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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淑华:道家思想对毛姆的影响

(2017-12-13 14:54:44)
标签:

道家

毛姆

面纱

文化

英国文学

分类: 海外道学

毛姆心中的“道”

 

陈淑华

 

    [摘要]《在中国的屏风上》和《面纱》是毛姆创作的最具代表性的关于中国和中国文化的作品。毛姆在这两部作品中对中国文化尤其是道教文化的理解和阐释,透射出他坚信中国的道家思想是拯救西方世界的良方,也是拯救西方人精神世界的强心剂的缘由。在对东方尤其是对中国文化的不断探寻中,毛姆最终把崇尚自然、追求自由的道家思想作为自己的精神归宿。

 

    [关键词]毛姆;道家思想;中国文化

 

    [中图分类号]1561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1009-5101(2012)04-0087-03

 

    [基金项目]福建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毛姆的东方情结”(编号:JB11171S)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陈淑华,闽江学院外语系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福州350108)

 

    毛姆是上世纪最受读者喜爱的英国作家之一。他是一位极富异国情调的作家,对东方情有独钟,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叔本华是引领毛姆走向东方的导师。毛姆早年在海德堡学习期间接触到了叔本华哲学,而叔本华哲学思想的源泉之一就是东方的印度佛教。毛姆被叔本华哲学深深吸引,与之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更加激发了他对东方的向往。对王尔德的景仰进一步加深了毛姆对东方的渴慕。王尔德非常推崇中国的《庄子》,他以自己的方式宣扬老庄哲学。可以说王尔德是引领毛姆深入理解中国的导师。正是在这两位大师的引导下,毛姆于1919年来到了梦寐以求的中国,并且创作出多部与中国有关的作品,并在其中阐述了他对“道”的理解。其中,《在中国的屏风上》和《面纱》最具代表性。

 

一、拯救西方社会的“道”

 

    一战的爆发给人类造成了极大的痛苦,使西方人对西方文明产生了怀疑,欧洲的自信心受到沉重打击。英国在财力和人力上遭受了重大的损失,而且政治衰颓、经济迟缓、危机不断。毛姆及一些具有忧患意识的西方人本能地感到了一种无法逃避的末日感,他们不约而同地把月光投向了东方的中国,欲从中国文化中寻找拯救欧洲危机的曙光。恰在此时,辜鸿铭的《中国人的精神》(英文版)出版了,向世人揭示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宣扬中国文化救西论。该书出版后立即在西方引起轰动,该书也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东方文化思潮的一部代表作。在该书中,辜鸿铭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在没有军警的情况下生生不息了几千年,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无形力量,他认为只有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才能战胜西方文明的破坏性力量。他明确地指出西方人可以在中国文明中找到他们失去已久的道德力量,东方文明无疑是一剂拯救西方文明的良药。这更加坚定了毛姆和众多西方人来东方实现自己理想的志向。这在毛姆的小说《刀锋》中可得到验证。

 

    在《刀锋》中,美国飞行员拉里因在战争中痛失好友而失去了人生的目标和方向,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复员后,他不上大学、不找工作,最终还和未婚妻解约。从此,他为了自己的理想云游四海,寻访名人古刹,最后在印度哲学中得到启发,散尽家财,回国做他自己想做的事。《刀锋》中还描绘了其他一些美国男女,生活中碌碌无为、精神空虚、找不到自己生活的目标和价值。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物欲横流、堕落腐败、没有精神生活和精神支柱。他们带着各自的目的来到巴黎这个欧洲中心城市,有钱的竭尽所能跻身于上流社会,穿梭于各个宴会之间;没钱的最终只能沦为妓女和流浪汉。拉里怀揣着自己的理想来到巴黎,在拜读了许多圣贤名著后也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小说反映的欧洲的精神危机已使西方社会病人膏肓,因此众多西方人到东方来寻求解救之道也就理所当然了。

 

    战争的痛苦和创伤使西方人失去了生活的目标,使西方社会陷入了一片混乱。而中国的道家思想正是把人作为自己关注的中心,它从自然主义的哲学观出发主张对现实的超越和人性的自由,但它所指示的超越之路,并非向神的皈依,而是返璞归真,向自然回归,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受此影响,中国文化主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与天地万物和谐相处,这是中国人文精神的重要内容。因此,崇尚和平相处、和谐统一的道家思想成了西方社会的救命稻草。

 

二、拯救西方人精神世界的“道”

 

    毛姆十分关注中国文化及对中国文化精神的阐释和理解。他推崇道家思想,崇尚其中的人性解放、天人合一的和谐精神,他认为这些正是西方文化所缺失的。在《在中国的屏风上》,他阐释了中国文化中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精神,《面纱》把中国精神更加明确为道家思想。

 

    《在中国的屏风上》和《面纱》都是毛姆中国之行后的作品,是最能体现道家思想对毛姆创作影响的作品。《在中国的屏风上》是一部散文作品,在这部作品中,毛姆不仅赞颂了中国的风土人情,推崇人与自然的和谐,还揭露了生活在中国的西方人的精神状态,展示了他们的焦虑和恐惧感,尤为重要的是它深刻地体现了毛姆对道家思想的理解和运用。作品中,毛姆熟练地运用了《老子》和《庄子》中的许多传说故事。在《罗曼史》一文中,他讲述了牛郎织女的故事,而这个故事源于宋朝陈元靓的《岁月广记》;在《戏剧学者》一文中,他用北海若和河伯的传说来讽刺戏剧学者宋春舫的才疏学浅;在《不堪重负》一文中,他引用《庄子·齐物论》中的一段话来感叹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1]11

 

    毛姆还从多个角度关照了生活在中国的西方人,反映了他们的孤独、封闭,以及他们与外部世界的疏离、对立和异化。《宴会》生动地描绘了生活在中国的西方人的生活状态:宴会、赛马、打猎构成了他们的全部生活。这种莺歌燕舞式的生活看上去十分充实,实际上他们的精神生活却匮乏到了极点。《大班》中的大班虽在仕途上平步青云,生活上事事顺心,却会因一点琐事而惶恐不安,最终抑郁而死。《上帝的真理》中,那位烟草公司代理人虽有不错的职位和收入,精神却极其孤独、郁闷,濒临崩溃的边缘。《正常人》中,那位生理貌似正常,心理却极度变态的领事,以及那位一离开自己的卧室就惶惶不可终日的烟草公司负责人等。这些生活在中国的西方人大多出现了精神问题,他们在精神上都处于孤立、失衡的状态,与中国和中国人处于对立的状态。这些西方人之所以出现诸多精神问题,主要是因为他们人虽在中国,思想观念却还是完全西方的,他们完全没有融入到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没有汲取中国文化的精髓。

 

    《面纱》是毛姆中国之行后,经过反复思考之后创作的。在《面纱》中,毛姆借助韦丁顿和凯蒂的谈话,深刻地表达了自己对“道”的诠释:“道,也就是路,和行路的人。道是一条世间万物都行走于上的永恒的路。”[2] 184这说明毛姆心中的“道”是一条普遍规律,正如道家所说的“天行有常”。他还对“道”做了一些总结:“万物由道而生,循着道成长,而后又回归于道……不管它愿意与否,它赐予万物行事的法则,然后任由它们自生自长。依照道,卑下会变成英武,驼背也可以变为挺拔。”[2]184—185这也是毛姆对“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3]119的理解和诠释,正所谓“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3]160而韦丁顿所说的“失败可能带来成功,而成功则附藏着失败”[2]185就是“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3]160的道理。而且韦丁顿所追求的人生哲学与道家中庸的处世哲学完全吻合,他说:“追求和性的人可能会平顺如孩童。中庸练达会使势强的人旗开得胜,势弱的人回避安身,征服自己的人才是最强的人。”[2]186

 

    毛姆对《庄子》的哲学思想颇为欣赏,他在很多作品中所表达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与老庄哲学有许多相似之处。从《刀锋》中拉里对宇宙之灵的阐释到《面纱》中韦丁顿对“道”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又反映了毛姆对道家思想的认同,尤其是“天人合一”和“人性解放”的观点。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自然。”[3]15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1]8这就是道家思想的“天人合一”。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人是大自然的一员,应该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而不是去征服它。毛姆被这种思想文化深深吸引,所以他在创作有关中国题材的作品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关注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以及这种精神状态给西方人的启发。《在中国的屏风上》更集中更具体地表现出中国人乐天达观的精神面貌。《面纱》中的凯蒂更是在“道”的指引下找到了一条精神解救之路。

 

    道家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主张人性解放。它认为社会只是一方存在的客体,而其中的人应该是独立的、自由的,不受任何意识形态的束缚。道家崇尚自然,追求自由,主张人应置身物外,保持平静、祥和的心态。毛姆一生都在探索人性的解放。他早已体察到高度发展的文明已经破坏甚至毁灭了人的自然本性,人类只有摆脱文明的束缚,追求本真的自我,才能真正获得平静祥和的心态,最终达到道家思想的境界。所以他的很多作品都涉及人性解放的问题。《人性的枷锁》中的菲利普从童年到中年逐渐摆脱禁锢身心的宗教、情欲、经济、心理等各种枷锁,挣脱了生理和心理等各方面的羁绊,获得了身心的自由和解放。《刀锋》中的拉里在云游世界的过程中,逐渐放弃了一些世俗的东西,摆脱了他们的束缚和羁绊,最终获得了心灵上的自由和宁静。《面纱》中的凯蒂也在“道”的引导下大彻大悟,完成了心灵的转变,走向了全新的生活。

 

三、结语

 

    在毛姆看来,中国文化是西方人追寻的精神家园,它能医治西方文明的各种病症。在他看来,中国道家哲学中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思想,以及“崇尚自由、追求人性解放”的主张,才真正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需要,是对霸权主义、强权意志的西方文明的一种纠正和补充,是西方文化最好的拯救良方。在那个战争不断、西方文明日趋没落的年代,毛姆给中国文化尤其是道教文化贴上了救世主的标签,希望从中能够找到与西方文明不一样的中国精神,藉此拯救西方人和西方社会,以实现自己的理想。他本人似乎也在对东方尤其是中国文化的不断探寻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归宿——崇尚自然、追求自由的道家思想。

 

    参考文献:

 

    [1]唯韬主编.庄子选译[M].陈亚琼,译.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2005.

 

    [2][英]W·S·毛姆.面纱[M].阮景林,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3]老子.道德经[M].徐树,刘浩,注译.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

 

Taoism in Maugham’s Mind

 

CHEN Shu-hua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of Minjiang University,Fuzhou 350108,China)

 

    Abstract:Maugham’s special interest in oriental culture inspires him to create many works about the Orient and China.On the Chinese Screen and The Painted Veilare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about China and Chinese culture.This essay analyzes Maugham’S deepening understanding on Chinese culture,especially Taoism,and expounds the reasons why Maugham believes that Taoism will save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western people.It points out that Maugham finally takes Taoism as his own spiritual destination after persistent studies of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Maugham;Taoism;Chinese culture

 

    转载于《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第87—89页。

陈淑华:道家思想对毛姆的影响道家思想对毛姆小说《面纱》的主要影响

 

陈淑华

 

(闽江学院外语系, 福建  福州  350108)

 

    摘要:长篇小说《面纱》很好地体现了中国文化尤其是道家思想对英国作家威廉·萨默塞特·毛姆创作的影响。道家学说是一门充满生态智慧的自然学说和社会学说。毛姆在《面纱》中对道家思想的生态智慧所做的理解和阐释,折射出毛姆是一个蕴含生态思想的作家,他渴望并追求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

 

    关键词:威廉·萨默塞特·毛姆;《面纱》;生态思想;人与自然;两性关系;人与社会

 

    中图分类号:I106.4;B223.5 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1008-9713(2013)03-0379-03

 

    基金项目:福建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JB11171S)

 

    作者简介:陈淑华(1977—),女,闽江学院讲师,硕士,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当今世界正面临着一场缺失自然的生态危机,而中国道家思想价值的核心就是自然,追求的目标就是和谐。因此,在生态文化建构中,道家思想越来越受人们的重视和青睐。美国学者卡普拉说,“在伟大的宗教传统中,道家提供了最深刻、最完善的生态智慧,它强调在自然循环过程中,个人和社会的一切现象以及两者潜在的基本一致”[1]12。威廉·萨默塞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1874~1965)是英国现代著名小说家、剧作家。代表作有《人生的枷锁》《月亮和六便士》等。他的长篇小说《面纱》是以中国为背景,其中很好地体现了毛姆的生态思想,他主张和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依存、和谐共处的关系。毛姆通过韦丁顿表达了自然生死观、男女和谐的两性关系、知足常乐和与世无争的处世态度,这与主张“天人合一、回归自然”的道家思想是完全契合的。

 

一、人与自然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人类一直面临的根本问题之一,也是生态主义关注的核心问题。人与自然对立,人通过征服自然改造世界,从而实现自我,这是工业文明的基本特点和核心价值。与此相反,东方传统的农业文明强调人与自然的亲缘关系,这种观念成为生态主义的源泉。“生态文明应该在反思工业文明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借鉴东方传统文明人与自然的亲缘关系的基础上,形成全新的人与自然观”[2]128。在这方面,中国道家思想提供了很好的解释和启迪。

 

    在《面纱》中,毛姆主要通过阐述生与死的关系来诠释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与死是文学作品的永恒主题之一。毛姆毕生也都在探寻生命的意义。毛姆早年学过医,见过太多的生离死别,他在文学创作上受到莫泊桑的影响,在思想上又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因此,他能较客观、冷静地描写人们对生与死的态度。在《面纱》中,最大的死亡场景发生在湄潭府,那里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霍乱。恐惧和无奈写在每个人的脸上。毛姆反复描写了死亡的场景。“偶尔经过几处房子,会听见里面传出敲锣的声音,同时有不知是什么乐器奏着尖利、悠长的哀伤曲调。看来在那些紧紧关闭的房门后面,有人刚刚死去”[3]114“他们一个个眼神古怪,脸如死灰,好像这趟渡船是把他们送到阴间去似的”[3]134“死亡的阴影一下子慑住了她,她恐惧至极,黑夜的可怕感觉顺着血管流遍了全身”[3]156“几缕烟雾在空气里盘旋了两圈,然后消失不见了。这就像人的生命”[3]194。

 

    在所有人物中,只有韦丁顿在那充满死亡气息的环境中依然保持着乐观、豁达、幽默的心境,他是其他人的精神调味剂。毛姆通过韦丁顿表达了他本人对死亡的观点及对道家思想的理解。当被问及为何不离开疫区时,韦丁顿说,“我的人有一半都已经死了,剩下的随时有可能倒下,然后送了命。总得有人留下收拾后事吧”[3]91。他一边谈论着死亡,一边在说笑,全然没觉得死亡有多恐怖。在安葬好瓦尔特后,韦丁顿望着周围的风景,心旷神怡,他觉得死亡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韦丁顿对生与死的态度像极了庄子。庄子也笑看生死。庄子认为人的生死是不可避免的,就像永远有白天和黑夜一样,都是自然的规律,人活着的时候是大自然赋予他形体和生气,死的时候则是大自然收回了给予他的一切,又回归了大自然,生和死只不过是不同的存在状态。所以,他妻子去世时,他并没有痛哭流涕,伤心欲绝,而是载歌载舞,庆祝她回归自然,享受宁静。庄子本人更是身体力行,在他临终时,他特意交待弟子们不要厚葬他,他把天地当作自己的棺椁,把太阳、月亮当作宝玉,把星星当作珍珠,把天下万物当作自己的陪葬品。这就是道家思想的人生于自然,死而归于自然的生死观。毛姆熟读又十分喜爱《庄子》,他通过韦丁顿在《面纱》中表达了他受道家思想影响的生死观。

 

二、男性与女性

 

    马克思认为,“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在这种自然的人类关系中,认同自然界的关系直接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就是认同自然界的关系”[4]。这说明了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自然关系,更是一种社会关系。男人与女人是构成一个家庭的基本要素,而家庭又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因此,男人与女人关系是否和谐不仅关系到家庭是否和睦,也关系到社会是否和谐稳定。

 

    毛姆不相信爱情,他认为婚姻就是一桩交易,在他看来,世上本无爱,婚姻是枷锁。凯蒂和瓦尔特悲剧人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不和谐的婚姻。两人都缺乏对对方的理解,而且双方性格迥异,他们之间没有爱,没有沟通和交流,只是满足各自短暂的需求,这就注定了悲剧的发生。在瓦尔特死的时候,凯蒂并未表现出多少悲伤,甚至她感到的是一种解脱和自由。

 

    在《面纱》中,大部分人的婚姻都是建立在互相利用的基础上,夫妻之间并没有“爱”和“情”,只有利益。贾斯汀太太当初之所以会嫁给贾斯汀只是因为他曾被认为是个前途无量的人,虽然时间证明贾斯汀跟预想的有出入,贾斯汀太太还是逼着丈夫按自己的要求行事,她把丈夫作为一个能让自己在社交圈中长脸、不断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道具。她的眼里只有社交和社会地位,丈夫和女儿只是她的工具。因此贾斯汀太太去世时,贾斯汀并未表现出多少伤心,而是尽力想掩饰发自内心的解脱。

 

    对于唐生来说,多萝西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她甚至对丈夫的风流韵事全不当回事。唐生要的就是能给自己完全自由的一个女主人,而多萝西要的是衣食无忧的生活和总督夫人的社会地位。虽然他们之间没有爱,但他们各自的利益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满足。毛姆认为男人和女人的本性都是卑劣的。因此,贾斯汀太太的唯利是图、凯蒂的爱慕虚荣、唐生的自私自利都被毛姆刻画得入木三分。

 

    《面纱》中唯一一对和谐美满的夫妻是韦丁顿和他的中国妻子。韦丁顿和满族姑娘的爱情不仅启迪了凯蒂,可能也是毛姆本人所向往的婚姻。他们展现了和谐完美的两性关系,这是一种建立在互敬互爱、男女平等的基础上,实现灵与肉完美结合的男女关系。这是一种纯粹的爱,超越了一切世俗的力量。他们两人融为一体,正如韦丁顿所说,“我毫不怀疑,假如我真的离开她,她一定会自尽的。要是她自杀的话,那不是因为她对我不满,而是因为没有我她就不愿意再活下去”[3]153。道家思想把对丈夫、对婚姻的忠贞不二看作是女性最重要的美德之一。生儿育女、相夫教子、贤妻良母是中国传统女性所承担的主要角色。在这个中国姑娘身上凯蒂感受到道家思想的玄异和深邃。毛姆认为道家思想所造就的和谐的两性关系是婚姻美满的重要基石,而充满猜疑和背叛的西方人的婚姻需要这样的强心剂来救治,毛姆本身也渴望有和谐美满的婚姻,他通过凯蒂表达了自己的向往和无奈,通过韦丁顿夫妇表达了自己的理想和愿望。

 

三、人与社会

 

    人是社会的产物,人和社会是不可分离的。在《面纱》中,大部分西方人被西方社会价值观异化,人性也被扭曲,欲望在不断地膨胀,他们因此变得自私自利、爱慕虚荣、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典型的代表就是贾斯汀太太、凯蒂和唐生。贾斯汀太太为了使自己在社交圈中的地位能不断提升,她一辈子操控着自己的丈夫。她本想利用凯蒂的婚姻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当她发觉这条路行不通时,她对凯蒂就冷眼相看,挖苦讽刺。而凯蒂凭着自己出众的相貌和活泼的性格很快成为交际花,周旋在众多追求者之间。她知道母亲的意图和为人,所以她对母亲毫无感情可言。在这个家里,她们把贾斯汀当作空气一样,他只是一个养家糊口的工具,为她们提供社交所需的资金,却得不到他们的感恩和爱戴。而唐生是一个极其自我的人,用韦丁顿的话说,“在这个世界上他不会向任何人付出什么东西,除了他自己”[3]99。唐生情人无数,他和情人们仅是满足各自的欲望罢了,正如韦丁顿所说,“可以肯定他不是一个耽于情爱的人,只是他爱慕虚荣,希望被女人崇拜罢了”[3]100。那么他为何还会身居高位,备受人们的喜爱和推崇呢?韦丁顿的话道出了天机,“政府不需要聪明的人,聪明的人有主见,而主见就是麻烦。他们要的是亲和、圆滑、永不犯愚蠢错误的人”[3]100。

 

    人是组成社会的基本因子,而家庭是构成社会的基本要素。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是家庭和谐美满的基石,而和谐美满的家庭才能带来和谐、稳定和发展的社会。毛姆在《面纱》中抨击了西方人空虚的精神生活和社会所面临的精神危机,同时他也表达了自己对和谐家庭和社会的向往。因此,他刻画了韦丁顿和修女们。韦丁顿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他不仅给凯蒂痛苦寂寞的生活带来了快乐,也逐渐引领她领悟生活的意义和价值。他还向凯蒂阐释“道”的内涵,“道也就是路,和行路的人。这是一条世间万物都行走于上的永恒的路……追求和性的人可能会平顺如孩童。中庸练达会使势强的人旗开得胜,使势弱的人回避安身。征服自己的人是最强的人”[3]200。

 

    那些法国修女们是无私奉献精神的代表人物,是国际人道主义的化身。她们放弃自己原有的安逸生活,来到湄潭府这个贫穷落后的中国小乡村,冒着生命危险照看中国的孤儿和病人,有些修女甚至为此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修女们的工作尤其是院长的言行深深地震撼和影响了凯蒂,对凯蒂的彻底蜕变起了不可或缺的引导作用。凯蒂在修道院的生活也让她受益匪浅,她开始明白了生活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院长告诉她,“安宁,在工作中是找不到的,它也不在欢乐中,也不在这个世界上或者这所修道院中,它仅仅存在于人的灵魂里”[3]139。在这些善人的帮助下,凯蒂彻底醒悟了,“如今她明白了,假如她沿着眼前这条越来越清晰的小路前行……那将是一条通往安宁的路”[3]249。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5]。过度的物质享受并不是幸福,而是精神空虚的一种表现。在毛姆看来,只有提倡去私寡欲、知足常乐、崇尚自然的道家思想才能拯救西方社会及其被异化的西方人。

 

四、结语

 

    生态主义追求的目标是整体和谐,这种和谐来自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互爱与和谐[6]。道家学说是一部充满生态智慧的社会学说,它的价值核心就是“自然”,而“道”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全面而彻底地实现“自然”。毛姆早已厌倦了高度发达的西方工业文明,他认为这种文明扼杀了人的天性,扭曲了人的心灵。他崇尚古老、自然的东方文明,尤其是中国的道家思想,认为只有在心灵中摒弃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才能在精神与自然的和谐交融中体会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他认为被异化的西方人只有在充满生态思想的环境下才能得到心灵的净化,逐步达到理想的境界。

 

    参考文献

 

    [1]佘正荣.生态智慧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2.

 

    [2]侯传文.生态文明视域中的泰戈尔[J].外国文学评论,2009,(2):127—139.

 

    [3](英)毛姆著;阮景林译.面纱[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4](德)马克思著;刘丕坤译.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72.

 

    [5]毛佩琦.道德经全集[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2:59.

 

    [6]邱畅.欧美文学中的生态和谐观[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3(1):114—116.

 

    转载于《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第379—3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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