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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闾:庄子在西方

(2018-12-07 08:44:39)
标签:

梭罗

王尔德

布莱希特

博尔赫斯

帕斯

分类: 海外道学

庄子在西方

 

王充闾

 

    上世纪90年代,我先后到过美国、德国和英国,后来又到了墨西哥、阿根廷,综合几个地区的印象,是域外许多作家、艺术家对于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先秦大哲庄子,十分崇敬,也颇有研究,并将所学成果付诸他们的创作实践。

 

    庄老夫子如果地下有知,一定会感到聒噪不堪,苦于日夜不得清静。白天里,听故国学人对于其人其书纵横论议,争辩不休,贬之者固有,而誉之者极多;自从18世纪他的著作翻译到西方之后,每到夜间,地球那面的诗人、作家,又把他们读《庄》、解《庄》、学《庄》的心得传送到他的耳边,闹得他无法安眠。

 

    说到故国的传人,人们必然首先想到魏晋之际的嵇康和东晋时的陶潜,再就是唐代的李白、宋代的苏轼,直到清代中叶的曹雪芹,这些旷代的文豪诗伯组成一条跨越千年的传薪红线,脉络分明,各极其盛。无独有偶,这几年我又发现,在西方居然也有五位文豪,或为戏剧家,或为小说家,或为散文家,或为诗人,不同程度、不同侧重地崇尚庄子的思想,欣赏他的思维方式,学习、借鉴他的创作经验,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首先是美国作家梭罗。“梭罗与庄子在生活的坎坷、坚强和对个人主义的渴盼上都特别相似。”(林语堂语)而他的生平阅历,却比庄子还要简单。他1817年出生于一个小城镇,二十岁就从哈佛大学毕业了,尔后当了两年教师,并开始文学写作。他赞同《庄子》中的很多见解,尤其崇尚庄子的简朴生活,试图追寻、体验庄子所倡导的清新、空灵、诗意的生活方式:从蛙鼓声声、鸟鸣嘤嘤中得到欢愉,在晨曦暮霭、朗月清风里收获宁静。

 

    他不遗余力地鼓动人们,要简化生活,取消娱乐,腾出时间来用于体验生命、品味人生;同时,通过自己的实验,告诉世人不要被繁纷复杂的生活所迷惑,从而失去生活的方向和意义。于是,他孤身一人,跑到无人居住的瓦尔登湖边,自建了一个小木屋,在周围隙地种植玉米、豆类、萝卜和马铃薯,自食其力,过着原始、简朴的生活,总共住了两年两个月零两天。他认为,这是一种理想的生活模式。回到城镇之后,他患了肺病,死时年仅45岁。近两个世纪过去了,他的小木屋以及瓦尔登湖,如今已经成为融入大自然、疏离社会群体和挑战物质文明、告别城市喧嚣的一种象征。

 

    英国著名作家奥斯卡·王尔德读完《庄子》英译本后,感叹地说:“这部完成于两千年前的中国书,对欧洲人来说,依然早了两千年。”言下之意:作为一种永恒的存在,庄子不仅超越了空间,也超越了时间。看来,他对庄子确实是衷心崇拜的。

 

    王尔德作为一位重要的文学家,与庄子有其相似之处,当然,差异是明显的,并且是主导的。他于1854年,出生在都柏林一个有着卓越地位的家庭,毕业于牛津大学。他的作品以词藻华美、立意新颖和观点鲜明著称于世。作为唯美主义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无论是他的价值取向、个性特征还是作品风格,都是充满魅力的。论者认为,王尔德的一生似乎就是一个巨大的悖论。他是一个集天使与魔鬼于一身的矛盾人物,既世故又纯洁,既虚伪又真实,一面取悦上流社会,一边又进行尖刻的讽刺、批判。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说:“相反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王尔德也正是这样。他极端自负,曾傲气十足地写道:“上帝几乎将所有的东西都赐给了我。我有天才、名声、才气、社会地位,并富于挑战知识。我让艺术成为一种哲学,让哲学成为一种艺术。我改变了人们的心灵与事物的色彩,我的一言一行,无不让人困惑、猜疑。”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依稀地看到庄子的某些影子。

 

    德国著名戏剧家贝尔托·布莱希特出生于1898年,他从倡导歌剧改革入手,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史诗剧的实验,从而逐步形成了独特的戏剧理念与表演方式。他认真吸收中国戏剧艺术经验,特别是从庄子那里汲取了丰富的哲学思想。他像当年许多德国知识分子一样,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和研究《庄子》,不仅从中发掘出表现主义戏剧的理论支撑,而且激活了创造性思维,开阔了学术视野,使他的认知向哲学的深度和广度推进,从而“由一个欧洲人变成了一个世界性的人”。

 

    对于《庄子》,他是五体投地地折服,曾说:“这样的书,在我们这里再也写不出来了,因为缺乏这种智慧。人们只能在自家的作坊里炮制思想,结果这种思想总也摆脱不了迂腐气息。”他在多部剧作中,引进了《庄子》的思想蕴涵,成为西方文艺家中仅见的“曲翻古调填今事,义探新辞改旧观”的一个典范。就此,当代学者张黎举出多部作品实例加以说明:《四川好人》里卖水人老王,一个偶然机会,在一座破庙里拣到一本《庄子》,其中的一些故事,令他联想到妓女沈黛的遭遇。他担心沈黛当好人、做好事,可能不得好报,为此心神不宁,忧虑重重。睡梦中,他给来到人间寻访好人的三位神仙,诵读了《庄子》书中“材之患”的故事,请教神明:沈黛是否会像庄子寓言中那些好端端的树木一样,无法享受应有的天年?在《高加索灰阑记》里,他又以格鲁雪那双粗糙的手和大公那双细嫩的手为例,再一次精彩地演绎了“材之患”的思想。此前,布莱希特还曾以教育剧的形式,在《例外与常规》中,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改造了庄子宣扬的乱世之秋的处世之道,把庄子哲学中的“隐逸之术”改造成了对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的批判。《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这出戏,故事取材于瑞典作家鲁内伯格的叙事诗《露塔·斯韦尔德》;而剧中所表达的主题思想,同样来源于《庄子》,这是一出中西合璧的作品,经过重新诠释的庄子思想,构成了这出戏的灵魂。布莱希特正是通过这种“古为今用”“中为西用”的高明手法,使他的作品既增添了艺术情趣,又蕴含着深邃的哲学魅力。

 

    比布莱希特晚出生一年的阿根廷著名作家博尔赫斯,对于庄子更是顶礼膜拜,推崇备至。早在青年时代,他就通过一个英译本,潜心研索《庄子》,并在作品中屡屡引用。他对《天下》篇中惠子讲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无限着迷;“庄周梦蝶”的寓言故事,更使他悠然神往,竟然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向老师、阿根廷著名作家马塞多尼奥讲解,并把它写进作品《漆手杖》里:“我瞅着它,我想起了庄子。庄子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醒来后不知道究竟是人做梦变成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人。”他还把《齐物论》中“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这一论述,做为小说《圆型废墟》的主题。(转引自赵世欣论文)在小说《另一个我》中,描述1969年2月的一个上午,在英国剑桥,他遇见了1914年在日内瓦的自己。为了证明二者是同一人,1969年的博氏谈了他于1914年在日内瓦的往事,而1914年的博氏却说,这达不到证明的效果,“如果我梦见了你,你当然会知道我的事情。”1969年的博氏只好说:“若是今天上午和我们的会面都是梦境,那么,我们都得相信自己既是做梦人,同时也是梦中人。也许我们已经清醒,也许我们还在做梦。”他真是把庄子哲理美文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

 

    论者认为,博尔赫斯的创作划开了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与后现代文学的分水岭。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写出了《叙事的艺术与魔幻》的论文;日后,更以其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实践,使东西方文学界霑益无穷。从他开始,传统的文学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诸如,文学种类的界限被打破了,客观时间被消解了,幽默与荒谬结合、写真与魔幻统一,等等。作为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的开创者之一,他在名为《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的小说中,模糊以至抹杀了真实时间和虚构空间的界限,“虚构”这一美学概念,在他的艺术世界里,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可是,他却谦虚地说:“魔幻文学祖师爷的头衔轮不到我,两千多年前梦蝶的庄周也许当之无愧”。

 

    最后,就要说到墨西哥著名诗人帕斯了,他是五人中唯一出生于20世纪(1914)、唯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学家。他毕业于墨西哥大学哲学文学系,深受法国超现实主义诗风的影响;后期诗作又受到中国古典诗歌的启示,从而自觉地将东西方文化质素熔于一炉。他曾翻译过王维、李白、杜甫等中国古代诗歌大师的作品;而对庄子,尤其殷殷垂注。1964年,他与法国姑娘玛丽·何塞结婚,在赠诗中,他将爱侣与自己共同镶嵌进庄子的“蝴蝶梦”里:

 

    一只蝴蝶在汽车丛中飞来飞去。
    玛丽·何塞对我说:那一定是庄子,
    正路过纽约。
    但那只蝴蝶,
    不知道是梦见成为庄子的蝴蝶,
    还是梦见成为蝴蝶的庄子。
    蝴蝶不会疑惑,
    它自在飞舞。

 

    他曾深情灼灼地说:“我最崇拜的散文家之一,是位中国人——庄子。我的确认为他对我们有用。我推荐所有人都读读庄子的书,它与蒙田(16世纪法国的文学大师)的著作一样重要。”

 

    实际上,域外研究庄子、钟情庄子的文人绝不止上述五位,人们随手就能举出一些,比如,苏联时期那位著名的语言学家什克洛夫斯基,在《散文理论》再版引言中写道:“不久前,我被一篇中国小说中的语词震慑住了。一个人梦见一只蝴蝶,醒来之后他便陷入沉思,不知是他梦见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了他。”这里说的无疑是庄子。在这位语言学家看来,两千多年前的那个“蝶梦寓言”,就是一篇精短小说。

 

    除了人文学者,庄子的思维方式与表现手法,同样也吸引了大批自然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就曾多次说过:“我特别喜欢庄子,他的作品充满了比喻和佯谬,而且,其中最吸引人的,是这些比喻和佯谬揭示出在我面前的那个充满幻想的广阔世界”。德国物理学家兼思想家、诺贝尔奖得主海森伯,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曾在多次演讲中,援引庄子关于“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会干扰、破坏灵魂的纯朴与宁静的论述。他说:“很清楚,这则古老故事包含了许多智慧,因为‘灵魂追寻’中的这种‘不确定性’,也许恰到好处地描述了我们现代危机中的人的状况。”

 

    就世界范围来说,现在,地球母亲已经到了疮痍满目、遍体鳞伤的地步,而相对落后的地区,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支配下,更是加倍地承受着发达国家以高能耗、高代价、高污染为特征的“物化文明”所带来的生态劫难。言念及此,我们重温一番庄子的“顺物自然”“人与天一”“天与人不相胜”等一系列生态哲学主张,以及由此衍生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该是何等亲切,又是何等震撼啊!

 

    转载于《文化学刊》2013年第3期,第184—187页。

 

王充闾:庄子在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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