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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镇三关志》。

(2011-04-17 20:4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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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分类: 野馆散屑
 
    朵颜别部是利用明蒙对峙时期的政治夹缝,在宣府下北路边外的山险中生存的蒙古部落,其中也有汉人。他们的命运在1540—1590年间的半个世纪里,随着明蒙关系的转折,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巨大变化。这50年中,明朝和蒙古双方的态度对于这支夹缝势力的反侧影响巨大。同时,明朝边防军队的行动对于朵颜别部的命运也发生了重要影响。《通志·宣府纪》记载,嘉靖二十年(1541)明朝总兵官白爵出塞偷袭朵颜别部;嘉靖二十二年(1543)总兵官卻永出塞袭击朵颜别部的记载都非常详细,这些都是《明实录》所没有的。明蒙对峙时期,明朝部分将官偷袭朵颜别部以图私利的记录,反映出明蒙对峙时期长城沿线地区,明朝一方并非总是被动的角色。这对于深化我们关于内陆欧亚游牧部族与定居农业社会关系的认识,也具有重要意义。关于朵颜别部,我们在《通志》中还发现一些非常有趣的记载:“李家庄塞外有住牧虏数百,朵颜别落也。善盗塞,边将鼠窃防之。然此虏不通诸大营虏,亦能盗大营虏马。大营虏觉,追之,入险辄不能逼。其地可糜,渐有板庐,每当盗马过我墩,呼戍卒曰:‘往大营盗马,无南事也’,其还亦然”云,这些记载是难得的史料,对于建构朵颜别部当时的生态和政治空间具有重要价值。[嘉靖]《宣府镇志》之《征战考》和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二十三《兀良哈》都有关于朵颜别部的类似记载,这些记载都是从《通志》抄录的。(11)
    以上只是就我们熟悉的专业领域,对于《通志》的史料价值做出的评价。《通志》的史料价值当然远不止这些,在影印出版以后,《通志》的丰富资源将被更多学者开发利用。当然,我们仍然祈望东洋文库所藏《通志》的十八至二十三卷能够早日影印出版。
    三、关于《通志》的作者
    关于《通志》作者,前引《报告》说它的作者是一名“不知名的明朝官员”(an anonymous Ming official)。朱士嘉《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说“不著编修人”;(12) 王重民《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目》说“不著撰人姓氏”;(13) 《东洋文库地方志目录》说:“不著撰人”。由于体裁限制,上述目录都没有考证其作者为何许人。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抄本的在线目录标注为尹耕,但是没有说明根据。《集成》的编者在收录《通志》时加上了作者(明)尹耕。很多学者都漫然接受此一观点,认定其作者就是尹耕。我们注意到,[康熙]《山西通志》和[雍正]《山西通志》都说尹耕曾经作《两镇三关志》。但是我们所看到的两种刻本,也就是天一阁和国会所藏《通志》都没有署撰修人姓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凭什么认定其作者就是尹耕呢?(14) 尹耕,字子莘,别号“朔野山人”。除了《两镇三关通志》,他还著有《乡约》、《塞语》,《朔野山人集》等书。于《明史》无传。关于他的生平,所见文献大多语焉不详。崇祯年间,林铭球为《朔野山人集》作序时就慨叹“迨搜其家乘弓冶杳如矣,岂其修玉楼人不留剩馥乎?”。( 15) [雍正]《山西通志》卷139说尹耕是“代州人,居蔚之九宫山。年二十举嘉靖壬辰进士。豪宕不羁,性嗜酒,喜谈兵,尝为州守,免。生长边陲,知边事,作《塞语》十一篇,申明边防、敌势要害。作歌诗沈雄历落,有河朔侠烈风。分宜见而才之,自知州起废,数月迁兵部员外郎中。出知河间府,募壮士,制戎器、旌旗,壁垒一新。吏部称其知兵,擢河南按察司兵备佥事,仍予四品服俸,令管领民兵。给事中张万纪劾之,系治,戍辽左。”(16) 这里所说的“分宜”是指严嵩。如果“年二十举嘉靖壬辰进士”的记载可信,尹耕可能出生于明正德七年(1512)或八年。《朔野山人集》所收《女望茔记》说:“女望生庚戌五月,时余候除京师,家人望之归,故曰望。母清源毛氏自乳之,三月而余有职方之命,携室行。望远至京师,其年冬,京师大寒。一夜,乳者不禁堕望床下,良久始能啼。余即疑其受惊,然时余以疏忤权贵,有诏手罪状,惴惴不自保,故不暇药望。已而望无恙,顾史慧。又两月,余出守河间,复携室行。望亦至河间。至河间百余日,疾作,惊畜异状。医脉之曰是谓久中而缓发,于法不治。死之日为八月丁巳。”结合尹耕在《女望茔记》的回忆和前引[雍正]《山西通志》的记述,我们大致可以就尹耕的部分生平作如下的梳理:嘉靖壬辰(1532)考中进士。嘉靖二十九年五月其女尹望出生,当时他正在京师等候任命。三个月以后,也就是发生“庚戌之变”的嘉靖二十九年(1550)八月,他“得严嵩赏识”(17),被任命为兵部职方司员外郎中。同年冬,其爱女尹望因夜间堕床受凉而染疾。当时尹耕“以疏忤权贵,有诏手罪状,惴惴不自保,故不暇药望”。两个月后尹耕“出守河间”时应该是嘉靖三十年(1551)了。此年八月尹望在河间府不幸夭折。根据前引文的语气推断,尹耕所“忤权贵”应该就是严嵩。不难想见,尹耕先“得严嵩赏识”而入仕京师,后又“以疏忤权贵”而“出守河间”,遭受丧女之痛,其仕途也在嘉靖二十九年和三十年发生戏剧性转折。尹耕卒年尚待查考,而严嵩失势回籍时已是嘉靖四十一年(1562)。
    嘉靖二十九年前后,另有一位著名人物与尹耕同样目睹了自己多舛的仕途和命运,他就是翁万达。翁万达(1498—1552),字仁夫,号东涯,潮州揭阳人,嘉靖五年(1526)进士,嘉靖“二十三年(1544)擢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寻进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代翟鹏总督宣、大、山西、保定军务”。翁万达深得嘉靖皇帝信任,《明史·翁万达传》说嘉靖对他“深倚之,所请无不从”。唯独在“俺达贡事”问题上两人意见相左。当时蒙古本部右翼的俺答汗(Altan Khan)连年向明朝“求贡”,要求双方实现和解,进行贸易。翁万达则多次向皇帝转达俺达的书信,并阐述“许贡”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但是性格偏执的嘉靖皇帝却长期顽固地拒绝俺达的请求。嘉靖二十八年翁万达父忧归乡。二十九(1550)年八月发生“庚戌之变”,俺答汗的军队突破古北口,进入明朝京畿地区并围攻北京,要求贡市。曹永年先生综合汉、蒙文史料,证明明朝迫于蒙古的军事压力,与俺答汗秘密签订了城下之盟。(18) 身在揭阳的翁万达被急召回北京,代替得罪的兵部尚书丁汝夔。翁万达以疲病之躯长途奔赴京师,在途中他还上奏亟言,在兵临城下的情况下不可许贡。这个奏疏触痛了嘉靖皇帝,又有“不悦万达”的严嵩为进谗言。翁万达在“倍道行四十余日”抵京之后竟先被夺职,后被削籍。嘉靖三十一年(1552)一代名臣翁万达郁郁而终。
    尹耕与翁万达二人在宣府期间关系十分密切。整理出版的排印本《翁万达集》收录了翁万达写给尹耕的五封信,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通志》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尹耕在“复河套议”、“俺达求贡”和“劾罢宣府总兵官卻永”等很多问题上与翁万达意见相一致。在上述五札信函中就有一札是关于《通志》的体例问题的讨论。《翁东涯集》卷十五所收《与尹朔野书》(其一)说:
    日来志事,想见操心之劳。其辞与义当益专精,直溯泣麟,信非苟作。书成,鄙人始可图东归也。两镇三关,各为一纪,因彼称我,义例宜然。向者面丈置疑,殊甚肤缪,疑非其当,恐不止此,别后恍然觉矣。”(19) 按,“朔野”当然就是尹耕的别号“朔野山人”。翁万达信件所说“两镇三关各为一纪”,与现今所存的《通志》体例恰好吻合,信件所讨论的主题就是《通志》。这样,我们可以确定,《报告》所谓“不知名的明朝官员”应该就是尹耕。如果尹耕不是唯一的作者,他至少应该是《通志》的主要编纂者。翁万达写这封信的具体时间无法确定,我们只是可以确定,当时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尹耕正在编纂《通志》。在编纂过程中,身为宣大总督的翁万达持续关注“志事”,并就《通志》的体例问题多次进行讨论。根据“书成,鄙人始可图东归也”句,我们可以看到翁万达对《通志》编纂的关注程度。
    《通志》可能是由尹耕独立完成;或者主要由尹耕完成,翁万达就体例问题参与了讨论;抑或是由尹耕和翁万达合作完成。但是,无论如何,作者名字都没有出现在卷首。“国会”、天一阁和“东洋”藏本都是从《凡例》开始,无一例外,都没有作者署名和序言。我们当然不能排除页码脱落的可能。但是,上述三家所藏《通志》的情况如此一致,不能不让我们怀疑,作者在刊刻《通志》的时候可能就没有署名。至于作者没有署名的原因,尚难断定。我们还无法判断《通志》修纂完成和刊刻的时间。但是综合考虑尹耕、翁万达二人的关系和他们在嘉靖二十九年及其前后的命运波折,《通志》卷首没有出现作者名的原因非常耐人寻味。
    四、《通志》的史观
    明朝和长城以北的蒙古政权(史学界称之为“明代蒙古”、“北元”或“北元—蒙古”)是元大一统王朝解体以后在其版图上出现的两大政权。1368年元朝统治集团败退至蒙古草原的事实只是标志着元朝在汉地的统治结束,而并不意味着元朝的灭亡。《明史纪事本末》的作者谷应泰所谓“元亡而实未亡”说的就是这个问题。蒙古(或“北元”)与明朝隔长城对峙,几乎相始终。这两个大体对等的王朝隔长城对峙的200余年是前近代东亚定居农业王朝国家和内陆亚洲东部游牧王朝国家的最后一次对峙。隆庆四年(1571)以后,明朝在与蒙古本部右翼对峙的宣府、大同、陕西等长城边境地区与蒙古各部实现和解,史称“隆庆封贡”。由于“隆庆封贡”的实现,西部长城沿线才出现和平景象。但是,在那之前的弘治、正德、嘉靖时期,是“蒙古对明朝的战争日渐升级,入边愈益频繁,规模更见庞大”的时期。蒙古方面多次的“求贡”被明朝方面顽固拒绝,遂以战争逼胁明朝接受要求。(20) 这些战争一直持续到隆庆初年,期间还发生过“庚戌之变”(1550)这样重大的事件。《通志》就是产生于这样一个“华夷交困,兵连祸结”的历史时期。《通志》称明朝为“中国”,称呼蒙古为“鞑靼”或“北虏”。此一“中国”当然仅指代明朝这个古代王朝国家(dynasty- state)。《通志》的作者尹耕站在明朝一方立场上,记录蒙古和明蒙关系,以“内中夏而外夷狄”为主要标志的“华夷之辨”思想成为《通志》文本产生过程中重要的制约因素。前引翁万达信中所谓“因彼称我”说的就是分辨彼(蒙古)我(明朝)的问题。这样,长城在《通志》中被赋予强烈的“夷夏之辨”色彩,成为划分“夷夏大防”的符号体系。作为地方语境下产生的文本,《通志》的表述方式与明朝君臣在理论上强调的“仰体天地之好生,兼爱南北之赤子”的观点判然有别。翁万达从《通志》中读出“因彼称我”,并特别说一句“两镇三关,各为一纪,因彼称我,义例宜然”,说明他注意到了这个特点。《通志》作者在《凡例》中说:“有正统则揭正统,(如春秋战国系之周之类),示有王也。无正统则揭所属之国(如以燕赵续周之类),示有君也,揭正统矣。而元之初年则否,揭所属之国矣。而南北朝则否,悉著南号以尊中国,外夷狄也。”对于元朝的统治,尹耕认为“夷狄入主中国则主其臣,不主其土。若曰土,中国之有,非夷狄所得主者也。”同时,明朝地方语境下的“华夷之辨”思想虽然不尚高调,在面对具体问题的时候却十分务实。俺答汗多次“求贡”,明朝群臣就“拒贡”“许贡”问题争论不休的时候,尹耕极力赞成翁万达的意见,要求嘉靖皇帝“许贡”。嘉靖皇帝一方面号称天子,高唱“华夷皆我赤子”,却顽固拒绝俺答汗的贡市的要求,成为导致明朝与蒙古右翼三万户之间长期战争的重要因素。当我们跳出尹耕从内部看长城的立场,从高处审视《通志》所建构的长城和长城沿线上演的错综复杂的战争、和平、贸易关系,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历史深处的复杂性和前近代汉文文献面对周边非汉族时所表现出的汉族王朝正统话语。如果从观念史角度进行考察,《通志》无疑是古代汉族儒家士大夫对周边非汉族群观念的一个经典文本。
   

    注释:
    ① Report of the Librarian of Congress and Report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the Library, 1919,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9. p99.
    ② 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165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书中将《两镇三关通志》误写为《两镇三关通考》,是排印错误。王重民著《国会图书馆善本书目录》(国会图书馆出版)有大致相同的描述。《目录》说《通志》“卷内叙事至嘉靖二十八年五月,疑即纂于是年”。《提要》改为“当即纂于是年”。比较国会藏本和东洋藏本,《提要》还多说一句东洋文库藏本“比此本尤多五卷”。由于明朝“九边”地区在管理上属于横向的军事管理建制,所以很多目录将《通志》归类的时候都不一致,朱士嘉《国会图书馆藏方志目录》归于山西省,《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归类于河北省,而骆兆平《新编天一阁书目》则将其归于专志类。
    ③ 林铭球:《叙驭仲刻朔野山人》;尹耕:《朔野山人集》,明崇祯间刻本。国会图书馆摄制北平图书馆善本书胶片,藏于南京图书馆古籍部,No.2067 FR933:1。
    ④ 徐丽华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汉文版)》,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引文见于该丛书第十七册第六二六页。
    ⑤ 参见谭其骧:《绪言》,《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一册。上海书店1990年版。
    ⑥ 《明代蒙古史汉籍史料述略》, 《内蒙古大学纪念校庆二十五周年学术论文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1983年《内蒙古大学学报》出版丛刊《蒙古史论文选集》,该文被收入第4辑。
    ⑦ 和田清:《东洋史研究》(蒙古篇),东洋文库刊,昭和34年版,第5页。
    ⑧ 前揭和田清书第315页。
    ⑨ 和田清这些论文后来都收入了《东亚史研究(蒙古篇)》,东洋文库1959年版。引用《通志》的内容见该书5、91、93、97、315、409页。值得一提的是,在其中《察哈尔部的变迁》一文中,和田清从《口北三厅志》转引《两镇三关通志》有关蒙古朵颜卫诸酋世袭史料(579页)。查《口北三厅志》卷《藩卫志》,的确有相关记录,而且注明是从《两镇三关志》抄录的。产生于宣府、大同长城沿线的《两镇三关志通》却记录蓟镇边外朵颜卫的部落方位,这是不合常理的,在我们所见到的《两镇三关志》中也没有看到这样的史料。我们认为,《口北三厅志》所引用的是刘效祖《四镇三关志》之《夷部》的史料,而不是《两镇三关志》。如果我们对照《四镇三关志》和《口北三厅志》,除了个别倒误和脱漏,其他都非常吻合。参见《四库禁毁书丛刊》之“史部”第十册525页。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
    ⑩ Henry H. Serruys, A Mongol Settlement in North China at the End of the 16[th] Century,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Volume Ⅳ. 1959, 237 —278.
    (11) [嘉靖]《宣府镇志》成书于嘉靖四十年(1561),将“朵颜别落”改为“朵颜支部”,漏抄了“其地可糜,渐有板庐”句。《殊域周咨录》的相关文字是据《通志》全文照抄的。
    (12) 朱士嘉编著:《国会图书馆中国方志目录》(Chu Shih Chia, A Catalog of Chinese Histories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1942)第344页。
    (13) 王重民编:《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Wang Chong- min, A Descriptive Catalog Rare Chinese Books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第298页。
    (14) 中国国家图书馆在线目录和《中国丛书综录》将《译语》的作者岷峨山人也想当然地认定为尹耕,殊不知岷峨山人是苏志皋。关于这个问题,参见拙文《关于〈译语〉的作者》,《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1期。
    (15) 林铭球:《叙驭仲刻朔野山人》,尹耕:《朔野山人集》,明崇祯间刻本。
    (16) [雍正]《山西通志》卷139,12b—13a。
    (17) 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一辑)之《大同平叛志》“题解”。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8) 曹永年:《翁万达削籍考》,未刊稿。
    (19) [明]翁万达:《翁东涯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106,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70页。
    (20) 曹永年:《蒙古民族通史》第三卷,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76—3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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