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恋桃花源》作品赏析

    《暗恋桃花源》讲述了一个奇特的故事：“暗恋”和“桃花源”是两个不相干的剧组，他们都与剧场签订了当晚彩排的合约，双方争执不下，谁也不肯相让。由于演出在即，他们不得不同时在剧场中彩排，遂成就了一出古今悲喜交错的舞台奇观。“暗恋”是一出现代悲剧。青年男女江滨柳和云之凡在上海因战乱相遇，也因战乱离散；其后两人不约而同逃到台湾，却彼此不知情，苦恋40年后才得以相见，时以男婚女嫁多年，江滨柳以濒临病终。“桃花源”则是一出古装喜剧。武陵人渔夫老陶的妻子春花与房东袁老板私通，老陶离家出走桃花源；等他回武陵后，春花已与袁老板成家生子。此时剧场突然停电，一个寻找男友的疯女人呼喊着男友的名字在剧场中跑过…《暗恋桃花源》一剧以奇特的戏剧结构和悲喜交错的观看效果闻名于世，被称为“表演工作坊”、“镇团之宝”。

    抛开形式，该剧内容上的主要部分其实都不算新颖，甚至是老生常谈。说白了就是一部青春偶像感伤剧加上一部家庭伦理轻喜剧。《暗恋》里的江滨柳给我的感觉像极了《雷雨》里因得不到梅侍萍而郁郁寡欢周朴园，需要以一个女人为借口来摆脱堕落于现实的可悲。典型的精神出轨型知识分子与那位写《桃花源记》的陶渊明先生恰有几分相似。前者只是把桃花源换成了一个叫云之凡的白茶花一样的女人。相比之下，《桃花源》这出喜剧倒是俗得多了几分真实感，让人忍俊不禁。软弱的老陶因为对生活的无能为力反而误入太虚幻境一般的桃花源，与理想生活来了个无厘头邂逅，过了几年神仙一般的日子。细看这两出剧，情节内容虽则完全不同，却处处存有建构-解构关系。如《暗恋》里的江滨柳与云之凡满怀着爱情出场，到了《桃花源》的第一幕里则成了老陶和春花的吵架与叫骂。又如两出剧一同排练的时候，虽然两方面的台词几乎是一致的，但指向却完全不同。《桃花源》里的老陶执意想念现实中的妻子，而《暗恋》里的江滨柳却在幻想记忆里的恋人。可以说《桃花源》的整个情节设计就是理想对现实的打岔，《暗恋》则正好相反。江滨柳是一个彻底的理想主义者，却要在现实中苦熬。这种一边建构一边解构的内容安排让人措手不及，最后只能怀疑一切，到底是现实更好还是理想更好。每一条路都被堵死了，解答变得徒劳，思想陷入深渊，仿佛进到一间逼仄的小房子里，退无可退。

    其中，值得我们拿出来仔细赏析的是这部作品中的语言艺术。话剧是语言的艺术。这句话的含义更多地偏向于诸如莎士比亚的戏剧，在莎士比亚那里，人物的台词常常是一泻千里，痛快淋漓的。往往是通过语言造就不朽的人物。

1、词语意指之确定性的丧失

    词语在话语中的意义主要是通过上下文关系来获得的，而不是依据字典的定义或字面的意思。今天尤为突出的是，词语作为一种符号，其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一种确定性对应关系发生了松动甚至丧失。于是，以往被某种定义保护起来的概念遭到了迎面质疑。

    “桃花源”刚开始是老陶在开酒瓶。这酒瓶有瓶盖但就是打不开。老陶一边说着：“这叫什么家？买个药买一天了还买不回来，这还叫个家吗？”说完去拿刀，“康里康朗康里康朗”开酒不成，“不喝可以了吧！”把酒与刀拍在桌上。“我吃饼！”拿饼坐下，“武陵这个地方，根本就不是个地方，穷山恶水，泼妇刁民，鸟不语花还不香呢！我老陶打个鱼嘛，嘿，那鱼好像都串通好了一块儿不上网！老婆满街跑没人管！什么地方！”吃饼，可这饼像橡皮一样根本吃不动。起身，用刀，“康里康朗康里康朗”，砍不动。“这叫什么刀？这叫什么饼？这根本就不是饼！大家都不是饼！” 在此，渔夫老陶的生存状态不是一个没酒没饼的问题，而是有酒喝不到、有饼吃不动的问题。他周围的任何一个事物，家，酒，刀，饼，地方，按老陶的说法，都已经不能再这样称呼了，甚至包括老婆在内。我们看到，这些东西虽然还是那个东西，可对老陶来说，确实已经不再具备那个东西的属性，从而老陶开始怀疑人们对它们的命名。

    如果说上面所说还只是对具体的东西--“物”而言，那么下述例子则直接就是对美学概念和范畴的质疑：

    “桃花源”导演“袁老板”发现布景上的一棵桃树只剩下一片空白，而舞台上又莫名其妙地多了一棵桃树时，不禁大为不解。他叫来美工小林。小林说，这叫“留白”。“留白？”导演立刻挠头。小林说：“这留白很有意境的啊！”“意境？”导演的语气表明，他对这些概念根本抱有一种拒斥同时甚至有些恐惧的味道。“留白”、“意境”本来是中国传统艺术与美学理论的最高境界，可导演只通过对两个概念进行疑问句式的“重读”，就表达了一种态度。最后，他百思不得其解，苦闷地大声喝问：“这棵桃树为什么要逃出来？”难道是为了“留白”和“意境”吗？我们也可以认为，这是对老陶离家出走之行为缘由的询问。导演在戏中安排了老陶因老婆春花与袁老板有奸情而痛感“夫妻失和，家庭破碎，愤世嫉俗，情绪失调”，因此到上游去了；但导演在这里关于布景的一句呐喊似乎是说：我也不知道老陶出走的真正原因。这就对传统意义上的所谓“情节”即“因果关系链”进行了一次破除。

2、对语言与人的关系的思索

    对语言与人的关系的思索--人被语言所困，人通过语言得到解放。

自索绪尔对语言进行共时性研究以来，语言与人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人文科学的焦点课题。“桃花源”一剧中人物的说话可以说集中体现了这些思考。老陶来到桃花源，发现春花也在这儿。后经解释，原来不是春花，是桃花源中的女人。

    《暗恋桃花源》为什么会取得如此大的成功？为什么经过万人传诵，经过多种版本诠释之后可以被誉为经典呢？

    随着《暗恋桃花源》内地版上演，这部曾经在台湾大受欢迎的戏剧也受到了北京观众的热捧。《暗恋桃花源》是赖声川表演工作坊成立之后的第二部舞台剧。很快，继他们的创团戏《那一夜我们说相声》几乎在一夜之间红遍台湾之后，继《那一夜》的CD与录音带的脱销、正版赶不上盗版的速度后，《暗恋桃花源》又一次突破了剧场的狭窄空间，成为当年台北大众都市文化的组成部分。

    《暗恋桃花源》之所以能够突破戏剧艺术往往囿于小范围、小圈子的障碍，在于它在精湛的戏剧艺术之外，还恰当地引导着最普遍的社会情绪，让社会情绪在这里找到了释放——谁说“净化”的功能就只有在希腊悲剧里才能找到呢？关键还是在创作者怎么理解这个功能吧。从《那一夜》起，赖声川的戏剧都是在“精致艺术”与“大众文化”之间寻找着平衡。戏剧艺术在这二者的平衡之间扩大了它的影响面。而那平衡的根底，也许就在于对社会情绪的把握，对更多数人关怀所在的捕捉，以及对普通人生活的体察，而后，再凝聚成一种雅俗共赏的美学。《暗恋桃花源》首演，是在1986年。当时的社会气氛十分微妙，许多人都会暗暗感知一个变化即将到来，却也浑然不知这个变化的明确所指。在这二者底下，涌动着的是台北都市的纷繁乱象。《暗恋桃花源》的灵感来自复杂的乱象，而它也准确地呼应着当时的社会氛围。

    如今，距离两岸互相观望的日子已经过去许多年了，赖声川的相声剧《千禧夜我们说相声》也在北京、上海演出，甚至还在春节晚会上有过一个简短的版本。2008年秋，《暗恋桃花源》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演出，赖声川的父亲，中华民国前任驻美外交官，还亲自到现场观看。一时间赖声川也以他的睿智与宽厚成为了媒体的宠儿。如今，赖声川只要一到北京或者上海，也一定是当地媒体文化版或娱乐版追逐的对象。这种现象，其实也是和赖声川一直强调的“精致艺术”与“大众文化”的结合暗合，但，精致艺术与大众文化如何结合？或者，戏剧如何面对更为广阔的大众？

    诚然，这里的复杂性一方面来自戏剧这种艺术类型本身的局限，但另一方面，却也是来自艺术家的追求。赖声川的剧场之所以能够在剧场的小群体与观众的大群体之间自由流动，一来自他常说的“关怀”二字：即一个人，一个普通人内心所应该具备的对他人、对社会的关怀；一来自他本人作为剧场工作者对戏剧“社会论坛”这种功能的体察。当然，这种态度或者立场不是天然生就的，更不是没有变化的。

    在从边缘到中心的过程中，赖声川看到的是艺术作用于社会的巨大能量，他一直很在意那个巨大的能量，而这个能量并不是爆发式的，而是由一个个细微的末节积攒起来的：在《暗恋桃花源》中，这个末节可能只是江滨柳最爱吟唱的《追寻》，可能只是老陶买回来的饼不像饼，拿来的刀不像刀。也因此，赖声川的“关怀”，总是从个人出发：他在讲述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个体，聆听个人的故事，体察个体的微妙感受；通过这些片段的情绪，展现的却是现代社会的某些症结。看上去，他只是触碰了一些与个人息息相关的细微末节，而其实，整个社会虽然盘根错节，但那些像原子一样细小的个体，却是它的根本，牵一发就能动全身，尽管碰到的只是神经末梢，却会让整个社会神经震颤一下。

    经过以上的仔细分析之后，我才深切的体会到，每一部成功的作品都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的。能够抓着观众的心，让观众产生共鸣，才能让作品得以深入人心。每一部经典都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和感受，这部经典让我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