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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好作家应该是有意思有能力的人

(2011-11-24 20:05:44)
标签:

杂谈

分类: 创作谈
 

  刘震云(微博)的小说有趣、有意思,这是很多读者的评价,但刘震云的写作显然不是简单奔着读者的认可去的。刘震云认为,在文学上,不管是作者还是读者,在很多常识的问题上,确实需要纠正,对于幻想、想象力的认识,人们有时候会发生非常大的偏差,好像写现实生活的就很现实,写穿越的和幻想的题材就很幻想、就很浪漫、很有想象力,其实不是这样的。有很多写幻想的、写穿越的人特别现实。什么现实?就是思想和认识、对于生活的态度特别现实。也可能他写的是现实的生活,但是他的想象力在现实的角落和现实的细节里。刘震云的《一地鸡毛》作为新写实小说的名篇为读者熟知,但刘震云却说,《一地鸡毛》是最不现实的,可能情节和细节是现实的,但是里面的认识和现实生活中的认识是不同的,现实中的人认为八国首脑会议是重要的,但小林认为他家的豆腐馊了比八国首脑会议重要得多,刘震云说,这是一种偏差的思想。

  刘震云还谈到一个最重要的基本概念:一个国家靠什么活着呢?趣味性。他认为,一个国家里面应该每个人都活得有趣,活得有意思;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鼓励每个人找到自己合适的空间和觉得有意思的事情,不应该去扼杀人生的趣味性。他举例说,一个小孩子抬起头,指着天上一朵云彩说:“是狗。”他妈妈马上纠正他:“狗怎么可能在天上,是云。”这其实就是在抹杀一个人的想象力和人生的趣味性。有意思的生活才是最有价值的生活,其他的评判标准都是假的。一个民族要有趣,才能延续下去。刘震云说,判断一个作家是不是好作家的标准其实也很简单,两条:第一是他的书有没有趣,第二是他的人有没有趣。他不相信一本读起来一点意思也没有的书可以被称为“好书”。同样,他也坚信一个好作家不应该是个枯燥的人,好作家得有意思,得有能力在人生里发现些真正的、别人没发现的、跟大多数人不同的趣味。

  刘震云的小说一直在解决中国人说话的问题,甚至是“一句顶一万句”,这“一句”究竟是什么话?刘震云说,是实话。寻找人说话是我们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做的事。我们的生活在说废话,有用的话到底有多少,知心的话到底有多少,有见识的话有多少?他告诉记者,孔圣人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是有讲究的,这句话证明的是人有多么孤单。刘震云认为,所有的作品都在探讨说话,这起码是文学的母题之一,但是对他而言,写作最大的吸引力,是人为什么由说话者变成倾听者,比如“我突然对一个事特别伤感,我想探讨清楚,找谁去呢?我找张炜(微博)吗?他在山东呢。我找莫言的话,大哥老是训我,有时候发怵。凌晨找他们,大家都睡觉了,有时候生活中的朋友都很忙。我觉得作为倾听者非常幸运,这是我写作获得的乐趣之一”。

  刘震云坦言,自己的语言就是实话。实话是最深刻、也是最幽默的。“举个例子,老百姓常说,这个人脑子转得快,精明,给他身上粘上毛就是一只猴儿——这句话为什么好笑,因为它是实话,就是那么回事儿,因为真实,所以就贴切了。这就是实话的力量。”                                

  《红楼梦》里有个片段特别好,就是一个家常的细节——元春过年回贾府去省亲,一切都得按照皇室的礼仪来,她的奶奶、父母长辈都得给她磕头。好不容易礼数都完了,她跟贾母王夫人说:“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一句很简单的实话,对不对?可是在那个情景和氛围下面,就有力量;然后元春见到了宝玉,第一句话就是:“比先竟长了好些……”就是说这孩子长这么大了,也好看了。这就是曹雪芹高明的地方,那么大的排场下面插进来这两句点睛的、家常的实话——这就是实话的力量。其实有太多人把语言等同于华丽的外衣,这是错的,语言的叙述前进的过程应该是一个逐步扔掉所有形容词的过程。刘震云一直都相信,最好的语言就是“一句顶一万句”的语言,它只需要讲出来那个最简单和朴素的真实,就够了。

  刘震云的作品结出了一个活色生香的中国人伦人情网,充满了俗世生活的烟火气,却又无时无刻不在试图撕破这张网。《一句顶一万句》是中国世态百相的工笔,也是写意,它的价值和意义不仅是工笔,更是写意之中的蕴含之意。对此,刘震云说:“中国的确是个‘人情社会’。人情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的根本。在西方,欧洲和北美,人和人之间相处,背后都有个原则。可是在中国不是这样的,作用于人和人之后的东西,是模糊又含混的感情。人情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主观的,这个社会每个人都那么主观。一个人太容易在事实面前,放弃一切的真理、原则、对错,而选择感情。人情是产生‘腐败’的基础,人情会使‘腐败’变成一件愉快的事情。‘腐败’当然是件坏事,但是这个过程伴随着很多的愉快和人情。我1989年写的那篇《官场》,写的是‘腐败’这件事情背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我在写‘腐败’”后面的那种感动。这就是我的小说所写的真实。”

  《一句顶一万句》的写作过程使刘震云认识到,作者说什么其实是不重要的,书里的人物要说什么是非常重要的。“当我由一个写作者变成一个倾听者的时候,我的写作获得了更大的自由。这个看上去复杂的世界正是因为有太多的人使用太多纷繁的概念和说法把它复杂化了,每个人主观去看待世界的时候都在把它复杂化,但是客观的真实总是存在的吧?真、善、美都是客观存在的。我所有的写作都是想说一件事:我们在基本概念里其实可以活得很好。有一句很妙的实话:黄鼠狼给鸡拜年——我们的世界就是被‘黄鼠狼’们搞复杂的,他们用各种各样的‘主义’和‘理论’把原本简单的概念弄得让人眼花缭乱,为什么?为了寻求对我们的统治。但我们也同样能看到,有很多的‘鸡’也争先恐后地去给黄鼠狼拜年,配合着他们把这个世界搞得更复杂。”(来源《文艺报》,记者刘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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