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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妍:梅维恒及其英译庄子研究

(2019-03-01 12:18:47)
标签:

梅维恒

庄子

历史

文化

文学

分类: 海外道学

梅维恒及其英译《庄子》研究

 

刘妍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200240)

 

    摘要:美国学者梅维恒是当代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家和中国古典文学翻译家。其英译《庄子》开启了当代《庄子》英译的繁荣时期,带动了美国《庄子》研究的热潮。梅维恒热爱《庄子》,尤其看重《庄子》的文学价值,对庄子其人其书有深入研究。本文从梅维恒的学术背景及其对《庄子》的理解入手,通过分析梅维恒译文对人名寓意、韵文及几种典型修辞方法的处理,考察其译文对《庄子》文学色彩的传递。

 

    关键词:梅维恒,庄子,《庄子》,英译,人名寓意,韵文,修辞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921-(2011)09-0042-06

 

    作者简介:刘妍,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翻译和比较文学。电子邮箱:liuyan2007@sjtu.edu.cn

 

  根据威莱姆(Wilhelm 1983:158-161)的统计,自1881年巴尔弗开《庄子》①英译之先河,至今已130年,《庄子》的英译本出版了二十几种。其中从1881年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百余年间,《庄子》的全译本和节译本共计9种,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陆续出现了近10个英译本,占已有译本总数过半,且多为全译本。从译本数量分布来看,《庄子》的英译在最近二十年才真正开始繁荣,其中梅维恒(VictorH.Mair)于1994年出版的译本Wandering on theWay:Early Taoist Tales and Parables of ChuangTzu(《逍遥游:〈庄子〉中的早期道家故事及寓言》)正处在这个繁荣期的开端,当时出版商很看好此译本,认为它会“成为庄子著作在当代的权威译本”(汪榕培1999:38),果然这个译本出版后大受欢迎,还于1998年再版。对这个译本的研究自然需要考证译者及其对作者、作品的看法,而本研究同时着力于研究译文对人名寓意、韵文及几种典型修辞方法的处理,以期考察梅维恒译文对《庄子》文学色彩的传递。

 

1.梅维恒其人及其眼中的庄子

 

    梅维恒是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的中国语言与文学教授,学术涉猎很广,在中国唐代变文、亚洲文化交流和中国文学研究及翻译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他的研究视野开阔,善于把课题纳入跨国家、跨文化、跨学科的背景下研究。梅维恒在中国唐代的变文研究领域著述颇丰,其论著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不小反响,给中国学者许多启迪,比如钱文忠(1990)就认为梅维恒把中国的变文与印度等中亚国家相关传统联系起来,把变文纳入了更广阔的背景中进行动态考察。

 

  梅维恒的学术研究始终与其翻译实践结合在一起,他既是研究东方学、中国语言与文学的教授,又是著名的汉语典籍翻译家。在他研究变文时就翻译了一些变文,这些译文一般夹杂在他的研究论文或专著中。除了佛教文本,梅维恒还研究道家著作,发表了一系列相关研究文章和翻译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有《道德经》英译本和《庄子》英译本。他翻译的《道德经》以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本为底本,力求严谨;而《庄子》则一直是梅维恒最喜爱的作品。他翻译了《庄子》通行本的全部33篇,还发表了几篇研究《庄子》的学术文章,主编了论文集《庄子试验性研究文集》(Experimental Essays on Chuang-tzu),1983年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论文集邀请许多除汉学家之外的学者(包括核物理学家、天主教僧侣、社会神学家等)尝试从汉学之外的视角阐释《庄子》,从不同的角度、用多种研究方法展示了各个行业人士对《庄子》不同的解读。梅维恒希望以此表明“庄子不是专家们的专属领地”,所有人都可以“被激发去探寻庄子”(Mair 1983:)。这部论文集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庄子在英语世界的知名度。

 

    译者在翻译一部作品前必然力求深入了解所译作品及原作者,更何况《庄子》这样一部奇书。梅维恒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接触《庄子》,到1994年出版《庄子》的英译本,二十年间对《庄子》的喜爱之情有增无减,对《庄子》有较深的研究与体会。在他看来,庄子的魅力源于其文学成就,源于其智慧,源于其逍遥游乐的态度。

 

1.1 梅维恒眼中的文学家庄子

 

    《庄子》的译者中不乏哲学和宗教学者,他们从各自学科的角度阐释《庄子》。比如哲学教授冯友兰(1931)首先把《庄子》看成哲学著作,传教士理雅各(Legge 1959)重在向牧师们介绍道家思想。梅维恒对庄子在文学上的成就最为看重。他(1998:)说,“我对《庄子》一书的迷恋这些年来逐日增加,就是因为这部奇书的文学魅力。”在梅维恒的译本前言中随处可见赞赏《庄子》的语句,如《庄子》是“我最喜爱(favorite)的中国作品”“奇书”(marvelous work)、“吸引人的文集”(fascinating collection of essays)、“世界上最有趣、最有智慧的书之一”(one of the mostplayful and witty books)、“超群的文风和思想”(styleand thought are extraordinary)、“爱上《庄子》”(fellin love with the Chuang Tzu)、“迷恋《庄子》”(myfascination with the book)、“奇妙精彩的文集”(thisstrange and wonderful collection)等等。

 

    梅维恒眼中的庄子主要是寓言作家和文学文体家,《庄子》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文学上。他(1998:)举例说,人们记住“浑沌之死”不全在说教之内容,而在于庄子不同寻常的表达方式,人们记住“庄周梦蝶”也有赖于庄子阐释道理时的奇妙想象力,否则一个哲学家以干巴巴的语言讲“物化”,人们可能就没有多大兴趣了。庄子绝妙的想象力给梅维恒留下深刻印象,他甚至认为“在印度佛教叙事文学和中亚戏剧传统引入中国以前,没有任何一部作品,就其想像力而言,能及庄子之万一”(ⅹⅱ)。同时,梅维恒更是看到庄子独特的语言运用方式对其后文言文在句法、修辞上产生的深远影响。由此,他眼中的《庄子》是文学里程碑,所以应从文学的角度阅读并阐释,翻译更应如此。而让梅维恒感到遗憾的是,20世纪的学者“仅关注《庄子》的哲学价值”,过度进行哲学分析,“扭曲了《庄子》的真正价值”(ⅹlⅴ)。

 

1.2 梅维恒眼中的“player”庄子

 

    “即使是读庄子一百遍,也给我愉悦,使我在压力和焦虑之时得到放松”(Mair 1998:xii)。梅维恒眼中的《庄子》是世界上最风趣、最智慧的书。他在译本的前言中向读者承诺:“读完这本书,你会变成一个更有智慧、更加快乐的人”(ⅹⅵ)。

 

    梅维恒把闪耀着“智”与“乐”的庄子用“Homoludens”(man the player)一词来概括。他(1983a:86)认为任何单一的称号,如神秘主义者、讽刺作家、虚无主义者、享乐主义者、浪漫主义者等都不能概括多变的庄子,而唯有“player”一词可以勉强担此重任。在他看来,“player”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总在转变与逍遥游,而不会固定成某一特定类型。“player”的又一特点就是以嬉乐态度面对严肃问题。这种嬉乐态度需要智慧的支撑。梅维恒多次提到庄子是具有大智慧的人,能举重若轻,深入浅出地把大智慧讲解出来。“庄子正是用饱含深意又看似玩笑的话语去颠覆那些‘一本正经’”(同上)。在论文“庄子与伊拉斯谟斯:相似的智慧”(“Chuang-tzu and Erasmus:Kindred Wits”)中,梅维恒说,庄子与伊拉斯谟斯对待文字、思想、生命和人类都体现出逍遥、嬉乐的态度,这种态度展现了两人的艺术创造力和对自由的追求,两人所著之时间、空间上相距甚远的作品具备多处相似,原因就在于它们都提倡同一种人类生存方式,即以嬉乐态度面对艰难、痛苦、死亡,顺应而不抱怨(Mair 1983a:98)。

 

1.3 梅维恒眼中融入世界的庄子

 

    梅维恒(同上:86)曾把庄子和法国幽默作家拉伯雷和英国意识流作家乔伊斯相比较。在他看来,拉伯雷的作品嘲笑宗教习俗,如同庄子对儒家某些做派的讽刺;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主人公布鲁姆的“旅行”和庄子的“逍遥游”有许多相似处。

 

    然而这种比较研究并不涉及两种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交流,只是跨越时空的孤立比较。梅维恒试图走得更远,找出庄子思想和其他国外思想相互影响的证据。由于梅维恒除了对中国古代思想有相当的研究外,对儒家、墨家、道家等先秦时期的思想流派都曾有过论述,同时他对亚洲其它国家如印度、伊朗等也有较深了解,所以能站在更广阔的跨文化视角,把中国古代思想与亚洲其它国家、甚至西方的思想联系起来。一般学者都认为道家、儒家思想完全是中国自然生发的思想,而梅维恒显然并没有把庄子看成孤立的中国思想家,反而认为他的思想是中外思想交流的成果。他(1998:lⅳ)认为庄子受起源于印度的佛教的影响,比如庄子提到“真人之息以踵”“熊经鸟申”应该是受到印度的瑜伽呼息法的启发,而《庄子》一书对后来的中国佛教也有很大影响力,尤其在禅学发展中起重要作用。此外,梅维恒发现季咸与壶子的故事有古伊朗的元素,“濠上观鱼”故事中庄子与惠子的辩论与柏拉图作品中的哲学对话有颇多相似之处。虽然这些说法尚待进一步考证,但梅维恒的这些研究成果开阔了研究视野,对国际、国内的庄子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启发和推动作用。

 

2.梅维恒译《庄子》

 

    《庄子》是部奇书,任何译者都不可能完美地传递《庄子》的全貌。功能翻译论者认为翻译的目的决定翻译内容和翻译策略。文化翻译学者认为译者对译文有操控作用。《庄子》的英译者们因其学术背景、个人兴趣等不同,翻译目的也不同,因此,他们在翻译中选择的内容、想传递给译文读者的信息不同,采取的翻译原则和策略也不同。

 

    《庄子》的译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学者、教授,从事哲学、中西比较哲学、中国思想等领域研究。他们翻译《庄子》首先是向西方介绍道家思想和《庄子》一书中体现的中国早期哲学思想。比如冯友兰的翻译诱因是他在海外教授中国哲学的需要。有些译者是汉学家兼传教士,比如理雅各翻译了包括儒家和道家在内的多部中国经典,其主要目的是把《庄子》中所蕴含的道家思想介绍给西方读者,特别是传教士,让传教士了解中国思想,进而为传教活动服务。

 

    也有些译者尤为注重《庄子》的文学成就,试图通过翻译让西方读者见识到《庄子》的文学魅力,比如华兹生(Watson 1968)。梅维恒也是这类译者。前文提到,梅维恒是中国语言和文学教授,他眼中的《庄子》首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因此他的翻译原则就是尽可能地贴近原文,“使读者阅读时产生的感觉与一个研习中国古典文学的学生阅读时所获得的感受一致”(Mair 1998:ⅹlⅶ)。由于梅维恒的翻译侧重点在《庄子》的文学性上,所以选取能体现《庄子》文学特征的例子来考察其译文必有价值。

 

2.1 《庄子》中人名寓意的翻译

 

    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名字经常带有隐喻、双关的意思。熟悉该国文化的人读起来就会联想其隐指的寓意。《庄子》中人物众多,除了历史人物之外,还有许多虚构的人物,这些人物的名字一般被庄子赋予了象征意义。译者显然不能只靠音译或者转写,否则就会使译文读者失去了解这些名字蕴意的机会。梅维恒的译文中对虚构的人名一般都采用意译,而非转写。

 

    《德充符》中出现了众多反映人物身份或身体特征的名字,比如“伯昏无人”“叔山无趾”“甕盎大癭”。梅维恒分别译为“Uncle Obscure Nobody”“Toeless Nuncle Hill”“Jar Goiter”.“伯昏无人”名字中“昏”代表道教崇尚的一种人生境界,“无人”是庄子寄托的无己之意(陈鼓应1983:151)。单从人物名字读者即可判断出此人是有“道”之人,而对儒家人物,庄子则不会赋予这样的名字。如果音译转写则意义全失,英语读者看到的只是一个简单的代号,没有任何联想意义。“甕盎”是大罐子的意思,“大癭”是瘤子。“jar”和“goiter”正好对应原义,人物的体貌特征直接为英语读者获知。梅维恒对人名中单个汉字意义也比较重视。如“伯”“叔”“山”也相应翻译成“Uncle”“Nuncle”“Hill”。再比如《大宗师》中“南伯子葵”译成“Sir Sunflower of Southunc”,“女偊”译成“Woman Hunchback”.《大宗师》中还出现了“子祀”“子舆”“子犁”“子来”几个人名。“祀”“舆”“犁”“来”分别表示祭祀、车辇、耕犁和麦子②,都是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事物,亲切而充满生活气息。查看各家译文发现大部分译者都采取音译转写。有些译者认为“子”是尊称,译为“Master”,后面的“祀”“舆”“犁”“来”字再分别音译,如华兹生就译为“Master Ssu”“Master Yü”“Master Li”和“Master Lai”.梅维恒分别译为“Sir Sacrifice”“Sir Chariot”“Sir Plow”和“Sir Come”.如此一来,译文的读者就能准确获知作者选的这几个名字想要指代哪些物品,才有可能进一步了解它们的象征意义。美中不足是“来”字没有选择“麦子”的意思。“子”字的译法还有待商榷,因为原文的“子”并不是呼语或者尊称,而是名字的组成部分。

 

    《应帝王》的结尾处有寓言“浑沌之死”,其中出现南海之帝“儵”、北海之帝“忽”。梅维恒把“儵”和“忽”分别译为“Lickety”和“Split”.这一译法可称绝妙。汉语里“儵”“忽”可以分开,也可以合并成词。英语中“lickety-split”表示急速、立即,恰好也是两个单词合并组成的。相比之下,威厄(Ware 1963)所译的“immediately”和“Suddenly”、华兹生所译的“Shu(Brief)”和“Hu(Sudden)”虽然也传达出了名字的含义,比直接音译的要好,但是从构词和意义两方面看,梅维恒的译法要更贴切、更完美,只是这种情况可遇而不可求。

 

    梅维恒对于历史人物有时也会翻译出来,比如老子和老聃指同一人,但原文中提到“老子”梅维恒写成惯用的“Lao-tzu”,如果提到“老聃”则译成“Old   Longears”,把名字看成是体现相貌特征的必要手段。

 

    梅维恒(1998:ⅹⅱ)提到,他在翻译《庄子》之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参考了几十种研究书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日本古汉语专家赤冢忠(Akatsuka Kiyoshi)的研究成果。赤冢忠指出了《庄子》中的韵文和虚构人名的蕴意(正是基于此,梅维恒才大胆宣称,“我的译文是唯一一个把诗性部分用韵文翻译的全译本”(ⅹⅱ)。在他看来,译者忽视《庄子》的诗性而把它仅当作哲学作品来翻译是不公平的。虚构人名大多以谐音的其它字出现,给分辨带来了很高的难度。梅维恒正是参考了赤冢忠的研究才能把人名寓意译出。他说,“这些名字都有双关意义,对故事的展开有作用,如果不翻译出来,就好比失去了理解的钥匙”(ⅱ)。

 

2.2 《庄子》中韵文的翻译

 

    《庄子》总体上属于散文,但有韵文夹杂其中,它们或在文章之首,或在文章之末,既存在于对话中,也夹杂在段落之中,非对韵文极有研究之人很难注意到或是辨别出。这些韵文对整个《庄子》文本所呈现的文风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庄子》的英译者当中也有少数译者注意到了韵文在全文中的地位。比如华兹生(1968:19)就认为庄子是“以诗一般的语言写散文”,因此也称得上“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梅维恒无疑是所有译者中最为重视《庄子》韵文翻译的。他的译文几乎逢诗必译。下面列举一处韵文,考察梅维恒的处理方式。

 

    《养生主》开篇就是一小段韵文:“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

 

    译文1:Our lives are limited,
    But knowledge is limitless,
    To pursue the limitless
    With the limited
    Is dangerous.(Mair 1998:25)

 

    译文2:Man’s life is limited but knowledge is unlimited.To pursue the unlimited with the limited is fatiguing.(汪榕培  1999:43)

 

    译文3:There is a limit to our life,but to knowledge  there is no limit.With what is limited to pursue after what is  unlimited is a perilous thing.(Legge 1959:246)

 

    译文4:Your life has a limit but knowledge has none.If  you use what is limited to pursue what has no limit,you will  be in danger.(Watson 1968:50)

 

    以上列举了梅维恒、理雅各、华兹生及汪榕培的译文,它们用词相似,都有“knowledge”“limit”的同根词,但给读者的感觉却不同。理雅各和华兹生的译文注重地道的英语表达,更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理雅各的第一句译文用“but to knowledge”紧接前面“to our life”,而把“there be”结构放在后面,与前半句正好形成调转,读起来很流畅。华兹生的译文把主语第一人称换成了英语中此类句子常用的第二人称,用“none”来代替前面的“limit”,用“what has  no limit”来避免与“what is limited”句式重复,符合现代英语的写作技巧。梅维恒和汪榕培则不同,他们都注意到了原文是韵文,并努力把这种文学特点凸显出来。汪榕培的译文选择“limited”和“unlimited”来代表“有涯”和“无涯”,把否定的意思通过前缀来表达,以保证后面的韵脚完全一致,是严格意义上的押韵。不过汪榕培的译文和原文一样隐藏在整个段落中,需要读者辨认。梅维恒用“limited”和“limitless”来表现“有涯”和“无涯”,韵尾处元音仍相同,从词形的角度看,“limited”和“limitless”词形相近。句子的主语也保持和原文一致。另外,梅维恒把韵文挑出,单独排列,而不是混在其中,令读者一看便知该处是韵文。《庄子》原文中的韵文处梅维恒几乎都采取这种单列形式。

 

    从参考资料的选择上,可以看出梅维恒对《庄子》韵文和人名寓意所代表的文学性的重视。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出,梅维恒试图传递出《庄子》语言、修辞的特色。

 

2.3 《庄子》中意象的翻译

 

    庄子的作品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篇之一,诗性的体现有赖于恰当的用词和意象。如果翻译时反映出准确的用词和意象,《庄子》的诗意就会得到较好体现。

 

    《德充符》一篇中鲁哀公与仲尼谈论“才全”时有这样一段话:“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兑;使日夜无郤,而与物为春,是接而生时於心者也。是之谓才全。”意为“使心灵是安逸自得而不失怡悦的心情;日夜没有间断而随物所在保持着春和之气,心灵能和外界产生和谐感应。这就叫‘才全’”(陈鼓应  1983:162)。梅维恒(1998:48)的译文是“To make the mind placid  and free-flowing without letting it be dissipated in  gratification,causing it to have springtime with all  things day and night uninterruptedly,this is to receive  and engender the seasons in one’s mind.”原文中“与物为春”正是庄子诗学语言的体现。“春”字带给人的意象是春暖花开的景象,使人联想到温暖、和煦。梅维恒将“与物”译为“with all things”,“为春”译为“have springtime”,使译文与原文达到了高度契合,让译语读者体会到原文的意象。相比较之下,翟理斯(1980:68)的“live in peace with mankind”、冯友兰(1931:105)的“must always be cheerful,and  kind with things”和吴氏(Wu 2008:87)的“with all things in happiness”虽然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意思表述也基本正确,但却失去了原文的意象。译文读者读起来只能了解所要表达的意思,但是决不会体会到其中的诗意,而这实际上正是庄子在语言运用上的闪光之处。

 

2.4 《庄子》中典型修辞的翻译

 

    《庄子》中修辞方法众多,比如对偶、排比、比喻、夸张、联珠、叠字等,它们表现了庄子非凡的语言驾驭能力和奇思妙想,是后来众多文人模仿的对象,很多成语也出自《庄子》。这些修辞方法中的大多数在英文中也常用,但是文化和语言的差异使得修辞的翻译不那么容易。如何在译文中准确地传达修辞内涵是摆在译者面前的一个大问题。本文选取几个典型的修辞来考察梅维恒的译文。

 

    对偶一般是用字数相等、结构相似的两个语句来表达相关或相反的意思,这种对称句型可以加强表达效果。《养生主》中有“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这样一句对偶句,其译法如下:
 
    译文1:In doing good,approach not fame;
    In doing bad,approach not punishment.(Mair  1998:25)

 

    译文2:A person doing what is commonly considered  good deeds may not expect to be recognized.A person doing  what is commonly considered bad deeds may not expect to be  punished.(Wu 2008:57)

 

    原文共10个字,句式简洁,意思清楚。梅维恒的译文用12个词,选择了和原文一样没有主语的句式,这种句式既能传递出汉语的简洁流畅,读起来也有节奏感。吴氏的译文是两个完整的句子,结构相同、意思明白,但全句用词30个,是原文的3倍;而且句子长,两个分句只有一个词不同,因而显得重复、累赘,失去了汉语的节奏。

 

    《庄子》中随处可见排比句式。这种句式读来流畅自然,或使说理逐步深入,或使并列的句子增加滂沱的气势。译者在翻译中只要略加重视,就可以再现原文的结构。比如在《知北游》中有这样一个排比句,“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天地、四时、万物的状态并列起来,体现了庄子崇尚自然无为的人生境界。梅维恒(1998:57)译为“Heaven and earth have great beauty but do  not speak;the four seasons have a clear law but do  not deliberate;the myriad things have a complete  principle but do not explain.”译文严格按照原文的词序,原文的天地、四时、万物都是两个字,译文也对应字数相等的三组短语“heaven and earth”“the four  seasons”“the myriad things”。另外,《刻意》中的“众人重利,廉士重名,贤人尚志,圣人贵精”被梅维恒(1998:147)译为:“The masses of men emphasize  profit;the incorruptible scholars emphasize fame;wise men esteem will;the sage values essence.”译文与原文采用了相似的结构,很简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针对原文的“重”“尚”“贵”三个动词,译文中也相应用了emphasize,esteem和values来对应。与威厄(1963:105)的“The mass of men value profit,the incorruptible man values his good name,men of  the highest caliber stress will,but the sage values  sperm.”相比,后者虽然也用“stress”来对应“尚”字,但另外一个字“贵”却没有变化。而且译文还把主语作了单复数的变化,这在原文中没有,是译者为了使译文富于变化而作的调整,但这或许会给读者带来一种假象,以为原文也是如此。

 

    夸张的用法在《庄子》中也很常见。庄子善用夸张手法来表现极大或极小。《逍遥游》开篇的大鹏之翼若垂天之云,《则阳》中的小国则在蜗牛的左右触角上。《盗跖》中有这样一句“尧舜有天下,子孙无置椎之地”,“无立锥之地”就颇显夸张。梅维恒(1998:301)的译文是“Yao and Shun possessed all under  heaven,but their sons and grandsons did not even  have land enough in which to stick an awl.”用“awl”字把原文的夸张通过翻译再现出来,即便英语中不用“无置椎之地”来形容没有任何地方,译文读者还是可以明白意思,而且可以了解汉语的夸张方式。吴氏(2008:386)的译文“Yao and Shun had the  world,but their descendants had not had a land to  stand on.”意思表达完全正确,而且简练,但采取的翻译策略不同。吴氏的译文显然是归化的译法,没有把“锥子”直接翻译出来,而是在章末对这句话进行注解,提到原话直译应该是“‘not enough ground  in which to stick an awl’meaning no land at all”(Wu 2008:397)。直接用原文的表达法,读者确实会有陌生感,但并不会影响理解,用了注解会打断读者的思路,不利于夸张的再现。“天下”“子孙”这些汉语惯用词吴氏也用英文读者熟悉的“the world”“descendants”来表达。

 

    《庄子》有大量比喻修辞手法。这些比喻涉及自然万物和丰富的想象,而且比喻有时也和夸张等手法并用。比如《达生》中描写能工巧匠时写到“梓庆削木为鐻。鐻成,见者惊犹鬼神”。此句赞叹木匠庆的高超技艺,成语“鬼斧神工”即脱胎于此。翻译意思不难,但对于“见者惊犹鬼神”如何处理,译者的选择就有很大的不同。梅维恒(1998:182)的译文是:“Woodworker Ch’ing was carving wood for a bellstand.When the bellstand was completed,all who  saw it were as amazed as though they were seeing  the work of a spiritual being.”华兹生(1968:205)的译文相似:“every who saw it marveled,for it seemed  to be the work of gods or spirits.”梅维恒把“鬼神”译为“spiritual being”,意义传达准确,华兹生译为“gods or spirits”也能表达相近的意思。“犹”字在原文中是个喻词,和“惊”一起翻译,二人分别用“amazed  as though”“marveled,for it seemed”来翻译,都较好地传达出了原文的比喻手法。翟理斯(1980:185)的译文是“When finished,the work appeared to those  who saw it as though of supernatural execution.”译者用“supernatural execution”来翻译“鬼神”,是用概括性的词语来替代了原文的具体称谓,但用词更为正式。吴氏(Wu 2008:249)的翻译最简略:“Those  who had seen it admired his work as miraculous”,只用“marvelous”告诉读者工匠技艺非凡。可惜比喻的表达在译文中缺失了。

 

    联珠也常常为庄子所用。该修辞方法用上一句的末尾词作为下一句的开头,使句子和句子头尾相连,一句顶一句,从而产生上传下接的趣味,使话语特别突出。这种修辞方法在英语中相当于“anadiplosis”。

 

    《达生》篇中的一段文字:“夫欲免为形者,莫如弃世。弃世则无累,无累则正平,正平则与彼更生,更生则几矣”。这种层层推进的论说方式有助于思想的阐释。梅维恒(1998:175)的译文是:“If one wishes  to avoid doing things for the physical form,there is  no better course than to abandon the world.Once  one abandons the world,there are no entanglements.When there are no entanglements,there will be correct  equanimity.When there is correct equanimity,one  will be born again with that.Having been born again,one is close to it.”

 

    这里梅维恒保留了原文的联珠体,用“abandon  the world”“there are no entanglements”“there  will be correct equanimity”和“be born again”作联珠体中重复的部分。虽然译文未能做到与原文一样,令上句结尾和下句开头的词完全一致,但这是因为语法需要,做了细微的调整。比如在“abandon the  world”之前加上主语“one”和连接词“once”,动词也要根据人称和数的变化做出调整。在其它分句中,译者或添加连接词,或改变时态,尽力传达原文的修辞方法,使联珠体在此段译文中虽没有完美地再现,略微走样,但读者依然可以感觉到此修辞手法的存在。

 

3.结语

 

    梅维恒译本开启了《庄子》英译的繁荣时代。作为中国语言与文学教授的梅维恒把研究和翻译相结合,发表庄子研究的文章,编辑论文集并英译全本的《庄子》,这些都为《庄子》在西方的译介和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巴斯内特(Bassnett 2007:23)曾指出,译者在重塑文本上扮演重要角色,这种角色是“可见的”。从梅维恒的《庄子》英译本中我们可以明显感知到译者的可见性。梅维恒通过前言、简介和附录向读者传递他所理解的庄子其人其书;在译文之后附录术语汇编,分人名、地名、典故三部分,每个条目下都有或简或详的解释。这些外围文本对读者的引导作用是很大的。此外,梅维恒对《庄子》文学性的看重使得他在翻译中尽最大努力来再现原文的诗性语言和各种修辞表达手法。他的翻译使庄子及其思想走出汉学家的小圈子,扩大了在美国知名度,也给后来译者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附注:

 

    ①早前译者在翻译庄子的人名、书名时一般采用威妥玛式拼音法,音译转写为Chuang Tzu,Chuang Tz,Chuang Tsu,Chuang-tzu,Chuang Chou,Chuangtse,等。现在越来越倾向采用拼音来标注。汪榕培的英译本标题是Zhuangzi,杨国荣的英译本标题是Zhuangzi,安乐哲的论文集用Zhuangzi,Wu Chung用Zhuang Zi,梅维恒在前言中曾提到现在的流行转写方式是Zhuang Zi,所以笔者曾直接采用汪、杨的标注法,将庄子译成Zhuangzi。现在看来,采用Zhuang Zi,似乎更合适。

 

    ②根据兰东辉主编的《新编古汉语字典》,“来”作名词时是“麦子”的意思。

 

    参考文献

 

    Bassnett,S.2007.The meek or the mighty:reappraising the  role of the translator[A].In R.Álvarez&M.C.Vidal(ed.).Translation,Power,Subversion[C].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10-24.
 
    Giles,H.A.(tr.).1980.Chuang Tzu:Mystic,Moralist,and Social Reformer[M].London:Mandala &Unwin.

 

    Legge,James(tr.).1959.The Texts of Taoism[M].New  York:The Julian Press.

 

    Mair,Victor H.1983a.Chuang-tzu and Erasmus:Kindred wits[A].In Victor H.Mair(ed.).Experimental Essays on  Chuang-tzu[C].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85-100.

 

    Mair,Victor H.(ed.).1983b.Experimental Essays on  Chuang-tzu[C].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Mair,Victor H.(tr.).1998.Wandering on the Way:Early Taoist Tales and Parables of Chuang Tzu[M].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Ware J.R.(tr.).1963.The Sayings of Chuang Chou[M].New York: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Watson B.(tr.).1968.The Complete Works of Chuang  Tzu[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Wilhelm,H.1983.Chuang-tzu translations:a bibliographical  appendix[A].In Victor H.Mair(ed.).Experimental  Essays on Chuang-tzu[C].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58-161.

 

    Wu,Chung(tr.).2008.The Wisdom of Zhuang Zi on  Daoism[M].New York:Peter Lang.

 

    陈鼓应.1983.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

 

    冯友兰(译).1931.Chuang Tsz:A New Selected Translation with an Exposition of the Poilosophy of Kuo  Hsiang[M].北京:商务印书馆.

 

    兰东辉等.2009.新编古汉语字典[Z].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梅维恒.2000.绘画与表演——中国的看图讲故事和它的印度起源(王邦维、荣新江、钱文忠译)[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钱文忠.1990.俗文学·民间文艺·文化交流——读美国梅维恒教授的三部近著[J].读书(8):104-111.

 

    汪榕培(译).1999.Zhuang zi[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北京:外文出版社.


A Study of Victor H.Mair and His Translation of Zhuang Zi,by LIU Yan,p.42

 

    Professor Victor H.Mair is a famous American scholar on the study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  renowned translator of classical Chinese works.His translation of Zhuang Zi brings the career of the  translation of Zhuang Zi into a spring time and inspires the passion on the study of Zhuang Zi in America.Mair favors Zhuang Zi,especially the literary attraction of this wonderful book.He has done aprofound  study on Zhuang Zi and Zhuang Zi the book,and his translation puts the transfer of the literary  characteristics on the first place.This paper introduces Mair’s academic background,analyzes his  understanding of Zhuang Zi and his methods of rendering names,verse and rhetoric devices in Zhuang Zi  and attempts to criticize his translation achievement in the aspect of transferring the literary characteristics  of Zhuang Zi

 

    转载于《当代外语研究》2011年第9期,第42-47页,英文摘要于第61页。

 

    博主补记:


    梅维恒(Victor H.Mair),1943年生,哈佛大学中国文学博士,著名汉学家,宾夕法尼亚大学亚洲及中东研究系教授、宾大考古及人类学博物馆顾问,还担任京都大学、香港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兼任教职;精通中文、日文、藏文和梵文,被认为是当代西方汉学界最具开拓精神的学人,著述宏丰,研究领域包括:中国语言文学、中古史、敦煌学。

 

刘妍:梅维恒及其英译庄子研究

 

    附:梅维恒的学生如此评价的学术成就:“梅维恒一直大面积撒网,他能透过我们在课堂上阅读的文献,不断以他出人意表的观察来让我们感到惊奇。今天,人们总是以跨学科的名义来试图仿效世界主义,但对于那时的梅维恒而言,这并非时尚:他只是拥有难以餍足的求知与开拓的欲望。无疑的是,突破界限是我们这位导师主要的学术风格,这种风格不断从地理、范畴方面追问哪里是这些边界之所在。尽管从不玩弄时髦术语,但梅维恒却一直追问着这样的现象与议题——它们都涉及到多元文化、复杂性、他异性及底层,他又能对其工作加以认真的语言分析。语言学常被认为是十九世纪的遗留之物而被唾弃,而梅维恒证明了语言学的成功,因为以其探讨了二十一世纪的议题。”(Victor has always cast his nets widely,and he could routinely amaze uswith observations far afield from the Chinese text we were reading in class.Todaypeople often attempt to simulate this cosmopolitanism under the rubric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y,but for Victor,it was quite untrendy:he simply hadan insatiable appetite for knowledge and pushing boundaries.Indeed,border-crossing has been our mentor's dominant mode of scholarship,a mode thathas constantly interrogated where those very borders are both geographicallyand categorically.Though never sporting fashionable jargon,Victor has alwaystaken on phenomena and issues that engage aspects of multiculturalism,hybridity,alterity,and the subaltern,while remarkably grounding his work in painstakingphilological analysis.Victor demonstrates the success of philology,oftendismissed as a nineteenth-century holdover,for investigatingtwenty-first-century concerns.)

 

刘妍:梅维恒及其英译庄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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