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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雷:“多面手”肖江虹

(2011-12-27 10:32:39)
标签:

杂谈

分类: 创作谈

 李云雷:“多面手”肖江虹

 

◎文并供图/李云雷

  ◆简介

  肖江虹:贵州修文人。毕业于贵州师范大学中文系。有作品在《当代》、《中国作家》、《天涯》、《山花》等刊物上发表。贵州文学院签约作家。

  ◆印象

  未完待续……

  最早读到肖江虹的小说是《百鸟朝凤》,写的是一个乡村唢呐班子的命运,《百鸟朝凤》是为乡村中德高望重之人所吹奏的丧曲,能否在葬礼上吹奏此曲,代表着乡村中对一位死者的评价,同时《百鸟朝凤》也是一首复杂的曲子,考验着一个唢呐班子的水平,也只传给唢呐班子的接班人。小说展示了在时代大潮转折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原有礼俗与秩序的解体,有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将民间风俗及其命运刻画得淋漓尽致。这篇小说后来获得了《小说选刊》首届“茅台杯”小说选刊年度排行榜大奖,在颁奖大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肖江虹,和读小说时得来的印象不同,他并非一个老成持重的中年作家,相反,他年纪并不大,而且性格活泼,思想活跃,颇有口才与想象力。

  到肖江虹来鲁迅文学院参加高级研修班的时候,我们见面的机会便多了起来。这位来自贵州的青年作家,不仅酒量很好,豪爽大方,而且颇具幽默感,饭桌上,他一个人就可以演一台戏,口舌之俏皮,思维之敏捷,均非一般人所能及。随着交往的加深,读到的他的小说也越来越多,他涉及的题材很多,不同的作品也具有不同的艺术风格,显现出了多方面的才能。

  就题材上来说,《当大事》、《家谱》可以说延续了《百鸟朝凤》的思考。《当大事》思考着乡村传统文化与社会秩序的衰落。《家谱》描述的则是一个孩子对家谱中秘密的发现,那个出现在家谱中但并没有任何介绍的人物许正文,在他多方查找下终于得知真相,原来他是家族中的败类与耻辱,小说通过查找的悬念为故事制造了波澜,也让我们看到了家谱文化的特点,即隐恶扬善,在传承中注重教育后代的特殊功能。

  《天堂口》和《内陆河》是颇具现实主义色彩的小说。《天堂口》写的是在火葬场工作的范成大的故事,《内陆河》写的是矿难之后成为寡妇的琼花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这两篇小说中都写到了矿难,但都是从侧面来写的,展示了矿难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伤害。

  《喊魂》将城市中的“黑道人物”与乡村风俗结合了起来,颇具张力,也让我们看到了作者对“喊魂”这一仪式的深刻认识与出色描绘。《犯罪嫌疑人》写三个犯罪嫌疑人长期被歧视,三个人之间也相互猜忌,而后又同病相怜的故事,后来其中的两人又远逃他乡,但每个人死时都在为他人开脱,小说在一种极端情境中写出了人性的复杂性。

  在肖江虹的小说中,《平行线》较为特殊,写的是一个保安和一个公安的故事。保安不小心得罪了公安,一直向他道歉,但公安并未原谅他,他出于莫名的报复心理偷了公安的一套衣服;公安破获了一起杀人案,将逃亡的凶手击毙,但凶手的弟弟威胁要杀掉他,于是他整日提心吊胆,精神恍惚,对保安出言不逊也是因此;在故事的结尾,出现了一个错位,凶手的弟弟杀死了穿公安服装的那个保安。这篇小说在两个时空中展开,互有交叉,而到最后酿成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局,让人看到了作者控制叙述的能力。

  肖江虹的作品展示了他写作的多种可能性,但他目前的作品尚没有充分表达出他的思考、困惑与追求,我们也期待着他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访谈

  ■看见不平的事情总要管一管,这大概就是我写作的初衷

  李云雷:能否请你谈谈你以前的生活经历,是什么使你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在写作小说之前,你在文学方面有哪些准备?

  肖江虹:我在农村生活了整整十五年,小时候家里比较困难,人多粮少,印象最深的就是吃饭时碗筷敲击的声响和穿梭添饭的人流。我记得父亲和爷爷分家那年,庄稼歉收,我们家分到了四盆谷子。于是一家人吃了大半年土豆和杂粮。不过幸运的是,我刚识字那阵子正是文学火红的年代,我父亲是个乡村小学语文老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订阅了《当代》、《十月》、《昆仑》这样的文学刊物。我读到的第一部小说是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记得很清楚,发在1982年的《十月》上。好多字不认识,只能读个大概。但是对构成文学的文字有了最初的认识。从小学到高中,我偏科特别严重,语文很好,数理化一塌糊涂。高中时期,我们学校有个简陋的图书馆,里面摆着一些破破烂烂的旧书,都是古代典籍,我就大摞大摞抱回来,拍掉灰尘读。我大学读的是中文系,图书馆变得很大了,开始阅读外国小说,对肖洛霍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印象特别好。

  我的写作是从大学期间开始的,最早写小小说。写了一段时间发现小小说承载诉求的容量有限,就开始学习短篇。写了一堆,始终不得要领。后来我遇到了《山花》的主编何锐。当时是去《山花》实习,跟他一起看稿子,听了很多他对文学的真知灼见。可以说,是何老师完成了我小说创作的一个飞跃。他让我明白了文学和生活的基本关系。偶尔我也把写好的小说给他看,问他能不能在《山花》上发表。他很决绝地一连毙掉了我好几个小说。直到把第六篇小说交给他,他才说这下够发表的水平的。此后,他连续发表了我三篇小说。他对文学的严谨和虔诚对我影响至深。

  2009年,我把写好的中篇《百鸟朝凤》给了《当代》的编辑周昌义老师,他看完很高兴,说写得不错,可以发表。小说发出来后,几乎所有有影响力的选刊都给选了,著名导演吴天明还买下了小说的电影版权。说实话,这来得有些突然,自己都有点蒙了。回过神来发现,这些和小说创作本身没有太大的关系,每个作品都有她自己的命运。

  每个作家走上写作的道路肯定是不一样的,就我来说,还是有对现实质疑的欲望。我是个有些义气的人,看见不平的事情总要管一管,这大概就是我写作的初衷。

  李云雷:你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不同的小说有着不同的风格,比如《百鸟朝凤》有一种民间的美感,《喊魂》有着现实的凝重,《犯罪嫌疑人》则在事件的描述中让人们看到了历史的吊诡,风格冷峻荒诞,这些小说简直不像是同一个作家写出来的,这显示了你具有多付笔墨,能够驾驭不同的风格与题材,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似乎也可以说你尚未真正形成内在统一性的风格。

  肖江虹:说实话,我对所谓的风格化有些警惕。每次动笔之前,我首先思考的是这个题材应该具备怎样的质地才是对的。在创作中,我不太强调作家自身的前后协调。比如和以前的作品在语言、构架等等方面的统一性。我的直觉是:每一个作品对于作家来说都是全新的,他必须用适当的手段去适应这个作品,而不是破坏作品的质地和味道来屈从于作家的所谓风格。我理解的风格是,作家抱定的某种情愫和思想始终主宰着他的作品。那种语言上或者形式上的一致性,有可能会让我陷入风格化的泥淖。我不希望读者读完一段就看出这是某某的东西。

  ■在食不果腹的年代,我们把礼仪看得很重要,如今物质丰盈了,廉耻却成了稀罕物

  李云雷:在《百鸟朝凤》、《家谱》、《当大事》等小说中,你从地方文化或民间风俗的角度,写出了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现实中的尴尬与困境,这也是你小说所思考的一个重点,尤其是《百鸟朝凤》引起了文学界广泛的关注,已成为了你代表性的作品,请问你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

  肖江虹: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乡村特别穷困,赶上红白喜事,就能吃上好吃的。在筵席上,新端上来的一个菜,如果年纪最长的那个人没有动筷子,其他人口水流得再多,也不能去夹那盘菜的。这个场景给了我极深的印象。我想,在食不果腹的年代,我们还把礼仪看得如此重要,如今物质丰盈了,廉耻却成了稀罕物。今天回过头看,那时候的乡村规规矩矩,鸡犬之声相闻,黄发垂髫怡然自乐,靠什么维持?靠的是人心深处千百年的道德积淀。前不久我回乡,老家村规民约好几十条,作奸犯科者却大有人在。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对物质近乎变态的追求和对道德伦常近乎疯狂的破坏。

  李云雷:你对现实有很多自己的思考,比如在《当大事》中,你触及了当前农村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很多青壮年外出打工,村中的老人去世后甚至连棺材都“抬不出去”了。你很好地揭示了这一现象,但感觉你的想法并没有在小说中充分表现出来。

  肖江虹:作家是不能回避现实的。关键是现实根本不容你回避。有良心的作家应该和现实处于高度紧张的对峙,他必须不断质疑和发问。具体到《当大事》这个小说,你的看法是对的,还是简单了,根本不具备涵盖这个题材的能力。其实现在乡村的问题不是这个小说中所表现的这些浅表现象,最触目惊心的还是人心的荒漠和人伦的失衡。要表现这个主题,必须深入到乡村真正的内部世界,把人性和人心的疲惫、无奈、伤痛甚至疯狂写出来。我正在着手写一个中篇,把这个题材重新写一次,争取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思考。

  ■我们这一代70后作家大部分从先锋小说那里学会了技巧,然后又开始有意识地反技巧

  李云雷:《天堂口》也是一篇引起广泛关注的作品,写的是火葬场工人老范的工作及其生活状态,题材上很像日本影片《入殓师》,表现出了主人公善待死者的品格,对生死也有独特的感悟,请问你是如何关注这一题材的呢?

  肖江虹:三年前,我一个熟人去世,我去火葬场给他送行。当时我们一帮人聚在通往火化间的通道上,一个工作人员推着一具尸体去火化间,嘴里吹着口哨,一副欢天喜地的样子。这时候一个年纪大一些的工作人员很愤怒地上去一把把推车接过来,狠狠瞪了年轻人一眼,说了一句话:如果车上躺着的是你自家人呢?那个年轻人立刻就愣住了。这个场景让我特别感动,我想这就是一个短篇小说的种子。回来后,这个场景老在我脑海里出现,就干脆让这颗种子生根发芽。小说写得很快,一个星期就写完了。写完了给《山花》的何锐老师,一个星期后就发出来了。有人说我这个小说就是种小温暖,可我发现我们现在的很多小说连小温暖都没有了。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今后还会写一些这样底层小人物的小温暖。

  《入殓师》我看过,很好的一部电影,特别喜欢久石让的配乐。不过这个小说产生于《入殓师》之前,我想,要是先看过了,说不定我会写得更好些。当然,也有可能就不敢写了。

  李云雷:在《内陆河》、《天堂口》等小说中,你也涉及了矿难等社会现实问题,但在作品中并没有正面处理,而只是作为背景出现。在《内陆河》中,你对矿难寡妇琼花的描述,让我们看到了矿难对生者所造成的内心创伤,但小说的重点在于她如何开始新的生活,对她的心理有着准确细腻的把握,结尾也处理得很好,请问你是如何把握小说中情感的“度”的?

  肖江虹:我不喜欢把苦难写得血淋淋的,前些年大家都较着劲,似乎谁写得更惨谁就更厉害。要比触目惊心,你比得过灾难现场?我觉得文学还是应该退回来,去寻找灾难后面的东西。我曾经目睹过几个矿难现场,我觉得最可怜的不是死去的矿工,而是那些矿工家属,很少有人去理解他们背负的苦难。我们这边有个村子,村里几乎所有的壮年男人都在一次矿难中死掉了。我就想,那些活着的寡妇,她们都活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中。通过了解,发现很多年居然没有一个改嫁的,为什么呢?改嫁了她们就不能享受赔付的抚恤款,还会背上背信弃义的恶名。最近才听说,终于有个寡妇改嫁了。我知道,这才是属于文学的部分。《内陆河》写出来后,我特别高兴,这是我比较满意的一个短篇,我觉得对女性在特定环境里的挣扎描写得还是比较到位的。这个小说无关什么女性解放,它就是一次真实的人性抒写。

  何锐曾经给我说过短篇小说最重要的三个要素,语言、感觉和味道。短篇小说的分寸感是很难掌握的,这完全依靠一个作家的嗅觉。比如情感的拿捏,少一分味道不够,多一分失之造作。我的经验很简单,深入到人物内心,跟她同呼吸,共命运,去理解她,感知她,站在她的立场去思考,不生拉硬拽,不信马由缰。一句话,学会尊重自己笔下的每一个人物。

  李云雷:《平行线》在你的小说中别具一格,它通过两个故事的交叉,写出了不同人物的生活状态及其偶然性,在叙述技巧上十分成熟,也颇具哲理性,从中可以看到先锋小说的影子。

  肖江虹:我们这代人几乎都是从先锋小说开始的。早年读马原、余华、孙甘露这些人,对他们的技巧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读了卡夫卡、博尔赫斯、乔纳森·科伊这些人后,不禁哑然失笑。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我们这代作家大部分从先锋小说那里学会了技巧,然后又开始有意识地反技巧。其实在这个承接和抗拒的过程中,最大的收获应该还是奠定了我们对小说“艺术性”牢固的理念。这大概就是70后作家走不了市场的原因。我觉得一个成熟的小说作者,技巧是一种内化掉的东西,它应该是摸不着看不见的。刻意在技巧上发力,弄一堆似是而非的东西,终归还是花架子。《平行线》是一个尝试,我试图做一种形式和内容能水乳交融的努力,写作过程中发现,我的关注点始终还是内容。现在几乎不在形式上做过多的思考了,一是感觉才气不够,二是有些舍本逐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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