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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靖:爱默生与儒家文化

(2017-11-16 11:07:13)
标签:

爱默生

超验主义

儒家

历史

文化

分类: 域外儒学

爱默生与中国文化

 

杨靖

 

    摘要:为了寻求超验主义学说的理论支持,爱默生将目光投向遥远的东方。他不仅在超验主义的喉舌《日晷》上连续刊载儒家格言,更在自己的日记、演讲和随笔中广泛引用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是选择性地加以接收。取舍之间,我们不但可以看出爱默生本人的文化立场,也可以对儒家思想的精髓有更深层的理解。

 

    关键词:爱默生;中国文化;儒家思想

 

    中图分类号:I109.5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1001-4608(2012)03-0138-07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20l10101)

 

    作者简介:杨靖,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210097

 

    秦少游有词:“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以此来形容爱默生与中国文化的相遇,可算恰如其分。照爱默生本人的说法,他们“是急急忙忙地向东方求援的”①,试图在东方典籍中找寻关于思想革命和社会改进的理论依据。爱默生深知,他所处的年代距美国人“政治上的独立”虽已逾半个世纪,但论及文化方面摆脱欧洲而独立,似乎为时尚早。而爱默生念兹在兹的,就是要通过思想、文化领域的变革,唤起民众的自信、自立,进而达到“塑造国民性”的目的。作为异质文化的东方思想的适时出现,令爱默生欣喜若狂:“我在亚洲人的辞句中也找到了与生活的类同。东方的天才们不是戏剧性或史诗性的,而是伦理的和沉思的,琐罗亚斯德神谕、吠陀、摩奴和孔子使人愉悦。这些格言无所不包,犹如天堂般完美。”②

 

    尤其是儒家思想中关于个人道德修养和自我完善的内容,最合他的心意。因为他所主张的超验主义,本意就是要反抗加尔文教关于“原罪”和“定命”的论断,强调靠个人的努力达到道德完善和社会改进,而儒家思想中最具感染力和生命力的正是它的道德学说。爱默生公开宣布:“为了表达德性的本来含义,我们有必要大大越出自己的环境和习俗。否则的话,他立即就会同可怜的体面和空虚混为一谈……由此,我们飞向异教徒,引用苏格拉底、孔子、摩奴和琐罗亚斯德的名字和有关人事……”③他的宗旨,就是要借助“异教”的文化精神,将美国的民族文化精神从欧洲传统统治下独立出来。

 

    爱默生的习惯是“不动笔、不读书”。阅读中凡有激发、感悟,他随时抄录以充作日后的资料库(Savings Bank)。据钱满素先生考证,在研读儒家经典《论语》《孟子》等《四书》期问,他在不同场合的摘录和引用儒家格言“多达百余条”④,足见他对这部分内容的欣赏和认同。美国20世纪上半叶中国问题专家马森在《西方的中华帝国观》一书中,曾论及爱默生在欢迎中国使臣的宴会上对中国文明的大力颂扬,并注意到他“经常引用孔子的话来论证自己的观点”⑤。

 

    ①钱满素:《谈谈文化超越》,《钱满素文化选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第256页。

 

    ②张弘等著:《跨越太平洋的雨虹——美国作家与中国文化》,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第118页。

 

    ③张弘等著:《跨越太平洋的雨虹——美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第l17页。

 

    ④钱满素:《爱默生和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第137页。

 

    ⑤(美)M·G·马森:《西方的中华帝国观》,杨德山等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第296页。

 

    当然,相对于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化典籍,爱默生借助于传教士翻译所能接触到的儒家思想尚不一、天命与《圣经》中的上帝或西方创世神话中威力无比的人格神不同,中国文化中天是个极其抽象的概念。孔子所指的天,如“莫我知天夫!……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或“天丧予!天丧予!”(《论语·述而》)大抵是指冥冥之中那一种神秘无形的力量,它无处不在,却又“天命靡常”(《诗经·文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同时,天又是自然的代名词,化育万物、负载众生,居功至伟而仁慈安详,如“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诗经·文王》),是人民崇敬的对象。中国人对天的态度,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敬畏天命。

 

    天意从来高难问。既然天命幽远,渺不可知,如何才能做到孔子所说的天命“无违”?孔子及孟子都将目光转向更为切近的人事。爱默生曾引孟子所言“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孟子· 万章上》),最能说明这一“转向”的历史功绩:察人事即可知天命,或像周《泰誓》所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人就这样被提升到与天神平齐的地位,取代抽象的神占据了宇宙的中心位置:天道即人道。

 

    孟子进一步认为人与天同属于宇宙这个统一的循环体,人性与天性是一致的。人不必揣摩天意,只要竭诚尽力、修身养性,最终可以达到与天的交融,所谓“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孟子对天的理解比孔子更少神秘性,但他提出的在宇宙周天弥漫的“气”的概念,却是玄之又玄,也最令爱默生倾倒②。在他看来,不是肉体或其他物质,而是灵魂,才是宇宙万物和人的本质。不是人拥有灵魂,而是灵魂拥有人。只有服从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灵魂,人才能达到自我超越③。

 

    在实现了人的自我超越后,他与宇宙自然合二为一,成为宇宙灵魂整体(即上帝)的一部分(即“万物一统”)。这样,“超灵不仅消除了时空的差别,也超越了人神的界限,成为宇宙问的唯一。”④巧合的是,爱默生所说的“一统”和孔子所谓“吾道,一以贯之”的“一”在英文中对应的词都是unity。尽管孔子所说的“忠恕之道”与爱默生的超灵不是同一回事,但他们对自然、宇宙万物以及人自身的整体把握和认识却是一致的。

 

    ①美国人对华夏文化的了解“隔了三层”:法国耶稣会士——英国——美国。参见陈长房:《梭罗与中国·前言》,台北:三民书局,1992,第1页。

 

    ②苏仲乐:《爱默生超验主义与中国经典儒家思想的契合》,《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年9月。

 

    ③张弘等著:《跨越太平洋的雨虹——美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第121页。

 

    ④张弘等著:《跨越太平洋的雨虹——美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第121页。

 

    爱默生作为清教自由派的革新者,他的目的是要将人从神权束缚和徒具其表的仪式崇拜中解放出来,当他找到早已将人的地位提升到与天神平齐的儒家学说,自然欣然引以为同道。然而问题是:被解放出来的人如何立身?如何处世?双方就难免产生了分歧。

 

    孔子的全部学说都建立在人与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即人伦。他将其归结为“仁”:仁者,爱人。用孟子的话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即人之所以为人,纯粹取决于他的社会关系。孔子将这一关系用八个字概括,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这实际上是为封建宗法制度提供了依据:每个人被固定在家族及社会关系网的某一点上,等级森严,不得越雷池一步。毫无疑问,这一僵化的模式会抹杀人的个性与创造力,令鲜活的灵魂窒息,从而造成整个社会死气沉沉、停滞不前。

 

    这是推崇个人主义、提倡个性解放的爱默生绝对无法容忍的。他的学说坚信每个个体都蕴含着神性,个性就是一个人的全部价值所在:“世界不算什么,人才是一切;你自身中有着一切自然的法则……”①同时他还倡导自立说,即人对上帝的独立以及人对社会的独立。这样,不仅教会、上帝以及政府这样的庞然大物被抛到一边,一切社会历史的陈规旧俗也统统可以打破。“我相信一个人比一座城堡更坚固”②,他不无骄傲地宣称,“我毕生的教义,就是相信个人的无限潜能。”③以这样的信念,儒家的“孝悌”说等否定个人价值的主张自然很难引起他的兴趣和共鸣。

 

二、道德

 

    “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以道德教化民众:“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与天道相对应的人道,在中国文化里便是德。儒家讲修身养性,很大程度上是指个人道德的不断提升。除了个人道德的自我完善,深得爱默生激赏的还有儒家安贫乐道的人生态度。“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这是孔子本人的写照;又有“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这是孔子对门徒颜回的夸赞。真正的儒家所在意的是个人的道德修为,是精神性的追求,而不是汲汲于个人享乐的物质追求;他们所追求的道德完满,完全出自个人良知的内在要求,而不是由于外部力量的强制推动。

 

    爱默生在名为《超验主义者》的演讲中曾注意到这一精神性力量的永恒与伟大:“经济进步与机械上的改良早晚都会被其他东西所取代。现有的生活方式也将会被人遗忘。”但超验主义者的道德思想,“将仍然保持它们的美和力量,并且在大自然中重新组合,在比我们更聪明、更幸福的一代新人身上重新萌发,与其周围的环境愈加和谐一致。”④

 

    另外,孔子关于人际交往方面的黄金法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在爱默生看来要早于耶稣500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则是更高的精神境界。其他如“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和“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孟子·公孙丑上》),都说明道德对人民的教化作用,并强调君子修身的重要性。爱默生在《论性格》的随笔中曾引儒家典籍《中庸》说明君子对民众的影响:“君子……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不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⑤

 

    孟子的性善论也引起了爱默生的共鸣。“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孟子·告子》)对此,爱默生则阐发为:“纯洁者的意志向下流人其他人的性格里,恰如水从高处的器皿向下流人低的器皿中一样。这种自然的力量,如同其他自然力一样,同样是不可抗拒的。我们可以把石块向上投至空中使之停留一瞬间,但是一切石块永向下落,这却是真理。”⑥

 

    儒家的道德理想和生活方式,用梭罗的话说,就是“平凡的生活,高尚的思想”(Plain living,high thinking),即“外表生活再穷没有,而内心生活在富不过”⑦。这与超验主义重精神、轻物质的主张不谋而合。事实上,对于l9世纪中期以后美国由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转变过程中,由于经济迅猛发展,导致人们片面追求物质享受而忽视精神追求的趋势,爱默生一直不无隐忧:“灵魂沦为金钱的仆役。牧师变成了仪式,律师变成了法典,机械师变成了机器,水手变成了船上的一根绳子。”⑧

 

    ①钱满素:《爱默生和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第209页。

 

    ②H.W.Sams(ed.),Autobiography of Brook Farm,Englewood Cliffs,New Jersey:Prentice-Hall INC.,1958,p.5.

 

    ③J.Porte(ed.),Emerson in His Journals,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p.236.
  
    ④(美)爱默生:《爱默生集》,吉欧·波尔泰编,赵一凡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第227页。

 

    ⑤(美)爱默生:《爱默生集》,第565页。

 

    ⑥常耀信,《爱默生与孔子论人性》,《美国文学》1987年第1期。

 

    ⑦(美)梭罗:《瓦尔登湖》,徐迟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第12页。

 

    ⑧(美)爱默生:《爱默生演讲录》,第118页。

 

康德说“人是他自己的目的”,但现在人却偏离了自我的本性,从目的沦落为一种手段。这种由于人的异化而导致的道德沦丧令爱默生痛心疾首。他在《论自然法则》一文中明确表达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物质至上的批判:美国社会中到处弥漫着“贪婪、犹豫和跟风”,这种重商主义直接毁坏了人的独立意志。而他主张的是:“棉花可以差一些,人却应该更好一些0”④他在演讲中再三引用儒家格言,力图以其宁静自守对抗物质的喧嚣诱惑,用儒家博大的精神文化来弥补和匡救商业文明兴起之初,由于个人欲望不加节制而引发的社会弊病。

 

    相对而言,儒家学说若干有关个人行为准则的细致规定,则无法引起爱默生的关注,甚至引起他的反感。孔子讲以孝治国、以礼治国,这种道德泛政治化令爱默生大为不满,在演讲中多次抨击中国的“繁文缛节”②。对于礼,他只引过“子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日是礼也”(《论语·八佾》),用以说明孔子问学的态度。孔子将礼定义为最完美的伦理规范:“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较。”(《论语·泰伯》)而爱默生对此则做出了极为形象的描述:“……感受高尚礼貌的魅力。美丽的体形胜于美丽的面孔,美丽的行为胜于美丽的体形,比起雕像和绘画来,它给人的乐趣更为高尚;它才是美术中最美好的东西……他可以用他的礼貌与世界的雄伟抗衡。”⑧

 

    对于孔子“三年无改于父道”的“孝”,他也存而不论——唯一的一条是“子游问孝。子日,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可见他能接受的只有一个“敬”字。爱默生坚信“世界是道德的世界,道德的法则存在于大自然的中心”;而且“世间所有的一切都是达到道德目的的手段”;又说“人类心目中关于上帝的概念是个多变的光体,可道德情操是不变的”④,这与儒家“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的主张也颇为相近。

 

    爱默生本人并不排斥金钱财富和工商业文明所带来的生活便利⑤。他所提倡的是如孟子所说“大人而不失赤子之心”(《孟子·离娄下》),或孔子所说“君子谋道不谋食⋯ ⋯ 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虽然他并不完全赞同儒家对“利”的一味贬斥⑥,但却更推崇君子的重义轻利。孟子所谓“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者甚也,终亦必亡而已矣”(《孟子·告子上》),显然也很合乎他的个人道德完善和自我教化(Self-cuhure)学说。

 

三、为政

 

    儒家思想能被历代统治者奉为正统、历经千年而不衰,与它以“仁政”治国、治民的政治理念是分不开的。他们的理想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可是在一个等级森严、家传天下的社会,要实现这样的人生理想,其难度可想而知。爱默生真正感兴趣的,还是儒家思想中关于社会变革的内容。因为他本人所处的时代正处于这样的变革当中(康有为作《孔子改制考》,或亦出于同样原因)。

 

    19世纪中期堪称美国历史上的改革之年。随着工商业的兴起,物质生活极大丰裕,乐观主义精神盛行。尤其在思想文化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的新英格兰地区,禁酒、废奴、公共教育、男女平权等社会运动方兴未艾,各种乌托邦性质的社会实践层出不穷。正如爱默生写给卡莱尔的信中所说,“在新英格兰,哪个人的上衣口袋里不怀揣着一份社会改造计划?”⑦无论是教会的开明人士,还是世俗的社会改革家,每一个人都坚信利用美国独特的自然和历史条件,可以匡补时弊、移风易俗,将它建成清教领袖梦寐以求的“人间天堂”。

 

    ①杨金才:《美国文艺复兴经典作家的政治文化阐释》,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第ⅲ页。

 

    ②爱默生在《超验主义者》中明确宣称“我不喜欢繁文缛节。”他日记中也曾讽刺过中国人的“礼仪”,将其与希伯来人的“虔诚”相提并论。参见Joel Porte(ed.),Emerson in His Journals,p.309.

 

    ③(美)爱默生:《爱默生集》,第588页。

 

    ④张弘等著,《跨越太平洋的雨虹——美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第123页。

 

    ⑤爱默生书信、日记中对演讲收入和版税报酬的记载随处皆是。和梭罗等人“遗世独立”的人生态度不同,他对铁路、桥梁等代表现代文明的设施持欢迎态度。参见R.W.Emerson,The Journals and Miscellaneous Notebooks of Ralph Waldo Emerson,S.E.Whicher & R.E.Spiller(eds.),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9.

 

    ⑥照韦伯的说法,孔子其实并不鄙视对财富的追求,但前提是取之有道。“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见(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第209、298页。

 

    ⑦B.L.Packer,The Transcendentalists,Athens’,Georgia: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2007.p.132.

 

    爱默生本人也投身到了这一社会进步运动中,只不过他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一个人自身未经革新,却试图去革新周围,社会不会从中获益。”④对于他的朋友李普利牧师创办、霍桑等人参与的“布鲁克农庄”,他虽然时常去参观访问,却从不曾打算加入。经济显然不是主要原因,家人需要照料明显是托词,真正的原因恐怕还是他的日记中所说,“我并不想从我目前的监狱搬到一个较大的监狱去。”②

 

    爱默生对热衷的“改革家”曾做过善意的嘲讽:其实一个人只要立意向善,他随时可以从小事做起,而不必另立社会。他引“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礼记·中庸》)说明改革者必先从自身做起,即先自立而后立人。

 

    对于布鲁克农庄号称“将生产劳动与教育相结合”组织原则,他表示完全赞同:(体力劳动)这工作不仅使人强健,而且有教育意义。他甚至宣称:“一个人为了培养好性情,应当拥有一座农场或学会一门手艺。”⑧但对于农庄内部实行的人人平等劳动、平均分配的原则,他则表示怀疑,因为这与他倡导的个人主义学说宗旨不合。他大段引用孟子关于“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滕文公上》)的社会分工协作理论,坚信孟子所说的“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孟子·许行》)。

 

    爱默生深知,端坐书斋苦思冥想,或发表演讲启发民众是他的特长,但从事生产劳动却不是他本人或奥尔科特这样的哲学家所能胜任。他在日记里曾引用长沮桀溺因酷政而退隐归田,对孔子仍留世上表示不满。“夫子怃然日: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或许这就是他一贯主张的个l生。如果总是千人一面、唯唯诺诺,这世界也就毫无意趣可言。这和他引用孟子“尽信书,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来强调创造『生的阅读,可谓同出机杼。

 

四、为学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也是博学多闻的一流学者,他的教育教学思想已成为流传千年的文化遗产。作为平民教育家,他在教育思想方面的一个重大贡献是提出了“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的主张。和孔子一样,爱默生也认识到普及教育对培养个人自立的重要性,并赞扬新英格兰地区自殖民地时期就开始施行的儿童强制入学举措。孔子兴办的是私学,与“学在官府”的公办学校相比,私学显然更具个性化,更容易做到“因材施教”,让学生的个性健康自然地发展。爱默生坚信教育就是“牵引出一个人的灵魂”④,教他发现、认识他自己。他对当时马萨诸塞教育改革家贺拉斯·曼推行的整齐划一的公立学校模式并不赞同,认为这一模式钳制了思想,压抑了个性,需要加以变革,辅之以奥尔科特的“问答法”和富勒的“对话法”,充分展示其个性。在他看来,“我们不算作教育的东西比我们所谓的教育更宝贵。”⑤

 

    爱默生所倡导的教育,和孔子一样,是活泼泼的人性教育。而当时马萨诸塞的公立学校改革却旨在建立一套自上而下的呆板的体系,对此他大为不满。他在日记中曾记录过聆听曼演讲的感受:“昨天曼先生关于教育的讲话……昨天清晨看到他们战栗的坐着,一座大教堂中苍白的男人和女人,那一种死板的习惯真令人悲哀。看起来律法用它的笔端触及了教育这一行,于是在冰冻的社会里它也立刻被冻成冰块。”⑥而他理想的自由性灵的教育,是让每个充满性灵的个体,呼吸自由思想的空气,像森林中的植物那样自然生长:“人不应该是一只蚕,国家也不应该是一个毛虫的丝幕……他(应该)能够思考,会进行选择,把其才能运用到新的劳动中去。”⑦

 

    在教育目的一方面,孔子的主张是“君子不器”(《论语·为政》),全面发展。他教育儿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又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述而》)。爱默生也强调培养完整的人(比如梭罗那样具备深厚的学术素养又不乏实践才干之人)⑧。

 

    ①钱满素,《爱默生和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第113页。

 

    ②B.L.Packer,The Transcetutentalists,p.5.

 

    ③(美)爱默生:《爱默生集》,第153页

 

    ④J.Porte(ed.),Emerson inHis Journals,p.80.

 

    ⑤(美)爱默生:《爱默生集》,第339页。

 

    ⑥R.W.Emerson,The Journals and miscellaneous notebooks of RaSh Waldo Emerson,pp.237—238.

 

    ⑦(美)爱默生:《爱默生集》,第64页。

 

    ⑧H.M.Jones(ed.),Emerson on Education,New York:Teachers College Press,1966,p.133.

 

    在启发学生创造性方面,孔子鼓励学生独立思考。“举一隅而以三隅反”,“告诸往而知诸来者”(《论语·学而》),并勇于探索,“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爱默生则宣称,倘若学生在课上大声说出老师的错误,应当上前拥抱他,以示嘉奖①。

 

    在学与用的关系方面,孔子强调学的目的在于用,“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或“学以致用”,否则再多的书本知识也不过是掉书袋,而拥有这样知识的人不过是爱默生所说的“书虫”。“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述而》)爱默生在《美国学者》演讲中也号召,除了大自然和书本,学者们更应该勇于实践,在行动中学到真正的知识。“生活是我们的词典”②,通过行动,经验转化为思想,犹如“蚕丝变为闪闪发光的锦缎”③。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也就上升为“知道分子”。他引孔子“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论语·公冶长》),就是为了说明学用一致的道理。

 

    在思与学的关系方面,从一个角度看,思居于从属地位,“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寐,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④从另一角度看,思对学也有促进作用。孔子认为二者同等重要,不可偏废:“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或者用另一位儒学大师荀子的话说,“吾尝终日而思也,不如须臾所学也。”(《苟子·劝学》)同样,爱默生也强调学者不应该是不谙世事的书呆子,甚至也不单单是静止的“思想者”(Thinker),而应该做动态的“思想着的人”(Man Thinking)。有趣的是,传教士在翻译孟子名句“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时,误将代表《尚书》的单数译为泛指的复数,似乎更为爱默生提供了依据:“谦和的年轻人在图书馆长大……忘了一点:当西塞罗、洛克和培根写这些著作时,他们自己也不过是图书馆里的年轻人。”⑤

 

    在教与学的关系方面,孔子是集师生于一体的楷模。他自谓入太庙时每事必问,并不以自己是名动天下的导师而自矜。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论语·述而》)以及圣人无常师,显示了一种虚怀若谷的气度、胸襟。承认自己的无知在西方是苏格拉底的遗风,爱默生最喜爱的作家蒙田也喜欢问:“我何知?”⑥他常引用孔子自省的话,“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论语·述而》)而这样的人物正是他本人所理想的能够担当神圣历史使命的美国学者。和孔子一样,他也认为“教学相长”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是知也。”(《论语·为政》)则更是他和梭罗都喜欢引用的关于学问知识的最朴素的表达。

 

    当然,对于儒家为学方面的主张,爱默生也不是全然接受。比如在具体的教学方法以及最终的教育目的上。儒家传统的教育方法大体为“记诵法”,其末流则沦为以死记硬背的经文应付程式僵化的考试,所谓儒生则成为“平日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的糊涂虫,而考试内容又不出注疏章句的范围,只是一遍又一遍祖述前人的解说,提不出或不敢提出自己的观点。爱默生对这样一种忽略心灵的单纯的知识传授大为反感,认为它阻碍了个性的自然生长,这样的学校教育“成了狭窄的盒子,而不是一扇门或一扇窗”⑧。而以这样的方式培养出的人,也不免成为僵硬的社会体制的牺牲品。

 

    ①H.M.Jones(ed.),Emerson On Education,p.204.

 

    ②H.M.Jones(ed.),Emerson On Education,p.88.

 

    ③H.M.Jones(ed.),Emerson On Education,p.87.

 

    ④韦伯曾引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名言“没有内容的思维是空洞的,没有直观的概念是盲目的”对此作出阐释。见(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第214页。

 

    ⑤(美)爱默生,孙宜学译,《爱默生演讲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121页。

 

    ⑥J.M.Fletcher,Emerson’s Educational Philosophy,Boulder:University of Colorado,1905,p.35.

 

    ⑦“The teacher should be the complement of the pupil.”See J.Porte(ed.),Emerson in His Journals,p.359.

 

    ⑧M.Bickman,Minding American Education,New York:Teachers College Press,2003,p.9.

 

    中国传统教育的成功有双重标准:内在标准当然是个人内心道德的改革与完善,外在的表现则是人仕。用子夏的话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这在儒家是天经地义的选择,千百年来的读书人都重复着同样的道路。但爱默生的头脑里显然没有这样功利性十足的“读书为官”和“为官读书”的概念。他心目中的学者可能极具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感,但服务社会的方法有多种,从政为官恐怕算不上最佳的途径。正如儒家学说中关于忠君报国的观念激不起他任何兴趣,一个学者其学识操守足以自立,却偏要为统治者效劳,在他看来,一定是很奇怪的事。

 

    由以上示例可见,爱默生对于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接收具有较强的选择性,也可说带有较强的功利性①。有时甚至不惜割裂上下文语境,不求甚解、断章取义,但求为我所用,这是他一贯的风格,也是他至今为人诟病的地方。但总体而论,他所选择引用的儒家思想相关内容,从天命、道德到为政、为学,基本都具有普遍价值,在东西方都能获得认同和接受。相反,一些未能进入他视野或被他拒斥的内容,则大多与忠君、礼教、压制个性等密切相关,当然其中也不乏遗珠之憾。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论,设若爱默生生于两百年后之今日,他一定会对中国文化的特质及其贡献作出更为允当和正确的评价②。

 

    爱默生的初衷是要借中国文化的宁静淡泊对抗欧洲文化的浮夸衰朽,进而达到重塑国民性,即构建美国独立的文化精神的目的:它既要冲破教会的成规陋习,也要避免因个性过度张扬而带来的道德失衡。它一方面肯定人的自强自立的精神力量,一方面又希望约束人的欲望,保持人对宇宙自然的敬畏之心。儒家的中庸之道适逢其时。爱默生在不同场合曾多次借用孔子不偏不倚、过犹不及的“中庸”思想,而经过这一思想折中、调和的超验主义思想,虽然从兴起到消退不过十多年时间,却在美国人社会生活中留下了深刻影响:它“替起步飞驰向现代物质繁荣的美国,奠定了强有力的精神准则和心灵支柱。”⑧

 

    爱默生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化的认识固然无法摆脱东方主义的影响④,信奉西方中心和白人至上,具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但同时,在源远流长、底蕴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面前,他又不禁时时惊叹:“中国人具有这样一种本质的保守主义,乃至能以某种神奇的种族力量和全民行为使她编年史上的所有战争和革命都消失得无影无踪,犹如她历史的太平洋上那瞬息即逝的波涛。这个民族在停滞中享有其特权。”⑤这一结论可谓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最本质的概括。事实上,中国的文化传统,并非如爱默生所说一直处于“停滞”(此处非贬义)当中,正如“传统”自身并非一成不变。直到近代以前,中国文化从未经历过西方宗教战争或工业革命那样的震撼和巨变,但它一直在平静之中缓慢的变化,正如大自然宁静的生长——在这样的平缓之中,自有一种坚定不移的、永恒的力量。

 

    乐黛云先生曾总结说,当人们感到自身文化比较强大时,他们在异文化中寻求的往往是相似的东西,已证实其普适性;反之,当其文化自身暴露出问题时,他们又不免将理想寄托于异文化⑥。考察爱默生对中国文化的选择性接收,也可见是这两种复杂心态混合的产物。

 

    ①参见杨金才:《美国文艺复兴经典作家的政治文化阐释》,第30页。

 

    ②美国学者卡朋特(Frederic Ives Carpenter)在《爱默生与亚洲》(Emerson and Asia)一书中也持类似观点。参见陈长房:《梭罗与中国》,第2页。

 

    ③张弘等著:《跨越太平洋的雨虹——美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第124页。

 

    ④杨金才:《美国文艺复兴经典作家的政治文化阐释》,第25页。

 

    ⑤F.I.Carpenter,Emerson and Asia,New York:Haskell House Publishers Ltd,1968,pp.l3—14.另参见徐卫华,《爱默生的中国情结》,载《牡丹江大学学报》,2009年第7期;并参见杨金才:《美国文艺复兴经典作家的政治文化阐释》,第32—33页。

 

    ⑥乐黛云:《东学西渐丛书·总序》,载陶乃侃:《庞德与中国》,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5页。

 

Emerson and Chinese Culture

 

YANG Jing

 

    Abstract:To seek the theoretical suppoa for the Transcendentalism,Emerson turned to the Oriental from afar.He published the serial Confucian Sayings in the mouthpiece of the Transcendentalism—The Dial,and quoted them extensively in his diaries,lectures,and essays.It is noteworthy that his attitude towards the Chinese culture characterized by Confucian thoughts is partial acceptance.On studying his acceptance and rejection,we can not only find out Emerson’s cultural standpoint,but also reach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quintess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Emerson;Chinese culture;Confucian thoughts

 

    转载于《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138—144页。

 

杨靖:爱默生与儒家文化

 

浅论爱默生和中国文化的联系

 

高源

 

(西南财经大学经贸外语学院)

 

    【摘要】爱默生作为一位出色的文学家,思想家和诗人,在工业革命的大背景之下,为了美国人民的精神依托积极地寻找新的出路,从最初对东方文化的偏见,到消除偏见,感兴趣地大量的阅读东方文化的书籍,这标志了他思想的成熟,同时也丰富了超验主义理论。从他的作品中,能够看到东方文化给予的深厚影响。也能看到爱默生对中国文化的核心.儒家思想的深厚兴趣和欣赏之意。本文将从爱默生和他的思想同中国文化的关系进一步的理解超验主义。

 

    【关键词】爱默生  超验主义  儒家文化  道家文化

 

一、爱默生和超验主义

 

    美国散文作家、诗人和思想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在美国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作为l9世纪上半叶新英格兰超验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爱默生是确立美国文化精神的代表人物,被称为“美国的孔子”“美国文明之父”。这场文学运动,是美国思想史上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超验主义强调人与上帝问的直接交流和人性中的神性,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其社会目标是建立一个道德完满、真正民主自由的社会,表现了乌托邦式的理想色,其在运动中展现的自由精神,并成为美国文化中一个重要遗产。下文将从爱默生和中国文化的联系入手,进一步理解超验主义。

 

二、爱默生和中国文化

 

    19世纪的美国,特别是新英格兰地区,尽管已经从英国等殖民统治中独立了两个多世纪,并且在经历了大觉醒(The Great Awaking)时代之后,自由的思想开始慢慢渗透到人们的意识之中,但是在精神上,仍然处于两个世纪前移民从宗主国带来的请教文化的影响之下,这份遗产已经在更大程度上成为了负担而非恩惠。要否定它,破除它带来的禁锢,就要去另辟蹊径,超验主义先驱钱宁首先把这个想法提出,他说:“唯一神教由于和一种内心枯萎的哲学相结合而蒙受损失……我怕我们必须要从别的学派中寻找令我们激愤的思想,它能够触动我们这最内在的心弦,向我们揭示灵魂的深度。”[2]爱默生博览群书,阅读各家书籍,随着他的自己哲学思想的成熟,视野渐渐开阔,对东发的文化的兴趣逐渐构成了他在破旧立新中寻找新思想源泉的重要部分,也就是在这里他第一次和中国文化有了接触。具体说来,爱默生接触的是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从汉朝汉武帝时期起,就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而爱默生通过孔子深入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他阅读了好几个版本的《四书》,摘抄近百条孔孟语录,尽管对于儒家思想中宣扬的等级制度等不尽赞同,但他是很欣赏儒家对待道德和个人修养的态度的。爱默生就曾引孔子关于道德的观点:“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在1843年超验主义俱乐部的两期《日晷》刊载了大量的中国孔孟古典。除去对儒家思想的欣赏,爱默生也很敬佩孔子的为人,敬佩他个人对于道德的坚守和看法,和对于知识的孜孜不倦地学习。在《爱默生日记》第五卷中,他写道:“孔子,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除此之外,他也欣赏东方的安贫精神。杰克逊时代是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以物质主义为特征的个人主义成为时尚,经济成功成了衡量一个人的标准,在这种背景下,爱默生说“衣敝纭袍,与衣狐貉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论语·子罕》)

 

三、超验主义和中国文化

 

    爱默生对于宗教有他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宗教是升华了的精神,是灵魂是良心或者干脆就是道德的同义词,因此就上帝和道德而言,他重视的是道德。而关于“道”,爱默生同道家的思想是很相似的。老子的“道”和爱默生的“超灵”都是去所部包容,自在自为,超验而完美,都是万物的源泉。道家说“道法自然”,视人为自然地一部分,生于自然,死于自然。而爱默生相信宇宙的一体性,相信世界的源头就是超灵,他说:

 

    ……世界并不是多种力量的产物,而是出于一个意志,一个心灵;那心灵无处不活跃……万物源于同一精神,都与他同心协力。[5]

 

    其实爱默生是从未接触过道家文化的,但是他们的思想却在关于自然的认识上有惊人的相似,这只能说“智者’所见略同。但是不同的是,爱默生认为自然是服务于人类,解放人类,而不是诱导人类成为它的一部分,自然是超灵向个人灵魂说话的工具,若不与人的心灵相结合,自然也是没有价值的。

 

    同样的“道”,也是儒家的基本原则,但是儒家的重点是在道德层面,在于引导人们的行为和思想方式。如上文所说,爱默生是极为推崇这一点的。爱默生似乎也从孟子的:“浩然之气”找到了超灵的另外版本,他引导:“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与天地之间。”(《孟子·公孙丑上》)超验主义也是一种直觉哲学。爱默生认为大自然充满了上帝的精神,是超灵的外衣,超灵为人所共有,每个人的思想都存在在超灵之中,人以直觉官能同超灵交流的。

 

四、结束语

 

    爱默生博采众长,吸收异域的文化的精魄为自己所用,这是在文化学习过程中极为难得的典范,欣赏而不盲目地赞同,学习而为自己所用,了解中国文化的核心,这帮助了爱默生成熟了自己的哲学思想,极大地丰富了超验主义的理论体系。在爱默生的作品之中,更是有较多的儒家思想的体现,许多孔孟语录被引用,都是值得更加深入的探讨和研究的,一方面可以深入的理解超验主义,同时也是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典范。

 

    参考文献:

 

    [1]钱满素.爱默生和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B].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2]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3]赵谦.爱默生作品中体现出来的自然观.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1

 

    [4]杨水平.试论爱默生文学中的《圣经》主题.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2011

 

    [5]Confucian Thought:Selfhood AS Creative Transformation,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New York,1985

 

    转载于《商情》2012年第14期,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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