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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卫礼贤:金花的秘密

(2018-09-27 08:56:03)
标签:

荣格

卫礼贤

金花的秘密

中国的生命之书

太乙金华宗旨

分类: 海外道学

荣格&卫礼贤:金花的秘密

 

    博主按:《金花的秘密:中国的生命之书》(Das Geheimnis der Goldenen Blute:ein Chinesisches Lebensbuch),(瑞士)荣格(Carl Gustav Jung)、(德)卫礼贤(Richard Wilhelm)著,张卜天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7月出版。本博转载序言及书评一篇,供有兴趣的网友参考。

 

第二版序言

 

    1928年,当我已故的朋友、本书的合著者之一卫礼贤把他翻译的《太乙金华宗旨》寄给我时,我自己的工作正处于困境。1913年以来,我一直在对集体无意识过程进行研究,但从不止一个方面来看,所得到的结果似乎是成问题的。这些结果不仅远远超出了“学院”心理学所熟知的一切,而且也跨越了医学的、纯人格主义的(rein personalistischen)心理学的界限。它们与一种广泛的现象学有关,迄今为止所有已知的范畴和方法都不能用于这种现象学。由于没有什么东西可供比较,我花费十五年的辛劳所得到的这些结果似乎是悬而未决的。以前我不知道有任何人类经验领域可以稍为确定地支持我的结果。我所知道的仅有的类似的东西都散见于异教研究者的报告中,但这些东西时间过于久远。这种关联丝毫没有让我的工作轻松起来,反而使之更加困难。因为在灵知主义(gnostischen)体系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是直接的心灵体验,大部分则是思辨的、系统化的加工。由于我们极少拥有详尽的文本,而且大部分已知内容都出自基督教反对者的报告,所以至少可以说,对于这些难以理解、混乱怪异的文献的历史和内容,我们的认识严重不足。加之距今已有一千七八百年,依赖这个领域来寻求佐证在我看来是非常危险的。此外,这种关联在某些方面并不重要,恰恰在主要事情上存有裂隙,使我无法利用这些灵知主义材料。

 

    卫礼贤给我寄来的这一著作帮我摆脱了困境,其中恰好包含了我在灵知主义者那里找不到的东西。因此该文本使我有机会能把我的一些基本研究成果至少暂时发表出来。

 

    《太乙金华宗旨》不仅是一部道教的中国瑜伽著作,而且也是一篇炼丹术文献,当时我觉得这似乎并不重要。然而,随着后来对拉丁语文献的深入研究,我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发现这部著作的炼丹术特征有着重要的意义。不过这里无法对此进行详述。这里只需强调,正是《太乙金华宗旨》这部著作帮我第一次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因为在中古时代的炼丹术中,我们终于找到了灵知(Gnosis)与当代人集体无意识过程之间的联系。

 

    借此机会,我想提醒注意,即使是有教养的读者在阅读这本书时也可能产生某些误解。常常有人以为我出版这本书是为了向公众传授一种获得幸福的法门。这些读者试图模仿这部中国著作的“法门”,他们完全误解了我这篇评述所要阐述的内容。但愿这种精神层次低下的代表只是少数。

 

    另一种误解认为,我在评述中在一定程度上描述了我的心理疗法,据说是为了治疗的目的而把东方思想灌输给我的病人。我不相信我的评述中有任何内容能够导致这种迷信。无论如何,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它乃是基于那种流传甚广的想法,认为心理学是针对某种特定目的而发明出来的东西,而不是经验科学。在这方面,还有一种浅薄无知的看法,认为集体无意识是“形而上学”的。任何人只要稍加留心就会看到,他们把一种经验概念与本能概念混为一谈了。

 

    在第二版中,我补充了1930年5月10日我在慕尼黑纪念卫礼贤的讲演,它已经发表在1931年的英文第一版中。

 

纪念卫礼贤

 

女士们,先生们!

 

    谈论卫礼贤和他的工作,这项任务并不轻松,因为我们的出发点相去甚远,只是在道路的中途偶然相遇。他毕生的工作有一个范围是我从未涉足的。我从未去过那个早先塑造了他、后来又让他全身心投入的中国,我也不熟悉中国的语言,那是对中国东方活生生的精神表达。我不过是一个门外汉,站在卫礼贤所精通的广大知识经验领域以外。如果我们都停留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那么他作为汉学家、我作为医生恐怕永远也不会接触。然而,我们在人文领域相遇了,它从一开始就超越了学院界限,那里有我们的接触点,那里腾跃而起的火花点亮了一盏明灯,它将成为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事件之一。由于有这样一段经历,我也许可以谈谈卫礼贤和他的工作。我怀着感激的崇敬之情缅怀这位思想家,他在东西方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把一种濒临毁灭的数千年文化的宝贵遗产留给了西方。

 

    卫礼贤拥有的高超造诣只有这样一种人才能获得,这种人超越了自己的专业,其学问变成了一种对人类的关切——不,不是变成,这种关切自始至终都是如此。因为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使他摆脱欧洲人甚至是传教士的狭隘眼界呢?以至于他一接触到关于中国灵魂的秘密,就立刻觉察到这其中隐藏着对我们十分珍贵的东西,并为这份稀世珍宝而牺牲掉其欧洲偏见。正是一种海纳百川的人格和参透一切的伟大心灵,才使他能够毫无保留地向一种迥然相异的思想敞开自己,并把自己的种种天赋和才能贡献给它。他超越了基督教的怨恨,超越了欧洲人的傲慢自大,他在投身于这项任务时的理解本身便证明了一种罕有的伟大精神;而所有平庸者在接触外来文化时,不是盲目地丧失自我,就是自以为是地大加批判。他们只能接触到外来文化的外表和皮毛,而从未咂摸到它的滋味,因此也从未进入那种精神交流,那种产生新生命的最亲密的交融与渗透。

 

    一般说来,专业学者的心智是纯粹男性的,对于这样一种理智而言,繁育是一种与本性相异的不自然过程,因此它特别不适合接受和培育与本性相异的精神。而更伟大的精神却带有女性的特征,它有一个擅于接纳的、培育性的子宫,可以把陌生的东西改造成熟悉的形态。卫礼贤拥有这种母性精神的罕见天赋,因此能够前所未及地领会东方精神,致力于他那些无与伦比的翻译工作。

 

    在我看来,他最伟大的成就是对《易经》的翻译和评述。在知道卫礼贤的译本之前,多年以来我一直在使用理雅各(James Legge)的有缺陷的译本,因此我完全能够认识到这两个译本之间的巨大差异。卫礼贤成功复活了这部古老的著作,给它赋予了一种新的活力。不仅许多汉学家,甚至是大多数现代中国人,都只能把这部著作看成一堆荒谬的符咒。也许没有哪部著作能像《易经》那样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几千年来,中国最杰出的人一直在这部著作上携手合作,贡献力量。它虽然成文甚早,但万古常新,至今仍然富有生机,影响深远,至少在那些理解其意义的人看来是如此。我们能够受此恩惠,这要归功于卫礼贤的创造性工作。他使我们得以接近这部著作,不仅通过他的精心翻译,而且也通过他的个人体验。他既是中国一位旧学大师的门徒,也是中国瑜伽心理学的初学弟子,对他来说,《易经》的实际运用是常新的体验。

 

    除了这些丰厚的礼物,卫礼贤还留给我们一项任务,其意义我们现在可以猜测,但还不能充分领悟。任何一个像我这样有幸能在与卫礼贤的精神交流中体验过《易经》占卜能力的人,都不会对一个事实长久地视而不见,那就是我们已经触及了一个有可能动摇我们西方心态基础的阿基米德点。像卫礼贤那样对一种本性上异于我们的文化进行丰富多彩的描绘,其意义绝非微不足道,但比这更重要的是,他把中国精神的鲜活胚芽接种在我们身上,使我们的世界观发生了本质改变。我们不再仅仅是临渊羨鱼或品头论足的旁观者,而是已经成为东方精神的参与者,能够体验到《易经》活生生的效力。

 

    乍看起来,《易经》应用的基本机制与我们西方科学的因果世界观似乎尖锐对立。换句话说,它完全是非科学的,甚至是禁忌的东西,因此超出了我们的科学判断,是我们无法理解的。

 

    几年以前,当时的英国人类学学会主席问我,为什么像中国这样一个精神层次如此之高的民族却没能发展出科学。我回答说,这一定是一种视错觉,因为中国的确有一种“科学”,其“标准著作”就是《易经》,不过和中国的许多其他东西一样,这种科学的原理与我们的科学原理完全不同。

 

    事实上,《易经》的科学并非基于因果性原理,而是基于一种我们从未遇到因而迄今尚未命名的原理,我姑且称之为“同步性”(synchronistisches)原理。多年以前,我在研究无意识过程的心理学时就已经意识到,必须寻找一种新的解释原则,因为因果性原理似乎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某些值得注意的无意识心理现象。我发现有一些心理上的平行现象,它们之间不可能有因果联系,而必定处于另一种事件联系。在我看来,这种联系主要可见于相对的同时性这一事实,因此我称之为“同步性”。事实上,时间仿佛远非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种包含着性质或基本条件的具体连续体(konkretes Kontinuum),这些性质或基本条件能以一种无法作因果解释的平行性在不同的地方相对同时地显现出来,比如相同的思想、符号或心理状态的巧合出现。另一个例子是卫礼贤曾经指出的中国和欧洲风格期(Stilperioden)的同时性,它们之间不可能有因果联系。如果拥有经过彻底论证的结果,那么占星学就是同步性的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例子。不过,至少已经有一些事实经过了充分论证,并有大量统计数据作为支持,因此,对占星学问题进行哲学考察似乎是有价值的。(从心理学上的评价来看,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占星学代表着古代所有心理学认识的总和。)

 

    可以根据一个人的生辰来详细重构他的性格,这一事实表明了占星学的相对有效性。然而,生辰丝毫不依赖于实际的天文星座,而是依赖于一种随意的、纯粹概念性的时间系统,因为由于二分点的进动,春分点早已移出了零度的白羊宫。那些实际上正确的占星学判断并非基于天体的影响,而是基于我们假定的时间性质,换句话说,在这一时刻出生的人或所做的事都具有这一时刻的性质。

 

    这也是实践《易经》的基本程式。大家知道,通过操作蓍草或硬币这种纯粹基于偶然的方法可以获得刻画该时刻的六线形卦象。神秘的蓍草会按照该时刻的性质而下落。问题仅仅在于:公元前一千年的文王和周公是否正确解释了这种由下落的蓍草而获得的偶然图形?对此只有经验能决定了。

 

    应我的邀请,卫礼贤在苏黎世心理学俱乐部作第一次讲演时演示了《易经》的操作方法,同时还做了一项预言,这项预言不到两年就准确无误地应验了。这一事实还可以通过许多平行的经验而得到进一步确证。但这里我并不关心如何客观地确定《易经》预言的有效性,而是像我已故的朋友卫礼贤那样把它当作前提。于是,接下来我只要谈谈这个令人惊讶的事实,即借助《易经》的卦象可以解读出该时刻的隐秘性质(qualitas occulta)。这里涉及的事件关联与占星学有着本质联系,而不仅仅是相似。出生对应着落下的蓍草,星座对应着卦象,对星座的占星学解释则对应着卦辞。

 

    这种建立在同步性原理基础上的思维在《易经》那里达到了顶峰,它是对中国总体思维最纯粹的表达。而在西方哲学史上,这种思维自赫拉克利特之后就已经销声匿迹,直到在莱布尼茨那里才又出现了微弱的回声。不过在此期间,它并没有彻底消亡,而是继续活在占星学思辨的暮色中,直到今天也一直保持在这一层次。

 

    在这里,《易经》正好呼应了我们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在我们这个时代,神秘学(Okkultismus)获得了一种无与伦比的复兴。西方精神之光几乎因此而黯然失色。这里我想到的并不是我们的专科院校及其代表。我是一个医生,常与普通人打交道,因此我知道,大学已不再能带来光明。人们已经厌倦了科学的专业化以及理性主义的唯理智论。人们渴望听到真理,这种真理不是使他们更狭窄,而是使他们更开通,不是蒙蔽他们,而是照亮他们,不是像水一样流过他们,而是切中肯綮,深入骨髓。这种寻求很容易把广大公众引入歧途。

 

    每当我想到卫礼贤的成就和意义时,我总会想起把《奥义书》的第一个译本带到欧洲的法国人安基提尔·迪佩龙(Anquetil Du Perron),当时临近1800年,欧洲正在发生某种闻所未闻的事情,理性女神把基督教的上帝赶下了巴黎圣母院的宝座。今天,比当时的巴黎更加闻所未闻的事情正在俄国发生,基督教在欧洲本土是如此衰弱,甚至连佛教徒也认为这是向欧洲传教的大好时机,正是卫礼贤从东方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光明。他感到了这一文化使命的召唤,意识到东方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治愈我们的精神匮乏。

 

    径直给予慷慨的施舍并不能真正帮助处于困境中的人,尽管这些施舍可能是他想要的。对他更大的帮助是给他指出一条明路,使他可以通过努力永远摆脱困境。不幸的是,我们今天的精神乞丐太容易接受东方的施舍,盲目地模仿东方的做法。这种危险怎样警告都不为过,卫礼贤也清楚地感觉到了这一点。仅仅是一种新鲜感觉或者新的神经刺激并不能帮助欧洲的精神。中国花了几千年时间建立起来的东西我们也不可能通过偷窃来获得。要想拥有,我们必须凭借自己的努力。东方所能给予我们的仅仅是一种帮助,具体工作还必须由我们来做。如果我们把自己文化的根基当作过时的错误加以舍弃,把我们看成无家可归的海盗偷偷摸摸地栖身于陌生的海岸上,那么《奥义书》的智慧和中国瑜伽的洞见对我们又有什么用呢?如果我们对自己的问题视而不见,带着习惯性的偏见过着人为安排的生活,如果我们掩藏真实的人性及其所有的危险暗流和黑暗,那么东方的洞见尤其是《易经》的智慧将毫无意义。这种智慧的光芒只能在黑暗中闪烁,在欧洲意识和意志剧场中的探照灯下则无迹可寻。我们也许读到过中国的大屠杀,秘密社团的邪恶势力,平民百姓那难以名状的贫困以及令人绝望的肮脏和罪恶,此时我们会对那里的恐怖有所印象,而《易经》的智慧正是从这一背景中产生出来的。

 

    要想体验活生生的东方智慧,我们需要有一种正确的三维生活。因此,我们首先需要关于我们自己的欧洲智慧。我们道路的出发点是欧洲的现实,而不是瑜伽功法,后者只会掩盖我们的现实。我们必须在一种更广的意义上来继承卫礼贤的翻译工作,这样才能无愧为这位大师的学生。正如他已将东方的精神财富转化为欧洲的含义,我们也应把这种含义转化为生活。我们知道,卫礼贤把核心概念“道”译为Sinn(含义、意义)。把这种Sinn转化为生活,亦即实现“道”,这正是学生的任务。

 

    但是用语词和好的教导无法产生道。我们真的知道道是如何在我们之中或围绕我们产生的吗?通过模仿?通过理性?抑或通过意志的体操?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东方,那里笼罩着一种无法抗拒的命运。欧洲的大炮轰开了亚洲的大门,欧洲的科学技术、欧洲的世俗和贪婪正在中国泛滥。我们已经从政治上征服了东方。然而当罗马从政治上推翻了近东之后发生了什么呢?东方的精神进入了罗马,光明之神密特拉(Mithra)成了罗马人的战神,从小亚细亚的一个最不起眼的角落产生了一种全新的罗马精神。难道今天就不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吗?我们也许会像当年那些有教养的罗马人一样盲目,对救世主的迷信感到惊异。需要注意的是,英国和荷兰这两个最早的殖民亚洲的列强同时也最受印度通神学(Theosophie)影响。我知道我们的无意识中已经充满了东方的象征,东方精神其实就在我们门前。因此在我看来,道的实现,道的追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我们的集体现象,其程度远比我们通常认为的大得多。比如我认为,卫礼贤和印度学家豪尔(Hauer)在今年的德国精神治疗师大会上应邀作了关于瑜伽的报告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迹象。试想一下,一个与痛苦不堪因此易于接受的病人直接打交道的从业医生一旦与一种东方治疗体系建立起联系,这意味着什么!东方精神将穿透所有毛孔而抵达欧洲最为脆弱的地方。它既可能是一种危险的传染病,也可能是一剂良药。在西方,巴别塔造成的语言混乱已经导致了严重的方向迷失,以至于人人都渴望朴素的真理,或者至少是渴望一些一般思想,它们不仅诉诸头脑而且也诉诸心灵,可以给沉思的头脑带来明晰,也可以给动荡不安的情绪带来安宁。和古罗马人一样,我们今天再次引入了五花八门的异国迷信,希望从中找到治疗自身痼疾的良药。

 

    人本能地知道,一切伟大真理都是朴素的,因此本能软弱的人便以为伟大的真理可以在那些廉价的简化和陈词滥调中找到,或者因失望而陷入相反的谬误,以为伟大的真理必定极其晦涩复杂。今天在我们的普通公众中出现的灵知主义(gnostische)运动在心理上与1900年前的灵知主义运动完全一致。那时和今天一样,孤独的漫游者像伟大的阿波罗尼奥斯(Apollonius of Tyana)那样纺着精神的丝线从欧洲到了亚洲,也许是到了遥远的印度。从这样一种历史视角来看,我认为卫礼贤就像一位伟大的灵知主义中介,使亚洲的文化遗产与古希腊精神相接触,使一个新世界从罗马帝国的废墟上产生出来。那时和现在一样,到处都是芜杂琐碎、异想天开、品味低劣、内心不安,精神的大陆已被洪水淹没,只有几个山尖像小岛一样从无边的洪水中露出头来,各种精神的歧路在向人召唤,各种假先知沉渣泛起。

 

    在种种刺耳喧嚣的欧洲观点中,能够听到卫礼贤这位中国信使的朴素语言真是一种福音。我们可以注意到,卫礼贤的语言是在纯朴自然的中国思想中培育出来的,而中国思想能用朴素的语言表达深刻的东西。这种语言揭示出真理背后的简单和深刻背后的质朴,给我们带来了金花的优雅芬芳。它在西方的土壤中植入了一株纤弱的幼苗,使我们在经历了肆意妄为和桀骜不驯之后对于生命和道有了新的感受。

 

    面对着东方的异国文化,卫礼贤表现出了欧洲人罕见的谦恭。他毫无芥蒂地面对它,不带任何偏见和自负,完全敞开自己的心灵,任它控制和塑造,因此当他回到欧洲时,他给我们带来了在精神和本质上都很纯正的东方图像。他获得这种深刻转变肯定要付出巨大的牺牲,因为我们的历史预设与东方全然不同。面对着东方更为普遍、更为温和的本性,西方意识的尖锐及其严峻问题必须变得柔和,西方的理性主义及其片面的区分也必须让位于东方的宽广和质朴。对卫礼贤来说,这种转变不仅意味着思想观点的转移,而且也意味着人格构成的本质性重组。倘若卫礼贤不能让他内心之中的欧洲精神退居幕后,他就不可能给我们提供如此完美的东方图像,没有任何隐秘动机,也没有任何粗暴无礼。如果他让东西方在他内心之中进行一场毫不妥協的生硬较量,他就不可能完成他的使命,给我们提供一幅中国的真实图像。为了完成这项命定的任务,牺牲掉欧洲精神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

 

    卫礼贤在最高的意义上完成了他的使命。他不仅使我们能够接触到古老的中国思想宝库,而且正如我已经指出的,他带来了已经存活数千年的中国精神之根,并把它植入了欧洲的土壤。随着这项任务的完成,他的事业达到了顶峰,但不幸也达到了它的终点。根据中国人所熟知的物极必反法则,一个阶段的结束正是其相反阶段的开端。因此阳极则阴,盛极则衰。我只是在卫礼贤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才与他接近,我可以看到,随着他毕生工作的完成,欧洲和欧洲人是如何越来越向他靠拢,事实上是越来越困扰他。与此同时,他也愈发感到,他可能正站在一场剧变的边缘,这场变革的性质他还不能清晰地把握。他只知道,他面临着一场决定性的危机。他身体上的疾病伴随着这种精神发展。他的梦里充满了对中国的回忆,但梦中的画面总是郁郁寡欢、阴沉凄凉。这清楚地表明,他心中的中国内容已经走向了反面。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被永远牺牲掉,一切事物都会以改变的形态回返。在出现巨大牺牲的地方,当那些牺牲掉的东西重新回来时,必定会有一个富有抵抗力的健康机体存在着,以承受一场剧变所带来的冲击。因此,这种严重的精神危机如果发生在孱弱的病体上,往往也就意味着死亡。现在祭刀就握在曾经作为祭品的他自己手中,曾经是献祭者的他必死。

 

    如大家所见,我并没有隐瞒我个人的观点,如果我不讲我对卫礼贤的体会,我又怎能谈论其他呢?他毕生的工作对我来说弥足珍贵,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和确证了我为了应对欧洲人的心灵痛苦而作的探寻、追求、思索和活动。对我来说,听他用清晰的语言阐述那些我曾隐约感觉到的来自混乱的欧洲无意识的东西是极为重要的经历。事实上,他极大地丰富了我,以至于在我看来,我从他那里得到的东西似乎比从任何人那里得到的都多。正因如此,我才不揣冒昧地站在纪念他的讲台上,表达我们所有人对他的感激和敬意。

 荣格&卫礼贤:金花的秘密

 

自性之光——读《金花的秘密》

 

饶静

 

    荣格对炼金术的研究始于1913年,彼时他正陷于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之后巨大的心理危机中,并试图在诺斯替及神秘主义思想中寻找出口。尽管炼金术也曾为其沉浸其中的无意识经验提供了某种启蒙,但荣格仍旧认为炼金术思维是不可理喻的。直到遇见《太乙金华宗旨》,炼金术的神秘核心才首次向他显现。该书的德译本初版于1929年秋,是德国汉学家卫礼贤生前的最后一部译作,也是他对中华文化的一次返本归源。《金花的秘密:中国生命之书》(The Secret of Golden Flower:A Chinese book of life)则同时收录了《太乙金华宗旨》和《慧命经》的翻译注释以及荣格的长篇评论,汇聚着两位大学者探索人类精神世界的热忱。

 

    一直以来,荣格对卫礼贤这位为他带来东方消息的“使者”都怀着高度的理解和同情。并声称,“他极大地丰富了我,使我觉得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比从任何人那里都多”。荣格也曾为卫礼贤的《易经》德译本撰写过评论,他尤其关注占卜过程中的“同时性”(synchronty),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因果性”(causality)的释意方式,两者的差异涉及了对时间的不同领会与组织方式。而《太乙金华宗旨》中的修炼玄理不仅印证了荣格曾在诺斯替教派及炼金术思想中领悟的一切,也提供了一套崭新的象征语言去重构分析心理学的义理脉络;荣格的评论文章也绝非原作的衍生品,而是以现代分析心理学为视角,对内丹修炼的象征图景进行的一场格义实践。

 

    到底是怎样的精神旅程将荣格带人了东方炼金术的天地呢?荣格早年追随弗洛伊德,弗氏的无意识学说及压抑理论都给了他极大启发。但荣格不能接受弗洛伊德将一切归之于“性欲”的解释学,性本能被视为一种物理能量,神经官能症总会在本能的失衡或泛滥中找到源头,而精神分析的功效就在于疏导或筑起堤坝来防“烂泥沼的黑潮”。这种看法过于强调了生命的病态特征,且受制于狭隘的科学模式和因果关联,忽略了对心理事实而言十分关键的目的论诉求。

 

    在深化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学说、拓展个人的心理因果基础。并迈向集体无意识原型的途中,荣格逐渐发现“自我”是最大的障碍。“自我就是精神事件的情结”——这是他对弗氏精神分析学说最为釜底抽薪的批判,在弗氏“本我、自我、超我”的三格中,处于欲望中心的“自我”就是人们最为珍爱和全力贯注的情结,并受根本情绪的操控,而一个理性而现实的“自我”常常是治愈目标。受制于本我与超我的自我委屈而暴躁,面临着来自外部世界、本我利比多,以及超我严厉审判的危险,而为了与外部现实达成一致,自我不得不掩饰与本我、超我的冲突。不错,“自我”是位卓越的政治家,斡旋于内与外的战场上谋求利益与和平,但若心理学家也拘禁于这一维度,其治疗总是一种妥協的结果。为守卫自我而进行的战役是可敬却徒劳的,结果是为了理性而离弃了精神。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是一种意识修补术,要求患者正视并规训欲望,重新拿出应对世界的机警和从容。但在荣格看来,任何修补都是徒劳的,治愈需要“自我”的革命性转化。

 

    简言之,这种转化就是从自我(ego)到自性(self)的个体化过程。“自性”不是“自我”的提升或完善,而是自我的击破,是自我从意识层面深入潜意识的旅程。荣格虽能够预感到“自性”的巨大治疗力量,却缺乏合适的途径去表述其存在。而道教的内丹修炼功法则为“自性”提供了可资类比的象征图像,“金花”这个美丽的隐喻在内丹修炼那儿则是“一粒金丹吞入腹,始知我命不由天”的自在,在荣格的语境中也是自性之光绽放的曼荼罗图像。

 

    荣格逐渐意识到,那些忙碌地穿梭于蒸馏瓶间的炼金术士们就是他的同行,原始的心理学家们不仅揭示了物质层次转换的直观形象,更有将无意识内容提升到意识中去的努力——“我很快看出来,分析心理学以一种十分奇怪的方式与炼金术不谋而合。炼金术士们的体验在一定意义上便是我的体验,而他们的世界便是我的世界。”这不再是个受制于生物本能的机械世界,而是如一粒种子般终将获得其预定形态的世界。这个世界摆脱了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动力学模式,能量不再以均质单线的陨逝或勃发来呈现惊心动魄。一直以来,让荣格殚精竭虑的能量的转换与提升问题在炼金术实践中获得了解决。象征符号的强大潜能使“力比多”从物理能量的拘禁中脱身而出,得到了象征意蕴的灌溉和照料,枝繁叶茂直到开花结果。

 

    对荣格而言。道教典籍中所述的修炼方式对紧扣心性本源的东方人来说是自然的,因为“中国的各种修炼方法早已把神的存在视为理所当然,秘传的功法只适合那些意识的光芒已经处在从命运的力量中解脱出来的临界点上的人……只要因欲望而产生的执著还在,这层面纱就揭不开。就达不到意识打破一切虚幻进入空境的高度”。“因欲望而产生的执著”是心理学家特有的敏感表达,心理学家也一直以各种方式来净化欲望或与之搏斗。然而,执著于修补意识裂痕的心理学家们却未曾注意到欲望的永动机正是根深蒂固的自我情结。

 

    作为道教内丹修炼起点的“回光”正是荣格“终结”弗洛伊德的异乡路标:从自我到自性的转变过程中。自我意识是最大的拦路虎,而“回光”是从外在的意识之光转向内在的灵魂之光的自然过程。《太乙金华宗旨》重视性修,并且融合了佛家“定慧双修”功法,其核心是“回光”,简言之,“回光”即“止观”。“回者,止也。光者,观也。止而不观,名为有回而无光;观而不止。名为有光而无回。”姑且撇开身体修炼,先来看“回光”对自我意识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为驳斥摹仿艺术的虚假,柏拉图曾以“线喻”区分了可知世界和可见世界,可知世界最高级的存在是“至善”,艺术摹仿的影像仅位于可见世界的底层。为了阐明“至善”的理念,柏拉图手指太阳:看,太阳就是“至善”在可见世界的儿子,是可见世界以及视力成为可能的原因。那么。在可知世界中,窥见“至善”的媒介又是什么呢?无疑,这个“什么”就是内在视力,是灵魂——“人的灵魂就好像眼睛一样。当他注视被真理和实在所照耀的对象时,它便能知道它们了解它们,显然是有了理智”。不过,对话录中的这种微妙常常被忽略了,自我意识追求的是可见世界的太阳,希冀一种普世的意识之光;而可知世界(不可见)世界的灵魂之光却逐渐被遗忘了。“回光”就是对这种遗忘的反拨,是将意识之光内敛至灵魂之光的逆回过程。

 

    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说,“回光”就是充分肯定无意识对意识的反作用,并促成两者的全新统一。也就是说,若无意识能和意识一样得到恰当认可,那么人的个性与人格重心都会出现转移,即“重心会离开意识的中心——自我,来到意识和无意识之间,这个点可以被称之为自性”。荣格也为“自性”找到了对应,那就是“元神”。“凡人投胎时,元神(primal spirit)居方寸,而识神(conscious spirit)则居下心。”元神和自性一样,是意识和无意识间的一个流动中心。而通常意义上的“理性”“意识”“自我”等等则属“识神”辖域,内丹修炼的目标之一就要化“识神”为“元神”。

 

    荣格还就一个翻译问题提出了异议,卫礼贤将“魂”和“魄”分别译作阿尼姆斯(animus)和阿尼玛(anima)。阿尼姆斯和阿尼玛这对术语是荣格的“发明”,前者代表着女性身上的男性形象,后者代表男性身上的女性形象。荣格认为,魂和阿尼姆斯之间并不能划上等号。所谓“魂在天心。阳也,轻清之暴也”。魂是来自自性的不具备人格特征的纯阳气息,代表着纯粹的阳性光芒和理智;而阿尼姆斯仅仅代表一般的知识和意见,尚未上升到魂所要求的纯度。不过,阿尼玛和魄却是十分匹配的,“魄,阴也,沉浊之气也,附于有形之凡心”。与魂的轻清不同,魄是阴性和世俗身体的代表者,具备强烈的人格化特征。较之于阿尼姆斯。荣格更看重阿尼玛,受阿尼玛控制的个体有更激烈的根本情绪,意义的真实原型就潜藏在这片意识之光难以穿透的幽暗水域中。以卦象来类比,魂和阿尼姆斯的区别其实是“乾”和“离”的不同,离火尚未达到神火之光明;阿尼玛则是“坎”,坎中真阳是精水元炁所在。由此,心理分析实践中阿尼姆斯与阿尼玛互为制约、携手并进的故事就成了内丹修炼中炼魂制魄的过程,其完满实现就是心肾相交,取坎填离以成乾象。

 

    尽管采纳的是不同的语言和象征体系,心理分析和道教内丹修炼的路径也是惊人地相似:突破自我意识的牢笼(回光、止观);阿尼姆斯与阿尼玛的戏剧(扶元神抑识神,炼魂制魄);曼荼罗的自性之光(取坎填离,金丹炼成)。但就道教内丹修炼而言,这种真实的修为不仅是象征和心理层面的,更是修行实践。在《太乙金华宗旨》中,金丹炼成时的景象是这样的:

 

    玉清留下逍遥诀,四字凝神入炁穴。
    六月俄看白雪飞,三更又见日轮赫。
    水中吹起藉巽风,天上游归食坤德。
    更有一句玄中玄,无何有乡是真宅。

 

    这是内丹修炼所展示的整合无意识密码的象征语言,荣格找到了打开这些象征表达的钥匙,但他明白若从意识入手则难以窥其堂奥。象征不是寓意,从不直接说出意义,只是对尚未完全为人所知的无意识内容的表达。象征层面的自性图像就是曼荼罗, “曼荼罗的图案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在人的最核心的自性周围画出具有保护性的壕沟,以防止元神的外泄,再用辟邪物防止由外部事物造成的偏离”。这个由曼荼罗图像守护着的“自性”代表着方向与含义,其治疗作用在于能够引领意识的逆回之路,在个体的整体人格中重新定位中心,由此引导患者成为自己灵魂的炼金术士,去挖掘尚未被意识接纳的内在力量,在整合过程中洞彻那曾将自我击溃的力量。

 

    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有医生的权威及科学的精确证明,他倾向于将病因追溯至幼年期的某种对抗事件,病因总是有待被揭露的秘密。但对荣格而言,病因是次要的,神经症的发作只是精神进程中的偶然事件,其必然性只有在同整体精神的关联中才能显示其轮廓。从这个意义上说。治愈所要求的那种和谐绝不是将深层的个人无意识毫无保留交付给一个经意识构造成型的框架,却是通过对集体无意识原型的整合达到的。作为个人和集体共享的浓厚心理背景,无意识不是被压抑和控制的意识产物,而是意识得以成长的土壤。

 

    这就涉及了适应问题,对心理学家而言,形形色色的神经症总是源自个体的不适应,那么,需要去适应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在弗洛伊德那儿,是因果性支配的现实:在荣格那儿,则是生存意义开辟的可能。受制于现实的欲望不得不继续炮制幻想以求逃避禁锢,致力于可能的欲望则锻造唯一的本己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说,荣格的心理分析是自性的传奇,是炼金术士的提纯试炼;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则是自我的悲剧,与幻影敌人的负隅顽抗。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心理类型,悲剧见证牺牲,传奇却为其招魂。悲剧揭示了灵魂不可救药的盲目。人类进入意识的明朗境地,却常常被存在的黝暗所绊倒。这一悲剧在《俄狄浦斯王》中已昭然若揭,荣格绝不同意弗洛伊德将之归为弑父娶母的“俄狄浦斯情结”,从人类原始的心理积淀中寻找起因,无非是强化了乱伦禁忌,成了人类认同文化背离自然的代价与惩罚。可是,禁令不是禁令,其吁求恰恰是一场真正的转化,在对悲剧迥然相异的理解上,荣格说出了他最想说的:自由不是肉体之儿女,而是上帝之儿女。

 

    盘旋在分析心理学与道教内丹修炼之间的荣格,只想坦陈信仰,自性之光总在那些信根深厚的心灵中绽放。荣格未尝不知道,宗教的万神殿能容纳更多逃避的心灵,但他关注的是作为一种心理事实被体验的宗教性。人类对神的信仰与外部世界因素无关,只是对内部自主性潜意识片段的感知。“自主性潜意识片断”的专名就是上帝,其人格化是各路神灵。现代人的问题常常是齐聚于意识一神教的门下而不自知,而击破一神教的偶像,即自我这头与意识哲学以及主体形而上学密不可分的怪物,还仅仅是其心理治疗的开端。不过,荣格开启的治愈之途绝非要将现代人拉入反意识的深渊,在宗教、治疗以及身体的微妙关联中,荣格试图最大限度地驱逐迷信:而由自性之光引领的修炼之途亦十分接近于东方式的觉悟,在言语无以企及的那片空地上。

 

    转载于《上海文化》2013年第3期,第111—114页。

 

    博主补记:

 

    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德国著名汉学家,1873年10月10日出生于斯图加特。卫礼贤翻译出版了《老子》《庄子》和《列子》等道家著作,还著有《实用中国常识》《老子与道教》《中国的精神》《中国文化史》《东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变迁》《中国哲学》等等,他对东方文化有极深的理解和创造性地发展,很多思想至今仍为具有代表性的经典译介,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学西播”的一位功臣。


    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的主要代表。主要著作《无意识心理学》《心理学型态》《集体无意识原型》《心理学与文学》等。提出“集体无意识”与“原型”理论,是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泛性论倾向的纠正。他对中国道教《太乙金华宗旨》《慧命经》《易经》,及佛教《西藏度亡经》、禅宗皆深入研究,也对西方炼金术着迷。他在《太乙金华宗旨》及西方炼金术中找到与他个性化观念相同之处:调和有意识的自我与无意识的心性。他对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道教有极深的热爱和发展,曾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中国文化的特质、比较中西心理差异,本书为此方面代表作。

 

    张卜天,中国科学院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杰出的青年翻译家。译有著作30余部。


荣格&卫礼贤:金花的秘密

 

    本书为荣格对道家经典《太乙金华宗旨》的长篇评述,为东西方思想深度碰撞的经典著作。《太乙金华宗旨》,相传为吕洞宾所著。20世纪20年代,德国著名汉学家卫礼贤将《太乙金华宗旨》译成德文,荣格读后大为赞叹,声称此书帮他解决了研究集体无意识过程中遇到的困境。1929年,两人合作完成的《太乙金华宗旨》德文译注本出版,题为《金花的秘密——中国的生命之书》。在荣格的理解中,金花的秘密也就是人类心灵的秘密,是人的真正内在生命的秘密。荣格在其评论的结语中说:“我的评论,目的是要建立一种在东方和西方之间进行心理学理解的桥梁。”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中国文化、比较中西差异,除了荣格这样的如此热爱中国文化同时又是大师级别者,再难见如此功力深厚而又简洁精辟的论著了,所以这本书至今无法被取代。如荣格所说,中国用朴素的语言揭示出深刻的真理,带来了金花的优雅芬芳,使西方人对于生命和道有了新的感受。本书在西方风靡多年,英、德版本长生不衰,多次再版,还被译成法、意、日、韩等多种语言。之前,国内出版过多部根据英译本转译的中文本,这次商务版则是根据德文原文译出。

 

    目录

 

    第二版序言

 

    纪念卫礼贤

 

    荣格的欧洲评述

    一、引言
    1.欧洲人为何难以理解东方
    2.现代心理学开启了一种理解的可能性

    二、基本概念
    1.道
    2.回光和中心

    三、道的现象
    1.意识的瓦解
    2.阿尼姆斯和阿尼玛

    四、意识与客体的分离

    五、圆满

    六、结语
    欧洲曼茶罗的例子
    卫礼贤的文本与解释
 
    第五版序言

 

    一、《太乙金华宗旨》的源流和内容
    1.本书的来源
    2.本书的心理学和宇宙论前提

 

    二、《太乙金华宗旨》原文
    天心第一
    元神识神第二
    回光守中第三
    回光调息第四
    回光差谬第五
    回光证验第六
    回光活法第七
    逍遥诀第八
    百日立基第九
    性光识光第十
    坎离交媾第十一
    周天第十二
    劝世歌第十三

 

    三、柳华阳的《慧命经》(前八章)
    漏尽图第一
    法轮六候图第二
    任督二脉图第三
    道胎图第四
    出胎图第五
    化身图第六
    面壁图第七
    虚空粉碎图第八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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