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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立芳:道教术语英译的宗教学考察

(2018-08-31 08:50:30)
标签:

施舟人

傅飞岚

道藏通考

道教

历史

分类: 海外道学

“经文辩读”视野下道教术语英译的宗教学考察
——以施舟人和傅飞岚《道藏通考》为例

何立芳

 

    提 要:《道藏通考》是西方道教学者兼汉学家对中国道藏典籍研究和阐释的成果,这一辩读活动属于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对话,更是两种宗教之间的对话,在基督教的意义系统和中国道教思想传统之间搭建了诸多通道,《道藏通考》注定带有“经文辩读”的基本性质,其中部分道教术语的西化处理体现了异质文化互动中的视域融合,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异质信仰的融合。

 

    何立芳,哲学博士,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主题词:道教术语 经文辩读 《道藏通考》

 

引 言

 

    “经文辩读”(Scriptural Reasoning)出现于20世纪末的美国大学,最初是一些犹太学者试图从跨文化和比较研究的角度重读基督教和犹太教经典,后来又延展到伊斯兰教的《古兰经》。由荷兰学者施舟人(Kristopher Schipper)和法国学者傅飞岚(Fransiscus Verellen)领衔主编,29位欧洲的道教学者参与编撰,历时30年完成的《道藏通考》(The Taoist Canon: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以下简称《通考》)3卷本堪称西方汉学研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该书对现存的《明道藏》作首次全面、系统的考述,对全部道典的年限、作者、重要性作考订并进行摘录。这一编著工程是一次中国与西方的文化接触和思想碰撞,注定带有“经文辩读”的基本性质。而中西之间的“经文辩读”必然要涉及到宗教学、阐释学的一些根本命题。本文拟从中西“经文辩读”的意义上辅以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学说考量《通考》中所体现的译名问题,尝试在一定程度上揭示道教术语英译中异质文化融合或为异质信仰融合的问题。

 

一、“经文辩读”意义上的《道藏通考》编著

 

    “经文辩读”缘起于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经文研究者之间的对话。追溯起来,“经文辩读”受到三种主要研究模式的影响:(1)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中的传统文本研究,这些研究主要考察经文起源、经文注疏和教义传承,不同的教义决定了每一宗教内不同的教派划分;(2)现代大学中从历史、文学、诠释学和哲学等进路研究经文的方法;(3)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三种传统内部各自独立进行的文本辩读(Textual  Reasoning)实践。严格地说,“文本辩读”是在伊斯兰教、犹太教或基督教内部进行的文本研习。“经文辩读”这一术语则是应用于与对话、关联式研习或探究相类似的活动形式。比如,某些研究《圣经》的学者把他们新提出的、对《圣经》进行的对话式或者文本间的研究称为“经文辩读”,有些宗教历史学家把他们对两种宗教间的“对话式相遇” (dialogic encounters,比如传教士的天主教与中国的儒家)称为“经文辩读”;有些哲学家把他们从经文源头出发而进行的哲学思辩也称为“经文辩读”。①

 

    1976年首届欧洲汉学大会在法国巴黎举行,在这次大会上荷兰学者施舟人倡导开展道教研究,发起了一项取名“道藏工程”的大型学术活动,启动了西方学者对《道藏》典籍的系统考证。此项工程的总部设在巴黎高等研究实验学院(Ecole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的道教文献研究中心,下设指导委员会,并在巴黎、沃尔兹堡以及后来的罗马设立三个工作组。指导委员会首先组织参研人员参加系列讲习班和研讨会提高必备的专业知识,然后大家才着手对《道藏》中的每一部经典作系统的、协作性的研究。2004年该项工程的研究成果《道藏通考》最终问世,共收录了1400余部道教经典,全书用英文撰写,每一部道教经典都提供了英译名和释义,经典的起源、作者、教义传授的状况、经典的特点及目的都有说明。美国学者康思奇(Louis Komjathy)为该成果撰写了书评,认为欧洲汉学界的这一“道藏工程”具有里程碑意义(a monumental undertaking),《通考》的出版发行必然也是一项同样卓越的成就(an equally remarkable accomplishment)②。日本学者丸山宏也高度评价了施舟人的这一道教研究,认为其“对道藏收集的所有经典加以解释并附加了内容提要,收集了各种文献资料,使道藏成为现代学术研究可以使用的文献,让整个道教史烁烁生辉”③。《通考》当之无愧是“经文辩读”的成功典范。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该书第三卷对29位编撰人的姓名、学历、职业和主要学术成就作了介绍。这些撰稿人中,有24位来自欧洲(荷兰、法国、德国、意大利),有3位在欧洲受业的中国学者以及2位美籍学者。多数学者对道教颇有研究,著述丰厚,如夏威夷大学宗教系的安德逊(Poul Andersen)教授,毕业于哥本哈根大学中国研究专业,并在该校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著有《守三一的方法——公元四世纪的一本道教手册》(The Method of Holding the Three Ones:A  Taoist Manual of the Fourth Century A.D.),系亚洲专题研究第一号,此外还发表论文《步罡的实践》(The Practice of Bugang)、《〈道藏〉研究》(The Study of the Daozang)等。当今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位道教内丹研究专家之一斯坦福大学宗教研究所的普雷加迪奥(Fabrizio Pregadio)教授著有《上清:中世纪初期中国的道教和炼丹术》(Great Clarity:Daoism and Alchem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该书着重研究六朝时期道教上清派炼丹术及其宗教意涵,他也参与了此项研究。尤其值得提及的是该项工程的发起者,《通考》的首席总主编施舟人教授,这位出生于瑞典基督教家庭的荷兰籍学者对中国文化抱有浓厚的兴趣,系欧洲三大汉学家之一。他精通8种语言,历任法国高等研究院教授、法兰西学院高等汉学研究所所长、法国远东研究院研究员、荷兰莱顿大学中国历史学讲座教授。更让人惊叹的是,施舟人教授曾到台湾南部亲身体悟道教7年,成为得到真传的外籍道士。由他负责整部书稿的统合及修改,较好地保障了《通考》中的所有内容考证性研究的深度和精度。

 

    这些杰出的西方道教学者兼汉学家对《道藏》典籍的辩读活动属于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对话,更是两种宗教之间的对话,在基督教的意义系统和中国道教思想传统之间搭建了诸多通道。比如,“成仙了道”是道教的核心思想,道教强调“道以人弘,教因师得,若不度人,则法桥路断,所以弘教,先在度人”④。道教义理非常重视度人与度己。度人,一方面从精神和肉体上拯救教化世上之人,为之清心疗疾,超度荐拔死去的亡魂,树立接引众生的楷模形象;另一方面通过著书立说传播道教义理,用智慧悟性为他人指点迷津。度己,即通过自身的修炼,广积善德以达与道合真、得道成仙。⑤ 该书第一卷综论开宗明义把道教定义为“追求个体获得拯救最终修炼成仙”的宗教(the search for personal salvationand the lore of the transcendent xian仙(immortals))⑥,把基督教最根本的信仰(相信上帝为救世主)和道教的最高追求(成仙了道)等同起来。基督教认为,上帝通过耶稣将人们从罪恶、死亡及毁灭中解救出来(这一行为的英文单词为salvation),编撰者们将这一行为与道教“济世度人”的立教宗旨联系起来。《通考》中多处用到salvation一词,如在介绍《上清丹景道精隐地八术经》中的“隐地八化玄真之术”时将这八术解释为“获得拯救的路径手段,可以逃离困境,获得身体自由,进而飞升天国” (meansto salvation in the concrete sense of escapingfrom dangers,obtaining bodily freedom,mounting up to heaven,and so on)⑦。此外,体现灵宝派核心教义思想的经籍《度人经》在《通考》中的英文表达为:The Book of Salvation;经籍《太上化道度世仙经》的英文标题为:Scriptureof the Immortals of the Most High for Transformation into the Tao and Salvation from theworld。将道教最高追求与基督教的最根本信仰等同起来是这些西方道教学者在编撰《通考》这次“经文辩读”活动中的主干思想。

 

二、《道藏通考》异质文化互动中的“视域融合”

 

    “视域融合” (fusion of horizons)是20世纪60年代德国著名哲学家、当代哲学阐释学最具权威性的代表人物伽达默尔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他用这个概念来阐释文本理解的性质和方法。所谓“视域”,在伽达默尔那里,主要是指一个人的前判断体系,这个前判断体系可以理解为在一定的历史处境和文化传统中形成的各种观念、成见甚或偏见,包含着一个人对意义和真理的预期。每一种视域都对应于一种前判断体系,因而可以有无数不同的视域,但决不会有封闭的视域。理解者和他所要理解的东西(文本)各有自己的视域,但理解并不是像古典释义学所要求的那样,抛弃自己的视域而置身于异己的视域,因为这是不可能的。理解一开始,理解者的视域就进入了它要理解的那个视域中,随着理解的进展不断地扩大、拓宽和丰富自己。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视域就是同过去的视域相接触而不断形成的,这个过程也就是我们的视域与传统的视域不断融合的过程,这就是伽达默尔所说的“视域融合”。⑧

 

    《通考》中每一部道教典籍的解题都由标题、正文及参考文献三部分组成。标题包含中文全名、卷数、所属派别、造作时期及目录号。正文则包含道教经典标题的翻译、经典的来源等,此外还有对道典内容与特征的概括性描述。正文中几乎所有的道教术语都采用英文、拼音和汉字三种形式表述,为我们研究道教术语的英译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借助阐释学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道藏通考》编撰者们对术语概念的处理方式,从中体会道教术语英译时所体现的异质文化互动中的“视域融合”问题或者说是其中的异质信仰融合问题。

 

    我们先从《道藏》书名翻译中canon、scripture的运用一窥端倪。canon一词通常指经过“正典”评定而确认为出自上帝“灵感”的各卷圣经及其全集,该词着重强调的是圣经作为“正经”或“正典”的意义内涵。源于希腊文Kanon,意为“尺度”“标准”,基督教用以指教会为确认典籍而规定的标准,亦指正典圣经的目录。在现在的用法中,它表示受神意启示的宗教著作的结集,因此,它具有了权威的、标准的、神圣的和有约束力的含义⑨。圣经不只是基督教内部学术研究的对象,也是在公众崇拜中诵读和详细解释的内容,同时还是基督教个人默想和灵修的内容⑩。圣经在英语中除了用Bible一词外,还可以用canon或scripture来指代。几乎所有的宗教都用canon一词来指各自认为具有权威性的经典。《道藏》如果按字面之意可以直译为Repositories of the Tao,但《通考》的编撰者借用基督教圣经学用语对应翻译为the Taoist Canon。尽管借用canon一词来翻译《道藏》中的“藏”字在意义上算不上对等,更谈不上明晰,却能体现《道藏》作为道教典籍结集的权威性,因为在这些编撰人的眼里,《道藏》中包涵着“全新且重要的内容,足以改变西方人对中国宗教与社会的认识”⑪。在他们看来,中世纪道教组织形成之初,信徒们通过经书传授得以加入道教并接受法箓成为正式的道士。《道藏》逐步被整理成集也见证了这一事实。后来人们按“三洞四辅”将《道藏》划分为7个部分,其本意是为迎合道教徒逐次进阶最终达到与道合一的7个阶段。而《道藏》中所收集的大部分经籍基本上都是道教徒内部获得进阶的必须传授的内容⑫。同样是出于对道教经典尊重的考虑,涉及到道教各派别经籍的分类词目时《通考》中依然沿用了该词,比如,“上清经”的表述为the ShangqingCanon或the Canonical Shangqing Scriptures(其中“上清”也可直译为Highest Clarity),“灵宝经”为the Lingbao Canon或the Canonical Lingbao Scriptures(也有把“灵宝”直译为Numinous Treasure),而“正一法文”也是选择用the Zhengyi Canon(或把“正一”译为Orthodox Oneness)来翻译。需要指出的是,其中的scripture一词也是基督教用语,它的原初意义为writings,后来逐渐成为对上帝言行与意图的神圣记录,指的是基督教信仰中的“经文”,即由上帝启示而成的圣经。从广义上讲,对于信奉宗教的人,具有权威性或神圣感的作品或作品集都可以称为Scripture。所以《道藏》中多数以“经”命名的书名在《通考》里都选用scripture来描述,如:《上清九天上帝祝百神内明经》译为Scripture on the Esoteric Names of theHundred Gods,《上清太上玉清隐书灭魔神慧高玄真经》翻译为Scripture of the Divine Wisdom that Annihilates demons,《太上灵宝天地运度自然妙经》译为Scripture on the Laws ofMovement of Heaven and Earth,《上清太上八素真经》译为True Scripture of the Eight Purities

 

    圣经语词Revelation指人类知晓上帝的存在及上帝本性与行为的过程。它并非人类对真理的追求与发现,而是上帝的主动行为。上帝不是以提出理想、观念的方式,而是通过行动、事件和耶稣基督来传达对人类的启示。《福音书》记载了启示故事,因而基督教圣经经文也被认为是上帝启示的一部分。许多宗教都使用“启示”这个概念。它的核心是存在超越人类意识。存在的现实可以通过不同途径为人所知,但都离不开神对人的启示。人类对上帝的认识是天启认知,因为只有上帝才能使人有可能知晓各种信息。上帝通过神迹、经文和耶稣基督使人类感知他的存在。上帝还让人类积累知识,澄清模糊认识,逐渐向他靠拢。圣经中还有一语词为apocalypse,源于希腊语,亦译“启示”,常针对历史性灾难而言,指上帝对善与恶斗争结果的揭示。《通考》中借用源出基督教文化中的Revelation一词来指代道教史上“紫虚元君上真司命南岳魏华存夫人下降,授《上清经》于弟子琅琊王司徒舍人杨羲”这一事件,甚至把天神降授的经书,如《洞渊神咒经》称为“启示预言书”(apocalyptic prophecy)⑬。

 

    再举一个例子,授箓和传戒是道士获取神权最直接的必不可少的途径。在信教徒的认知中,没有“授箓”或“受戒”的道士不具备沟通神人的能力,而仅是一个修道学法者,并不具备代天(神)宣法执法的权力。也就是说,“授箓”或“受戒”后的道士才于“法箓坛”或“戒坛”获得神授予的不同层次的神权,才有资格主持斋醮道场的科仪。这一仪式类似于基督教的圣职授任(ordination),即通过正式、法定的仪式,确立祭司或教士的地位,授予他们宣布、解释上帝的话的职责。所以《通考》的编撰者们以ordination一词来指代道教所谓“授箓位”或“授法位”的授职仪式,并把全真派“受戒”译为diocesan ordination,正一派“授箓”译为lay ordination。此外,奉守道教经典规戒并熟悉各种斋醮祭祷仪式的宗教职业者统称为道士,这一称谓在《通考》中被对应为基督教的祭司(Priest)一职,指在圣殿中正式任职、主持宗教仪式和祭祀的人。这些例证都体现了《通考》编撰中的两种异质文化(基督教文化与道教文化)之间的互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两种文化或信仰的“视域融合”。

 

    “经文辩读”最关注的是解释的问题和认识论的问题。《通考》具有对道教典籍中的术语进行持续阐释的特点,而伽达默尔的阐释学理论强调理解的普遍性,确立以理解为核心的独立哲学地位,其多重视域融合的观点道出了翻译的实质:翻译离不开对原文的理解和解释。在翻译中,尽管译者总是不可避免地把自己熟悉的世界里的知识和信仰带进原文这个陌生的世界,但译者应进入原文文本的世界,努力领悟作者的本意⑭。

 

结 语

 

    基督教神学属于一神论宗教,而道教则属于多神论宗教,从本质上讲两个宗教似乎是对立的关系。然而西方汉学家们研究发现:道教在不少地方与基督教十分接近。道教相信一个至高无上的神,这位神统领着一个神灵世界,其中不少曾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这个神灵世界近于天主教的天主、圣母和众圣徒组成的天界。对于那些寻求更为成熟精深的神学理论的人,道教提供了一个宇宙论和宇宙运行与和谐的理论……另外,道教的礼仪和基督教,特别是和天主教有并行不悖之处,这主要体现在那些宗教的赎罪和感恩礼仪上。⑮

 

    基于这样的认识,《通考》的编撰者们系统考察了道教经文的起源、经文注疏和教义传承等内容,这实质上是两种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这些西方道教学者兼汉学家选择对部分道教术语概念进行“西化”处理,即在对道教经典文本的辩读活动中将道教文化中的文本置于基督教文化的语境中。这种文本互动中事实上已潜在地包含着视域融合的过程。这种语言实际上已经是作者的视域与读者的视域通过语言媒介而达到的融合。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在翻译中华典籍中的哲学、伦理、文论等核心“术语”和表述的实践中都是以颇为相似的方法实践自己的翻译理念——总是以西方文化预设的文化经验实践西化“归化”,用西方哲学界现存的语料“格义”东方哲学典籍,使用浸透了西方哲学理念“二元对立”思辩形式和语料翻译以文言文写就的具有汉文化特有思辩观的汉传统典籍文本和核心术语⑯。毋庸置疑,《通考》的编撰者们是用西方语言来思考中国文化的,他们在道藏典籍经文的辩读过程中不断地寻找西方语言中合适的语词来表述中文概念,从他们所熟知的基督教语言中寻找相近的表达方式成为这些汉学家研究撰写汉学著作的首选,遇上一个中文概念在西方语言中没有完全对应词的情况,他们不得不找一个与其相近的西方语词间接表述其内涵,这种异质文化交流互动中的“视域融合”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异质信仰的融合。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道教术语英译研究”(批准号:10XJA730002)和乐山师范学院科研项目“道教术语英译研究”(编号:S1050)系列成果之一。

 

    ①[美]彼得·奥克斯:《“经文辩读”:从实践到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第2-3页。

 

    ②[美]Louis Komjathy,“Review of A HistoricalCompanion to the Daozang  by Schipper and Verellen,”www.daoiststudies.org/review.schipper.php

 

    ③[日]丸山宏:《欧洲的道教研究成果——〈道藏通考〉的完成及其意义》,《国外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第108页。

 

    ④《道藏》,文物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联合出版,1988年,第24册第749页。

 

    ⑤邱清辉:《浅谈度人与度己》,《中国道教》2005年第3期,第55页。

 

    ⑥⑦⑪⑫⑬Kristopher Schipper &  Fransiscus Verellen:The Taoist Canon: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Chicago &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4,p.5,p.158,preface,p.4,p.12.

 

    ⑧杨谦:《异质文化互动中的“视域融合”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西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年第6期,第18-19页。

 

    ⑨Geoffrey W.Bromiley,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e Encyclopedia:A-D.Grand Rapids:Wm.B.Eerdmans Publishing,1979,p.592.

 

    ⑩[英]麦格拉思著,马树林、孙毅译:《基督教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77-178页。

 

    ⑭谢天振:《作者本意与文本本意——解释学理论与翻译研究》,《外国语》2000年第3期,第53-55页。

 

    ⑮秦家懿、孔汉思著,吴华译:《中国宗教与西方神学》,香港:联经出版社,1989年,第152-153页。

 

    ⑯包法通:《文化自主意识观照下的汉典籍外译哲学思辨——论汉古典籍的哲学伦理思想跨文化哲学对话》,《外语与外语教学》2007年第5期,第63页。

 

    转载于《宗教学研究》2013年第3期,第87—91页。

 

何立芳:道教术语英译的宗教学考察

 

    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1934—),汉名施博安,号舟人,著名汉学家。祖籍荷兰,出生于瑞典。先后获得法国高等研究院博士学位、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历任法国高等研究院特级教授、法兰西科学院汉学研究所所长、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院长。为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2005年获法兰西荣誉骑士勋章。1960年代在台湾作访问学者时受箓为正义道士。现任福建大学世界文明研究中心暨西观藏书楼主任。代表作有《道体论》(The Daoist Body)、《道藏通考》(Daoist Canon)等。名言:“Chinese culture is too serious to be left to the Chinese alone.” (中国文化的传承是世界大事,不能让中国人独立承担。)

 

何立芳:道教术语英译的宗教学考察 

    傅飞岚(Franeiseus Verellen),法国汉学家。1952年出生于澳大利亚悉尼,1977年获汉堡大学亚洲语言和文明硕士学位,1977—1979年任汉堡亚洲研究所研究员,先后在牛津大学(中国文学专业,1979—1982)和法国高等研究学院(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中国宗教专业,1982—1985)攻读博士学位。1985年获得高等研究学院文凭,1986年获巴黎第七大学博士学位,2000年取得大学教授资格,2002年聘为法国远东学院道教史教授。1991—2004年任法国远东学院(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研究员,2004年迄今任院长。获得法国荣誉骑士勋章(Légion d’honneur)、法国棕榈学术骑士勋章(Palmes académiques)和柬埔寨军官级皇家骑士勋章(Ordre royal du Cambodge)。

 

何立芳:道教术语英译的宗教学考察

 

    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宗教大背景中的道教史和中国地域文化史,具体研究道藏、唐末五代高道杜光庭(850—933)的思想和五代(五代是预示近代中国史之开端的巨变时期)及以前的四川宗教史,最近对汉唐间天师道的社会组织和仪式体制做了一系列研究。在中古中国史和道教方面著述甚丰,其中包括与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教授合编的三卷本巨著 The Taoist canon: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 (《道藏通考》)(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该书于2005年荣获美国出版商协会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Publishers)杰出专业学术图书奖,于2007年荣获美国宗教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宗教研究优秀著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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