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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森林:中国道教经籍在十九世纪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

(2017-11-15 14:07:39)
标签:

历史

文化

道教

英语

中国道教经籍在十九世

分类: 海外道学

俞森林:中国道教经籍在十九世纪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

 

    博主按:《中国道教经籍在十九世纪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俞森林著,巴蜀书社2015年出版,“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之一。本博转载本书作者相关论文两篇及书评各一篇,供有兴趣的网友参考。

 

中国道教经籍在十九世纪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

 

俞森林

 

    〔摘要〕1812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选译《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拉开了中国道教经籍在英语世界译介的序幕。1868年,《道德经》首个英文译本诞生,1881年,首个《南华真经》英译本出版,19世纪英语世界译介道教经籍近2O种,涌现出湛约翰、巴尔福、理雅各、翟理斯、卡鲁斯等一批享誉世界的道教经籍译介名家。到19世纪末,英国成为继法国之后西方道教经籍译介与传播的又一重镇。本文系统梳理中国道教经籍在l9世纪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情况。

 

    〔关键词〕中国道教经籍;译介;传播;十九世纪;英语世界

 

    〔中图分类号〕B952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1000-4769 (2012)03-0148-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中国道教经籍的译介与传播研究”(11XZJ008)

 

    〔作者简介〕俞森林,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四川  成都  610031。

 

一、背景回顾:19世纪前道教经籍在西方的译介

 

    中西交流历史悠久。早至中国汉朝和欧洲罗马帝国时期,往来于丝绸之路上的商旅架起了中西交流第一座桥梁,他们把有关欧洲的信息带至中国,又把有关中国的信息带回欧洲。但直到15世纪前,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与了解还停留在《马可·波罗游记》所勾勒的粗略轮廓之中,对于西方人来说,此时的中国只是一个威尼斯商人眼里物质层面的中国,对包括儒释道等文化层面的中国几乎一无所知。

 

    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一批批欧洲传教士纷纷东来。他们最初来华的主要目的是在中国传播福音,让尽可能多的中国人信奉天主教,而研究中国文化,译介中国经籍只是成就其传教事业的一种手段而已。为了传教需要,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充分体认到儒家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历史与现实,采取“合儒”策略。利玛窦去世后,始于17世纪上半叶,发生了围绕中国人敬孔与祭祖这个“礼仪”问题是否属于宗教以及Deus译为中文时应为“上帝”还是“天主”的“礼仪之争”。争辩双方纷纷在中国儒家典籍中寻找依据,为自己的立场辩护。中国的儒教因此被“捧上了天”,道教则与佛教一样“受到冷遇”〔1〕,甚至被视为迷信、多神教和偶像崇拜而加以贬斥。因此,在19世纪之前,西方所译介的中国经籍以儒家经典为主,对中国道教经籍的译介,除了极少的《道德经》译本之外,几近空白。

 

    据载,比利时耶稣会士卫方济(Francois Noel,1651—1729)曾于17世纪将《道德经》译成拉丁文。费赖之(Loius Aloys Pfister,1833—1891)《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所列卫方济著作中言及卫方济曾翻译《道德经》,“宋君荣神甫所译《唐书》注有云:‘老子所撰《道德经》,卫方济神甫曾有译文,当时曾将译文寄回法国’”。〔2〕但费赖之未提及该译稿寄送法国之后的去向。这当是现今可考最早的《道德经》西文译本。

 

    进入18世纪,法国耶稣会士傅圣泽(Jean-Francois Foucquet,1663—1740)曾翻译《道德经》。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所列傅圣泽著作的第四种即为其翻译的《道德经评注》。〔3〕据理雅各考证,他所见到的最早《道德经》西文译本是伦敦印度事务局(the India Office)所藏的一件《道德经》拉丁文译稿〔4〕(关于该译稿的收藏处,庄延龄《中国宗教研究》中说,此手稿藏于皇家学会图书馆(Library of the Royal Society),而不是印度事务局,与理雅各所言有出入〔5〕)。译稿由时任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会员的马修·雷珀(Matthew Raper)从一位名叫格拉蒙特(p.de Grarnmont)的前耶稣会士处得到,于1788年1月1O日带回英国并呈交皇家学会。关于其译者,庄延龄(Edward Harper Parker)推测,译本可能出自前耶稣会士傅圣泽之手。〔6〕译者翻译《道德经》的主要目的是要证明古代中国人亦知晓三位一体及上帝化身之奥秘。至于该译本的译者如何诠释该章,理雅各未作进一步说明。庄延龄推测,伏尔泰(Voltaire)对中国道教的批评与指责就是以此译本获得的有限知识为基础的。〔7〕18世纪末还有德国神父格拉蒙特的拉丁文译本。

 

    上述三个译本是19世纪前欧洲最早的道教经籍译本,均出自传教士之手。他们大多倾向于从中国的经典文献中发现基督福音曾经来华的蛛丝马迹,并以此来证明基督教普适性。雷慕沙云:“诸教师中最盼在中国文字中发现基督教之秘迹者,莫逾傅圣泽,彼谓其眩惑之极至于迷乱。不特以中国诸经中载有明白预言,而且以为有时在其中发现基督教之根本教理。竞谓中国古籍中之某山,即是耶稣被钉于十字架之山。誉文王周公之词,即是誉救世主之词;中国之古帝,即是圣经中之族长。”〔8〕韩国英(Pierre Martial Cibot,l727—1780)和钱德明(Jean-Joseph-Marie Amlot,1718—1793)是最后两位曾研究过道教的来华耶稣会士。韩国英曾对道教内丹术作过介绍,钱德明认为,道教曾是一个可与儒教相比美的出色教派,但因其信徒中仅包括中华民族中最为卑劣之徒而名誉扫地,受到了所有高雅之士的鄙视,他把道视为一种神秘学,一种巫术理论和一种招魂术〔9〕。这是当时耶稣会士传达给欧洲人关于中国道教的形象,这种观念直到19世纪依然存在。

 

    虽然,19世纪的西方对中国道教的负面态度没有明显改变,但道教经籍已开始得到它应有的关注〔10〕,与18世纪前相比,西方所译介的道教经籍无论是种类还是数量都明显地增多了。走在道教经籍译介最前列者当属法国,从19世纪下半叶起,英国有后来居上之势,影响力一度超越法国。这种势头一直持续至20世纪初。

 

二、《道德经》的译介

 

    l9世纪西方,法国人最早开始《道德经》翻译。1823年,法国汉学家雷慕沙(Abel Rémusat,1788—1832)选译了《道德经》第1、25、41和42章。 1838年,鲍梯(J.P.G.Pauthier,1801—1873)的《道德经》拉丁文-法文对照本出版,1842年,儒莲(Stanlslas Julien,1797—1873)翻译出版了《道德经》的法文全译本。英国人的《道德经》翻译比法国人至少要晚45年。直到1868年,由湛约翰牧师(John Chalmers,1825—1899)翻译的英语世界的首个《道德经》译本方才问世。但自从该译本问世以来,至1899年金斯密(T.W.Kingsmill)译本在《中国评论》(China Review)发表,短短3O年间,共有12个译本产生,几乎平均每隔两年就有一个新的英文译本,其译介的势头可谓强劲。米凯尔·拉法格(Michael LaFargue)和朱丽安·帕斯(Ju1ian Pas)在“论《道德经》翻译”一文中说,“在西方,直至19世纪《道德经》才被发现,此时的儒家已经失去了往日在西方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此背景之下,《道德经》被发现一点都不足为奇,相反,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因为,自此以后,西方开始了与《道德经》的蜜月期,而这种蜜月期至今仍未结束。”〔11〕美国学者康思奇(Louis Komjathy)称《道德经》的新译本正以“每月更新一次的速度”在推出,时至今日,《道德经》在西方的翻译已经成为一个“产业”〔12〕。

 

    1868年,湛约翰牧师的《道德经》英文译本《“老哲学家”老子关于玄学、政治及道德的思考》(Speculations On Metaphysics,Polity,and Morality of“The Old Philosopher,”Lao-Tsze)在英国伦敦出版,这是英语世界的首个《道德经》译本。湛约翰在翻译时参考了儒莲的法文译本。该译本中的评注远比儒莲译本要少,他将老子与德国哲学家谢林(Sehelling)进行了对比。湛约翰认为,比起“Reason”(理性)和“the way”,用“the Word”(言说)来翻译《道德经》之“道”更佳。

 

    1868年6月至1869年1月,《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连载了华特斯(T.Watters)的《老子:中国哲学研究》(Lao-tze:A Study in Chinese Philosophy)。〔13〕该文首先回顾了《道德经》在中国的地位及其在西方的认知、翻译与传播情况,第二部分是老子的生平介绍,第三部分介绍了《道德经》的传承及结构、字数、文体风格、中文注疏等,第四部分阐释了“道”的含义,第五、六、七部分分别从物理的、政治的、伦理道德的三个层面对道德经的思想进行了阐释。

 

    1876年,牛津大学设立汉学讲座,聘请理雅各(James Legge,1814—1897)担任首任汉学教授,开创了牛津大学的汉学研究传统。理雅各在牛津大学担任汉学教授期间所翻译的《道德经》连同其《庄子》《太上感应篇》等道教经籍收入英国比较宗教学家马克斯·穆勒(F.Max Müller,1823—1900)主编的《东方圣书》(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第39、40卷,于1891年出版。

 

    1877年,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O9—1784)在《东方宗教及其与世界宗教之关系》(Oriental Religions and Their Relation to Universal Religion)一书中翻译了《道德经》大约1/3的内容。该书中的《道德经》章节顺序完全是按照作者自己的理解来安排,其翻译也不是依据中文原文为底本的,从该书的脚注中可以看出,约翰逊的译本应是根据儒莲、史陶斯(Victor von Strauss,1808—1899)和湛约翰等的译本编译而成。〔14〕

 

    1879年,英国原驻华外交官罗伯特·K·道格拉斯(Robert K.Douglas,1838—1913)的《儒教与道教》(Confucianism and Tauism)在伦敦和纽约出版。该书第二、三章对《道德经》的主要思想,老子的“道”“天”等概念进行了阐释,此两章大量引用《道德经》的原文,为作者对《道德经》的选译。

 

    1883年,理雅各在《英国评论季刊》(British Quarterly Review)发表了一篇关于道教的文章,开启了英语世界关于老子其人和《道德经》其书之真伪的论战。用庄延龄的话说,理雅各这位令人敬畏的资深武士在战场上的出现标志着为一场道教大战而擦亮攻防武器之开始。〔15〕1884年,巴尔福(Frederic Henry Balfour,1846—1909)在上海和伦敦出版其《道德经》英译本《道书:伦理的、政治的、思辨的文本》(Taoist Texts:Ethical,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该译本让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相信,道教的“夷希微”三位一体可能源于巴比伦的Anna,Hea,Moulge或者Hinna,Nouah,Bel。翟理斯在《教务杂志》1884年第15卷第7—8月号上发表了对巴尔福译本的评论。翟理斯除了对巴尔福译本提出尖锐批评之外,对湛约翰译本亦大加指摘。他还对老子其人和《道德经》其书的真伪提出质疑,认为,《道德经》并非老子之作。对于翟理斯的指摘,湛约翰于同年11月在《教务杂志》以一封短信进行了毫不客气的批驳。一场翟理斯与湛约翰之间关于老子与《道德经》的笔墨官司就此拉开序幕。后来,艾约瑟、庄延龄、理雅各纷纷加入此场论争,他们将战场转移至《中国评论》杂志,围绕此观点的攻防一直持续至20世纪初。

 

    翟理斯认为,《道德经》毫无疑问是一本伪书,其中的确有不少是老子所言,但更多不是出自老子之口。基于此观点,1886年,翟理斯将他认为是出于老子的部分进行了翻译,以《老子的残言》(The Remains of Lao Tzu)为题发表于香港的《德臣报》(China Mail)第14卷。同年又进行了修改以《老子的残言:重译》(The Remains of Lao Tzu:Retranslated)为题发表于1886年《中国评论》(China Review)第14卷第6期。〔16〕

 

    1888年,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在《中国评论》杂志第5—6期发表了《道德经》的译文,题为《道德经》(The Tau-te-king)。1894年,华尔特·戈恩·欧德(Walter Gom Old)的译本在印度马德拉斯(Madras)出版,书名为《关于美德之路的经典,或老子〈道德经〉的一个译本》(The Book of The Path of Virrue,or a Version of the Tao Teh King of Lao-tsze)。1895年,G ·G ·亚历山大少将(Major General G.G.Alexander)译本《伟大的思想家老子》(Lao-tsze,The Great Thinker:With a Translation of His Thoughts on Nature and Manifestations of God)在伦敦出版。

 

    1896年,美国哲学家保罗·卡鲁斯(Paul Cams)的译本“老子《道德经》”(Lao-Tsze’s Tao-Teh-King)发表在《一元论者》(The Monist)杂志第Ⅱ卷。时隔两年,其单行本在芝加哥出版。这是第一个由美国人翻译并在美国出版的《道德经》译本。该译本与此前的译本相比,最大的特色在于,它不仅在译文之前对老子其人其书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介绍,作者还给出了《道德经》的中文原文、英文译文,书中还附有《道德经》的中英文逐字对照,并给出了每个汉字的读音。译本还专门对各章中的重要字词和相关背景以注释的形式进行了详细说明。卡鲁斯的译本不仅方便西方读者理解《道德经》的思想内容,亦是一本汉语学习的好教材。

 

    1898年,麦克莱根(P.J.Maclagen)翻译的《道德经》在《中国评论》(China Review)第23、24卷发表;1899年,金斯密(Thomas W.KingsmiU)的《道德经》译文发表于《中国评论》第24卷。

 

三、《南华真经》(《庄子》)的译介

 

    老子《道德经》的译介虽然代表了19世纪中国道教经籍译介的主流,但这并不意味着英语世界的道教经籍译介仅有《道德经》而已。这一时期译本数量仅次于《道德经》的还有庄子的《南华真经》。

 

    1881年,巴尔福的《南华真经》英文译本(The Divine Classic of Nanhua;Being the Works of Chuang Tsze,Taoist Philosopher.With an Excursas,and Copious Annotatio,in English and Chinese)在上海、横滨和伦敦出版。这是《南华真经》(《庄子》)在英语世界的首个全译本。巴尔福在译本前有一个补说,对儒家及其主要观点,道家及其观点进行了评介,并将儒道进行了对比。巴尔福在译文之前以附注方式对《南华真经》的主要思想作了详细介绍与评析,对其中的“道”“无为”“造化”“真”“天”“真人”“德”等关键词的涵义进行了说明,译文中也加入了丰富的注释。巴尔福在译本中多处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老子之前的道家是最纯洁、最崇高的,自庄子时代开始失色,汉以后彻底退化了。〔17〕对于巴尔福的《南华真经》翻译,理雅各在其《道教经典》前言中作了较为中肯的评价。在理雅各看来,巴尔福从翻译最难的中国经典之一开始他的中国经典翻译事业,可算是初生牛犊不怕虎。〔18〕也由于他的“大胆”,他的译本遭到翟理斯在《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上撰文批评,指出并纠正了他翻译中的诸多错误。〔19〕

 

    1889年翟理斯的《庄子》英译本出版,书名为《庄子:神秘主义者、道德家和社会改革家》(Chuang Tzu:Mystic,Moralist,and Social Reformer)。英译时翟理斯参考了郭象的《南华真经注疏》、吕惠卿的《庄子注》、林希逸《南华真经口义》、王敔的《庄子解义》、奚侗的《庄子补注》等注本。译本语言流畅,经他翻译的庄子形象和智慧都充满了魅力,使英国读者充分领略庄子哲学之精华,在英语世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英国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Oscar Wilde)和德国哲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深受其译本的影响。马丁·布伯还据翟理斯之英译本把《庄子》转译成了德文。〔20〕

 

    1891年,理雅各的《庄子》译本(The Writings of Kwang Zou)作为马克斯·穆勒(F.Max Mallet)主编的《东方圣书》(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第三十九、四十卷出版。理雅各在翻译时参考了《庄子翼》《庄子雪》《庄子音》《南华真经解》《庄子独》等中文注疏,其译文内容完整,忠实准确,附有详细的前言、注释和索引,堪称《庄子》译介的经典之作。

 

四、其他道教经籍的译介

 

    除《道德经》和《庄子》之外,19世纪英语世界还译介了其他道教经籍:

 

    1807年9月4日,英国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作为基督教新教来华传教第一人由英国绕道美国,抵达中国澳门,后进入广州开始了他来华传教之旅。18l2年,马礼逊的《中国通俗文选》在伦敦出版。该书选译了《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中的“道教源流”〔21〕部分。这是19世纪西方译介最早的道教经籍,比雷慕沙翻译《太上感应篇》(1816)还早4年。

 

    1839年2月《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第七卷第十期和第十一期连载了《神仙通鉴》评介,整篇充满对《神仙通鉴》及中国道教的贬抑之词。〔22〕

 

    1841年2—6月,《中国丛报》第十卷第2至6期连载了叔未士(J.L.Shuck)选译自《搜神记》的《天妃或妈祖婆:中国水手崇奉的女神》〔23〕、《观音:中国人的慈悲女神》〔24〕、《玉皇上帝:中国神话中最高神祉之一》〔25〕。同年,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1795—1890)的《中国概述》在伦敦出版。德庇时在该书中对儒莲的法译本《太上感应篇》进行了介绍,称其为道教的主要经典之一,并将儒莲《太上感应篇》中的故事翻译成英文。〔26〕

 

    1850年6月,《中国丛报》第十九卷第6期发表了选译自《搜神记》的《中国一些与自然力有关的神的记述》〔27〕。本文摘译了《搜神记》中掌管自然力的神的记述。这些神包括:五雷神、电母、风伯、雨师、海神、险道神、门神、青衣神、灵官马元帅、司命灶神等。

 

    1857年,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l5—1887)的《中国文献纪略》出版。这是英语世界的第一部中国图书目录学著作,亦是英语世界与中国道教经籍相关的最早的目录学著作。该书按照《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以《钦定四库全书总日》为基础,述录约两千种中文著作。道教56种经籍收入“子”部。该书的出版在欧洲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欧洲汉学研究者不可或缺的“普通中国文献的唯一指南”,也是诸如史密斯(D.E.Smith,1860—1944)、萨顿(G.Sarton,1884—1956)、李约瑟(J.Needharn,1900—1995)等科学史家的重要参考书。李约瑟说,《中国文献纪略》一书“迄今仍是研究中国文献的最好的英文入门书”〔28〕。

 

    1874年《教务杂志》第五卷第4—5期连载了俄国汉学家埃米尔·布雷特施奈德(E.Bretschneider)的《长春真人西游记》英文译文。〔29〕在布雷特施奈德之前,《长春真人西游记》已有过两个西文译本,其中之一是由俄国东正教驻北京布道团(俄罗斯馆)道院长鲍乃迪(Arehimandrite Palladius,1817—1878)于1866年翻译成俄文在俄国出版,这是《长春真人西游记》的第一个西文译本。布雷特施奈德认为该译本不仅译文正确无误,而且加有众多注释对其中的一些段落和表达法进行说明,表现出译者对中国相关各领域文献的充分了解。他的译本尤其在历史地理名词的翻译方面是很好的范本。另一个译本是由法国人鲍梯1867年所译的法文本。据布雷特施奈德介绍,该译本是根据出自《海国图志》的原文为底本,只是一个简短而糟糕的节译,此外,该译本中有许多误译,导致整个译本晦涩难解。

 

    布雷特施奈德的这个译本不是对《长春真人西游记》的全译。译者未将文中邱长春所作的诗文译出,原文中有关道教的对话亦省去未译,译文中多处译者觉得不大有趣之处只是对其情节作一勾勒,未逐句照译。但是布雷特施奈德对于与历史、地理相关之处均全部译出并根据译者本人的熟悉程度进行了注解,该译本参考了鲍乃迪的俄文译本。

 

    1879年。道格拉斯的《儒教与道教》第四、六、七章分别对《列子》和《庄子》及《太上感应篇》《阴骘文》进行了简介和选译。同年,巴尔福在《中国评论》第八卷发表了《太上感应篇》《心印经》《大通经》《赤文洞》的英文译文;1880—1881年第九卷发表了他的《清静经》《素书》《胎息经》《〈淮南鸿烈〉第一段》;1881年7月第十卷发表了《阴符经》英译文。上述9部道经,连同他翻译的《道德经》一道于1884年作为单行本在伦敦和上海印行,书名为《道书:伦理的、政治的、思辨的文本》。

 

    1891年,马克斯·穆勒主编的《东方圣书》第三十九、四十卷收录了理雅各英译的《道教经籍》(The Texts of Taoism),其中除《道德经》和《庄子》之外,还收入了《太上感应篇》,另以附录形式在《道教经籍》之后附了理雅各所翻译的《清静经》《阴符经》《玉枢经》《日用经》等4篇较短的道经。

 

五、特色及影响

 

    相较于法国,英语世界较为有系统的道教经籍译介虽起步稍晚,但发展迅速。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系统译介《道德经》及《南华真经》等道教经籍以来,涌现出湛约翰、巴尔福、理雅各、翟理斯、卡鲁斯等一批有世界影响的道教经籍译介专家,他们很快就占据了西方汉学界的制高点,英国成为继法国之后西方道教及道教经籍译介与传播的又一重镇。

 

    从译介的种类和数量来看,英语世界所译介的道教经籍分为两类:一是源于先秦道家的《道德经》和《庄子》,这一类经籍为此时期译介的主流,且有理雅各、翟理斯等的经典译作传世;另一类为民问流行的诸如《太上感应篇》等道教劝善书。

 

    在研究内容及方法方面,除了伟烈亚历《中国文献纪略》的目录学研究之外,他们大多是站在基督教传教士或西方哲学立场,将中国道教经籍同西方基督教和西方哲学思想相比附,其中不乏牵强与误读,甚至有意曲解,由此所造成的后果就是对中国道教及其经籍的贬低与轻视。对于以《道德经》为代表的先秦道家经典,l9世纪英语世界(包括整个西方)并非如20世纪以后的西方汉学界从哲学、文学等多种不同角度进行解读,而是将其作为宗教典籍来进行译介与诠释。这应该与当时译者大多为传教士出身这一特殊背景有关。他们试图从《道德经》等道教典籍中寻找与基督教教义相同或相似的明证,虽容易使西方普通读者误解,但在西方读者对中国道教及其经籍鲜有了解的这个大背景下,这种处理方式反而更有助于中国道教经籍在他们中间的传播与接受。

 

    同西方其他国家一样,在19世纪的英语世界,传教士充当了道教经籍译介与传播的主要角色,但与18世纪以前不同的是,此时期的译介队伍中,除了传教士之外,还有外交官和商人等其他行业的人员。而这支队伍中,尚无一人是专门的汉学研究或道教研究学者出身。他们对道教经籍的译介不是为了研究中国道教经籍或研究汉学,而是出于自己的职业需要。但无论出于何种动机,他们促进了中国道教文化及其经籍在西方的传播这一客观事实不容否认,他们对于西方了解中国,对于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不容抹杀。他们中不少人退休回国之后,挑起了为英语世界培养汉学人才之大任,培养出诸如阿瑟·韦利等伟大的汉学家。

 

    中国道教经籍的西渐,必有赖于翻译。中国道教其经籍在西方的译介与传播并非一帆风顺、一蹴而就。19世纪的西方,中国道教在早期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甚至被视为迷信,对于中国道教及道教经籍解读存在牵强附会,甚至是荒唐的误读。但正是这些看似牵强与荒唐的“误读”奠定了中国道教及道教经籍逐渐被愈来愈多的西方人研究、了解与接受的基础。西方对中国道教的由不知到知,由轻视到逐渐重视,由误解到深入研究,正是从对道教经籍的译介开始的,这种趋势到19世纪下半叶已初现端倪。20世纪西方道教学术研究由起步到繁荣与19世纪道教经籍的译介与传播所打下的基础是密不可分的。

 

    〔参考文献〕

 

    〔1〕何寅,许光华.国外汉学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182.

 

    〔2〕〔3〕〔8〕〔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M〕.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421—422,559,556.

 

    〔4〕〔1O〕〔18〕Legge,James.Preface to The Texts of Taoism,in 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F.Max Muller(Ed.),vols.ⅩⅩⅩⅨ,XL.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891.pp.ⅶ—ⅷ,p.ⅷ,p.ⅹⅸ.

 

    〔5〕〔6〕〔7〕〔15〕Parker,Edward Harper.Studies in Chinese Religions.London:Chapman and Hall,Ltd.1910.p.92,p.92,p.92,p.81.

 

    〔9〕张西平.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327—328.

 

    〔11〕LaFargue,Michael & Pas,Julian.On Translating the Tao-te-ching,in Lao-tzu and the Tao-te-ching.Livia Kohn and Michael LaFargue(eds).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8.p.277.

 

    〔12〕Komjathy,Louis.Daoist Texts Translation〔EB/OL〕.p.1.http://www.daoistcenter.ors/Articles_files/Articles_pdf/Texts.pdf.

 

    〔13〕Watters,T.Lao-tzu:A Study in Chinese Philosophy.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1.1868,(3),pp.3l一32;1868,(4),pp.57-60;1868,(5),pp.82—86;1868,(6),pp.107—109;1868,(7),pp.128—132;1868,(8),pp.154—160.

 

    〔14〕Johnson,Samue1.Oriental Religions and Their Relation to Universal Religion.Boston:J.Osgood,1877.pp.872—873.

 

    〔16〕Giles,Herbert A.The Remains of Lao Tzu.China Review.1868,(6),pp.231—281.

 

    〔17〕Balrour,Frederic Henry.The Divine Classic of Nan-hua;Being the Works of Chuang Tsze,Taoist Philosopher with an ExcL,and Copious Annotations in English and Chinese.Shanghai & Hongkong:Kelley & Walsh.1881,p.ⅹⅹⅵ.

 

    〔19〕Giles,Herbert A.Mr.Balrour’s“Chuang Tsze”.The China Review,1882,(1),pp.1—15.

 

    〔20〕谢天振.中西翻译简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233.

 

    〔21〕Morrison,Robert.Horae Sinicae:Translationsfrom the popular literature of the Chinese.London:Black and Parry,1812.pp.55—64.

 

    〔22〕Bridgman,J.G.Rewiew ofthe Shin Seen Tung Keen,-A General Account ofthe Gods and Genii.The Chinese Repository.1839,(10),pp.505—525;1839,(11),pp.553—568.

 

    〔23〕Shuck,J.L.Sketch of Teen Fe,or Matsoo Po,the goddess of Chinese seamen.The Chinese Repository.1841,(2),pp.84—87.

 

    〔24〕Shuck,J.L.Sketch of kuanyin,the Chinese Goddess of Mercy.The Chinese Reposhory.1841,(4),pp.185—191.

 

    〔25〕Shuck,J.L.Sketch of Yuhwang Shan gte,one of the highest deities of the Chinese mythology.The Chinese Repository.1841,(6),pp.185—191.

 

    〔26〕Davis,John Francis.Sketches of China;Partly & during an inland journey offour months,between Peking,Nanking,and Canton;with notices and Observations relative to thepresent war.London:Charles Knight & Co.1841.pp.218—244.

 

    〔27〕Bridgman,J.G.Mythological account of some Chinese deities,chiefly those connected th the elements.Translated from the Siu Shin Ki.The Chinese Repository.1850,(6),pp.312—317.

 

    〔28〕汪晓勤.中西科学交流的功臣——伟烈亚力〔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120.

 

    〔29〕Brersehaeider,E.Notes on Chinese Medieval Travelers to the West.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1874,(4),pp.173—199;1874,(5),pp.237—252.

 

    转载于《社会科学研究》 2012年第3期,第148—153页。

 俞森林:中国道教经籍在十九世纪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俞森林:中国道教经籍在十九世纪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俞森林:中国道教经籍在十九世纪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俞森林:中国道教经籍在十九世纪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俞森林:中国道教经籍在十九世纪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俞森林:中国道教经籍在十九世纪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俞森林:中国道教经籍在十九世纪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俞森林:中国道教经籍在十九世纪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俞森林:中国道教经籍在十九世纪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俞森林:中国道教经籍在十九世纪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俞森林:中国道教经籍在十九世纪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俞森林:中国道教经籍在十九世纪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

 

俞森林:《中国道教经籍在十九世纪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

 

(成都:巴蜀书社,2015年版)

 

    道教源于中国,属于世界。现代意义上的道教学术研究最初就是从国外发展起来的,而道教经籍的英译则是国外道教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对中国道教的研究就是从道教经籍翻译开始的。自1812年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在其《中国通俗文选》(Horae Sinicae:Translations from the popular literature of the Chinese)一书中选译《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之“道教源流”算起,西方对中国道教经籍的翻译研究已逾两百年之久。但是,无论是国内的海外汉学界还是道教研究学界,关于中国道教经籍在海外译介与传播的研究,均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未能深入原始文献本身进行更为深入系统的研究与解读。(俞森林2015:11)

 

    俞森林教授的《中国道教经籍在十九世纪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一书以历史为经,以译介中国道教经籍的主要英美汉学家为纬,对中国道教经籍在20世纪以前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的轨迹和总体趋势进行了分析与整理,并对本阶段的主要人物及其相关专、译著进行了提炼总结,同时对他们在中国道教经籍译介与传播方面的贡献进行了评述。目的在于厘清19世纪英语世界对道教经籍的研究特色、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俞教授把英语世界对道教经籍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介绍到国内,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我国在翻译史、海外道教领域的部分空白。

 

    该专著的一大特别之处在于丰富的第一手英文文献资料。19世纪至今已逾两百年,有的文献已经绝版,文献资料收集任务艰巨。但是俞教授知难而上,从公开出版的英文专、译著和《中国丛报》《教务杂志》《中国评论》等英文期刊中提取材料作为研究和论证的基础。经过梳理,俞教授统计出19世纪英语世界译介道教经籍20种,共39个英文译本(俞森林2015:122)。遗憾的是俞教授虽从道经种类、译介时间、译者三个维度分析了19世纪英语世界对中国道经译介的特色,但并未对译文本身进行深层次的剖析。比如,从道经种类看,有些道经有多个译本,仅《道德经》就有12个译本,《太上感应篇》有5个译本,《南华真经》有3个译本,《清净经》有2个译本,《阴符经》有2个译本。然而作者仅在第二章第三节“《道德经》的英译”、第四节“《南华真经》(庄子)英译”、第五节“其他道教经籍的英译”中综述了道经译介的情况,未曾对同一文本的不同译本进行比较分析。须知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下,不同译者会形成不同“视野”,对同一文本的解读也会随之不同。

 

    在第三章,作者从19世纪影响最大、对中国道教经籍译介最多的《中国丛报》《教务杂志》《中国评论》中梳理出了与道教研究相关的论文,这对未来学者进行相关研究有很大的帮助。《中国评论》是对中国道教及道教经籍译介最多的英文杂志,作者一一罗列出38篇有关中国道教及道教经籍的译文和文章,但并未对此进行过多阐述。而《中国丛报》中,作者仅对1839年第7 卷第10 期和第11 期连载的“《神仙通鉴》评介”一文进行了详细的评介,其余只是罗列出相关文章。相对于《中国评论》和《中国丛报》的“轻描淡写”,作者对《教务杂志》中相关文章的评介可谓“浓墨重彩”。从1868年6 月华特斯(T.Watters)的《老子:中国哲学研究》(Lao-tzu:A Study in Chinese Philosophy)一文至1897年哈伯蒂·詹姆斯(F.Huberty James)的《道教》(Taoism)一文,作者无不进行详细透彻的分析,可见作者对这些文章研读之深。

 

    在19世纪的英语世界共有19人参与道经译介,该专著第四章选择了其中9 位主要代表人物,对其翻译与研究成果进行了整理与评介。在对个别人物的翻译作品评介中,作者似乎有些言未尽。比如“道格拉斯对道教经籍的译介”这一章节最后一段“本书(Book of Secret Blessings)还在其第五章和第八章分别介绍了老庄之后的中国道教简史以及中国道教的神仙”(俞森林2015:211)。还有“麦独斯对西方《道德经》译介之总结”的最后一段“本书还讨论了老子的‘无言’‘无欲’等概念的内涵”(俞森林2015:260)。这种“一句话式”段落与专著中其他内容饱满的段落之间形成了鲜明对比,让读者明显感觉到作者应该有下文,然而笔墨却就此戛然而止,有些遗憾。

 

    该专著的另一特色在于,作者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探析19世纪英语世界对道经的译介“将中国道教经籍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与翻译史、海外汉学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相结合,从翻译史、文化史、海外汉学史、海外道教史等多维视角来研究考察中国道教经籍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俞森林2015:34)。在开篇第一章,作者并没有单刀直入,而是循序渐进,从15世纪前东来之商旅及传教士对中国的介绍开始切入,再描述来华耶稣会士对儒家经典的译介,从而自然过渡到19世纪前西译之道教经籍,分析“重儒轻道”的原因。从一开始,作者结合历史背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分析19世纪前道教经籍在西方的译介,由于当时的译者大多都是传教士,对中国道教大多持批判与贬抑的态度。第二章作者综述了欧洲各汉学讲座或汉学机构的情况,从海外汉学史的角度分析道经的译介。随后从翻译史、海外道教史的视角梳理和分析《道德经》英译、《南华真经》英译,并运用统计学方法对道经译本进行分类统计,分析其译介及研究特色。第三章运用文献学和目录学的研究方法对主要英文期刊中与中国道教及道教经籍研究相关的文章进行了穷尽性梳理。

 

    作者在书中提到,“本研究尝试构建中国人研究西方‘道教学’的学术史体系”(俞森林2015:34)。这句话如果单就《中国道教经籍在十九世纪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这一本书而言似乎有些欠妥,因为该书仅涉及20世纪之前的中国道教经籍的译介,但是该书系作者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道教经籍的译介与传播研究”的阶段性成果。20世纪后,随着20世纪初敦煌文献的发现、1973年马王堆汉墓帛书的出土和1993年郭店楚简的出土三大重要考古发现,道教研究在西方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注意,在国际上掀起了一次次“道教热”。作者的课题就是以历史为线索,以三大考古发现为界线,结合西方道教研究的历史实际,将以英语为媒介的道教经籍的译本和研究文献按“19世纪的起步阶段”“20世纪初至20世纪70年代前的发展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繁荣阶段”三个历史阶段进行考察,研究各历史阶段道教经籍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研究的历史背景、总体研究特色与社会影响、主要代表人物及主要成就,以厘清英语世界道教经籍译介与研究的历史脉络、学术成就等。虽然本书仅梳理了19世纪起步阶段的道经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但为20世纪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西方道教学的学术史体系的构建做出了重要贡献。该书只是作者宏伟计划的开篇,期待作者对“20世纪初至20世纪70年代前的发展阶段”和“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繁荣阶段”两个阶段关于道经在英语世界译介的研究成果面世。

 

    参考文献:

 

    [1]俞森林.中国道教经籍在十九世纪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15.

 
(冯丽平)

 

    冯丽平:女,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电子邮箱:815278090@qq.com。

 

    转载于《华西语文学刊》第十二辑,第215—217页,作者简介于第223页。

 

    博主补记:

 

    俞森林,博士,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翻译理论与实践方向硕士生导师,加拿大女王大学访问学者。1989年毕业于重庆师范学院英语教育专业,获文学学士学位,2003年毕业于重庆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获文学硕士学位,201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宗教学专业,获哲学博士学位,2014年赴加拿大女王大学语言文学文化系作访问学者。现主持在研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1项,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普及规划项目1项。研究方向:翻译学、海外汉学、海外道教。

 

俞森林:中国道教经籍在十九世纪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

 

    本书为作者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道教经籍的译介与传播研究”(项目编号:11XZJ00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课题拟以历史为线索,以二十世纪初敦煌文献的发现、1973年马王堆汉墓帛书出土和1993年郭店楚简的出土等重要考古发现为界线,将中国道教经籍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分为“起步阶段(十九世纪)”“发展阶段(二十世纪初至二十世纪70年代前)”和“繁荣阶段(二十世纪70年代以后)”三个历史阶段进行考察,研究中国道教经籍在各历史阶段的译介背景、总体特色与社会影响、主要代表人物及其译介成就等。

 

    本书研究道教经籍在英语世界译介的第一阶段,即十九世纪的起步阶段,英语世界对中国道教经籍的译介。论文从十九世纪公开出版的英文专(译)著和《中国丛报》《教务杂志》《中国评论》等主要英文期刊中提取与本研究相关的一手文献资料,以历史为经,以译介中国道教经籍的主要英美汉学家为纬,由面及点,点面结合,对中国道教经籍在十九世纪的译介与传播的轨迹和总体趋势进行分析与整理,并对此期间的主要人物及其相关专、译著进行提炼总结,对他们在中国道教经籍译介与传播方面的贡献进行评介,以厘清中国道教经籍在十九世纪英语世界译介的历史脉络和整体情况。

 

    本书以历史为经,以译介中国道教经籍的主要英美汉学家为纬,对中国道教经籍在19世纪英语世界的译介情况进行系统梳理,以厘清中国道教经籍译介的历史脉络,具有较高学术价值。

 

    目录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序)

 

    绪论
    第一节  研究现状
    第二节  选题意义
    第三节  研究范围之界定
    一  关于中国道教经籍
    二  关于英语世界
    三  中国道教经籍译介的历史分期
    第四节  研究方法
    第五节  重点、难点与创新
    一  研究重点
    二  研究难点
    三  创新点

 

    第一章  十九世纪前西方对中国道教及其经籍的了解与认识
    第一节  十五世纪前东来之商旅及传教士对中国的介绍
    第二节  耶稣会士来华
    第三节  重儒轻道:十九世纪前耶稣会士对中国经籍的译介
    一  耶稣会士对儒家经籍的译介
    二  十九世纪前西译之道教经籍
    三  重儒轻道之原因探析
    第四节  耶稣会士著述中的中国道教及道教经籍
    一  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与中国道教
    二  利玛窦眼中的中国道教及道教经籍
    三  曾德昭《大中国志》中的中国道教
    四  基歇尔《中国图说》中的中国道教
    五  李明《中国近事报道》中的中国道教

 

    第二章  十九世纪欧洲汉学的确立与道教经籍英译
    第一节  十九世纪欧洲汉学的正式确立与道教经籍译介
    一  十九世纪的法国汉学
    二  十九世纪的俄国汉学
    三  十九世纪的德国汉学
    四  十九世纪的美国汉学
    第二节  英国汉学之历史回顾
    一  背景回顾
    二  十九世纪的英国汉学研究
    三  十九世纪英国汉学讲座的设立
    第三节  《道德经》英译
    第四节  《南华真经》(《庄子》)英译
    第五节  其他道教经籍的英译
    第六节  十九世纪道教经籍英译统计与特色分析

 

    第三章  十九世纪译介道教经籍之主要英文刊物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中国丛报》(1832-1851)
    第三节  《教务杂志》(1868-1941)
    第四节  《中国评论》(1872-1901)

 

    第四章  十九世纪英语世界译介道教经籍代表人物及贡献
    第一节  英语世界道教经籍译介第一人马礼逊
    第二节  英语世界首位《道德经》译者湛约翰
    第三节  伟烈亚力与道教经籍目录学研究
    第四节  《南华真经》英译第一人巴尔福
    一  道教短经英译
    二  重译《道德经》
    三  英译《南华真经》
    第五节  道格拉斯对道教经籍的译介
    第六节  理雅各与道教经籍评介
    一  英译《道德经》
    二  英译《庄子》
    三  英译《太上感应篇》及其他道教经籍
    第七节  翟理斯与中国道教经籍译介
    一  《老年的格言》
    二  《庄子:神秘主义者、道德家和社会改革家》
    第八节  《道德经》首位美国译者保罗·卡鲁斯
    第九节  麦独斯对西方《道德经》译介之总结

 

    第五章  回顾与前瞻


    附录一  汉英人名对照表
    附录二  英汉人名对照表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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