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声传译员被称为“21世纪第一大紧缺人才”，因而魅力十足
北京，中日口译工作者经验交流会，有志于做同传的年轻人本版摄影/徐国雄
本报记者/王小燕
7月30日，由北京大来创杰咨询有限公司策划的“口译之路——中日口译工作者经验交流会”在北京成功举行。来自中日双方的同声传译资深译员及其代表，分别从各自的视角做了主题演讲，举行了现场讨论。本报记者与会采访了相关人士，得以窥见中日翻译界的现状及同传这一职业在当下中国的真实状况。
传媒推动同传的认知度
二战后的日本，其产业界自上世纪50年代起，就定期大规模向美国派团取经。翻译行业正是在日本对外交往不断扩大、产业经济实力不断提升的背景下而逐步兴起的。然而，“同声传译”这个职业在日本被广泛认知，则始于日本放送协会（NHK）对阿波罗飞船登月的电视直播。
NHK从1968年起历时4年，对阿波罗7号至17号飞船的发射过程进行了直播，而这也是日本电视中首次采用同传。刚开始时，同传的声音只有播音员才能听到，并不直接对观众播出，但从阿波罗8号开始，同传的声音和画面就直接出现在屏幕上。当时担任同传的是西山千。他生于美国，少年时随父母返回日本，后来被日本翻译界尊为“同传之神”。他那头戴耳机的工作形像，也伴随着阿波罗登月事件本身的冲击力，留在了人们的脑海里。当时的人普遍觉得“这（同传）真是一项神奇的工作”。
40多年后的中国，同样也是传媒的力量让很多人第一次知晓“同传”这一职业的存在。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就此掀开中国举办国际大型会议的历史，同传也作为一个行业应运而生。
2001年，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在报道伊拉克战争时，首次使用了同传。此外，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大幅增加，社会对于“同声传译”的需求日益强烈，无论是多边还是双边会，同传已成为标配，甚至是否用同传成了衡量会议档次的指标。与此同时，电视媒体为了在第一时间报道新闻也开始大量直播外媒实况画面。尤其是今年，从“3·11”日本大地震到切尔诺贝利25周年，再到近期的利比亚危机、挪威奥斯陆爆炸案、美债危机、泰国首位女总理英拉就任等，电视媒体报道中，同声传译从未如此频频地登场。中国媒体日益专业快捷的国际报道，让一直处于幕后的“同声传译”迈入公共视野。
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的中国，有着当年与日本类似的外部环境，难怪有业内人士感叹，“中国翻译业的黄金时代已经到来”。
站着把钱赚了的职业
据新华网今年5月的报道，在网络排行职业调查中，同传位居“当今中国十大最赚钱行业”之首。同声传译员被称为“21世纪第一大紧缺人才”，随着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增多，需求也越来越大。同传一般埋头伏案在会场后方特地搭设的同传间（业内称“箱子”）里工作，并不直接抛头露面，而翻译计费则以小时、甚至是半小时为单位，这些要素都让其显得神秘高深和魅力十足。
据介绍，国内使用同传的会议，1天（7小时之内，其中含休息1小时、会场准备时间1小时）或1天以上的会议通常使用3名同传；半天的会议（3小时以内）通常使用2名同传。报酬方面，全天为5000元—8000元/人，半天为4000—6000元/人。如果超时，还需以每半小时为单位追加费用。
而如果会议在外地召开，加上来回移动的时间，都要按一定比例收取费用。据翻译中间服务商“北京大来”的万红总经理介绍，以“大来”为例，如果单程移动时间超过4小时（含提前1小时去机场办理手续的时间），则按全天翻译费乘以50%收取，而4小时之内则按半天翻译费乘以50%追加费用。
确实，同传的酬金看起来不菲。但为了做好专业会议的翻译工作，译员们需花费大量的时间查找资料，尤其是遇上需要高度专业知识的会议时，花上两三天时间进行准备也是常事。“如果把大量看不到的工作时间也计算在内，同传的单价其实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高。其实，同传更接近于体力活”，资深日语同传蔡院森说。
据悉，目前国内在对于同传的认识及酬金上，已基本与国际接轨。但对于同属会议翻译的“交传”（即“交替翻译”，会议翻译按发言人是否为译员留出停顿时间分为“交传”和“同传”），无论是在译员人数安排和报酬上都存在较大的差距。
据日本资深翻译、神户松荫女子学院大学副教授古川典代介绍，在日本，交传在人数安排和报酬上基本于同传无异。而在国内，如果是使用交传的会议，不少举办方仍坚持只使用一位译员，劳动强度高，而报酬却比同传低一大截。谈到这一点，蔡院森颇有感触，“如果想提高会议交流的质量，今后国内需要进一步加强对交传重要程度的认识，目前这种重同传、轻交传的状况期待能得到改善”。
同传是口译的最高境界
毫无疑问，“同声传译”作为口译的最高境界，对译员的功底有着很高的要求。“翻译像空气，无论是笔译还是口译，最好做到大家都忘记你的存在。好的翻译意味着氧气浓度更高，差的翻译则意味着二氧化碳浓度更高。如果出现重大错误则相当于核电站放射性物质泄漏，可能造成重大损害”。蔡院森说。
老蔡还举例介绍，日本“3·11”大地震后，官房长官枝野信男的记者发布会上常提到放射性剂量，开始几天常用“微西弗”这个单位，但核电站发生氢气爆炸后，则更多使用“毫西弗”，后者是前者的1000倍。如果不小心翻错了单位，将严重影响受众对事态实情的认识。
实现跨语言的顺畅交流，是翻译的第一使命，“像空气一样地翻译”是一种形象的比喻。万红也指出，译员要隐藏自己的“存在感”。因为如果译员有不得体的举止，就有可能会招致别人的关注，这样反而会使得本应顺畅无阻的“交流”受到阻碍。
老蔡认为，“从按需达到的传递效果去看，应该是笔译100%，交传95%，同传80%。同传是快餐，交传是正餐，而笔译则是对色香味都有很高要求的大餐”。而日方的古川典代却对于“80%”的目标显得有些诧异，“日本一般认为能翻出60%就做得很好了”。也许，这也正是“同传不好做”的一个体现。
此外，同传能翻到什么程度，并非只是译员单方面的努力即可。举办方事先提供的资料是否完整、发言人的语速是否适中、麦克风信号是否顺畅等都会直接影响翻译质量。而也有资深同传表示，由于受众听到的是译员的声音，所以其他环节出问题导致译员背黑锅的情况屡见不鲜。
翻译服务商的苦恼
随着中国的外贸及对外活动的发展，中国翻译界确实进入了黄金发展时期。但另一方面，无论是译员水平、还是翻译公司的服务水平，都还处于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状态。一个健全、良好的市场机制还有待形成。
万红指出，翻译工作绝非懂得外语就可以胜任，要想成为专业的翻译，需要接受相应的专业训练——不仅包括语言，还包括基本的商务以及外交礼仪等。虽然近年来，大学的外语专业、社会培训机构以及公司内部培训等各种形式的口译培训渠道都在日益壮大，但总体来说，培训环节还不太普及。翻译服务商仍常常为找不到优秀的翻译而苦恼，甚至影响了进一步的业务发展。
据古川典代介绍，日本翻译界在近60年来的磨砺中，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在岗培训体系。口译培训学校在日本早已非常普遍，不少培训机构规模很大，甚至在全国多座城市设有网点，同时还提供翻译中介服务。所以不少志在成为口译的人都把参加翻译培训班，作为入行的重要入口，不少人甚至还报名参加多家机构的培训班。
与培训相对应，日本的翻译公司对于登记在册的翻译们的实力，也做出了较为细致的评级，公司可根据客户需要，派出不同级别的译员，待遇上也都有明确的标准。
万红表示，日本口译界的这一模式比较规范、系统，不乏可鉴之处，但到底能否适用于中国，还有待时间的证明。而对于中国口译界而言，现在最大的一个课题是译员、顾客、服务商之间如何加强相互理解，构筑三赢关系。而这三者之间的和谐关系，关系着口译行业未来的健全发展，甚至中国口译服务的整体水平。
海外观点：同声传译的历史
同声传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在此以前，一般国际会议和外交谈判的通用语言是法文。一战后，国际会议中出现了英语和法语并用的局面，为同传成为一种专门职业提供了机会。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开始借助英、法两种语言的翻译进行谈判，其中部分谈判采用了同传。
1926年，IBM开发出专用于同声传译的设备。1927年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联盟会议成为首次使用专用设备进行同传的会议。之后，1928年在前苏联召开的第三国际会议、1935年在当时的列宁格勒举办的国际生理学会议等都使用了同传形式。二战后，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都采用了同传方式。
联合国会议正式采用同传始于1947年。但讨论重大国际安全问题的联合国安理会直到1950年才开始使用同传。目前联合国正式会议配有官方用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中文、俄文、阿拉伯文的同传。（王小燕）
译员在同传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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