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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国屏和俞自由

(2012-09-08 06:3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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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国屏

上海

生产队

天长县

《文汇报》

分类: 生活

      困惑时刻

  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新指示,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
  赵国屏说:“我们先要求去河南兰考,就是焦裕禄工作过的地方。兰考这么红色的地方,人家不让去。理由其实很简单,就是说你们那里面,干部子弟比较多,知识分子子女比较多,出身不好的太多了。我还不能算知识分子,出身成份算‘伪官吏’。”

赵国屏和俞自由
  赵国屏的父亲赵祖康,曾经担任国民党溃退时的上海代理市长,和解放后的上海市副市长。“成份论”实在滑稽。
  赵国屏说:“我去农村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比较喜欢生物,属于比较理想主义的。”
  俞自由说:“我当时去农村,受小说《军队的女儿》的影响很大。”
  1969年1月,上海知青俞自由、赵国屏一行,带着去广阔天地里炼红心的激情,奔赴安徽蒙城县插队落户。
  俞自由说:“蒙城那时候的土房子,没有窗的,就一个洞,到了冬天就用土砖把它塞起来。天热了,就把那砖给拿了。那里基本上没人穿袜子,所以我们去了一年以后,女孩子就开始要我们回上海买袜子。刷牙以前是不刷的,我们早上起来刷牙,旁边围一圈人看着,这是干吗?”
  这是安徽蒙城县一个叫做朱集的偏远生产队。怎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上海知青俞自由、赵国屏一开始有些迷茫。
  除了忆苦思甜之外,还能向贫下中农学习什么呢?上海八个知青在朱集组成一个集体户,考虑自己的生路。
  俞自由说:“知青一共八个人吃饭,谁烧饭,大家都不愿意烧饭,都愿意下地劳动,有很多的矛盾在一起。所以我们最先成立了一个团小组,先把自己的队伍整好。当时有三个团员,我是团小组长。为什么我当组长呢?因为我出身比他们两个好,他是‘伪官吏’,另外一个团员家庭是资本家。我家庭是小职员,所以我就是组长。然后所有的大小事情,都是我们三个人团小组开会记录。有组织就好办了,有纪律有纲领。”
  赵国屏说:“我们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向生产队要一块菜地,我们自己种菜。自己喂羊自己喂猪,什么都要自己做,首先要学会养活自己,才能去改变周围的环境。所以我们第一步要做的事情,不是抓革命,不是阶级斗争,而是怎么把自留地种好,使自己能够活下去。”

公平起步

  上海知青在迈出养活自己的第一步之后,又意识到了他们这一代人改天换地的崇高职责。他们先进行一番农村社会调查。
  俞自由说:“第一件事情是了解历史,这个村庄的历史是什么。我们八个知识青年,每天都跑到各家各户去聊,去了解历史,看他们为什么有矛盾。聊到最后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这个生产队,谁都当过队长,当了队长以后就都不相信别人。我当队长的时候,我可以自己多吃一点多捞一点。然后反过来,我不当队长你当队长的时候,我就怀疑你,你是不是也多吃一点多捞一点。所以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把所有必须记账的地方全管起来,账目清晰,公开透明。”
  俞自由说:“这就迎来了比较清明的时刻。因为知青既不姓张,又不姓朱。比如卖豆腐。早上起来一担豆腐挑出去,跑到另外一个庄,啊呀,这是我舅舅的庄啊,他又讲面子。舅舅,你吃我一块豆腐,我还要收钱吗?我们生产队磨豆腐以前是很好的,可是为什么不磨呢?因为卖了以后亏本。所以后来就是一担豆腐摊子后面,跟个知识青年,出去了以后讲,啊呀,不好意思啊,我们现在都是知识青年收账啊。原来西瓜摊子放在集上,谁来了,哎呀,不好意思,吃一块,我给你付,实际上你到家,你付吗?你不付。我弟弟种西瓜,专卖西瓜,带个小竹笠帽子,你公社书记来,你也得花钱。我知识青年,我管账,我不怕。”
  赵国屏说:“接下来就是办砖瓦场、酱色坊、粉坊,各种各样的副业一弄起来,我们生产队就有钱了。有钱是很重要的。”

爱情萌芽

  在淮北农村,一个以俞自由为户长的知青集体户开始崭露头角。他们团结村里农民,一起公平公正搞生产。这时,知青集体户里的两个年轻人,也产生了爱情的萌芽。
  赵国屏说:“其实我到农村,人家就不会老想着我的背景。因为到了那个地方,实际上人都是凭干活吃饭,都平等了。不会有人老盯着出身,其实农民从来没有盯着我的出身。”
  俞自由说:“我们因为在一起,说老实话,后来他们还专门写我的大字报,说我是阶级立场不稳定,找个男朋友是出身不好的。”
  赵国屏说:“我们两个属于比较灵活的,生产队的外交,基本上都是我们两个出去的。外交是什么呢?当时要想办法买化肥,即使买到了,从县城运回来,要找车。那时候司机是很吃香的。生产队要买什么东西了,就派我们俩出差。比较机灵,比较能搞定。像气象台、种子公司、农业局、农科所、水利局,关系慢慢都认识了。”
  俞自由说:“我比较大胆一些。比如那个时候,为了买化肥,就会坐到那个县委书记的家门口,拿一瓶水,拿两个山芋干的馍,坐着等他。他出来了以后,我说是知青,我们生产队没化肥,是不是请书记给我们批点化肥。县委书记当时说,你在这里等啊?我说我在这里等了有七八个小时了,他就给我批点化肥。”
  俞自由说:“其实我这个人,是比较理想主义,没有理想主义,不会跟赵国屏那么要好。但是第二,我还是比较现实主义。比如说,人家都在这里要找个出身好的人,像我们以后变成知青模范啊,当了干部以后找对象,像我们萧县的那些知青女干部,都是找武装部的解放军等等,可我不是这样的。我喜欢讲得来的人。”
  当时俞自由、赵国屏两个人的关系公开以后,当然是有很大的反响,有很多人都反对。
  俞自由说:“甚至有一个人跑到我这里来说,你这个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我们是把你作为无产阶级接班人来培养的啊,可是你却为了小资产阶级思想,去跟一个出身不好的人谈恋爱,你这是辜负了党的希望啊,以后党怎么培养你做无产阶级接班人?”

勇挑大梁

  1973年,《文汇报》发表了俞自由为户长的朱集知青集体户的先进事迹“我们这一代青年人”。俞自由也加入了共产党。有个性、有魄力的俞自由当上了大队书记。为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俞自由投入了大量的精力,雷厉风行。
     俞自由说:“到了农村以后,我的逻辑还比较清楚,干什么什么,比较清楚,所以能够抓得住农民,我当大队书记,早上5点钟开会,他们生产队长保证一个都不会迟到。我是说到做农民也都知道。”
     俞自由说:“有一次,水利局的局长给了我2万块钱。他说,现在年底了,还多了2万块钱,看看你们还是能干事,这2万块钱你拿去,拉个电吧。但是光靠2万块钱拉电是拉不成的。钱不够。这个变电所是在公社,公社离我们这个大队有3公里。那么电线杆一共要竖180根,一根电线杆当时光买就要100多块。我记得是125块。然后到阜阳,是300里外,要去把它运回来,那个运费也要将近200块。然后还有电线,还有电线杆上面有个横杆,横杆上面还有配件,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他们说没有10来万是不行的。那么我们拿到了2万块钱,怎么办呢?电线杆的钱,我付掉了,然后我就带了180名男社员,到阜阳,一人一个板车,去拉回来。”
  俞自由说:“从阜阳拉到村,380里路,我们组织好了板车,就出发了。走到县城,走了一天,60里路。走到县城以后,水利局长就被感动了,因为再往那边要走三天,再回来也要走三天。我们是带了一个星期的粮食去的。他就在汽车站等我们,他说有几辆放空的车子去,你把板车全架到放空的卡车上去,然后你们派几个人去押车。”
  当天晚上,俞自由一行就到了阜阳,省了三天路程。
  俞自由说:“回来的时候就拉了,一拉就是三天。浩浩荡荡。100多辆车,从头到尾,那也是壮举啦。那时候又是冬天,在阜阳出来的地方,农民真的很有纪律,我自己感觉,就像指挥红军一样的感觉。我们都背了包,自己带了干粮,一吹哨子,前面后面就停。停下来以后就在路边,就睡在板车下面。路边有一个老婆婆,卖茶水的,说你们两个女知识青年也睡在路边不好,睡到我家里面来吧。这个老太太非常好心,头一天晚上,我跟另外一个上海女知识青年就睡在这个老太太家里。”
  回程第三夜就到了蒙城,到了蒙城县城,大家就睡在汽车站里。
  俞自由说:“第四天就回到乡里。因为全公社只有一个变电站,过去只有公社干部用得上电,其他周围都没有,我们又是在这个公社最落后的地方,有女都不嫁朱集庄的嘛,很有名的。现在拉电了,所以农民都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点灯不用油是他们的理想。”
  俞自由说:“竖这个电线杆子,本来我们不会,水利局就派了技术员来给我们竖杆子。一天,架一根电线杆8块钱,180根电线杆乘以8,也是很贵的一笔钱。我们就看他怎么架,10个妇女站这边,10个妇女站那边,挖个洞,把电线杆放在里面,然后一二三,拉起来了。当中还有一杆,他就看,偏了,这边,拿个小红旗,拉一点,那边拉一点,好,正了。再来两三个劳动力,把土埋上去。早晨埋了3根,然后到生产队去吃饭,他们要吃鸡,要吃鸡蛋。我就打电话找那个水利局的局长。我说,你派来的人,又要吃酒又要吃鸡,还要8块钱一个,一个早晨只竖了3杆。最重要的是我们学会那套技术了,然后我们不要他们了。这个水利局局长也很好,说好,不要,不要就回来。他们只竖了3杆,我们就学会了。”

宏伟蓝图

  上海知青给农村带来了许多新思维。赵国屏给大队办了一个小工厂,请了两个外来的供销员。
  赵国屏说:“办工厂啊?这当时都是好事,怎么带上资本主义,好事怎么成资本主义了。
必须要有市场,我们还是通过这两个供销员办的,就是他给我们收原料,然后是卖东西,我们就凭合同给他提成,完全是资本主义的做法,就是他不拿工资的,有多少合同,我们给他抽成多少,给他好处费。”
  赵国屏说:“挣了多少钱呢,第一年下来,我们造了一个学校。然后把全大队还有几个没有电的都拉齐了。我知道在银行,我们大队跟我们公社存的钱是一样多。当时这是好事吧?公社有一个磷肥厂,我有一个钻头厂。1976年冬天,安徽是历史上大旱,我们整个公社一点小麦都没种上。我就把全大队所有能抽水的机器,都拉上来抽水种麦子,然后公社才开始种,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水可抽。要是没有钱,根本做不了这事,所以实际上到了第二年,整个淮北看上去都是黄的,只有我们那里有一片是绿颜色的。”
  知青集体户的年轻人酝酿着一个宏伟的计划,誓把贫瘠的淮北变成富裕的江南。俞自由说:“那时候我专门写了一篇散文《新农村的畅想曲》,有一个非常宏伟的计划,要把那个地方改造成江南。就是一篇江南的蓝图。”
  赵国屏说:“实际上应该比江南还要好一点,我的想法是希望,它的农业生产水平应该和美国差不多,而它的政治水平要跟大寨差不多,要这个样子。因为那时候我在农村,我记得还买过一本《美国农业概况》,这么厚一本书。”

霹雳炸响

  1973年,在农村做出了成绩的俞自由,被选拔到了蒙城县委,当上了县委副书记。
  俞自由说:“我在蒙城县是主管公安司法,主管组织,主管农业,在当时这三项是很重要的,在蒙城因为农业学大寨,农业为主,治安也很重要。公安局汇报案件,其实我很害怕,杀人的照片要看,实际上我看的时候,心里直发毛。可是,我是主持政法的县委副书记。”
  当上了县委副书记的俞自由,依然保持着风风火火的知青精神。她真的在蒙城炸响了霹雳。
  俞自由说:“当时我还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收缴了所有武装部长的枪。当然是县委常委通过的,缴械,所有的枪全部上缴,上缴了140多杆枪。因为这底下的枪太多了,很危险。其中我们县里面有一个城关镇武装部部长,全国民兵英雄,他自称是双枪李向阳,两把枪,拿了枪去强奸妇女,结果那个妇女跟他搏斗的时候,他枪上了膛,结果一枪从自己的肚子里穿过去。他持枪去强奸了三十几个妇女,这个人后来被判了无期徒刑。”
  蒙城的派性势力盘根错节。惩办恶势力,是需要胆略的。俞自由还做了一件大事,大力整顿了城镇户口。
  俞自由说:“当时腐败里面很重要的一种,就是动用城市户口。那时候户口很重要,他们就把自己乱七八糟的人弄进来,而那些真正的城镇居民下放去了。下去以后,有一些老弱病残,现在要回来,就不给人家回来。像这样的案件特别多,我那个时候专门有一个信访办,只要写给我的信,我就让蒙城师范的一些学生来拆,不让干部拆,干部拆了以后就有麻烦,学生拆过以后就写摘要给我,一天要收500多封信。”

跌入低谷

  谁知道,更大的风暴冲着俞自由呼啸而来,有人诬陷俞自由。
  俞自由说:“告我状的那个人,出了钱雇了一个人,就做了我严刑拷打人家的照片,搞了100多幅。说我在查这些武装部长违法乱纪的时候,搞了严刑拷打。他就花钱找了一个女证人,做出照片来,说是怎么样严刑拷打。某省领导说,怎么俞自由严刑拷打,搞法西斯嘛,所以叫省公安厅把我逮捕起来。”
  俞自由说:“省公安厅里面有一个副厅长,原来是下放在我们蒙城县的,他是知道这些情况的。他说要逮捕一个人,是要有证据的,我们是不是先调查一下再逮捕,所以省公安厅就抵制住了,没有逮捕,然后就来调查了,发现照片是假的。”
  赵国屏说:“最感动的是有一次,不就是那年旱了,我到城桥外面去借水泵,我们自己水泵不够用了,那个工程师说,你们就是俞自由那个大队来的,你要告诉她,她一生,别的事情再不做,就打倒那几个坏人就够了,就够辉煌了,就够她一生的意义了。”
  俞自由说:“那段时间是特别委屈,我是满肚子气,不过,主要是农民很支持我,(派性人物)他们要打倒我。每天,我们大队农民坐着拖拉机上城来,坐在我的周围保卫我,很多,就坐在门外。”
  从颠峰跌入低谷,在巨大的打击和挫折面前,俞自由依然不屈不挠,赵国屏依然真心相助,他们能够躲过这个劫难吗?
   1977年,风云突变,由于有人诬陷,蒙城县委副书记俞自由在高压下被停职反省了。
  俞自由说:“就是说停职反省一段时间,停职期间只是开过一次小批判会,一次大批判会。我就是不愿意写检查,然后就是赵国屏替我写检查。赵国屏写的检查,第一次我还看过,以后的我都拒绝看,我都不愿意看,随便你怎么写,字也不用签,只要交上去就可以。”
  村里农民自发地轮流上城来保护俞自由。
  俞自由说:“每天有四个社员来看我,有两个男社员、两个女社员,看着我。怕人家来袭击我,还帮我烧饭。”
  真金不怕火烧,俞自由经历了大起大落的人生考验。
  俞自由说:“后来看看打不倒,拿个放大镜照,也没照出任何东西,因为我们根本不经手钱。最后他们觉得不行,就在信封里面放了两粒子弹,写了封威胁信,就是小心你的狗头,塞在我的门底下。”

天长地久

  1978年,知青开始了大返城,赵国屏也考取了复旦大学生物系,乡亲们十里相送。
  在此期间,俞自由做了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卢新华将写好的小说《伤痕》拿到学校去,想请老师推荐到杂志社发表。曾在安徽蒙城当过知青的女老师孙小琪,通过女友俞自由,将小说传给了《文汇报》编辑钟锡知。因为编辑钟锡知到过蒙城。俞自由曾经热情接待过钟锡知。卢新华的小说写得好,俞自由的面子也大。小说《伤痕》发表后引起很大轰动。
  俞自由说:“这个时候,我已经被解放了,赵国屏上了大学,他担心,如果我还留在那里,人家农民不能永远保卫我,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就写了封信给省委第一书记万里,要求换一个地方工作,这样就换到了安徽天长县。
  俞自由离开了爱怨交加的蒙城县,前往安徽东端比较富裕的天长县,担任天长县副县长。
  俞自由说:当时我妈是最担心的,我妈是老式思想,认为他们赵家很高,我们家很低,他们家是上海有名的一个大户人家,我们家是小户人家,去了以后,人家是不是看得起你啊,我妈是有这个顾虑。觉得门不当户不对。”
  赵国屏说:“我们家是比较民主的,本来我跟她好的原因之一,也就是因为她,我很想支持她把干部做好。但接下来就要两地分居了,不能天天见面。基本上暑假寒假,就是一次是在上海过的,一次是在天长过的。当时写了很多信,我做下来的数字题目,就给她,她晚上自学高等数学,做完了《高等数学习题集》中约2000道微积分习题。”
  俞自由在天长县当分管工业的副书记和副县长,再一次显露出她的领导能力和聪明才华。
  俞自由说:“我当时第一个建议,我们天长县要富起来,要办工业。因为这是从我们生产队的小工业开始。农业税能收多少,工业可以付很多的税。所以他们就决定我作为抓工业的书记。要抓好工业就要有产品,我们就要出去买专利。在县的四套班子上,我把李斯的《谏逐客令》这篇文章念给大家听。就是说,我们要用‘客卿’。所以他们就授权我到上海来招人才。我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登广告,他们还倒给我10块钱的稿费。当时就招,用什么呢,就用的是城镇户口。我们县里就规定,我不管公安,管工业,但是户口属于我管,这样我招了21个人,用了110多个户口,来解决这21个人。然后办了一批工厂,天长县成了安徽省社队企业财政收入第一。”

赵国屏和俞自由

婚礼匆忙

  赵国屏的父亲赵祖康是市政和道路工程专家,抗战时期曾筹建滇缅公路等国际道路。
  赵国屏说:“我父亲是搞工程的,所以人家就觉得很奇怪,父亲知道我喜欢生物,很支持。我下乡,他也很支持。他直到最后,总是希望,他不知道我后来实际上搞农业搞得很少,他老是说你要把农村搞好。其实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也就是俞自由被审查的时候,我父亲可能还专门去看了上海干部安徽慰问团,托他们帮忙解围。”
  俞自由说:“他父亲赵祖康是非常好的人。他的思想确实是五四时代的五四青年的那种平等民主,非常科学,都在他父亲身上体现了。赵国屏他们考大学的时候,我正在审查。第二年我审查结束了,我想考大学了。结果那个时候规定年龄,我的年龄超过了一个月。当时,我们县里面的人说,我们到县派出所,给你把这个改一改就可以考。他爸爸就说,我们家也并不是一定要你读上大学,既然你们已经这么长时间了,算了吧,你也不要上大学,结婚吧。这就是他爸爸讲的一句话,所以我们就1979年结的婚。”
  赵国屏说:“婚礼匆匆忙忙的,在他们家里吃了一顿饭,那时候也很简单,就是因为没有冰箱,好不容易买到了鱼,所以再不吃就要坏了,所以就提前了几天吃了饭。第二天我就到学校考试去了。”
  俞自由说:“本来是想等他学期结束以后再结婚的,可是那个时候买到黄鱼不容易,正好买到了,就提前了几天吃了饭。”
  赵国屏说:“然后挺好笑的,考完试去登记。登记的时候,那个登记人就问,说你们结婚证办了没有,我们说饭吃过了。他说怎么可以没有拿证就吃饭,他说人家还会中间出事情就离婚了。”
  俞自由说:“他就问饭吃了吗?我们说我们饭已经吃了。他那个人就特别严肃,你们这是非法的,你们知道不知道,怎么没拿结婚证就结婚啦?把我们两个弄得脸都通红。这不都是为了没有冰箱吃黄鱼嘛。”
  赵国屏说:“我送她的礼物是1979年度复旦大学学雷锋争三好积极分子发的一个本子,我们7月1日结婚的,所以我当时就把这个送给她了。还写了一首诗:
  我没有华贵的宝石给你戴上,
  我没有艳丽的鲜花为你梳妆。
  华贵的宝石光彩夺目,
  它却会使人眼花缭乱;
  艳丽的鲜花芳香扑鼻,
  它却会使人迷离彷徨。
  我只有那绿色的本子,
  就像那绿色的原野;
  我只有这褐色的铅笔,
  就像那褐色的土地;
  收下吧,我的伴侣。”
  女县长俞自由就这样走进了赵家大院。俞自由说:“当时因为我父母总是很担心,门不当户不对,我父亲又是宁波人,特别要面子。所以我父亲就要请他爸去吃饭,我也很害怕他爸不去吃饭。我父亲说让我跟他讲,结果他爸一口就同意了,而且没有坐小车去,坐公交车去的,而且后来是每年过年,都到我家去吃饭,我父亲就觉得非常有面子。所以他爸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人。”

远渡重洋

  1985年,赵国屏已经远渡重洋,在美国留学。赵国屏希望俞自由也去美国团聚。
  赵国屏说:“当时我特别瘦,经常生病,身体也不好,一个人,不会烧饭,很紧张。从美国这边来讲,她来的可能性挺大的。”
  俞自由说:“当时天长县进行民意测验,我们县委书记是第一,我是第二。那个蚌埠的市委书记,到上海我的家里来,说俞自由你到蚌埠市当副市长,管工业,你这个工业的思想太好了。我就跟他讲,我要去美国了。他说你到美国,我没有办法阻止你,但是如果你不去美国,你一定要到蚌埠,当我的副市长,帮我管工业。但是赵国屏那个时候很瘦,而且一个月发了四次烧。所以我就去辞职。当时的省委书记黄璜不同意,说你也是属于年轻的老干部了,我们党要培养你啊。我就说,书记,党少我一个县长或者副市长,你可能还能找到。可是我少了一个这么好的丈夫,我以后可能就找不到了。省委书记很生气。”
  俞自由说:“一个地委书记和原来的那个县委书记被我感动了。那个县委书记到了地区当公安处处长。最后是我们的地委书记和这个公安处长,派专人给我去办护照,就瞒了省委书记。省公安厅办护照的处长,也是在我们那里下放过的,他们都是知道我的,就给办了。然后,省委书记就在全省大会上,点名批评我们的地委书记吴炎武,你们把俞自由放走了。按理来讲,作为一个县级干部要经省委批准的,可是你们就给放走了。”
  赵国屏说:“俞自由那时候办签证,也有过曲折。她因为收入很低,可能美国签证官就认为她会有移民倾向。后来,她就把他们那个签证官大骂了一通,她说我才不想去呢,要不是我先生他这个样子。”
  俞自由说:“我脾气比较大,在美国领馆,翻译告诉我怎么怎么样,我气坏了,就穷骂美国人。那个翻译就轻轻跟我讲,再去单位开一个证明。那个美国人也不知道我骂什么。”
  当时,俞自由当副县长的工资收入只有54元。她补开了证明。
  俞自由说:“然后再去,签证官就给批了。”
  赵国屏说:“俞自由到了美国,其实,学校里倒是很看中她在中国的经历,所以他们农业经济系非常想要她,因为她农业方面经验还很多。正好那个农经系的系主任出国了,他们那个副系主任,执行主任的太太,就是我们学校研究生院的副院长,所以他们俩等于联合起来想了个办法,因为像俞自由这样要能入学非常困难。”
  俞自由刚到美国,也打过工,她带一个八个月大的美国男孩,可以说,她学英文是和一个八个月大的孩子一起起步的。
  赵国屏说:“当时她的英文已经比过去强了,终究还是要有一个证明,你是有这个英语能力嘛,反正她GRE也考了,但是我记得那个时候,副院长跟我说,要俞自由去考GRE,verbal语言是500,满分是800,verbal语言500,数学也是500,副院长说就可以录取了。我跟副院长说,俞自由数学肯定不止考500,verbal,就是她语言肯定考不了500,这是不用考就知道的事。副院长说这倒是个问题,这样吧,她两门加起来要考到1000。”
  结果,俞自由正好是数学考了800,verbal语言考了200,加起来就1000。正正好好1000。俞自由就这样喜剧化考取了美国普度大学。
  后来,俞自由不畏困难,敢于拼搏,在美国攻下了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香港岭南大学管理系保险专业主任,成为金融保险和风险管理方面的专家。
  喜欢生物的赵国屏,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人类基因南方研究中心的领军人物。

岁月与人生
作者:俞自由  

是岁月踏着人生的脚印,
还是人生循着岁月的轨迹?
我已度过三十五个春秋,
却还在寻着人生的起点。

如果我呱呱坠地之时,
便是我人生的起点,
那时的世界,
除了爱别无他物。

如果说刚谙世事的少年之时,
便是我的人生起点,
那时的世界,
就犹如夏夜的星空,
闪烁而美丽,
充满了诱人幻想的神秘。

如果说庄严地
把幼稚的脚步
迈向政治之时,
便是我的人生起点,
那时的世界,
就只有革命+原则。

啊,这辽阔的世界
展现了一层又一层,
复杂纷繁,变化莫测。
人生道路的每一个新起点
都曾使我激动万分。
我的人生呵,
充满了痛苦的
烦恼和抗争,
却又浸透了纯淳的
友谊和爱情。

我仅度过三十五个春秋,
岁月的疤痕刚爬上额头,
人生的经历,
则已在我心灵的深处
筑起道道防线。
--为了追求真理的火种
不让世俗的风雨扑灭。

人生的价值
究竟以何物为标准?
是岁月的长短?
官禄的高低?
还是惊天动地的业绩?
我找寻的是人生的真谛。

有生命短促的伟人,
他们的英名永垂史册
也有寿终正寝的显赫,
他们的功过也自有历史评说。
尚如人类的三分之一
去惊天动地,
这世界岂得安宁?

我要说的是
这芸芸众生中平凡的我们,
怎样料理自己的人生?
我在找寻着人生的真谛!

尽情地将爱奉献于世
在你爱的雨露被泽的地方,
便是你人生价值的所在。

呵!人们要笑我,
这似乎是基督在说教,
然而这世界
并非是爱的过剩。

爱亲人、爱朋友、爱**……
爱花、爱鸟、爱江河大川……
爱事业、爱祖国、爱人民……
即使要恨也是为了爱。

如果我明晨我即将离开世界,
今晚我也要将爱留在人间,
无论富贵或贫贱,,
无论职高或位卑,
要像"人"一样的生活!
我并不追求惊天动地,
我只追求做人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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