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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与中国民营企业  转

(2014-09-27 12:2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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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第一章 “王伦时代”的梁山管理

  

     “白衣秀士”和“黄衣秀士”之别
  中国现在90%以上的企业,都处于梁山泊发展史上的“王伦时代”。
  梁山的创始老板、第一任CEO王伦,最初“是个不及第的秀才,因鸟气,合着杜迁来这里落草”。看来,王伦读过一点书,高考落榜,又有点江湖气质,在社会上碰了壁,很不如意。和杜迁两人曾经投奔“柴大官人”柴进,又得到了柴进的一点资助,在梁山拉了一批人马,搞了点“实业”。
  施耐庵写《水浒》,每个字都是微言大义。王伦的绰号“白衣秀士”,绝不是这么简单起的。历史上真实的王伦,外号其实是“黄衣秀士”。
  《宋史》里面有记载,当时在沂州(今天的山东临沂东南),确实有个王伦造反。虽然人数很少,只有几十号人,后来也只发展到几百人,但是,很有声势。根据欧阳修的记载,这个王伦“打劫沂、密、海、扬、泗、楚等州,邀呼官吏,公取器甲,横行淮海,如履无人……其王伦仍衣黄衫。”大家都知道,“黄衫”不是随便穿的,只有和皇家沾点边的,才能穿黄衫。这个王伦,本事和实力不大,口气和野心不小,公然与朝廷叫板。给人的感觉像是那个20年前在大学校园里的戴尔,拿把螺丝刀帮别人装几台电脑,告诉父母他要“战胜IBM”。
  施耐庵把王伦从“黄衣秀士”改为“白衣秀士”,一字之差,两者的胸襟、气魄、格局、眼界,高下立判。既然只敢穿“白衣”,王伦日后的事业,注定大不到哪里去了。
  不合时宜的排名制
  创业初期的梁山,王伦这个“老大”,并不象后来的宋江那样拥有绝对权威。比如,林冲上山之时,王伦本来打定主意,准备找个借口,把他打发走,“免致后患”。可是,另外几个兄弟——朱贵、杜迁、宋万都据理力争,无奈之下,王伦只能给自己找了个“投名状”的台阶,让林冲留了下来。
  不过,在王伦主政梁山期间,梁山泊组织管理的基本制度——排名制已经形成,第一把交椅自然是王伦来坐,然后依次是杜迁、宋万、朱贵,后来林冲雪夜上梁山后,排在朱贵前面,坐了第四把交椅。
  排名制的最大好处,是山寨的等级秩序一目了然,高低贵贱,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但是,这种排名制度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排名的依据,是按资历,还是按能力,甚至是按到山寨的先后?这一点无从体现,而曾为八百万禁军教头的林冲,座次竟然在武艺平常的杜迁、宋万二人之下,这也埋下了后来“火并王伦”的伏笔;二是过于僵化,按照这种排名制,资历决定一切,排了座次以后,就不能随便调整,来得晚的,本事再高、功劳再大,也只能屈居人下。
  很明显,这种排名制只是守成之制,而非创业之制,根本不适合处于创业阶段的企业。王伦在企业草创时期,就采用这种排名制,显然是一种无所作为、只求保持现状的做法。但是在残酷的自然选择和生存竞争中,不进则退,你不吃别人,别人就要吃你。
  后来晁盖入主梁山泊,也采用了这种排名制,证明晃盖与王伦的差距不大,也就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所以,后来宋江上梁山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宣布废除“排名制”,废除全部旧的“年功序列”,全都站在一个起跑线上,重新竞争上岗。
  分工和盈利模式
  在这个草创阶段的管理团队中,还有一些粗略的分工。朱贵在山脚下开酒店,这个酒店既是山寨的耳目,也是山寨的鹰爪。他的部门算是梁山泊的“情报部”、“外联部”。至于杜迁、宋万两位,就连王伦也认为他们“武艺也只平常”,这两位在当时的梁山泊上多半属于打家劫舍的先锋。他们两人形成梁 山的“市场部”——“打劫部”。碰上一些比较大的商队,或者说遇上一些“大单”,朱贵一个人对付不了,就要他们两位出马了。
  朱贵在山下开的酒店,对于梁山泊而言有非常关键的作用。一方面,朱贵在酒店中打探江湖中的各种动态、消息,研究整个国内市场的宏观面;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朱贵在山下打听、侦察往来客商的情报,研究梁山企业的具体业务的“潜在顾客”。“但有财帛者,便去山寨里报知。但是孤单客人到此,无财帛的,和他过去;有财帛的,来到这里,轻则蒙汗药麻翻,重则登时结果”,将人的精肉片做成腊肉,肥肉拿来煎油点灯。通过朱贵的酒店,对往来客商实施抢劫,是当时梁山泊的主要经济来源。
  王伦、杜迁、宋万、朱贵四人时代的梁山泊,据柴进介绍,“有七八百个小喽罗”,而据阮小二的估计,则是“聚集了五七百号人”,整体数字相差不大。山寨最重要的经济指标就是月耗食量。我们来简单计算一下,将每人每天的花销折算成粮食计算,则平均每人每天耗粮三斤,月耗食量为700×3×30=63000斤。这一指标是衡量一个山寨最为重要的经济指标,它意味着:如果山寨平均每月获得的粮食数量少于这个数,山寨就面临饥荒、内乱、崩溃的危险。
  不过,王伦时代梁山泊的规模并不大,和后来宋江时代的几万人马相比,显然不值一提,但是,由于梁山泊的优越地势,山林湖泊相得益彰,易守难攻,占尽地利,因此,尽管其主营业务较为单一,仅仅是“打家劫舍,抢掳往来客人”,但由于摊子不大,也就700来号人,因此,仍然可以像阮小五所说的“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


  第二章 火并王伦——血腥的恶意并购

  

      策划发动梁山第一次大规模格局重组的,是智取生辰纲的八人团队。这个团队的最初发起者是晁盖、吴用、刘唐三人。刘唐提供的是信息——有这样一笔生辰纲要送到东京。吴用提供的是谋略和组织安排,而晁盖,凭着他在江湖地位的地位、敢作敢当,成为这次行动的首领。
   “人多做不得,人少又做不得”,吴用去梁山泊边的石碣村,说服了“三阮”——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加入行动。而公孙胜则来了至关重要的信息:杨志为梁中书押送十万生辰纲的路线——黄泥冈路线。得到这一情报,他们才可以从容不迫地精心安排,以逸待劳,坐等杨志送生辰纲上黄泥冈来。
  而另一个成员白胜,他家距黄泥冈仅十里之遥,成了这次行动的联络点和中转站。
  其实,吴用早就谋划了入伙梁山泊这条道路。当宋江将生辰纲一事被官府侦破的消息紧急通知晁盖后,面对惊慌失措的晁盖,吴用胸有成竹地道:“我已寻思在肚里了。如今我们收拾五七担挑了,一齐都奔石碣村三阮家里去。”而晁盖却从来没有想过会有朝一日会落草,呆头呆脑的他仍然没有明白个中就里,问道:“三阮是个打鱼人家,如何安得我等许多人?”吴用只能进一步点破:“兄长,你好不精细!石碣村那里一步步近去,便是梁山泊。如今山寨好生兴旺,官军捕盗,不敢正眼儿看他。若是赶得紧,我们一发入了伙”。吴用布下“三阮”这样一颗“闲棋”之时,就已经预谋了日后的吞并梁山之举。
   如果没有林冲这个内应,这次并购一定不会这么成功。
  晁盖等人本来只是提出“入股”梁山泊,但是,王伦惟一的愿望是守着这个摊子过安稳日子,王伦知道,请神容易送神难,有时候强龙能压地头蛇,因此,他拒绝了晁盖的入股请求。于是,投资入股不遂的晁盖团队,干脆和梁山中原来的“少数股东”、心怀不满的职业经理人林冲,发动了一场血腥的恶意收购,彻底改组了梁山。
  林冲早就已经对王伦十分不满。他上山时,王伦百般刁难,“雪天三限”;昔日天下闻名的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只坐得小小山寨的第四把交椅,屈居于除了身材高大一无所长的杜迁、宋万之下。
  而王伦心里也十分清楚,山寨众人里面,惟一有实力将他的寨主之位夺去的,就是这位林冲。因此他心中甚为防备,而这种心理的表现,就是林冲所见到的“心术不定,语言不准”。恶性循环形成了——王伦越是防着林冲,林冲就越是憎恶王伦,双方的敌视感在与日俱增。只是在山寨中相对平衡稳定的环境中,双方都没有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暂时相安无事。林冲想要灭掉王伦,恐怕寡不敌众,也没有一个导火索引发林冲的冲动;而王伦既然已经接纳林冲,碍于柴进的面子和林冲的武艺出众,也就隐忍不发。
  而晁盖团队的到来,打破了这种脆弱的平衡,虚假的稳定。
  从王伦的角度来看,这伙人比林冲更难对付。他们智取梁中书送给蔡太师的十万贯生辰纲,胆大包天,且财力雄厚,可以大把赏赐喽罗收买人心,他的那些手下本来就是为了钱才落草的,眼下来了这样一个大财团,谁知道他们会不会见异思迁,嫌贫爱富呢?而更可怕的是,就这七八个人,竟然还打败了何涛所率领的五百官军,更是说明了其强大实力,可以随时在梁山翻天覆地;而上山的七个人中,晁盖的江湖威望和号召力、吴用的算无遗策、公孙胜的神通广大、阮氏三兄弟的水军实力、刘唐的武艺都远在山寨中的诸人之上,而山寨中惟一的一流人才——林冲不仅不是自己的亲信,而且还很可能和晁盖等合谋算计自己。
  摆在王伦前面的,有几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是收留。梁山泊的实力固然将大大增强,不过,王伦显然对驾驭这个局面完全没有信心,自己的寨主宝座甚至生命,随时面临着威胁;此外,这伙人已经劫了生辰纲,打败了何涛的五百官军,想必官府不会善罢甘休,而可想而知的大兵压境,也将打破王伦“小盗即安”的“太平强盗”梦。王伦迅速地否定了这种可能。
  第二种选择是:收留晁盖等七人,同时让出寨主之位给晁盖,自己老老实实地做一个“顾问”。这样,虽然失去了寨主一位,但毕竟可以保得性命,同时,在山寨做一个坐享其成的元老,恐怕并不困难。做个“社会贤达”,开寨元勋,从此不问山寨政事,只管分钱享乐,酒肉美女,何乐而不为呢?然而,以王伦的智慧和胸襟,显然无法让他做出最为明智的抉择。明知抓不住,却偏要不放手,一个最不适合做寨主的,却创建了梁山泊,命运和王伦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第三种选择,也是最为一厢情愿和愚蠢的选择,但却对王伦来说诱惑最大。就是像当初对待林冲一样,出几锭银子,打发晁盖等七人下山。然而,王伦忘了一点:当初都没有能够把单枪匹发的林冲打发走,又怎么可能赶走武艺不凡、实力强大、坐拥巨资、谋略出众的晁盖七人集团?
  当王伦选择了第三种方案之后,一切都已经不再有悬念。林冲与晁盖集团通过一次秘密会见达成默契。在吴用的游说之下,林冲的火并决心已下:为了梁山的发展壮大,王伦非死不可;为了他林冲有一个更好的地方安身立命,王伦非死不可。
  于是,在王伦为晁盖们举行的“送别宴”上,送走的不是晁盖集团,而是一心只想做太平强盗的梁山泊创始人、兼第一任CEO——王伦。
  在人头落地前的最后一刹那,王伦大叫“我的心腹在哪里?”时,无人应答。


  第三章 梁山的新董事会和分肥体系

  

       林冲的智慧——扶晁盖任董事长
  林冲火并王伦之后,除了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吴用之外,恐怕每个人都认为林冲自己想做梁山泊之主。根据常理,世上发动政变者,大部分都是想取彼而代之。然而,林冲的选择,出乎常人意料。
林冲割下王伦的首级后,吓得王伦的旧部杜迁、宋万、朱贵慌忙跪下说道:“愿随哥哥执鞭坠镫!”他们的判断是:林冲已经与晁盖集团结合,火并王伦,林冲将是山寨之主,而由于晁盖集团的雄厚实力,完全可以抛开他们几位山寨元老管理梁山泊,因此,作为山寨元老的杜迁、宋万、朱贵,不但不能再以元老自居,而且,如果被当作“王伦余党”铲除也不奇怪。
  此时,晁盖似乎也没有摸清林冲的底牌,他的反应也极为老道。晁盖“慌忙扶起三人来”,一旁的吴用则“就血泊里拽过头把交椅来,便纳林冲坐地”,叫道:“如有不服者,将王伦为例!今日扶林教头为山寨之主。”吴用这番话,可谓半真半假。所谓“半真”,是说晁盖、吴用没弄清,林冲究竟想不想做梁山寨主?所谓“半假”,是指吴用在林冲火并王伦之前,在与林冲的那次秘密会晤上,就笑着告诉晁盖:“兄长放心,此一会倒有分做山寨之主。”虽然晁盖一再谦让自己“只是个远来新到的人,安敢便来占上?”,但林冲坚决地把他“推在交椅上”,黄袍加身。事实上,假如林冲当时真的起了贪念,做了寨主,梁山将很可能出现第二次火并。扶晁盖上位,是林冲一生中最有智慧的抉择之一。
  改组董事会,重建经营班子
  虽然晁盖坐了头把交椅,然而,这次董事会的改选,却是由林冲提名,或者说“任命”的。
  林冲将吴用排在第二位,负责“执掌兵权,调动将校”,相当于CEO——首席执行长;将公孙胜排在第三位,理由是“名闻江湖,善能用兵,有鬼神不测之机”,从实际的工作安排来看,像是个不太管事的“副董事长”。林冲自己居第四位,从实际负责的事务来看,COO——首席运营长。
  这四位,基本上组成梁山新的董事会。晁盖、公孙胜、吴用三个智取生辰纲的成员,四席之中有其三,居绝对多数地位,大局已定。
  不过,晁盖终究仅仅是做个豪爽庄主的料,他无法进行梁山管理上的大创新,只是简单地沿用了王伦时期的排名制。而且,在各职能部门、组织结构的设置上,也基本“王规晁随”。而吴用只是一个辅佐之才,说到继往开来,革故鼎新,未免力有不逮了。“晁盖新政”时期的梁山企业,与王伦时代相比,没有质的变化,只是量的增长,扩大了规模、细分了职能、改善了盈利模式。
  接下来得安排经营班子了。经营班子的成员,得从第五把交椅开始排了。晁盖先虚晃一枪,作出高姿态:“今番须请宋、杜二头领来坐”。杜迁、宋万两人惟一的优点,就是有自知之明,他们想:“自身本事低微,如何近得他们?不若做个人情”。两人明智地对晁盖的“盛情”坚持推辞,老老实实地做垫底。难怪黄永玉《大画水浒》中,在画到杜迁时,评论道:“看定自己没有真本事,倒是人生第一大学问”,而在画到宋万时,黄永玉则点评道:“王伦的毛病,就在于有自知之明,却舍不得放手。当个社会贤达有何不好?”画中的杜、宋二位头领,坐在交椅中,甚为自得。混个小康生活,不用干活管事,照样分金银,穿绸锦,喝酒吃肉,当个社会贤达,不亦快哉?何必像王伦一样,为了一个势必要失去的位置死于非命,身首异处呢?
  刘唐排在第五名,他是第一个带来生辰纲情报的人,功劳不小。三阮的排列是第六、七、八位,按兄尊弟卑的次序排列——在功劳和能力没有明显区别的情况下,只能由伦理和习惯来发言了;垫底的是王伦旧部:杜迁、宋万、朱贵按原来的顺序,坐了第九、十、十一位。
  至于其他的王伦旧部,那些中层干部和喽罗们,晁盖叫他们“各依旧职,管领山前山后事务,守备寨栅滩头,休教有失”。在高层的大地震之后,对于底下的小兵小将来说,给谁打工不一样呢?
  新“分肥体系”
  “薪酬体系”、“激励机制”这些名词,听着都不如“分肥体系”来得直接、明白、贴切。
  新董事会成立,经营班子重组之后,晁盖们上山所做的第一笔“业务”(当然还是打劫),是怎么进行利润分配的呢?“众头领看了打劫得许多财物,心中欢喜。便叫掌库的小头目(梁山已经有了专职会计核算人员或仓库保管人员,职能分工已经开始细化),每样取一半收贮在库,听候支用;这一半分做两分,厅上十一位头领均分一份,山上山下众人均分一份。”
  首先,将打劫所得的财物,平均分为公私两部分:一半用于山寨的公共事务:比如“修整寨栅,打造军器——枪刀弓箭,衣甲头盔,安排大小船只,教演人兵水手上船厮杀”,赏赐有功喽罗,花钱贿赂官府官吏、接山寨大头领的家小上山居住生活、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哪样不要花钱?这部分钱,是企业留存的未分配利润,用于各种成本费用开支和扩大再生产。
  而余下的一半财物,又平均分成两半,也就是说,全部财产的1/4,由十一位有交椅的大头领均分;另外的1/4,则由其余的七八百号喽罗平均分配。显然,十一位头领所分得的财产,和七八百名喽罗的一样多,即平均每位头领分得的份额,是每位喽罗的70倍左右。梁山的新“分肥体系”,在不同阶层之间,收入差距拉得很开;在相同阶层之内,则实行平均主义。


  第四章 推倒重来,废除排名制

 

     ——宋江上山之后的组织革命
  梁山这个组织的历史,可以分为“宋江上山以前”和“宋江上山以后”。在组织管理上,就好象通用汽车可以分为“斯隆掌舵以前”、“斯隆掌舵以后”,IBM的历史可以分为“沃森掌权以前”、“沃森掌权以后”,美国零售业大佬西尔斯的历史,可以分为“伍德将军以前”和“伍德将军以后”。一个人对组织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整个组织,成为他的性格、优点、缺陷和喜好的延伸和放大。资产合并,宋江系实力占大头
  宋江上山,在梁山历史上的意义,比晁盖上山重要得多。而值得注意的是,宋江上山,不是单枪匹马上来的,而是带了一大帮人,一大帮很有实力的人,比如:箭术和李广有一拼的花荣、脾气大本事也大的秦明、杀人不眨眼的李逵、在水里游得比鱼还快的张顺、走路比赤兔马还快的戴宗,等等,一下子带上来二十几号将领,还有很多这些将领的老部下。和上次晁盖上山时的情况类似,新上山的队伍实力,超过了原来在山上的旧力量。
  宋江上山之后,梁山的董事会成员变成了四位:晁盖、宋江、吴用、公孙胜。而各位“有座位的”头领——各个职能部门的管理层,数量也急剧增加,宋江的带来的二十几位头领,在数量上占据了优势。宋江带上山来的,还有很多喽罗、士兵,主要包括他一路“并购”来的清风山、黄门山、对影山的人马。在这种局面下,梁山的旗帜要想不“变色”,恐怕很难了。
  废除排名制,解决组织制度大难题
  虽然在名义上,宋江还是坐在晁盖之下,屈居第二,但是,宋江 “不按牌理出牌”,下了一招妙棋:废除排名制,彻底改变了梁山的组织制度。他在没有事先征求晃盖、吴用、公孙胜三人意见的情况下,当仁不让地径自开口,发布了他的“1号命令”:“休分功劳高下,一行旧头领去左边主位上坐,新到头领到右边客位上坐。待日后出力多寡,那时另外定夺。”也就是说,不管以前功劳、资历如何,以前的排名统统不算,以后按照功劳,重新考核,再评定座次。
  从此,梁山从王伦时代就开始实行的基本组织制度——排名制,被宋江废除,直到最后梁山已经形成“小朝廷”的规模和实力,108将排座次时,才重新拿出来使用。
  宋江的这道“1号命令”,可以说是公私两得。从“公”的角度来考虑,二十几位来路不同的新头领一起上山,这些人的素质、才能、贡献自然参差不齐,更何况,梁山公司中原来已经有不少头领,包括王伦旧部、智取生辰纲的晁盖旧部、林冲等以“个人”身份加入的独立人士,如果现在马上就排座次,那么,以什么指标来排,才能服众呢?是资历、年齿、功劳,还是能力、武艺、人缘,抑或是“政治站队”、与晁盖或宋江关系的亲疏?旧头领们已经占据了“前排的好座位”,后来上山的新头领们,难免会在排座上吃亏,只能“上后排挤挤”?如果是这样的话,梁山就会失去再吸收精英的能力——论资排辈为主的企业,总是没有办法吸收人才,并且总会导致整个队伍的平庸化。后来上山的呼延灼、关胜、花荣、卢俊义、柴进、武松、鲁智深等人,怎么会甘愿坐到杜迁、宋万的后面呢?
  
  推倒重来,一石二鸟,公私两得
  宋江废除排名制的“1号命令”,一下子将除董事会四位成员之外的排名,全部打乱“归零”,从此,甩掉了以往历次排名的历史包袱,梁山也因此万象更新——不要再谈你什么时候上山的资历了,不要再谈你与某头领的多年“战斗友谊”了,不要再谈你曾经为山寨打家劫舍、抗击官军立过的功劳了,这些统统不管用了。
  从“公”的角度来讲,宋江废除排名制的“1号命令”,打开了梁山发展的无限向上空间,把每个人内心深处潜藏、但过去无处发挥的理想、欲望,统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释放出来了。
  从现在起,无论是新头领还是旧头领,每人拿到的,都是一本崭新的“考核本”,一份新的“履历表”打开在你的面前,考核指标只有一个:功劳大小。愿意出多大力气,为你的排名向前挪动而努力,取决于你自己。可以想象,很多人在摩拳擦掌,枕戈待旦。这将是一个好战的山寨,一个热衷于扩张的山寨,一个永远无法填满自己欲望的山寨。那些自认为技高一筹,颇具实力的来自原来朝廷的将领们,更是高兴:这个考核体系,远远强于大宋朝廷的考核体系!从此,一刀一枪,征战“沙场”,虽然不能封妻荫子,但至少也能山寨中一展抱负,不枉为人一世!
  而从“私”的角度讲,宋江的“1号命令”,已经把晁盖完全架空,掌握了梁山的实权、实力、实利。相当于在不动声色,谈笑风生之间,完成了一场宫廷夺权政变,把梁山的实际领导权,抓到了自己手里。
  宋江废除排名制的“1号命令”,等于将晁盖以往的山寨旧权力体系,从根子上全部推倒,山寨中各头领的前途命运,完全取决于其立功,而所谓立功,当然要在梁山的东征西讨、南征北战中得到体现。然而,晁盖在军事指挥方面的才能,远远不如宋江,后来所有的重要战役,如三打祝家庄、攻打高唐州等,全部是在宋江的指挥之下,因此,所谓立功,当然就是在宋江麾下的战斗表现。
  


  第五章 短暂的吴用代理CEO时期
 

 

       宋江带着二十几员猛将和大队人马,与原来晁盖系执掌下的梁山合并。就像无数类似的公司并购一样,一开始看上去是合并,可是,不久以后当事人就会发现,其实这是一次收购。
  晁宋并立,吴用暂时代理CEO
  晁盖上山早,收购了王伦系的股份之后,成了梁山的董事长兼CEO。宋江上山以后,晁盖仍然是董事长,而宋江出任副董事长。不过,两人地位基本相当,晁盖在名份上略高一头。论实力,宋江系的人马虽然占有优势,但与晁盖系的差距不是很大,双方真正的差距,是在三打祝家庄以后才拉大的。在这种比较尴尬、比较微妙、比较危险、比较紧张的气氛下,吴用当仁不让,短暂代理了梁山的CEO一职,主管山寨事务,并在晁宋两人之间进行协调。等到三打祝家庄之后,才辞去这一职位,令梁山平安渡过了两强合并之后最危险的磨合期。
  这种情形,在近几年的跨国公司并购中,有点像1998年花旗与旅行者公司的合并。旅行者的桑迪.威尔,花旗的约翰.里德,两强对峙,引入前任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加入花旗集团作为主席办公室的第三名成员。当然,鲁宾没有吴用的代理CEO的职权。后来的结局也类似,两强相争,必有一伤。在花旗的故事中,约翰.里德黯然下台,桑迪.威尔“反客为主”,独掌大权;而在梁山的故事中,宋江也同样上演了“反客为主”的剧情。
  这次三打祝家庄之前的梁山人事重组,维持的时间很短暂,不过,它作为晁宋两系对峙,吴用代理CEO期间的过渡政权的意义,很值得一看,对很多公司的并购,都有借鉴价值。
  完善职能部门,任用专业人士
  吴用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对梁山的情报系统进行大扩张。朱贵仍掌管梁山东面的酒店;童威、童猛兄弟,在梁山西面开设酒店;李立,在梁山南面开设酒店;石勇,在梁山北面开设酒店。这四家酒店,负责“专一探听吉凶事情,往来义士上山。如若朝廷调遣官军捕盗,可以报知如何进兵,好做准备。”
  四家酒店承担着侦察打探情报,接待各地客人的任务。四家酒店中,历史最久的东山酒店,仍由晁盖系的朱贵掌管。其余三家酒店,均由宋江系亲信负责。在接下来的三打祝家庄战役中,石勇的酒店北山酒店,接纳了前来投奔的孙立集团,而被石勇截下,没有上山见晁盖,而是直接投入了宋江的战斗队伍中。试想一下,如果他们来到了朱贵的酒店,也许朱贵就会立刻送其上梁山见晁盖,孙立集团也许就将成为晁盖系的人马。可见,谁对酒店这一情报系统失去控制,就成了瞎子、聋子。
  接下来,吴用完善了梁山的职能部门,他开出了一张任命名单。
  陶宗旺担任总监工,负责固定资产投资,负责“掘港汊、修水路、开河道、整理宛子城垣,修筑山前大路。”陶宗旺属于技术性官僚,与政治派别关系不大。主要是利用他“原是庄户出身,修理久惯”的专业技术与才能。
  蒋敬当CFO,首席财务长,负责“掌管库藏仓廒,支出纳入,积万累千,书算帐目。”蒋敬号称神算子,高考落榜,但算账很有一套。穆春、朱富负责管收山寨钱粮。
  萧让负责建立梁山的公文系统,“设置寨中寨外,山上山下,三关把隘许多行移关防文约,大小头领号数。”金大坚的职责和萧让是一体的,他负责“刊造雕刻一应兵符、印信、牌面等项。”侯健则负责军需部门,管造衣袍铠甲、五方旗号等件。
  以上的陶宗旺、蒋敬、萧让、金大坚、侯健五人,都是身有一技之长的技术官僚,哪怕像财务这种要害部门,固定资产投资这种肥缺,仍然坚持了使用专业技术人士的用人原则,这是可圈可点之处。而穆春、朱富一个是富家子弟,一个是酒馆老板,对于钱粮之事,也并不陌生。
  另外,马麟监管修造大小战船,马麟没有这个特长,所以很快被换掉,这是个过渡性职位;刚上山的李云监造梁山公司一应房舍、厅堂,李云刚上山一天,就拿到这个肥差。这里头有个细节,值得讲一下,涉及到晁宋两系的博弈平衡。
  按照宋江上山时颁布的“1号命令”,宋江上山前的旧头领坐一边,宋江上山后的新头领坐一边。可是,这次李云、朱富上山,晁盖却让他们坐到白胜这些“旧头领”一边,这无疑是晁盖的一个“小动作”。
  其余的人事安排基本正常,宋万、白胜去金沙滩下寨;王矮虎、郑天寿在鸭嘴滩下寨;吕方、郭盛在聚义厅两边耳房守卫。吕方、郭盛虽然算是宋江系的人马,不过,放在耳房当亲兵守卫,主要还是看中他们两人的英俊潇洒。
  另外,宋清专管筵宴。很多人认为,宋清百无一能,就知道“酒食口腹之事”。其实不然。“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是很多江湖草莽英雄上梁山的一大理想,这是关系到梁山民心、军心的大事,宋清是宋江之弟,宋江素来以广交天下英雄出名,宋清对于安排筵宴,应该很有经验。
  杜迁:把守三关,防范内讧
  吴用对杜迁的任命,值得所有做并购的企业咀嚼。他下令,“山前设置三座大关,专令杜迁总行守把,但有一应委差,不许调遣。早晚不得擅离。”
  这个任命来得蹊跷。论才能,论本事,在此时的梁山公司,杜迁绝对不够资格坐这个关键的位置。但是,杜迁是梁山资格最老的两个创始人(王伦、杜迁)之一,资历最老,镇得住这些新上山的后辈;政治上,他比晁盖、宋江上山都早,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渊源,立场中立;阅历上,见识过了林冲火并王伦的场面,心有余悸,知道在宋江系人马大批上山的时候,很容易“擦枪走火”,引发内讧。因此,他把守这个关口,不是防官军的,而是防范内部的“不满分子”。
  所以,吴用专门让杜迁“但有一应委差,不许调遣。早晚不得擅离。”除了吴用的,不管是晁盖还是宋江的命令,杜迁都可以不听。当年太平天国的“天京事变”,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自相残杀,大伤元气,就与太平天国军事、组织制度的不合理有关。而许多企业在并购之后的内斗不断,其祸根,很多都出在组织结构的设计上。吴用这个过渡期的代理CEO,给大家上了一课。


  
  第六章 晁盖退出舞台,宋江独揽大权
  

 

       晁盖为何反对这次并购?
  三打祝家庄,是梁山上晁盖、宋江两派势力、两条路线斗争的最后一次大交锋。晁盖这个梁山公司的董事长,是不主张这次并购的。宋江这个副董事长极力建议,靠着他威信和吴用的支持,使得这一提案被勉强通过。在这次并购中,宋江押上了他的所有政治资本,终于在这次豪赌中险胜。
  晁盖反对这次并购,有公私两个原因。从内部政治的“私”来讲,宋江加盟梁山之后,晁盖系与宋江系形成了脆弱的权力平衡。但是,一批批的江湖人物不断在宋江系人马的引荐之下,加盟梁山,例如与祝家庄发生冲突、上山请求发兵相救的杨雄、石秀,就由宋的嫡系戴宗引荐。如果任由宋江系的势力如此无休止地、如藤蔓般地借助关系网不断延伸扩展开去,将膨胀到自己无法加以控制的程度。因此,在杨雄、石秀上梁山请求发兵攻打祝家庄、营救被祝家庄抓住的时迁之时,一向乐于助人的晁盖,断然拒绝,甚至要将杨雄、石秀推出去杀了。
  从“公”的角度来看,梁山现在人员急剧增多,经济负担急剧增加,如果要向外扩张,肯定要连年战火,不得安宁。而上山前安于做一个富庄主,上山后安于做一个太平寨主的晁盖,显然对于这种急剧地、无休止地向外扩张,很不感兴趣。
  宋江的并购理由
  宋江不惜和晁盖唱反调,坚持要打祝家庄的原因,有几个。
  一是祝家庄作为老牌大公司,拥有庞大的现金和资源储备,而梁山公司当时表面上风光无限,蒸蒸日上,其实现金和资源储备却十分不足。正如宋江所讲的,“眼下山寨人马数多,钱粮数少”。梁山的日常开销很大,比如,杨雄、石秀两人刚一上山,就享受“拨定两所房屋,每人拨十个喽罗伏侍”的待遇。这些待遇靠什么来维持?当然要钱,要粮食。上万人马要大吃大喝、要穿绸裹缎,这些都需要源源不断的白花花的银子!
  祝家庄的现金和资源储备,大到什么程度呢?宋江说过:“若打得此庄,倒有三五年粮食。”我们来算个账:打下祝家庄以后,梁山将士把“祝家庄多余粮米,尽数装载上车;金银财赋,犒赏三军众将;其余牛羊骡马等物,将去山中支用。打破祝家庄,得粮五十万石。”在宋朝,1石约有76公斤,那么,打破祝家庄,梁山得粮足有38000吨!以梁山公司两万人马计算,假设每人每天放开肚子吃,一天吃3斤(1.5公斤),也足够梁山人马吃将近三年半。
  宋江讲了四个攻打祝家庄的理由:“一是山寨不折了锐气;二乃免此小辈,被他耻辱(这两条都是面子问题);三则得许多粮食,以供山寨之用(这是里子);四者就请李应上山入伙(不但要得财,还要得人)”
  晁盖、宋江这两位董事会成员僵持不下之时,吴用投了最关键的一票: “公明哥哥(宋江)之言最好,岂可山寨自斩手足之人?”吴用表态了,杨雄、石秀不能杀,应该攻打祝家庄。正是因为吴用这关键的一票,使得强行并购祝家庄的提案,以微弱优势勉强得以通过。
  晁盖退出舞台,吴用倒向宋江
  吴用的这一票,还意味着他在面对晁宋二人的权力之争、梁山是“守成”还是“扩张”的路线之争上,站到了宋江的一边。晁盖企图阻止梁山不断并购的努力彻底失败,而宋江的扩张路线成为主流。从这一刻起,晁盖对于梁山公司的上上下下来说,成了一具名存实亡的符号,梁山的真正主人,已经是宋江了。当然,如果攻打祝家庄失败,宋江就得退出舞台。
  这次并购案,晁盖基本没有参与,而此后的一系列南征北战,晁盖都成了一个无关轻重的旁观者,只有送行和庆功的仪式上的义务。宋江告诉他,“只是哥哥(晁盖)山寨之主,岂可轻动?小可不才,亲领一支军马,启请几位贤弟下山,去打祝家庄。若不洗荡得那个村坊,誓不还山。”从此,宋江每次都用“哥哥山寨之主,岂可轻动?”这句话,将晁盖“软禁”在山寨中,不能下山征讨建功,直到最后攻打曾头市时,晁盖实在寂寞难耐,亲自出征,结果被史文恭一箭射死,终结了它在梁山中的符号式生命。
  而三打祝家庄得胜之后,作为梁山正式走入“宋江时代”的标志,又进行了一次组织结构大调整。这次调整是由宋江所主导的。书中写道,“且说晁盖、宋江回至大寨聚义厅上,起请军师吴学究定议山寨职事。吴用与宋公明商议已定,。。。。。宋江道:。。。。。。。”请注意,只是吴用和宋江两人商议决定,根本没有晁盖的份了。
  除了安排更多新加盟的专业人士以外,这次调整有个重要变化:原来吴用代理CEO期间,作为防止晁、宋两派势力内讧的安排——让杜迁“总行守把山前三座大关,但有一应委差,不许调遣”——被取消了,改为解珍、解宝守山前第一关,杜迁、宋万守宛子城第二关,刘唐、穆弘守大寨口第三关。
  对于晁盖来说,更具有讽刺和威胁意味的是,宋江和吴用决定,派杨雄、石秀守护聚义厅两侧。杨雄、石秀这两位,刚刚在不久前上山请求派兵打祝家庄时,差点被晁盖下令推出去杀掉。他们对晁盖纵然不怀恨于心,也肯定没有半点好感。这个任命,正是晁盖退出历史舞台,宋江独揽大权的最佳注解。
 

 
  第七章 主流化改造与“招安”的豪赌
 

    

     引入精英,进行主流化改造
  完成对祝家庄的艰险并购之后,梁山这个“暴发户”终于拥有了与主流精英平等对话的能力。而那些大大小小的山寨的加入,对于梁山来讲,意义已经不是太大。二龙山、少华山、桃花山、白虎山、芒砀山,有的三五百人,有的七八百人,芒砀山则有三千之众,尽管这些新加入的队伍中,有着史进、武松、鲁智深这些业界很有影响的人物,可是,他们对梁山的发展,只是量变的累加,无法实现质变的飞跃了。
  中国民营企业“暴发户”,总要经历梁山这个阶段。创业时期的草莽英雄们,固然余勇可贾,可是,确实也有点“跟不上形势”、上不了“台面”。这时候,就得引入外界的精英,比如弄个在微软、IBM、通用电气之类的大山头做过大中华区总裁、全球副总裁之类的学历、资历、阅历都镇得住场面的人。既可提升企业在江湖上的声望,又可以在纳斯达克、香港、A股上市时,添加几重光环,如果运气足够好,请来的这位不光外表光鲜,而且还是个有本事的“真佛”,那就更好,可以帮企业实现主流化改造。
  对于梁山来讲,能够帮它起到主流化改造作用的,是呼家将的后代呼延灼、关羽的后代关胜、皇帝身边的高级保安部队头领徐宁、皇家后代龙子龙孙柴进,“堂堂一表,凛凛一躯;生于富贵之家,长有豪杰之誉;力敌万人,通今博古”的河北玉麒麟卢俊义。
  解决宪法危机
  被宋江架空的晁盖,耐不住寂寞,冒险进攻曾头市,结果被一箭射死,临死前,他留下一句话:“贤弟莫怪我说,若哪个捉得射死我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这是表面宽厚纯朴的晁盖,给宋江设下的一道大难题。以宋江的武功,梁山上最不可能捉住射死晁盖的史文恭的,可能就是他了。这样一来,梁山的寨主之位,成了凡有本事的人就可以试一试的公物。而原来以为铁定接班的宋江,只能暂时当个过渡性质的代理董事长兼CEO。
  中国的企业,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中的企业,有一个不同之处。对于股东之间的分歧,虽然表面上都是“51%票数的暴政”、“三分之二票数的专制”,可是,中国的企业,即使以多数表决强行通过决议,但是,大家还没有学会在分歧下的合作,这个企业多半会从此多事,乱象丛生,以至于一蹶不振。宋江知道,不管谁捉住史文恭,宋江如果硬要坐这把交椅,谁也拦不住。但是,这样一来,他的政权合法性就大受质疑,而晁盖旧部、新上山的这些有头有脸的外界精英,都会不服,梁山就面临着内讧而失败的危险。他和吴用的解决办法之一,就是请卢俊义上山。
  宋江自己出身小吏,起自草莽,可是,卢俊义的出身、能力、气魄,都能够镇得住那些上山来的新精英。为了让卢俊义死心塌地,宋江和吴用设计,把与卢妻通奸的李固利用起来,让他害卢俊义进入死囚牢,然后宋江率兵把他救出。这是救命之恩,卢俊义从此心服口服,别无二心。所以,虽然在攻打曾头市一役中,卢俊义阴差阳错,鬼使神差地捉到了史文恭,但无论从资历、道义上来讲,卢俊义都不会坐、不敢坐这把交椅。
  顺便说一下,攻打曾头市一仗,宋江派出的将领,要么是其他山寨刚上山不久、资历极浅的头领,要么是花荣这样的宋江绝对嫡系,这两类人,既使捉住卢俊义,也绝对没有争夺寨主之位的可能。既不用呼延灼、关胜等名将,也不用报仇心切的晁盖旧日亲信,只有一个卢俊义,不知道曾头市战役的复杂历史背景,立功心切,非得参加战斗,宋江无奈之下,只得拨给卢俊义区区500人,去最不可能立功的偏僻山路埋伏,而其他五路大军,都是每路5000人。
  既是真招安,也是假招安
  宋江的“招安”问题,一向争议最多。金圣叹等人认为,宋江的招安纯粹是虚伪的,是欺骗、引诱那些精英们上梁山的一种说辞。而后来的许多评论家认为,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真招安,不过,他的真招安是愚忠,不但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梁山。
  我的观点是,宋江的招安,既是真招安,也是假招安。所谓真招安,是指宋江招安的行动是真;所谓假招安,是指他招安的心是假。
  中国历史上,历次改朝换代的开国皇帝,极少有在一个山寨的规模时,就打出自己的旗号来宣布要夺皇位的,几乎找不出这样的先例。连元、清这两个部族政权,也曾有过对中原政权的表面“臣服”。即使是汉朝的刘邦、明朝的朱元璋,这两个公认的“白手起家”的开国皇帝,也是先在别人的旗号下发展实力,到羽翼足够丰满时再自立门户的。其实,当年在浔阳楼上所题的反诗,是宋江惟一一次醉酒后的真情流露,“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这说明,宋江的招安,不是他的本心,而是他的策略。
  至于备受争议的征方腊之举,其实只要弄懂宋江的“招安”动机,就很容易明白。宋江招安不光是为了混个官位,而是为了积累实力,伺机造反。但要想积累实力,首先就不能让这支队伍被拆散,要使它招安后还能够成建制地在宋江领导之下发展,这就必须有一个有力的借口,征方腊就是最好的借口。宋江的如意算盘是,像以往的历次出征并购一样,把方腊的势力也吃过来,纳入宋江麾下,这样,他就有足够的实力和朝廷叫板。不料,人算不如天算,这一次拼了个两败俱伤,把自己的老本赔掉了。造反的本钱既然赔掉,那就退而求其次,混个仕途的发展,假招安变成了真招安,索性把“忠君”旗号打到底吧。作为一个输光本钱的赌徒,后来被仇人设计除掉,并不是什么意外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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