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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稿:施特劳斯论柏拉图的理想国(三)

(2014-08-19 09:45:04)
分类: 读施特劳斯

译稿:施特劳斯论柏拉图的理想国()

 

论柏拉图的理想国()

 

《理想国》第一卷里讨论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意见是色拉叙马霍斯所坚持的。跟他的讨论无疑构成了第一卷的最大部分,尽管不是其中心部分。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它构成了作为整体的《理想国》的中心,这只要按苏格拉底的对话者的转换来划分这部著作就行了:(1)克法洛斯—玻勒马霍斯(父与子),(2)色拉叙马霍斯,(3)格劳孔—阿德曼托斯(兄弟俩);色拉叙马霍斯只是独自一人,就像苏格拉底,但他的独自一人更像的是那个不虔诚的Cyclops。色拉叙马霍斯是这部书里唯一表现出愤怒和举止无礼甚至粗暴的说话者:他参加进辩论中来,在高雅如苏格拉底这样的人的比照下,简直就像野兽的猛扑,扑向了苏格拉底和玻勒马霍斯,仿佛他要把他们撕成碎片,人们会说,色拉叙马霍斯的行为像是一个憎恨话语的人,他仅有的武器是力量和粗暴336b5-6;参见411e1及上下文)。看来十分合适的是,最为粗暴的人出场,就该坚持最为粗暴的命题。色拉叙马霍斯争辩说,正义是强者的利益,正义是给别人好处,也即,只对获得者是好的而对給予者是坏的;正义远不是什么技艺,而是愚蠢;所以他赞美不正义。无论行事还是说话,他既无规矩也无羞耻;他只会因为炎热才脸红。毋庸赘言,他是贪图钱财和声望的。可以说,柏拉图以他作为“不正义话语”Unjust Speech的版本,而与以苏格拉底作为“正义话语”Just Speech的版本相对照,要这样来理解,在《云》(译按:阿里斯托芬喜剧)中,“不正义话语”在话语上取胜了,而在《理想国》中,则是“正义话语”在话语上取胜了。人们甚至可以说,色拉叙马霍斯让不正义有了形体,那就是僭主,如果愿意承认玻勒马霍斯让民主有了形体 327c7,克法洛斯让寡头有了形体的话。但是必须解释为什么一个僭主就该像色拉叙马霍斯说教的僭政原则那样贪婪呢,这样岂不是为他自己栽培了一个对手吗。再说,如果把色拉叙马霍斯这一节的开头和结尾相对照354a12-13,人们能看到苏格拉底成功地驯服了色拉叙马霍斯:苏格拉底可没能驯服克里蒂亚。而驯服是与正义相似的486b10-12:苏格拉底成功地使色拉叙马霍斯多少正义了一点。他于是就为他与色拉叙马霍斯的友谊打下了基础,这一友谊从未被敌意占先过498c9-d1。柏拉图很容易就让我们对色拉叙马霍斯感到了厌恶:就通常的目的而言,我们应该厌恶行为和说话像色拉叙马霍斯那样的人,永远不要模仿他们的行事,永远不要按他们说的去做。但是毕竟还有其他的目的需要考虑。无论如何,对理解《理想国》最重要的是,而一般地说来也是,我们不应该以色拉叙马霍斯之道还治色拉叙马霍斯之身,也即,不应该那么愤怒、狂热和粗暴。

如果我们不带义愤地看待色拉叙马霍斯的义愤,我们必须承认,他对苏格拉底与玻勒马霍斯的谈话的猛烈反应在某种程度上是常识的反应。那谈话导向了这样的论断:伤害任何人对自己都是不好的,或者说,正义对任何人包括对自己都永远不会是伤害。由于城作为城是一个时不时要进行战争的社会,而战争免不了要伤及无辜471a-b,所以不加限定地谴责对人的伤害就等于连最正义的城也要谴责。这一反驳虽然不是色拉叙马霍斯提出来的,但是隐含在他的命题里。那个命题证明不过是某种意见的推论,而那意见不仅表面看来并不粗暴,并且还是值得高度尊重的。当色拉叙马霍斯第一次被苏格拉底的推理惊得发呆时,玻勒马霍斯利用这个时机强有力地表达了他与苏格拉底的一致。然后克勒托丰起来捍卫色拉叙马霍斯,要说克勒托丰是色拉叙马霍斯的同道,那就和玻勒马霍斯是苏格拉底的同道差不多(参见336b7340c2。这样就有了玻勒马霍斯和克勒托丰之间的简短对话,一来一去拢共七句话。在这段插曲的中间,我们听到了克勒托丰的论断:照色拉叙马霍斯的意思,正义就是服从统治者。但服从统治者首先意味着服从统治者订立的法律338d5-e6。色拉叙马霍斯的命题于是就成了正义在于服从法律,或者说,正义同一于守法或合法,即同一于习俗或城的法律所规定的东西。这个命题是有关正义的最明显、最自然的命题。[22]值得注意的是最明显的正义观点在《理想国》里却并未明确提及,更不必说有所讨论了。可以说它就是城本身的命题the thesis of the city itself 无城审批来自其法律的上诉。no city permits an appeal from its laws。译按;法律即正义的话,法律本身就不可以上诉,谁都可以上诉,唯法律无处上诉,因为审批法律诉求的还是法律。此意下文自明。但如果正义不同于法律,甚至高于法律的话,法律也可以上诉了。所谓“城的命题”,就是要取消这种情况。所以“城的命题”是从另一个角度表述“正义即合法”的观点。)因为即使城承认有高于城的法律的法律,那更高的法律也必须由适当构成的权威来解释,这权威或者是城建立的,或者是一个包含着许多城的联邦,在该联邦里正义仍然是合法。如果正义于是等同于合法,正义的来源就是立法者的意志。在每个城里立法者就是统治者regime:僭主,普通人民common people,卓越的人们,等等。每一种统治regime都依照关于它的保存、它的好状态well-being和它的优点(advantage)的看法来制订法律。由此可以得出,正义或曰服从法律并不必然优化那些不属于统治方面的人即被统治者,而可能对他们是坏的be not necessarily to the advantage of the ruled but may be bad for them。人们也许会想,统治方面能够依照一种关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共同好处的看法来制订法律。那共同好处或许本质上就是好处,而不仅仅是靠条文上说或者靠大家一致同意;它或许依自然就是正义;它或许独立于和高于城所宣称的正确而就是正确;于是正义或许就并非原初地和本质地是合法了——与城的命题正相反对了。因为城的命题排斥自然的共同好处,该命题就导致这样的结论:正义或曰服从法律必然优化被统治者却又对他们没有好处be necessarily to the advantage of the ruled and bad for them(译按:试比较两句黑体字的原文:上一句说如果正义在于守法,则正义“并不必然”使被统治者优化,而“可能”对他们是坏的;后一句说如果正义在于守法,则正义“必然”优化被统治者,并且“必然”对他们没有好处。这一转进是由中间的文字过渡的,这段文字说的是:“正义是守法”和“正义是好处”这两种观点是互相排斥的,于是关于正义的“城的命题”,即国家的命题,即正义是守法,必然会“优化”被统治者,却对他们没有好处;被统治者守法了,也就是正义了,当然是“优化”了。有一种国家,坚持“正义是守法”,又坚持“正义是好处”,尤其是被统治者的好处,在本质处,则坚持的是前者。施特劳斯的论法,概念之深刻而明达,理路之曲折而清晰,使它即使论古亦犹论今,论今亦犹论古。这段的翻译颇费斟酌,翻来覆去总是不谐,关键在于to the advantage of一语何解。查字典无用,要在于理解的贯通。如现在所译,自信通了。)致于统治者,正义简直就不存在;他们是“至高者”。正义是坏的,因为它不以自然的好为目标,而自然的好只能是一种个人的利益。照顾人自己的利益所要求的理解是审慎。审慎所要求的,或者是人不服从法律却又总能逃脱惩罚,在这范围内审慎需要法庭辩术;或者是人成为僭主,因为只有僭主才能够追求他自己的利益而无须顾及他人。(译按:又是古今都适用。法庭辩术如今有多少用处或是问题,好歹有些用吧;僭主们追求自己利益而无须顾及他人则是千真万确。)色拉叙马霍斯的命题,即“法律实证主义”的命题,无非是城的命题,该命题毁掉了它自己。

现在让我们重新考虑前面两种意见。按照克法洛斯的意见,正义在于给予、留下或归还每个人以他本来有权利的东西,即属于他的东西。而属于一个人的东西是些什么是由法律决定的。可见克法洛斯意义上的正义不过是色拉叙马霍斯意义上的正义的一个分支。(用亚里士多德术语说,部分正义包含于全体正义。)第一个和第三个论正义的意见是属于一起的。决定什么东西属于一个人的法律也许并不智慧,即是说,它也许会把对某人并无好处的东西指派给他了;只有智慧,那是和法律有别的,才能执行正义的功能,即指派给每个人以对他真正有好处的、本性上自然有好处的东西。但是这个正义观点能和社会相容吗?(译按:“这个正义观点”是指第一个和第三个“意见”,即克法洛斯的意见和色拉叙马霍斯的意见,它们已被证明是“属于一起”的,都说的是正义在于合符法律。)玻勒马霍斯的正义观点,说的是正义在于帮助作为公民同胞的朋友,在于献身于公共利益,其中不包含法律的必要性,故而倒能注意到这一困难。但是这个正义观点能和对每个人的自然利益natural good的关心相容吗?(译按:“这个正义观点”是指玻勒马霍斯的意见;其实上面那个观点也和“对每个人的自然利益”的关心可能不相容。)《理想国》用了专门篇幅来表明,这两个冲突的、各自反映为正义是合法或曰守法[23]抑或正义是献身于城的正义观点,是否能够以及怎样能够调和起来。此处我们只需注意到,最终抛弃了其父亲命题的玻勒马霍斯,转而也反对色拉叙马霍斯:在基础层面上,玻勒马霍斯和苏格拉底作为公共利益的捍卫者是属于一起的。

玻勒马霍斯与克勒托丰之间的简短对话表明苏格拉底和色拉叙马霍斯之间的对话,至少它的开头部分,具有一场诉讼的性质。被告方是苏格拉底:色拉叙马霍斯指控苏格拉底犯了错。正义有这样的要求:“另一方”,即色拉叙马霍斯,也得公正地听取。我们大家都听了苏格拉底关于色拉叙马霍斯所说的。但我们也必须注意色拉叙马霍斯是怎么想苏格拉底的。苏格拉底认为色拉叙马霍斯的行为像一头狂暴的野兽;苏格拉底则完全是无辜的,并且处于守势。色拉叙马霍斯以前碰见过苏格拉底。他当前的恼怒正是由他以往与苏格拉底打交道的经验所引致。他很清楚,苏格拉底善于说反话,善于做模样,是个懂装不懂的人;远不是什么无知和无辜,他既聪明又狡猾;并且,他还不领情。凡是道德的苏格拉底感到害怕或假装感到害怕的地方,不道德的色拉叙马霍斯都感到道德的义愤。(哈哈!色拉叙马霍斯会感到道德的义愤。)不管怎么说,在色拉叙马霍斯起初的爆发之后,苏格拉底为他和玻勒马霍斯可能犯的任何过错表示了歉意。这一来,色拉叙马霍斯的行为就不仅像一个指控者,而俨然是一位最高的权威者了。他简直不允许苏格拉底对他的提问作出某一种的回答。在某一时刻,他问苏格拉底:“你说你该受什么罚?”然而苏格拉底建议的惩罚事实上却是一种收获,一种对他的报偿。然后色拉叙马霍斯就要求苏格拉底付他钱。当苏格拉底回答说他没有钱,格劳孔上前说道“我们会替他付的”。整个情境极像苏格拉底在法庭上的情境,那里他被雅典城指控作了一个“不被允许的回答”,一个被雅典城禁止的回答,那时格劳孔的兄弟柏拉图还有其他人就担保苏格拉底可以付一笔罚金。色拉叙马霍斯的行为像城,他仿佛是城,而按照苏格拉底和色拉叙马霍斯双方都接受的理路350c7-8,这即意味着,色拉叙马霍斯就是城。正是因为他就是城,所以谈到正义他就坚持城的命题,所以他对苏格拉底愤怒,为了他对城的命题的隐隐的对抗。但是显然色拉叙马霍斯不是城。他只是城的一幅漫画,城的一幅歪曲图景,只是对城的一种模仿:他模仿城,他扮演城。他能够扮演城,因为他和城有共同点。作为一名修辞家,他像智术师;而最优秀的智术师就是城492aff.;Gorgias465c-5)。色拉叙马霍斯的修辞术特别注意于既能唤起又能平息群众的愤怒激情,注意于既攻击一个人的性格又抵消这种攻击,也注意于形体表演作为讲演术的一个要素。[24]当色拉叙马霍斯在《理想国》里出场时,他扮演了愤怒的城。接下去后文就清楚了,愤怒是城的重要的一部分。

色拉叙马霍斯的愤怒,或者说他的精神头(劲头,spiritedness,并不是他的状态的核心,而是从属于他的技艺的,这一点随着他和苏格拉底的谈话的进行就清楚起来了。苏格拉底引他注意由如下事实发生的困难:根据自身利益的排他性考虑而制订法律的统治者也许会犯错误。在那种情况下,他们会命令去做对他们有害而倒对他们的臣民有利的事情;只要行为正义,即只要服从法律,臣民们反倒从统治者受益了,也就是说,正义是好处了。换言之,根据色拉叙马霍斯的假设,臣民的好状态全然依靠统治者的愚蠢。色拉叙马霍斯被指引着看到了这个困难,由于领悟得慢,他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声称:如果统治者犯错误,或当他们犯错误的时候,他们就不是统治者了;严格意义上的统治者是不会错的,就像知识的其他占有者,例如严格意义上的工匠和聪明人the wise,是不会错的一样。正是这个色拉叙马霍斯式的概念,“严格意义上的知者(the knower)”,在苏格拉底的帮助下,转成了“严格意义上的技艺人”概念,苏格拉底非常得体地用它来反对色拉叙马霍斯。因为严格意义上的技艺人证明所关心的不是他自己的利益,而是他所服务的别人的利益:鞋匠制鞋,常为别人,偶一为己;医生处方,全为病家,望其痊愈;所以,如果像色拉叙马霍斯所承认的,统治是某种如技艺般的东西,那么,统治者就是为被统治者服务,或者说,统治者是为了被统治者的利益而统治。严格意义上的技艺人是不会错的,也即他活干得好,并且他只关心别人的好处。然而这却意味着严格理解的技艺是正义——事实上的正义,而不仅仅是意向上的正义,如守法的意愿之类。“技艺是正义”,这个句子反映了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主张。苏格拉底同色拉叙马霍斯的讨论中浮现出来的意思导向了这样的结论:正义的城是一个其中每个人都是严格意义上的技艺人的联合体,一个工匠或技匠的城,一个各有固定职业、精湛从事、全身心投入、不顾自己利益、只为他人或公共福祉的男人们和女人们的城。这一结论渗透在《理想国》的全部教言中。那里作为范型建立起来的城,以“一个人一份职业”或“人须专注分内之事”为其原理。城的卫士是城之自由的“技匠”395c;城里的哲人是全体公共品德的“技匠”500d;那里有司天的“技匠”530a;甚至神也显现为一个技艺人——永恒理念的“技匠”507c597。正是因为正义之城中的公民资格就在于这类或那类的技术人资格,并且技术或技艺的位置是在灵魂里而不是在身体里,于是两性的差别失去了重要性,或者说,两性的平等建立起来了452c-455a;参见452a。最好的城是一个技艺人的联合体:它不是君子们的联合体,因为君子“专注分内之事”只意味着他们过的是退隐的或私人的生活(496d6);它也不是父亲们的联合体。

色拉叙马霍斯本来可以避免栽这么大的跟头,如果他停留在统治者当然会犯错误的常识观点上的话340c1-5,或者,如果他承认所有的法律都是统治者根据他们的表面利益(不一定是真实的利益)的排他性考虑而构建的话。不过,因为他就是城或毋宁说他扮演城,他取中他的论点也就是命中注定,不可避免。如果正义在于合法,如果法律和统治者无处上诉,统治者就必须是不会错的;如果法律对臣民是坏的,则法律要是没有对统治者最低限度的好就丝毫不值得尊敬了。然而这意味着法律的尊严来自某种技艺;那种技艺甚至使法律成为多余,如下的事实表明了这一点:“法律给予者”据色拉叙马霍斯所说可以是一个僭主,即一个在普通观点看来无须法律就进行统治的统治者;靠技艺实施的统治本身就是绝对的统治。(《政治家篇》293a6-c4。译按:共的统治,无论有独裁者,如毛、邓,还是没有独裁者,如胡、习,都是靠“技艺”统治,这一点在后者更明显,组织纪律性在后者更重要;组织纪律性就是“技艺”的核心。我曾有一看法:共也是“法治”,组织纪律性就是共的最高法,只是这套“法治”本质上与现代性法治不能兼容,当然不排除在某些事情上照现代性法治的形式进行统治。施老师曾说现代僭政也可用古典政治哲学解释。我的这一看法须与施老师的看法对照、斟酌:共的组织纪律性究竟看作“技艺”好,还是看作大家都要受其统治的“法律”好。看来还是施老师的看法好。但还需要弄清楚古典政治哲学对“法治”、即大家都受法律统治的看法。施老师有说,如在《法律篇》讲解中。我现在还没有弄得很清楚。)不是法律而是技艺成了正义的产出者。技艺占了法律的位置。色拉叙马霍斯能够扮演城的时光过去了。(译按:只有在“法律即正义”时,色拉叙马霍斯才能扮演城。)此外我们还知道他不是一个高尚的人,所以我们有权怀疑他做出那注定的选择是夹着一种有利于他自己的观点的。他是一个有名的修辞术教师,所以在《理想国》里发言的人中,他是唯一以一种技艺为职业的人。劝说的技艺对于劝说统治者是必要的,对于劝说公民大会尤为必要,至少当明显涉及他们的真实利益的时候。甚至统治者自己也需要劝说的技艺,以便说服他们的臣民:那按照有利于统治者的排他性考虑建立的法律也是为臣民们的利益服务的。色拉叙马霍斯自己的技艺当令不当令,系于审慎对于统治有极端的重要性这一观点。这一观点最清楚的表达是:犯错误的统治者根本不是统治者。对技艺的赞美联通到了色拉叙马霍斯的私利。

如果其本质是为他人服务的技艺是正义,如果色拉叙马霍斯是在场唯一的技艺人,那么可以说苏格拉底虽然有声有色地打败了色拉叙马霍斯,暗地里却必须承认色拉叙马霍斯不自愿不自知地成了现场最正义的人。随后让我们更为仔细地考虑一下他栽的跟头。人们可以说,他栽跟头不是因为遭到严厉的反驳,也不是因为他自己不小心滑跤,而是因为他对正义的蔑视而他的技艺又内含着正义,二者之间有冲突:技艺是正义的观点是有点真理的。(译按:色拉叙马霍斯原来的中心论点是“正义在于守法”,正义只对被统治者讲,他本人根本不在乎正义,蔑视正义。但在苏格拉底主导的推论下论点变成了“技艺是正义”,而色拉叙马霍斯是现场唯一以技艺为职业的人,是现场最有正义的人了。于是他栽跟头了。施老师有这样的本事,“像古人理解自己一样理解古人”,把古人的思想理路如此清楚准确地复原出来。我自己读《理想国》,是读不出这些意思的。老师的作用在此。像施老师一样读古人书,我做不到,没这个本事。像施老师那样读施老师书,可以做到一些。不过我们可以学施老师那样读古人书,特别是读中国古人书。施老师曾表示遗憾未能读中国和印度的古人书,原因是不识文字。我自己的体会,学施老师那样读中国古人书,应该比学施老师那样读西方古人书容易些。)反对这一点的人可以说——而色拉叙马霍斯本人也确实说了——苏格拉底的结论是非常天真的,照他的结论,没有统治者或别的技艺人会考虑自己的利益。如其所是地想技艺人,他们当然考虑他们工作的报偿。在医师考虑其诊疗酬金的范围内,说医师实施的不是医术而是挣钱术,是对的;而对于医师是对的,对于鞋匠和任何别的技匠也是对的,所以必须说,唯一普遍的技艺,伴随着所有技艺的技艺,技艺之技艺,是挣钱的技艺:还必须进一步说,为他人服务或曰成为正义,只有通过技艺人(给予者)实施挣钱术才能变成他的利益,或者说没有人是为了正义而正义的,或者说没有人是喜欢正义本身的。换言之,苏格拉底和玻勒马霍斯寻找作为正义本身的技艺是徒劳了;但同时我们已得知技艺作为技艺却是正义;正义不是诸技艺之一种,而是渗透在所有的技艺之中;而唯一渗透在所有技艺中的技艺是挣钱术;事实上,我们称一个技艺人是正义的,较少是看他所实施的技艺,而较多是看他为他的劳作所索要的报偿;要是挣钱术恰如其分地区别于众技艺的话,那就肯定不是本质上的正义:许多精通挣钱术的人并不正义;那就是说,本质上正义的诸技艺最终却是为本质上不正义的一种技艺服务。色拉叙马霍斯的观点胜利凯旋,它断言私人的利益高于一切。

但是在反对苏格拉底的论证中,最具杀伤性的是那样一些技艺,统治者可利用来无情地、算计精明地剥削被统治者。这种技艺就是牧羊的技艺——色拉叙马霍斯巧妙地选取这种技艺以图击败苏格拉底的论证,自古以来,国王们和其他统治者就被比作牧羊人了。(译按:以牧羊术比统治术,自古而然,东西皆同。《史记·平准书》讲汉武帝让卜式在上林牧羊,“岁余,羊肥息。上过见其羊,善之。式曰:“非独羊也,治民亦犹是也。”)牧羊人当然要关心让他的羊群过得好,这样才能供给人们多汁美味的羊肉。牧人寻找迷路的羔羊,或者照拂生病的羔羊,场景感人,可是我们不会上当,在最后的分析中,我们看到牧人唯一关心的,是主人和牧人的利益343b。这里就到了色拉叙马霍斯从胜利转向最终失败的转折点了,在主人和牧人之间有个明显的区别:多汁美味的羊肉是给主人吃而不是给牧人吃的,除非牧人不要脸偷着吃。现在,色拉叙马霍斯或任何他那一类的人相对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二者的位置,就是牧人相对于主人和羊二者的位置:色拉叙马霍斯能够从他的技艺、从他给予统治者的帮助获利(不管统治者是僭主,是普通人民,还是卓越的人们),只要他忠诚于他们,只要他为他们尽职,只要他保持着讨价还价的地位,只要他正义。与他的声言相反,他不得不承认,一个人的正义不仅对别人、特别对统治者是有利的,并且对他自己也是有利的。对统治者的帮助者是这么回事,对统治者自己也是这么回事,对所有其他人(包括僭主和强盗)都是这么回事,只要他们的事业(不管多么不正义)需要别人的帮助:盗亦有道,任何联合体不在其成员中实行正义,就都无法存续351c7-d3。然而这就等于承认:正义可以是不正义的手段,即使不可或缺,不过手段而已:为的是剪羊毛和吃羊肉。正义在于帮助朋友和祸害敌人。一个城的共同利益并非本质上不同于一帮强盗的共同利益。(译按:基督教哲学家莱茵霍尔德·尼布尔《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也讲:个体的人有时利己有时利他,至少利他的一面是道德的;而无论什么集体,却只有利己的一面,并视利己〔为了本集体的利益〕为道德,利他则有内奸之嫌,当然不道德的。道德不道德也就是正义不正义。)技艺之技艺不是挣钱的技艺了,而是战争的技艺。致于色拉叙马霍斯的技艺,他自己没法把它当作技艺之技艺,或者说,没法把他自己当作僭政的或非僭政的统治者344c7-8。玻勒马霍斯观点的重新抬头证明是在色拉叙马霍斯的基础上:公共利益是从私人利益经由计算而获致的。不是色拉叙马霍斯的原理,而是他的推理,证明是失败的。

在回应色拉叙马霍斯以牧羊的技艺一例为基础的论证时,苏格拉底再次借助“严格意义上的技艺”这一概念。他现在不谈技艺的不可错性,而是比以前更强调341d5如下事实:正当的技艺只有通过技艺人实施挣钱的技艺才能给他带来利益;挣钱的技艺他现在叫做图报酬或挣佣金的技艺wage-earning or mercenary art。他否认色拉叙马霍斯的断言,即统治者喜欢统治,他断言,如果色拉叙马霍斯是对的,那么统治者就不会要求为实行统治而得到报酬,但是他们要求了,因为对人们进行统治就意味着为他们服务,也即要关心他人的利益,而明智的人宁可受人之惠,也不愿多管闲事加惠于人。346e9,347d2-8。在这之前,苏格拉底这位正义之友看来都是赞成为了公共利益牺牲私人利益,包括个人的舒适的。而现在他似乎接受了色拉叙马霍斯的原理:没有人会喜欢为他人服务或帮助他人,或者说会正义地行动,除非这样做对他有好处;聪明人只追求自己的利益,不管他人的利益;正义自身其实是坏的。这里我们不要忘记,苏格拉底从来没有说过正义就是帮助每一个人,而不问是友是敌,是好人是坏人。苏格拉底和色拉叙马霍斯的区别仅仅在于:根据色拉叙马霍斯,正义是并非必然的恶,而根据苏格拉底,正义是必然的恶。这个可怕的结论并不因为此时格劳孔插进来与苏格拉底有所交流而被充分地抵消。事实上,苏格拉底对格劳孔说的话,既暗示这个结论,又反对这个结论,暗示和反对一样多。因此,苏格拉底就有责任,必须立即证明正义是善。(译按:good, goodness,好,好处,善,文可互,意可通;反面是坏,坏处,恶,也是文可互,意可通。觉得难以理解是因为心有阻梗:正义讲好,不讲好处;做好事而取报酬,好像就不是做好事了。把阻梗去掉,苏格拉底的推理是四通八达的。四通八达而不免对撞,不免自相矛盾,正是问题所在,把问题明确地定位了,也是兴味所在。)苏格拉底向色拉叙马霍斯证明这一点用了三个论证。这些论证远不是结论性的。它们由于所遵循的程序而有缺陷,这个程序是苏格拉底建议、格劳孔赞同而加于色拉叙马霍斯的。它要求取代“点数和汇总”(“counting and measuring”)的办法,(译按:参看《理想国》348b。色拉叙马霍斯说不正义有好处,苏格拉底说正义有好处,格劳孔同意苏格拉底;辩论怎么进行下去?苏格拉底提议辩论要有个程序,他提出两个程序供选择:一是各摆不正义和正义的好处,然后“counting and measuring”,看哪一方胜,这个程序需要有一个裁判;另一即是下文所说,格劳孔同意按后一个程序辩论。于是辩论进行下去。)而以彼此同意的前提为基础来展开辩论,特别是这样一个前提:某物若似X,某物即是X348a7-b7350c7-8,d4-5476c6-7,这里完全没有说到苏格拉底对色拉叙马霍斯论断的反驳(苏格拉底说没有人喜欢去统治)还是留下了点什么东西可以欲求的347b8-e2(译按:这里必须回看《理想国》有关段落,特别是括号里标号的段落,否则不能理解。施老师这是在给我们上课,作很具体的讲解。)只有居中的那个论证类型不同,不是那么“简单”的类型351a6-7,它立论:再不正义的社会,如不在其成员中实行正义,就不能存续下去。苏格拉底完成了对正义之善的证明后,坦率地承认这个证明还是很不够的:他证明了正义是好的,却不知道正义是什么。这表面上是意味着,先后由克法洛斯、玻勒马霍斯和色拉叙马霍斯提出的三个正义观点已经被驳倒,而并没有别的观点受到检验,甚至没有别的观点被提出来。通过对三个观点的反驳和对它们的深思,变得清楚起来的,不是“正义是什么”,而是“正义的问题是什么”。既然正义已经被证明是技艺,它一方面给予每个公民的灵魂以好处,另一方面又决定城的公共利益。那么,苏格拉底并未预先解决正义是什么就想证明正义是好的,也就没有什么悖谬了,因为已经明确正义乃是上述二者的其中之一。如果能确定公共利益等同于或至少和谐于所有个人的利益,那就没有什么困难了。正因为我们还不能确定这个和谐,所以我们还不能肯定地说正义是好的。正是正义内部的这个张力,产生了正义究竟是好还是坏的问题,产生了首要的考虑是公共利益还是个人利益的问题。

色拉叙马霍斯刚开口时,他的行为按苏格拉底的生动描述就像一头咆哮的野兽,而到了第一卷的末尾,他就完全被驯服了。他是被苏格拉底驯服的:第一卷以苏格拉底不寻常的胜利而闭幕。但我们已经看到,那一幕其实也是苏格拉底作为正义捍卫者的不光彩的失败。几乎不用说,苏格拉底并未使色拉叙马霍斯信服正义之好。这也就可以为色拉叙马霍斯的驯服下一脚注:他的推理被证明是蹩脚的,他的原理却昂然不败。(译按:色拉叙马霍斯的原理是:正义是强者的利益。施老师上文曾两次表达过类似的意思:“色拉叙马霍斯的观点胜利凯旋,它断言私人的利益高于一切。”“不是色拉叙马霍斯的原理,而是他的推理,证明是失败的。”)看到苏格拉底的推理在整体上并不优于他,他一定很感快慰,当然他对苏格拉底的机智和高度坦率还是印象深刻的,然而再机智苏格拉底也没有靠辩论达到目的,而凭着坦率他倒是最后承认了他的推理之乏力。但不管怎么说,苏格拉底成功地建立了他对色拉叙马霍斯的优势;从此以往,色拉叙马霍斯不仅不再企图教训人,他简直就不再说话了。他待在那里,一连好几个钟头,也看,也吃,也喝,满足虚荣心之类就不必谈了344d1,这说明他已经成了一名情愿的倾听者和苏格拉底的服从者。从一开始他就自认为他的技艺有助于统治者之阁务,所以他也就自视为阁僚。他的技艺在于取悦统治者,特别是统治的多数ruling multitude(译按:色拉叙马霍斯是辩术士,雄辩家,比起取悦和说服单个的统治者来,他更能取悦和煽动聚在一起占统治地位的多数。)他那些模仿城的公开言辞表明他是一个愿意并且能够取悦城的人。但他取悦政治多数的做法却使他慢慢认识到,他并不能取悦聚集在玻勒马霍斯屋子里的多数。至少后一个多数里那些发声音的人显然是在苏格拉底一边的。[25]色拉叙马霍斯比《高尔吉亚篇》里的波卢斯Polus更加口没遮拦,更加不知克制,但他比不上卡利克勒Callicles的勇敢和坦率,而这肯定跟他不是一个雅典公民有关。[26]从某一时刻起,他对认同他自己宣称的命题表现出一种奇怪的犹豫。在这个限制下,他同苏格拉底的讨论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了一个玩笑349a6-b1。我们可以说,在苏格拉底和色拉叙马霍斯的谈话中,正义是以一种逗笑的因而是不正义的方式被看待的。这一点也不令人吃惊,因为跟例如《欧悌甫戎篇》和《拉克斯篇》里的角色不同,色拉叙马霍斯并未把所讨论的德性认真当回事,他认真当回事的是他的技艺。在这些事情上,我们不要忘记苏格拉底在其对色拉叙马霍斯的描绘中用的修辞;根据这一描绘,他和色拉叙马霍斯的讨论就很容易读了。这一描绘的有力作用完美地显示了叙事型对话的效能。



[22] 《理想国》359a4;《高尔吉亚篇》504d1-3;色诺芬《回忆》Ⅳ4.1126.5-6;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1129a32-34

[23] 对“法律”和“个人利益”之间关系的理解,参见《米诺斯》317d3ff

[24] 《裴卓》267c7-d2;亚里士多德《修辞学》1404a13

[25] 337d10345a1-2。参见350e6351c6d7352b4354a10-11,以及《高尔吉亚篇》462d5

[26] 参见348e5-349a2,以及《高尔吉亚篇》474c4-d2482d7-e5487a7-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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