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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福平:叶芝《天青石雕》的道家情怀

(2019-03-23 12:38:39)
标签:

道家

叶芝

天青石雕

历史

文化

分类: 海外道学

叶芝心灵之旅的中国驿站
——重释《天青石雕》与诗人的道家情怀

 

肖福平

 

(西华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39)

 

    摘要:在《天青石雕》的艺术呈现中,20世纪30年代欧洲人的焦虑与空虚同中国道家圣人的超然与平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边是悲剧中英雄的呐喊与无助,一边是“石雕”上道家隐者的悠然自得;“呐喊”源自诗人对于迷茫现实的抗争,“悠然”源自诗人对于道家境界的渴求;《天青石雕》作为诗人晚年追求不朽艺术与人生的成功之作,中国的道家情怀被赋予了西方视角下的重读,并揭示出:人间的不尽苦难和悲剧在于得道修行的缺失、在于永恒恩泽的缺失、在于灵魂回归之路的缺失。
 
    关键词:叶芝;《天青石雕》;道家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1004-9975(2013)06-0089-06

 

    基金项目: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叶芝诗歌的东方宗教因素解析”(11FWW002)

 

    作者简介:肖福平(1962—),男,重庆壁山人,西华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思想及其艺术创作风格的形成同东方宗教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其涉及东方宗教文化题材的作品在诗人早、晚期的创作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诗歌《天青石雕》便是其中代表作之一。

 

    1935年7月4日,70岁的叶芝收到了朋友赠送的生日礼物——一件产于中国乾隆年间的“天青石雕”,一件被诗人赋予了丰富想象与象征的“天青石雕”;这样的礼物在诗人眼里简直就成为了开启新艺术视野和寻找新希望的神圣之物。在诗人看来,凭借“天青石雕”的引领,动荡不宁的欧洲就会渐渐淡出于诗人的心灵,“石雕”所表现的中国人超越世间苦难的态度就会自然地在诗人那里产生浓厚兴趣与崇高敬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叶芝创作了著名诗歌《天青石雕》,并认为它“几乎是我近年来所写的最好作品”。[1]

 

    “天青石雕”为诗人带来了艺术创造与生命追寻的快乐。叶芝认为,“天青石雕”凝聚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和宗教哲学的深刻底蕴,并对他的艺术观和人生观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为了表达自己内心的愉悦之情,叶芝在收到生日礼物“天青石雕”的第三天就写信给女诗人多萝西·威勒斯利:

 

    有人送给我一大块“天青石雕”作为礼物,石雕上有中国艺术家雕刻的山峦、庙宇、树林、小径和正在登山的隐士及弟子。隐士、弟子和山岩是东方注重感性主义的永恒主题。绝望中英雄的呼喊。不,我错了,东方人永远有他们的解决办法,因此,他们对悲剧不屑一顾。是我们,而非东方,必须发出英雄的呼喊。[1]116

 

    在诗歌《天青石雕》中,诗人将20世纪30年代欧洲人的无序与空虚同中国人心态的自然平静进行对照:一边是悲剧中英雄的呐喊与无助,一边是石雕上隐者的悠然自得。显然,诗人眼里的隐者既是中国的道家圣人,又是诗人自己希冀超越有限的写照;特别是到了晚年,叶芝尤其关注永恒的主题,而这样的主题同样存在于中国道家的思想中,《天青石雕》就是这一主题的艺术重现;凭借诗人的艺术再现,一切人问的真正悲剧苦难并非在于得道修行的自然过程,而在于将自己封闭于有限的存在,从而失去回归不朽灵魂之路。

 

    基于“永恒”与“升华”的主体,诗歌《天青石雕》采用了一种特别的组织结构:从表面上看,诗歌的各节似乎缺少直接关联而显得相互独立,事实上,诗歌因为具有自己内在的主题和逻辑顺序而将各部分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一、欧洲现实下的困惑与道家的“超越”

 

    在叶芝计划写作《天青石雕》的初期,他只是希望强调东西方对待悲剧的态度差异。然而,当他在一年后完成诗歌的创作时,其主题已被改变了许多,有关“超越”“不朽”“永恒”等道家思想在一个更加突出的层面得到体现。

 

    《天青石雕》包含五个诗节,其中第四节直接涉及对中国道家思想的理解和描写,反映出诗人对中国道家“超越性”和“不朽性”的肯定与崇尚。当然,诗人转向东方道家思想的原因同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和自身的修行需要密不可分,残酷的欧洲现实带给了人们无尽的困惑,也带给了诗人追求艺术与生命“不朽”的坚定信心。“我已听见歇斯底里的女人们/说她们厌恶条色板和提琴弓/厌恶那些永远快乐的诗人们”[2],在诗人进入第四节的描写前,他利用诗歌的前三节反映发生在欧洲的现实图景,与“天青石雕”所表现的图景形成对比:

 

    ……
    因为人人皆知或也应该知晓:
    如果激烈手段不被采取,
    飞机和飞艇就将会到来,
    像比利王那样投下炸弹
    直到这城市被摧毁夷平。
[2]225

 

    在诗歌的第一节里,诗人并没有提到“天青石雕”,只是为人们呈现了三十年代欧洲所面临的严酷形势:战争阴云笼罩欧洲大陆,预示着新一轮人类文明毁灭的开始。叶芝相信,人类文明的转换每两千年发生一次;从耶稣基督的诞辰到二十世纪初,基督教文明已延续近两千年,那就是说,历史循环之链的新一环就将开始,基督教文明也会如古希腊文明一样走向消亡。诗人已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目睹了欧洲发生的重大事件;他依靠自己作为灵魂诗人的直观感觉,预言着将要到来的人类灾难:“飞机和飞艇就将会到来,/像比利王那样投下炸弹/直到这城市被摧毁夷平。”①在诗人步入晚年时,欧洲法西斯主义者已在德国和意大利攫取了国家政权,欧洲战争的爆发不可避免。

 

    比利王是威廉的昵称,指英王威廉三世和德皇威廉二世,前者在1690年的波义尼战役中使用炸弹;后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飞艇空袭伦敦。

 

    在这样情况下,一些急迫的问题,如在危险与危机中如何找到安全的生存空间和保持心态的平静,使诗人不得不去勇敢面对;作为一名精神世界的守望者,叶芝以平和的心灵之语描写欧洲,在诗人的眼里,心灵世界的拯救可以为现实的人们提供希望,那里没有“歇斯底里的女人们”充满恐慌的无助。于是,诗人总是可以超越外部世界的灾难而关注内心世界的宁静,并以此期盼克服现实世界的苦难与纷争,因为太多的人在这个世界里因物质的欲望而被蒙蔽。作为一名西方文化中走出来的著名诗人,叶芝心灵的不朽塑造不仅需要西方之路,而且需要东方之旅;因此,诗人怀着特别的兴趣对待来自中国的“天青石雕”,并确信自己能从中超越“歇斯底里的女人们”的恐慌或战争的灾难。

 

    不论诗人是否在诗歌的开始直接地描写了“天青石雕”,他对道家精神中“静”“怡然自得“等的推崇已在诗歌的写作中尽显无疑。在诗人展示欧洲人绝望的背景下,“天青石雕”对现实困境的消解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东方的中国,作为“天青石雕”的故乡,远离躁动不安的欧洲;另一方面,中国人知道如何超越现实的苦难。凭借东方道家精神的启示,叶芝认为艺术家们可以“总是快乐”,因为他们可以坚信战争的废墟中将会诞生新的世界,艺术家们的艺术创造会带来心灵永恒的快乐;在叶芝艺术与生命的永恒下,艺术家的灵魂会永远保持平静与超然。叶芝列出的“调色板”“琴弓”和“诗人们”是对艺术、音乐和文学的暗示,使诗人们与妇女们形成鲜明的对照。

 

    叶芝笔下的“诗人们”应该同中国道家思想世界的圣人们形成呼应。叶芝相信,道家的圣人们因获得生命的绝对自由而与现实世界的混乱相分离;在他们内心,启示着人们的是一种自由的宁静与“忘己”。正如西晋时期的郭象在《大宗师注》所说:“既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者,内不觉其一身,外不识有天地。然后旷然与变化为体,而无不通也。”[3]显然,叶芝在这里似乎有意暗示自己也属道家的圣人之列,不会于世界的毁灭之中痛苦或消失。道家的圣人与主题就在“天青石雕”里,诗人叶芝一旦面对了“天青石雕”,他就很可能感觉到雕塑所传递出的超然与宁静,一种源自中国道家的人生态度。“天青石雕”就像一面镜子,它为诗人提供残酷的现实联系,又为诗人提供解脱的修行之境。

 

    在《天青石雕》的第二节,诗人进一步指出,那些“歇斯底里的女人们”正是于剧院里观看莎士比亚悲剧的人,她们希望在西方悲剧里找到解决和超越的办法。在悲剧上演的情景里,“歇斯底里的女人们”恰是有限与无意义存在的真实写照;透过她们的啜泣,她们要么忘记了自己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要么逆“道”而行,将自己阻隔于现象的世界。与之相反,真正的艺术家以及他们的创作不会在危机中受到冲击,他们是艺术和快乐的创造者,“假如他们在剧中的显要角色还值得/他们就不会中断台词而啜泣”,他们因为永恒的艺术实践和精神超越而永远快乐,即,每当人们与天地同一、与“道”同一之时,他们的磨难与悲剧便会消失,“悲剧被表演到极至/尽管哈姆雷特徘徊,李尔王狂怒,/所有的舞台布景同时降落/在成千上万的舞台上,/悲剧也不能再发展丝毫。”[2]诗人决意要离开“妇女”们而进入悲剧之后的宁静与祥和。舞台上,莎士比亚悲剧的谢幕即是“妇女们”眼泪的消失,又是现象世界的结束。从物质现象的意义上讲,人们的命运都具有相同的归宿,都得最后面对自然过程的终点和死亡,任何违反自然法则之举都将是徒劳无意的。那么,人类怎样才能克服自身的绝望之情呢?诗人叶芝转而依靠艺术与“道”的力量,相信艺术与道的修行会带来精神的永恒、带来灵魂的平静,进而领阅万物同一与不朽之妙,以及领阅不朽生命之妙;因此,从艺术创作里悟“道”乃为克服现实危机和绝望之关键。

 

    “无”,名天地之始;
    “有”,名万物之母。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
    常“有”,欲以观其徼。
[4]26

 

    在《天青石雕》的构思过程里,与伦理的、社会的要求比起来,诗人考虑更多的是宗教与信仰的要求,并设定于“不变之道”推动一个永远循环的变化过程,所有现象与物质的消亡和复活是不会终止的,这种思想在叶芝的《幻影》一书里得到了极至的发挥,他说:“经过死亡后大约三代人的净化期,精神或灵魂便等待着再生的到来;不同的再生轮次,它会选取不同的形式投胎转世。”[5]“不变之道”掌控过程的始终。因此,《天青石雕》同样包含着来自宗教超越的快乐,包含着转世再生的宗教土壤会永远存在的寓意;“道”的法则前定所有的过程,只有守“静”才能合“道”。同样道理,在耶稣被钉死十字架后从墓穴中再生之时,他已具有了神性的地位和力量。这是一个既定的发展,没有必要去违反或去阻止基督的离去或到来,变化的世界并非我们的永恒之域。

 

二、艺术完美的追求与绝对幸福之路

 

    在中国道家圣人的精神境界里,天人合一的思想得到了特别的强调,它是一种超越有限的状态、一种完美的状态,它在庄子的《逍遥游》里被称为“绝对幸福”。一个获得“绝对幸福”的人就是一个完美的人。

 

    叶芝在自己的人生与创作之路上致力于追求艺术的完美和“绝对幸福”;两种追求在诗歌《天青石雕》里的结合使诗人能够全面地理解人类精神超越的积极意义,以及印证道家的幸福观同不朽艺术观的一致性,并说明诗人追求目标与“天人合一”思想的同一性。通过写作《天青石雕》,诗人获取了审视无限存在的东方视角,不断体验了自我有限性与天地无限性的通达。于是,诗人通过艺术创造将自己的幸福观融贯进了道家“绝对幸福”观的思想,诗人的艺术修行也可部分地视为对于道家“绝对幸福”的追求。

 

    一旦叶芝注意到了与宇宙天地融为一体的重要与幸福,他怎么还会去因为生命的短暂而害怕呢?在描写西方现实的无序、以及凭西方式的悲剧寻找出路时,诗人有意强调道家的超越之法,暗示道家思想合乎诗人自身超越要求的必然性。正是凭借“天青石雕”及其蕴含的道家思想的启迪,诗人叶芝才得以从自己老年的焦虑和恐惧里解脱出来,事实上,道家思想中的不朽存在同样代表了诗人的希望所在,尽管诗人成长在西方文化的背景下。冯友兰,一位中国二十世纪的著名哲学家,提出了随“道”而行的意义:

 

    《老子》思想的大部分表示出另一种企图,就是揭示宇宙事物变化的规律。事物变,但事物变化的规律不变。一个人如果懂得了这些规律,并且遵循这些规律以调整自己的行动,他就能够使事物转向对他有利。[6]

 

    无疑,这样的“规律”或“道”存在于叶芝艺术创作的目的王国之中,诗人的幸福来自对永恒不变之道的发现。当他在《天青石雕》里涉及莎士比亚悲剧时,他所要表现的不是悲剧的痛苦而是艺术修行与人生探寻的幸福,艺术修行与人生不朽可以对应于道家幸福观的不同层次:相对幸福和绝对幸福。为什么诗人的幸福表现为不同的层次?如上所述,诗人的艺术创造向两个方向延伸:一个向“道”,被赋予“永恒”“神性”“终极人生”等意义,另一个朝向具体的艺术创造活动;绝对幸福体现为向“道”的追求,展现为形而上的存在。

 

    在诗人领阅道家思想的旅途上,他特别关心道家的幸福观,并将自己的理解写进了诗歌《天青石雕》;在诗歌的创造中,“绝对幸福”与“超越”的主题占据了老人的主要心思,体现了诗人对艺术与人生的独特见解。在诗人的眼里,“天青石雕”构成了自然与人类精神的和谐,张扬了一种平静祥和的幸福之感;当然,这种幸福刚好迎合了诗人于艺术创造中超越人间悲剧的希冀。诗人将道家“天人合一”的体验成功地展示在了自己的诗歌创作中,正是因为这样的“体验”,诗人自然地拥有一种不断地被感觉到的神秘力量,一种产生幸福的源泉。因此,在叶芝面对生日礼物“天青石雕”时,他的思想会将年龄与衰老的意识消解于“道”的无限之中,将死亡的恐惧消解于快乐之中,“快乐改变着一切恐惧的人们”。“快乐”在诗人的笔下暗示着“绝对幸福”和超越的开启,而诗行“人人都在扮演各自的悲剧”却暗示人世间的陌生与虚无,无情的现实便是真正的悲剧:“人们都企图,找到和失去的东西。”[2]所有悲剧中的挣扎都不应被视着得救的前奏,它伴随的应是无尽的苦难与折磨,只有悟道并与天人同一才是正确的选择。

 

    在道家“绝对幸福”思想的影响下,叶芝形成了看待悲剧与老年的正确态度,并以此对西方悲剧的意义进行了东方式的评说;叶芝的悲剧观突破了西方传统模式的定义和接受方式。在诗歌的结尾处,石雕上的中国人开始弹揍他们手中的乐器,和谐的调子衬托着他们的超然自得;道家的幸福原则对于身处战争氛围的人们来说无疑是医治心灵创伤的良方,无疑是引导人们超越悲剧世界并走向“绝对幸福”的正确路标。在诗人的眼里,石雕上的中国隐者既经历灾难或悲剧,又有正确面对或解决它的能力;他们不会被现世的苦难所毁灭,也不会绝望地采取行动去阻止悲剧的发生,因为超越的“绝对幸福”是对现实苦难的“遗忘”,是有限自我消失于无限宇宙的理想与完美。“绝对幸福”是诗人追寻的理想境界,或者说,诗人的悲剧观里已容进了东方道家的幸福观。在评说《庄子》的理想境界时,冯友兰先生具有同诗人相似的感受:

 

    庄子在这里描写的就是已经得到绝对幸福的人。他是至人,神人,圣人。他绝对幸福,因为他超越了事物的普遍区别。他也超越了自己与世界的区别,“我”与“非我”的区别。所以他无己。他与道合一。[6]110

 

    众所周知,在中国久远的道家文化里,隐士庙宇、高山深谷和神秘旅行成为重要主题,因为它们象征了行道者这个世界之上的存在和价值。在道家思想的传承中,中国人的受难被赋予了新的内容,造就了中国人于苦难中仍然持有的对生活的乐观之态。当然,在西方学者的眼里,源于道家“绝对幸福”的乐观肯定地为他们提供了战胜苦难的神秘办法。神秘学者科恩·利维这样写到:“此外,(隐者)旅行的观念和庄子的自由而愉快相联系,主要地被描写成了神秘的自由……”[7]在中国,代替悲剧英雄图景的是那些体现“绝对幸福”的隐者圣人、深山幽林和长腿鸟(仙鹤)。实际上,叶芝在道家幸福观的影响下,深刻地认识了道家思想,极大地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态度。


    诗人不但将道家的“超然”和“幸福”写进了《天青石雕》,而且也将它们作为永恒的主题写进了其他作品。进而言之,诗人相信这样一种观点:在整个的具体艺术创作过程之上有一个终极的目标存在,诗人的目的地就是进入这一存在。显然,诗人从艺术中获得的不朽存在与道家的“绝对幸福”具有相似形,它们都强调了永恒灵魂的需要和存在。特别是步入晚年的诗人更是需要凭借东方启示来完成自身超越,唯有如此,写进诗歌的“绝对幸福”才会到来。

 

三、诗人的超越渴望与道家的不朽启迪

 

    在诗人展示了欧洲的喧嚣、悲剧和恐惧之后,诗歌的第四节——《天青石雕》的核心部分——呈现在了我们面前;在这一诗节里,诗人的笔直接转向了对中国“隐士圣人”的描写,超越与不朽的主题得到集中的凸显。诗歌对欧洲混乱现实和悲剧表现的描写只是对道家不朽主题的衬托和支持,其意在证明道家思想的修行之路乃解除人间苦难的最佳选择之一,为此,诗人对道家思想的探寻具备浓厚的兴趣,《天青石雕》也被诗人视为自己晚年的上乘之作。

 

    石雕上的中国人既是深山的隐者,又是诗人心中的“仙人”。“仙人”一词在道家文学里极为常见,用以指称那些进入神性世界的人们;在中国,人们对神性世界的探寻并不象在西方社会那样思辨和抽象,中国人的神性观或宗教观已经被具体化,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冯友兰先生对此有过分析:

 

    对超乎现世的追求是人类先天的欲望之一,中国人并不是这条规律的例外。他们不大关心宗教,是因为他们极其关心哲学。他们不是宗教的,因为他们都是哲学的。他们在哲学里满足了他们对超乎现实的追求。[6]4

 

    当然,这里一点没有贬低中国宗教之意,而是在于指出作为宗教教义某些道家思想在中国社会已经世俗化,其结果便是对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产生直接的影响;“仙人”的特征既在神性世界里,又在老百姓的现实生活中。因此,中国人在自己的生活里普遍具有超越自身悲剧的精神,他们对于不幸与苦难的藐视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品质。基于此点,诗人非常惊奇地体验了东西方对待人间苦难的截然不同的态度;他也不得不钦佩中国人面对灾难的独特精神。叶芝于“天青石雕”里所发现的是一种比西方悲剧更真、更彻底的超越,因为悲剧更多地关心了这个世界的欲求和利益,诗人在诗歌里提及莎士比亚的悲剧的主要目的还在于突出道家思想的“悲剧观”。根据诗人的理解,中国的“得道者”或“仙人”克服了现实的磨难和有限的羁绊而与日月同辉。科恩·利维说:

 

    汉语“仙人”一词的基本特征有两层:第一,它表达升天、同一般生活相脱离的特征,人们可以在神秘舞蹈或归隐深山的时候体验这种状态的存在;第二,它在中国文化中表达“长寿”的概念,具备无死亡特征。[7]84

 

    诗人决意要进入这种“仙人”的状态,像“得道者”那样生活,尽管他选取的是艺术修行之路;在道家不朽精神的影响下,他相信自己正在前往“绝对幸福”的路上。因此,诗人的注意力不会离开自己的目标:天青石雕的隐者之路和他们前往的世界。《天青石雕》的第四节是整首诗的聚焦点:隐者的超越和祥和正面说明了中国人灵魂深处所融进的道家精神。在诗人看来,他必须像中国的圣人一般不断地消解自己内心的矛盾与困惑,虔诚地创造心灵的宁静,而这种宁静正是来自诗人于对“天青石雕”的喜爱与观察:

 

    两位中国隐者,还有他们随行的童子,
    被刻于天青石雕,
    长腿鸟在他们头顶飞翔,
    那是永生不老的象征;
    作为童子的身上,
    还带着隐者们的乐器。
[2]256

 

    诗人笔下还有石雕上精心刻制的、经过微缩的山林和岩石,一个道家修行的理想之地。两位修行者带着他们的随从和乐器,正向位于半山腰的一处小小的凉亭攀登,喻示着道家的修行之旅。在这里,诗人的视角灵感非常宽广,他既是在看石雕,又是在领阅中国整个道家精神的历史;在“天青石雕”上,诗人所获得的是东方精神的源泉和不朽意象的寄托。“长腿鸟”出现在“隐者”的头顶,飞行于高山之上,它意指中国文化的“仙鹤”一长寿的象征或死者的化身。在此,叶芝有意使用“长腿鸟”的象征来关注自己心里的不朽主题,为自己的晚年打造新的希望。同飞行的“长腿鸟”一样,雕塑上的隐者、乐器、凉亭也会成为不朽灵魂的连接物,成为修炼苦行的希望和路标。

 

    诗人笔下的“长腿鸟”高飞于蓝天,预示着诗人向上和超越的渴望。同那些努力攀登的隐者一样,诗人的艺术之路正是实现超越的旅程。当然,这种超越不是身体的长生不死,而是“死而不朽”;精神和灵魂的永恒超越具体身体的消亡,这种永恒不应同客观物质视为同一,尽管客观物质在修行中发挥积极作用。诗人笔下的“山”和“攀行”分别对应于道家经典里昆仑圣山和道家弟子的苦行,强调“悟道”的实现只能通过艰苦的修行才可得到。早在中国的先秦时期,作为隐者楷模的庄子就注意到了苦行的目的,他说,修行者摧毁的是所有身体和心理上的有关实在的概念,达到与“道”的完全统一。[6]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修行者普遍将进入深山作为自己的苦行之举;“天青石雕”的修行者就是道家典型的不朽追求的代表。从他们的身上,诗人获得了不朽艺术修行的强大信心。

 

    “尽管杏花与樱枝很可能/熏香了半山腰上的小凉亭那些中国人正向它攀登,我乐于/想象他们在那里坐定”[2]255。诗人既是描写“天青石雕”,又是在作一次心灵的想象之旅,在同中国的圣人们一道分享神圣的超越与快乐。

 

    ……

    在那里,他们凝望山峦和天宇,
    注视一切悲剧的场景。
    一位请奏悲悼的曲调;
    娴熟的手子开始弹拨。
    他们的眼边布满皱纹,他们的眼里,
    他们古老的、炯炯的眼里,充满快乐。
[2]256

 

    叶芝和他的作品都将无一例外地退入时间的长河,然而,他坚信自己在艺术追求中所期盼的永恒灵魂不会消失,并一定可以在以后的人世间得到复活,因此,他没有必要去为生命现象的短暂或消失而感到绝望。他认为,所有的艺术家们都应竭尽全力去固守艺术修行中的永恒主体,尽管很少有人能成就此事。叶芝自身在这一方面自觉地接受了神圣灵魂存在的意愿,其生命与艺术修行很好地体现了追求自然生命与不变之道的统一与和谐。

 

    诗人在《天青石雕》中所描写的“石上每一处褪色的斑痕,/每一处偶然的凹陷和裂隙/都像一道河流和一场雪崩,”代表了历史变迁的痕迹,显示了永不停息的转换过程。变化的世界将带走我们所见或所拥有的一切,真正的拥有和胜利属于快乐的灵魂,因为它在悲剧世界里永远地扮演了创造与再创造的角色,它永远抚慰着人们受伤的心灵,带给人们神性的宁静和荣耀;显然,诗人从石雕上所发现的是自然而健康的东方悲剧观。叶芝在个人修行中深知快乐灵魂的重要作用,并认为西方悲剧英雄式的呐喊苍白而无意义。关于中国人的快乐灵魂,冯友兰先生甚为赞赏,他说:“这种思想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一种心理武器,所以哪怕是最黑暗的日子,绝大多数人还是怀着希望度过来了,这种希望表现在这句话里:‘黎明即将到来’。”[6]20尽管冯先生更多地强调了这一主题的社会和伦理的意义,但道家的快乐主义是不容质疑的。“天青石雕”的隐者们将他们的理想世界与自由修行的永恒图景结合起来,以期达到“与日月同辉”的不朽境界,他们对“杏花与樱枝”芬芳之感觉恰似燃香里上升得救的灵魂。隐者们站在山腰,世间的苦难已在他们脚下;他们凝视着“一切悲剧的场景”,“他们古老的、炯炯的眼里,充满快乐”。悲剧场景带给他们安静与祥和;永恒快乐在他们的眼中,在他们演奏的琴声里。不论是生活的苦难还是他们身体的年迈都在无意识中退去,只有真正的超越与他们同在。

 

    在《道德经》里,我们可以读到:“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4]26对于一个相信灵魂转世说的诗人来说,他在步入自己的晚年时主要地将创作的目的与灵魂不朽的渴求联系在了一起,“天青石雕”蕴涵的不朽主题恰好迎合了诗人的需要,使诗人不得不感叹“现在该使我们向东方学习的时候了”。叶芝,带着已经疲惫的身躯,急切地需要回到那种“悟道”或“超越”的崇高位置来逃避对短暂生命的忧患。事实上,诗人所写进《天青石雕》的也是超越与不朽的主题。同诗人在学生时代就开始接触研究印度佛教相比,他对中国道家思想的兴趣和向往却是发生在晚年的事。然而,年迈的诗人对于道家思想所表现的热情和真诚丝毫不亚于他的年轻时代。尽管他对道家的原旨教义接触不多,其吸收也不免带有西方方式,但他对相关思想的理解却非常透彻,如:静、幸福、不朽、天人合一等。因此,诗人进入中国的道家思想主要不是得益于阅读道家经典和修行道家仪式而是得益于自己本身的信仰理解和艺术探索。《天青石雕》的写作是诗人在艺术王国所进行的一次道家修行之旅;道家思想的永恒原则与修行方式同诗人的艺术追求和人生超越交相辉映。因此,诗人和中国的圣人们都是快乐、宁静而超然的。

 

    叶芝的艺术创造东方之旅体现着对人生永恒主题的不懈探索和对自身超越的不断努力,一个“超乎形上”的不朽灵魂主题奠定了其作品的伟大之所在,并使之傲然称雄于20世纪初的西方文坛。在诗人毕生的创作中,他凭着对东方文明的浓厚兴趣,将中国博大而神秘的道家思想直接或问接地融人其“艺术宗教”中;无容置疑,东方道家世界的图景为诗人灵魂提供了理想的归依之所,同时,也为进入诗人的精神世界提供了可靠的参照。总之,叶芝的道家思想之旅既是艺术修行之旅又是追求灵魂永恒之旅。

 

    参考文献:

 

    [1]Yeats,W.B.Letters on Poetry from W.B.Yeats to Dorothy Wellesley[M].London:OUP,1964:116.

 

    [2]MacNeice,Louis.The Poetry of W.B.Yeats[M].New York:Macmillan,1941:255.

 

    [3]北大哲学系.中国哲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22.

 

    [4]老子.道德经[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

 

    [5]Yeats,W.B.A Vision[M].London:Macmillan,1981:216.

 

    [6]Feng,Youlan.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M].New York:Macmillan Company,1960:65.

 

    [7]Kohn,Liva.Early Chinese Mysticism[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86.


Daoist Thought and Yeats Spiritual Journey
——A tentative analysis of“Lapis Lazuli

 

XIA0 Fu-p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Xihua University,

Chengdu 610039,Sichuan)

 

    Abstract:In“Lapis Lazuli”,Yeats has made a contrast between the disturbing spirit of the European and the calm spirit of the ancient Chinese sages:The European in 1930’s is completely involved into the tragic crying for the solution,however,the Chinese sages in the carving behave calmly;the former is originated in the struggling against empty reality,the latter in the anxiety towards Daoism.In“Lapis Lazuli”,the theme of transcendence is harmoniously combined with the Daoist thought,and than,it reveals that the real tragedy in human beings is resulted from the activities of closing them to the limit existence,and further lose their way to be back spiritually.

 

    Key Words:Yeats Lapis Lazuli;Daoist thought

 

    转载于《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第89—94页。

 

肖福平:叶芝《天青石雕》的道家情怀
肖福平:叶芝《天青石雕》的道家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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