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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福寺原碑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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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建在中央党校内的隆福寺碑亭，现名六合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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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合亭内顶花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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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高殿牌楼与隆福寺碑亭的迁建

                                                  ——弘佑天民牌楼与六合亭

    中央党校院内有两座明代建筑就像两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园林中，一个是“弘佑天民”牌楼（原大高殿牌楼），另一个是“六合亭”（原隆福寺碑亭）。它们美丽典雅，透着古意。古物借园林得以保护，园林因古物而增辉，每个置身于这里的人们都感到无比高兴与自豪。

弘佑天民牌楼

    弘佑天民牌楼矗立在校园西北荟茗园湖畔，木结构，四柱七楼，顶覆黄色琉璃瓦，面阔三间。檐下斗拱点金旋子彩画，花板雕龙贴金箔。朱红枋柱，对比鲜明，玲珑精巧，双面镌字，正面匾额为“弘佑天民” ，背面匾额为“太极仙林”。它与山、水、亭遥相辉映,在这里经历了近五十个春秋。走近它，仿佛进入一个超凡的世界，同时又带给人们联翩的遐想。

   40多年前我被分配到中央党校工作，一次来到校园西北部的湖畔，一座老牌楼立刻进入眼帘，我被它吸引了。能在自己的校园见到如此美丽的牌楼感到非常欣喜，马上就觉得这个老物件非同一般。这牌楼是从哪儿搬来的又是如何建成的呢？此后的20余年中，众说纷纭，始终没有准确的答案。后来在基建档案中只发现了一份修建牌楼的预算书，里边有搬运费和添建材料的数量及费用，是房修二公司古建处修建的。望着牌楼的每一个构建，却没有一个字的记载，只有那八个大字“弘佑天民”、“太极仙林”诉说着它被淹没的历史。

到各书店去寻找线索是我那一段的主要任务，1987年8月的一天，在西单新华书店，我偶见一本名为《古建园林技术》的杂志，是1986年第4期总第13期，一篇题为《北京大高殿门前的一组古建》的文章引起我的注意，作者张先得。其中有八个字在文章的字里行间闪烁，那就是“弘佑天民”、“太极仙林”。我的眼都直了，这就是20多年苦思冥想的那八个字吗？我当时无比兴奋，迅速读完此文，书中介绍了景山前街的大高殿及其门外的三座牌楼和两座习礼亭等一些古建。之后我又查阅了《日下旧闻考》等有关书籍，基本可以认定弘佑天民牌楼就是大高殿前牌楼改造的。

    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在北京北上门之西，今景山前街西端建造了皇家道观大高玄殿。后因清代避康熙帝玄烨之讳，改叫大高元殿，清代曾四次重修，后称大高殿。殿前下马石上写有“王以下官民人等至此下车马”字样，这足以证明大高殿在当时北京寺庙中的地位。现殿门内各殿尚存，1957年10月被列为北京市第一批保护文物。

    大高殿门外有东、西、南三座牌楼，均为四柱九楼。是北京独一无二的最有特色的纯木结构牌楼，也是北京唯一没有戗杆的牌楼。东牌楼匾额为汉白玉石质，正面镌“孔绥皇祚”，背面镌“先天明镜”；西牌楼匾额石质相同，正面镌“弘佑天民”，背面镌“太极仙林”。南面牌楼为乾隆年间复修大高殿时所建，匾额为青白石质，正面为“乾元资始”，背面为“大德曰生”，并有“乾隆御笔”印，东、西牌楼匾额据传为严嵩所书。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大高殿大量珍贵文物失落无存，一些建筑虽多次复修也难以复原。南面牌楼年久失修，柱木伤损，向南倾斜。民国六年(1917)在市民的强烈要求下简单地进行了加固，但该牌楼仍向南倾斜，最后将牌坊上部锯掉仅剩夹杆石。民国二十三年（1934）兴修文津街时，将东、西牌楼的木栅拆除，并拆通景山南端的东、西墙界，形成早期的景山前街。未拆的两座牌楼重新油饰，金碧灿然。民国二十六年（1937），南面牌楼照东、西牌楼式样利用原有夹杆石重建，但柱子改用钢筋混凝土建造，工程造价7906.66元。

    以上资料中所提牌楼为四柱九楼，而我校牌楼为四柱七楼，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本想通过《古建园林技术》杂志编辑部寻找到作者张先得同志登门请教，可巧接待我的是一位曾参加建造我校牌楼的知情人马炳坚。马炳坚同志说：“中央党校的牌楼就是我和我的师傅们一起修建的”，我为这意外的相见而高兴，就按马炳坚同志的提示找到房修二公司古建处，见到了他的两位师傅王德宸、尤桂友同志。说起1960年在党校建造牌楼的事，他们仍记忆犹新。据他们回忆：“党校的牌楼原是大高殿前的牌楼。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期，北京市在改造旧街道过程中，为了解决文津街经北海大桥至景山前街的交通堵塞问题，将大高殿前的三座牌楼及金鳌、玉蝀二坊和故宫的北上门等拆除，牌楼部件运到月坛公园内保存”。我校原校舍建设有关领导回忆说：“1960年间，正值中央党校新建校舍，为进一步美化校园、节约经费和更好地保护文物，经学校申请、有关部门批准,将大高殿的牌楼部件调至中央党校修复”。师傅们还介绍说：“因牌楼已严重破损不能按原样恢复，便将原有大高殿东、西两座牌楼的构件拼凑成一座牌楼，同时又增添了不少材料，将原来的四柱九楼改为四柱七楼”。

    改建后的牌楼顶为庑殿式，覆盖黄色琉璃瓦，通长16米，柱子改用钢筋混凝土筑建，夹杆石为后配。牌楼两侧中央为大花版，中间的正心是小花版。从当年修建牌楼的预算表中可见工程造价为35,565.17元。此牌楼的匾额为“弘佑天民”“太极仙林”，这正是大高殿前西牌楼始建时的匾额。

    提起探寻牌楼的过程必须感谢北影一级美术师、北京文物研究所顾问、中国和北京考古学会会员张先得同志。我带着崇敬的心情应约来到他家，他热情大方，把珍藏的历年大高殿牌楼的照片和他亲手绘制的大高殿牌楼的画卷都拿给我看，并将有关照片无私提供给我作为资料。由此我得以与张先得同志多次探讨牌楼之事，在探讨中还据我校“弘佑天民”牌楼的存在订正了自《日下旧闻考》以来诸多北京史籍沿袭的大高殿牌楼匾额排序颠倒的错误。

    除“弘佑天民”匾额外，另两个牌楼的匾额又如何呢？我曾于1987年10月在月坛公园内的丛林中找到了“乾元资始”、“大德曰生”的南牌楼匾额（至2004年以后被利用）。下垫一尺高的石墩子，上面的字迹仍然清晰。而另一块写有“先天明镜”、“孔绥皇祚”的匾额一直在寻找，至今没有下落。

   2002年7月10日一则题为《大高玄殿南牌楼复建》的消息刊登在《北京晚报》上，消息说，“与紫禁城西北角隔筒子河相望的位于景山前街的全国重点文物单位大高玄殿将复建南牌楼，年内将动工复建。”

   2002年9月2日，《北京晚报》登载题为《复建习礼亭牌楼北上门—-完整再现故宫景山之间古建》的消息。消息说：“有关部门将要对位于景山西街西边的大高殿对面的牌楼复建，这是一件好事，是一件可行的事。如果能将大高玄殿南的两座习礼亭在适当的地方复建，把位于故宫北门神武门外的北上门和百间朝房也复建起来，故宫北门与景山之间的建筑就完整了”。

    2004年8月14日，《北京晚报》登载题为《大高玄殿南牌楼月底亮相》的消息说：“与故宫西北角楼隔筒子河相望的大高玄殿南牌楼复建完工，其复建落成不但将故宫、景山、大高玄殿三处景观连为一体，也是恢复故宫周边环境的一项重要举措”。

    2004年11月3日，《北京晚报》载《大高玄殿牌楼复建竣工——筒子河边再添古韵》的消息说，“大高玄殿牌楼复建工程已竣工并通过验收，湮没已久的历史景观又重现故宫后街筒子河边”。

这一复建的大高殿南牌楼的匾额就是存放在月坛公园内五十多年的那块“乾元资始”、“大德曰生”匾额，至此南牌楼匾额终于有了归宿。

    对于中央党校弘佑天民牌楼的考证得到了社会有关方面的关注，1990年月11月原东城区政协常委、载润次子溥仲先生来到了阔别三十多年的自家宅院故地、原我校校舍“东公所”时，也兴致勃勃地来到弘佑天民牌楼下观看。他发现“弘”字右下一“点”是平面的，而其他笔画是凹进去的，那一点显然是后添的。后有人提出，“弘佑天民” 中“弘”字的右下原本没有一“点”，是出于当年的“笔讳”，那一“点”是民国修复时后加上去的。又有人说，明代没有“笔讳”，是清代修复时去掉的。到底如何，有待考证。

    中央党校的弘佑天民牌楼虽与原牌楼有不小差别，但毕竟从中寻到了它被淹没的历史遗迹。1982年、2006年弘佑天民牌楼两次重新油彩、点金。它虽历尽沧桑，却格外辉煌，它对中国古代的历史、艺术、科学和宗教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同时，它凝聚着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才能，也体现着现代党校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和景仰。

六合亭的来历

    中央党校校园内有方亭、四柱亭、六角亭、八角亭、仿树皮亭、伊斯兰亭、扇形亭、敞亭和苏式亭子十余座。然而，最壮观的是主楼西侧“燕园”旁的一座重檐六角亭,现名为“六合亭”。它是1960年与弘佑天民牌楼同时修建的，体势高大，装潢华丽，绝非一般园林小亭所能媲美，是北京都很少见的亭子，这使我对它产生了神秘感。因为透过它的体量、重檐顶、斗拱以及彩画等怎么看都像皇家礼制的建筑，肯定有着不凡的来历。因此我在探寻牌楼的同时一刻也没有放过对它的任何口碑与文献资料的考察与关注。从1987年弘佑天民牌楼被揭开面纱10余年之后，到1999年六合亭的来历也终于弄清，让我们在历史长河中去寻找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吧。

    弘佑天民牌楼必定还有那8个大字展示在人们面前，而这亭子却一个字都没有，只有那张和弘佑天民牌楼修建时的同一张预算书上记录着所添加的材料名称和费用。不过我想起一位原校建委员会的老领导王子恒同志说过，这个亭子像是从东城一个古寺庙里迁来的，一个念头在我脑海闪过：能是隆福寺的遗物吗？

    由于原来在与张先得同志研究牌楼的过程中知道他保存了不少老照片，我希望能从他那里淘出有关六合亭的蛛丝马迹。一天，我带着六合亭的照片登门请教张先得同志，他看了照片后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说它应是原隆福寺的碑亭，并答应找到这亭子的老照片。我回校后盼望能很快收到张老的来信，希望它能真是隆福寺的亭子，这样我校就又多了一个皇家建筑，进而能露出六合亭的庐山真面目。1999年5月19日张老来信了，信中说：“我找到了隆福寺碑亭的底片，经与校园六合亭对照，确为隆福寺西碑亭”，他还画了隆福寺碑亭当时所在位置。

     提起这座碑亭，还得从老北京的隆福寺说起。隆福寺又叫大隆福寺，位于隆福寺街路北。始建于明景泰三年（1452），为皇家香火院。隆福寺规模宏大，前后五重院落，坐北朝南。前门接猪市大街，后门至钱粮胡同，南北纵深百米。主要建筑由南往北依次是山门、天王殿、释迦殿、万善正觉殿、毗卢殿和大法殿。在毗卢殿与正觉殿之间东、西各有一座碑亭。亭瓦为黑色琉璃瓦，由绿色琉璃瓦做脊镶边，称为“绿剪边”，这是明代敕建寺院的一大特征。亭顶为重檐六角攒尖顶，檐角均带风铃。六角碑亭与正殿浑然一体，气势宏大，令人赞叹。

   隆福寺香火缭绕，佛事频频。由于商事发达，后逐渐成为北京最大的京城庙会。景泰八年发生了“夺门之变”，英宗复位。景帝被废后不久过世，葬于北京西郊金山口。隆福寺作为景帝敕建的佛寺，自此备受冷落，寒来暑往，日渐衰落。《日下旧闻考》载，清雍正元年（1723），雍正皇帝偶经此寺，见这座古刹残破不堪有感于怀。后施巨资重修隆福寺，两座碑亭也同时修缮。从此隆福寺又增光彩，佛像复庄严之相，恢复了朝廷香火院的辉煌。两座碑亭中，一碑为雍正三年（1725）为重修隆福寺所立，雍正元年御制隆福寺碑文，满、汉合文，记述了修缮大隆福寺的原因及目的。另一碑就是御制新建大隆福寺碑，记述了敕建大隆福寺的原因及建寺地位和寺院建筑情况，此碑建于明景泰四年（1453）。现两碑完好均存放于五塔寺内（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金刚宝座塔以西的碑林中，两碑气势雄伟，上面字迹依然清晰可见。

   光绪二十七年（1901）一场大火烧毁隆福寺山门及一些附属建筑，庙宇荒颓，但主要建筑均存，碑亭尚在。隆福寺自雍正帝重修后，近百年未曾修缮，加之兵荒马乱动荡不安，隆福寺几乎名存实亡。新中国成立后，北京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隆福寺庙会基础上，建成了东四人民市场。在建东四人民市场时，逐步拆除了这座明朝古寺。当时寺内的东碑亭已损毁，西碑亭拆后存放在中山公园，其各种建筑构件基本存在并码放整齐。经有关部门批准将隆福寺西六角碑亭拨给中央党校，这就是存放明景泰四年御制新建大隆福寺碑的碑亭。

    亭运至校园后翻建在主楼西侧的湖岸边，直至今日。王子恒同志说：“这个亭子有基本的架子，瓦很少，都是黑的，画板也丢了许多，古建部门重新设计后才建起来”。修建后的亭子有金线苏画、斗拱彩画、天花彩画等。除此之外，亭内又改添了一些校园风景彩画，使古亭有了新意，只是没有做隔扇门，不带风铃。黑色琉璃瓦也改用绿色琉璃瓦，原飞檐脊饰改为琉璃烧制的和平鸽，工程造价38，535.67元。

    近五十年来亭基本完好。但后来发现亭子有些移位，1996年左右校西部园林建设基本完工后学校决定对它进行修复。1997年经园林古建公司二队技术人员现场检查后验证原亭子基础没有下沉，只是木架有一定程度的扭转变形，如保持现状不会有问题。因木架结构虽然有些移位，经过几十年荷重变形已经固定，整体结构早已形成并已结实了，如果扶正，反而使榫卯变形，更不利于稳定，甚至有可能过一段时间，在风力等荷载作用下还变回去。因为亭子结构没变，就严格按原样进行了第一次全面维修，并要求修旧如初。进行彩画前修建部门按原样照了大量照片或底片，特别谨慎、细致，他们说：“因为当时画的太好了”。从10月底开始画了30天，完工后的第二天就大风降温。感谢天公作美，使这一古亭重放异彩。2000年后，由刘景禄教授取名为“六合亭”。古称“天地四方”为“六合”，亭之六角可象征为“天地六合”，昭示此亭的高大气魄。六合亭题额是著名画家韩美林所书。

     张先得先生说：“党校‘弘佑天民’牌楼始建于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而‘六合亭’始建于明景泰三年（1452）早于牌楼90年。这两座古代建筑在中央党校近五十年来保存完好，真是功德无量，再想起那些被损坏而无踪迹的文物，岂不令人庆幸与深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