农业;财货增殖始于农业;国家富强成于农业。故天子应藉田千亩,以示重农,为天下先。这段话反映了对农业的基础地位的深刻认识,被看作是后世重农理论之先声。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仲山甫认为这是扰民之举。主张发挥既有的各专门机构之作用,以维持正常的生产秩序,实施有效的部门管理。天子由此掌握人民少多、死生、出入、往来之数。他认为国王应该“治农于籍”,农隙治事,而不宜直接干涉生产活动。否则,扰民害政,必生祸乱。仲山甫之言乃管理实践的经验之谈。西周末年,周王室及一批诸侯、贵族被迫东徙锥邑,但形成于关中农区的周人农业科技并未因此而消亡。大量留居于关中的“周余民”既是生产者,又是技术载体。他们在秦统治下继承和发扬周人“好稼穑”的优良传统,继续推动着秦农业生产与科技的发展。

关中农区在周人的长期经营下,极大地改善了生产条件。西周末年的灾荒、战乱以及少数民族的虏掠,虽然对生产环境造成一些破坏,但基本的生产格局仍能得以维系。秦人用武力攻逐那些以“取周赂”为目的的犬戎部落,制止他们的掠夺、骚扰、破坏活动。这种游牧民族的冲击波,虽然具有很大的破坏性,但它来去如潮,影响所及往往只是局部的和暂时的。由于秦对它们采取了比较严厉的攻、逐、伐等斗争形式,这部分力量很快就撤出了关中农区。另一些久居关中和关中周围地区的戎姓方国和部落,他们有机会接触周人较高的社会经济文明,保持了较高的社会发展水平。他们在周秦交替过程中,或助周或攻秦,其目的乃在于得关中之土地人民而有之,并不具备严格的农牧对立含义。同时,秦人以周文化的继承者自居,他们承认周王室为其宗主,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秦襄公护送平王东迁,“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他们受赐岐丰,进行认真的农业经营;收“周余民”,保护他们既有的农业科技与生产方式。大量的“周余民”之存在,使周秦之交的关中农业发展并未出现逆转,而大体仍保持着宗周时期的生产水平。关中悠久的农业历史、良好的自然条件、先进的农业科技,也能使关中在战乱之后迅速恢复创伤,重建农业。

占有关中良好的农业生产条件是后来秦农业赖以发展的基础。 顾颉刚先生把“得周王畿之西部,建立大国”看作是“秦之致强盛”的主要原因之一[1]



[1]  顾颉刚 《史林杂识初编》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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