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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舒明:美国基督教锡安主义的发展及影响

(2017-07-27 14:29:29)
标签:

美国

基督教锡安主义

以色列

基督教

历史

分类: 基督徒与犹太人关系研究

美国基督教锡安主义的发展及影响

 

汪舒明

 

    内容提要  美国基督教锡安主义是影响美、以关系和中东局势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基督教主流-自由派主要出于世俗的、人道主义的考虑而支持或反对锡安主义,美国基督教福音-基要派则主要出于“神定时代论”的末世信仰而支持锡安主义和以色列。美国基督教锡安主义是美国长期偏袒以色列的社会文化基础。其宗教极端主义的成分加剧了中东的文明冲突,阻碍了中东的和平进程。

 

    关键词  美国基督教锡安主义  主流-自由派  福音-基要派  以色列

 

    锡安主义①以犹太民族回归巴勒斯坦、重建民族家园并复兴以色列为目标,本质上乃根植于犹太民族古老回归愿望的民族主义运动。自近代以来,由于千年主义、人道主义或地缘政治利益等多方面的原因,锡安主义在基督教世界尤其是在英语国家中从不乏同情者、支持者,如在欧洲历史上,它曾获得相当多的基督教徒以及像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1)、拿破仑·波拿巴这样的重要政治家的支持,英国前首相、保守党领袖温斯顿·丘吉尔本人及其父祖都是热情的锡安主义者。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锡安主义还往往形成强大的社会政治思潮,并对犹太民族、以色列的命运以及中东局势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这种思潮被称为基督教锡安主义(Gentile Zionism或Christian Zionism)。

 

    ①锡安主义(Zionism),亦称“犹太复国主义”。

 

    在有着浓厚的清教徒传统的美国,基督教锡安主义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无论是在主流-自由派(mainline-liberals,以下简称主流派)还是在福音-基要派(evangelical-fundamentalists,以下简称福音派)中,都存在着对锡安主义事业的某种同情与支持。

 

一、美国基督教主流派的世俗人道主义路线

 

    美国基督教本无所谓自由和保守之分,只是到了l9世纪末至2O世纪前期,随着美国现代化、世俗化进程的加快,其内部才逐渐产生了明显的分野:主流派顺应了美国的现代主义、自由主义、世俗主义新潮流;其余的则坚持虔信主义和福音主义道路,不轻易顺应现代主义,甚至发展成富有进攻性的基要派。但在对待锡安主义的问题上,这种划分并不是绝对的。

 

    2O世纪初期,面对锡安主义运动的兴起,美国基督教主流派陷入矛盾和困境。一方面,从人道主义出发,犹太民族的苦难和无家可归的状态是一个难以回避的、迫切的问题,但锡安主义运动的推进也必将带来新的人道主义问题;另一方面,犹太民族的复兴和建国的前景对十几个世纪以来人们所信奉的“犹太民族因其悖逆已被上帝抛弃、‘旧以色列’已被‘新以色列’替代”的神学信条提出了挑战,锡安主义运动将导致阿、以两大民族之间旷日持久的冲突也让和平主义者们惴惴不安。因此,美国基督教主流派最有影响力的刊物《基督教世纪》(Christian Century)对犹太民族主义运动持一种微妙的批判态度,其核心组织“美国基督教会联合理事会”①则尽量避免就这一问题表明立场。

 

    纳粹屠犹的惨剧被公之于众后,《基督教世纪》小心翼翼地奉行一种相对公正的和平主义与中立主义立场。它对劫后余生的犹太难民深表同情,也为巴勒斯坦将要出现的持久冲突和巴勒斯坦人将要面临的灾难感到忧虑与绝望。但它并未把救助犹太难民和巴勒斯坦问题联系起来,相反,它给予美国犹太教委员会(代表犹太教改革派)的反锡安主义的文章以充分的版面。它也不愿因同情而破坏和平,认为“时局需要的不仅仅是同情,明智的政治家首先应关切的利益是和平”。② “美国基督教会联合理事会”的立场跟《基督教世纪》基本上一致。

 

    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基督教主流派深受兴起于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⑧ 的影响。“解放神学”关切全球受压迫、受奴役的人们的解放,支持第三世界的解放运动。显然,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就是这种性质的组织。而一个充斥着狂热宗教民族主义的、帝国化的以色列显然成了压迫者和奴役者。因此,美国基督教主流派的人道主义“天平”发生了向巴勒斯坦人的倾斜。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Toynbee)认为,无论从宗教、历史、法律的角度来看,犹太人宣称其所拥有的对巴勒斯坦的权利都是缺乏有效依据的。汤因比提出了当地居民的人权优先于其他任何权利的原则:“在我看来,依据法律⋯⋯历史的权利跟当前的人权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在我看来,在权利发生冲突之时,这些人口(当地居民)……的人权高于其他权利。这个原则在当前的巴勒斯坦有效,因为它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有效。”④阿诺德·汤因比的反锡安主义思想在基督教世界广为传播,他被视为多种反锡安主义思想的“教父”。

 

    对于“六五战争”(1967年)、“赎罪日战争”(1973年)中以色列所面临的潜在危险以及以色列在联合国受到的抨击,美国基督教主流派都保持了沉默。这种沉默引起了支持锡安主义的罗伊和埃卡特(A.Roy and Alice L.Eekardt)夫妇的强烈愤怒,他们说:“如果基督教的沉默是基督教上帝的沉默,那么他最好死掉。”⑤甚至原来支持锡安主义事业的杂志《基督教和危机》(Chr~tian and cr )也渐渐地改变了立场。1965年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退出《基督教和危机》杂志编辑委员会后,该杂志对以色列的基调大变,由以前支持锡安主义、支持以色列转向质疑和批判以色列、同情巴勒斯坦人。

 

    ①“美国基督教会联合理事会”(the Federal Council of the Churches of Christ in America)为“全国教会理事会”(the 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的前身。

 

    ②Hertzel Fishman,American Protestantism and a Jewish State,Detroit,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3,p.61.

 

    ③“解放神学”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拉美,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秘鲁的天主教神甫、著名的神学家古铁雷斯。“解放神学”的主要内容是:控诉资本主义,主张将被压迫者从不平等、受压迫的处境下解放出来。它运用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分析拉美国家贫穷的原因、阶级的状况,强调作为解放者的耶稣基督,把历史的人的解放当作末世审判和拯救的希望;它加速了教会内部的分化,尤其是培育出不少同情解放神学、团结普通民众、投身民族解放运动的所谓革命基督徒,即“赞成社会主义运动的基督徒”。

 

    ④Arnold J.Toynbee,“Jewish Rights in Palestine”,in The Jewish Quarterly Review,vo1.LⅡ,1961—1962.

 

    ⑤A.Roy and Alice L.Eckardt,“Silence in the Churches”,in Midstream,October 1967.

 

1970年l0月,该杂志的主编韦恩·H·考恩(Wayne H.Cowan)撰文提出:“对两个——而不是一个——民族的权利和需要都应重视并加以平衡。”而三年前,该杂志还发表尼布尔的文章,他为以色列的胜利而欢呼,他把以色列在“六五战争”中的胜利比做大卫对歌利亚(二者均为《圣经·旧约》故事中的人物)的胜利。①

 

    由于不满美国基督教主流派核心组织的和平主义立场,2O世纪40年代,从该派中分离出一个不可轻视的支持锡安主义的少数派,他们通常在核心教会组织框架外积极开展活动。其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著名基督教神学思想家、经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重要奠基人莱因霍尔德·尼布尔。

 

    与美国基督教主流派的人性乐观主义的“天国现世论”和正统派的人性悲观主义的“天国彼世论”不同,尼布尔认为,人类根深蒂固的罪恶是普遍的、不可救治的,而群体的罪恶更甚于个人。基督的天国只有在历史终结的时候才会出现。在这个问题丛生的世界里,基督徒有义务去改善社会(即相对的善),而不是徒劳地寻求一个道德完美的人间天国(即绝对的善);也不应无原则地容忍罪恶,如和平主义者所做的那样。

 

    在尼布尔看来,基督教反犹主义就是这样一种人类罪恶的体现。早在纳粹上台前,他就关切反犹主义,致力于基督教和犹太教关系的改善。随着纳粹势力的抬头,他对这股威胁欧洲犹太人生存的邪恶势力发出了警告。1938年德国兼并奥地利后,尼布尔断言人类暴虐天性的顶点正在揭幕。他吁求美国基督教会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推动美国政府参战,以解救劫难中的欧洲犹太人。

 

    由于美国基督教主流派最有影响力的刊物《基督教世纪》不愿采取反抗德国侵略的立场,1941年,尼布尔创办《基督教和危机》杂志,反对美国的孤立主义与和平主义。随着全欧洲犹太人的灭顶之灾的降I临以及民主国家普遍的冷漠,他确信一个民族主义的解决方案即锡安主义将成为犹太人惟一可行的、必要的方案,并将它看作犹太人寻求集体生存的合法动机。由于基督教反犹主义的历史记录,尼布尔主张整个基督教世界应当为欧洲犹太人的生存承担责任。②1942年,他和亨利·A·阿特金森(Henry A.Atkinson)、约翰·海恩斯·霍姆斯(John Haynes Holmes)、保罗·蒂利克(Paul Tillich)、丹尼尔·A·波林(Daniel A.Poling)、威廉·F·奥尔布赖特(William F.Albright)等著名的基督教锡安主义者一起建立了“基督徒巴勒斯坦理事会”(the Christian Council on Palestine),反对二战期间英国向阿拉伯人倾斜而对犹太人关闭巴勒斯坦的政策,并努力唤醒美国基督徒关切犹太民族的命运,支持锡安主义事业。后来,尼布尔又参与组建了“美国基督徒巴勒斯坦委员会”(the American Christian Palestine Committee)。在1946年1月联合国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作为“美国基督徒巴勒斯坦委员会”的代表,尼布尔认为阿、犹、巴勒斯坦权利之争没有完全公正的解决方案,他说:“阿拉伯人在中东有广泛的腹地而犹太人无处可去的事实,确立了他们(犹太人)的要求和理由的相对正当性。……为了一个世界犹太人的民族家园的建立,阿拉伯人对一片有争议的土地的主权无疑必须牺牲。”③也就是说,在他看来,锡安主义符合相对正义,他支持锡安主义乃出于现实的政治考量而非终极的末世信仰。

 

    ①参见Eugene Rothman,“Christianity and Crisis:The Evolution of a Christian Perspective”,in Midstream,February 1971。

 

    ②参见Egal Feldman,“Reinhold Niebuhr and Jews”,in Jewish Social Studies,vo1.ⅪⅥ,No.3—4,Summer-Fall 1984。

 

    ③Hertzel Fishman,American Protestantism and a Jewish State.p.79.

 

    以色列建立后,尼布尔为以色列的诞生和成长而欢欣鼓舞。他将以色列看作“民主世界的一个战略据点”,认为从现实和道义出发,华盛顿和西方世界应为经历了大屠杀劫难的犹太人所建立的国家提供安全保障。在“六五战争”爆发时,尼布尔为以色列的命运而忧虑,他说:“现在我们不能帮助以色列抗击阿拉伯人了,我们陷入了越南。我们该有多蠢?”①当战争以以色列旋风般的胜利而告终时,他又为之欣喜。终其一生,尼布尔一直为锡安主义事业以及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关系的改善而努力。1973年,在尼布尔去世两年后,当他所创办的《基督教和危机》发表文章抨击以色列时,他的遗孀要求该杂志将他丈夫的名字从杂志封面的创办者名单中删除。他的一些门徒[如富兰克林·H·利特尔(Franklin H.Littel1)夫妇]继承了他的立场和事业。

 

    至于跟近东传教关系密切的美国基督教教派,则旗帜鲜明地反对锡安主义,支持阿拉伯人。以色列建国前后,这些教派的成员先后建立了“圣地正义与和平委员会”和“美国中东之友会”,后者以多罗西·汤普森(Dorothy Thompson)、加兰·霍普金斯(Garland Hopkins)等为主要领导人。这两个组织还获得了在中东有石油业务的企业的支持。前者很快解体,后者由于成立太晚、缺乏“草根”动员而且资金来源不明,其影响根本无法与“美国基督徒巴勒斯坦委员会”这样的组织相抗衡,因而也很快解体。

 

二、美国基督教福音派:“神定时代论”的棱镜

 

    跟美国基督教主流派的世俗主义立场不同,美国基督教福音派主要从信仰出发支持锡安主义。就整体而言,美国基督教福音派主要关切美国国内的社会文化问题,不太关心外交事务,但对锡安主义、以色列是个例外。

 

    美国基督教福音派由反对向自由主义和现代主义屈服的基督徒组成。它“意味着信仰《圣经》,但又没有把自己屏弃于整个生活的范围之外,并力图使基督教同社会、政府和文化的现行需要发挥有效的接触。它具有将人们引向救世主基督但同时又力图在文化中做盐做光的涵义”。② 尽管福音派最初主要源自浸礼派,但随着福音运动的扩展,它渐渐变成了一种超越教派的广泛现象。基要派成员则是福音派中的好战分子,他们“是对某些事情怒气冲冲的”“愿意坚持和战斗的保守主义者”。③

 

    福音派对锡安主义的支持主要源于其《圣经》文本主义、中心主义以及“千禧年论”(Millenarianism)的“神定时代论”(Dispensati0nalism)神学末世观,而未必出于善意和友情。并且,福音派对锡安主义的支持还往往伴随着向犹太人传播基督福音的意图,这在犹太人看来是一种敌视犹太教的表现,是某种形式的反犹主义。

 

    美国基督教福音派承继了宗教改革运动中坚持的《圣经》文本主义和中心主义传统。其成员信守《圣经》的优先性和至高权威性。在他们看来,《圣经》乃神的话语。他们“以绝对认真的态度接受《圣经》的全部。每一页都是用来塑造他们的祷告、生活和思想的”。④他们逐字逐句地仔细解读《圣经》,忠于文本的本意。他们不受人类传统的束缚,也不太在意事实描述和隐喻的区别。并且,他们认真实践《圣经》的话语,谨守慎行。跟基督教传统的“替代论”不同,他们坚信神的信实,坚信神与以色列所立的“约”仍然有效。他们对于《旧约》中关于犹太民族的特选子民、应许之地,《新约》中关于神并未丢弃以色列人、全以色列将要得救以及犹太民族在千年王国到来中起关键作用并将重聚圣城耶路撒冷等教义深信不疑。

 

    ①Eyal Naveh,“Unconventional‘Christian Zionist’:The Theologian Reinhold Niebuhr and his Attitude toward the Jewish National Movement”.in Studies in Zionism,vo1.Ⅱ,No.2,1990.

 

    ②[英]阿利斯特·麦格拉斯著、董江阳译:《福音派与基要派的未来》,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29—30页。

 

    ③[美]乔治·马斯登著、宋继杰译:《认识美国基要派与福音派》,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导论。第1页。

 

    ④John Goldingay,“What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vangelical Study of the Old Testament”,in Evangelical Quarterly,vo1.73,No.2,2001.

 

    美国基督教福音派的锡安主义也是出于基督教世界由来已久的“千禧年论”的“神定时代论”。“千禧年论”预言耶稣基督会在千禧年复临,在善恶大决战(Armageddon)中战胜“敌基督”(antichrist),然后在世间建立基督王国并直接治理一千年,千年届满之日即是世界末日到来之时,那时人类将面临终极的审判。在“千禧年论”中,犹太民族在神的计划中扮演关键的甚至核心的角色:在耶稣复临并管辖全世界之前,十四万四千以色列人将受印成为神的第一子民,将回归圣城锡安并成为耶稣治理万民的“右膀”。并且,神对人类进行终极审判的主要依据就是人类对犹太民族的态度和作为。“神定时代论”则是一种更直接地预言千禧年何时来临的“末世论”。“现代主义透过人类历史的透镜解释《圣经》。神定时代论者偏偏通过《圣经》的透镜来解释历史”。①19世纪后期的美国“神定时代论”者认为,人类社会的进程乃神的伟大计划的展开:神将人类历史进程划分成前后延续的七个时代,他们生活在第六个时代即教会时代的末期;第六个时代末到第七个时代初之间是七年的战争与灾难,即“大灾难”时期。正是在这个短暂的“大灾难”阶段,犹太人将在“不信”的状态下(in unbelief)回归应许之地并建立起国家,并有十四万四千人受印,接受基督为拯救者;这个国家将受“敌基督”的统治,犹太人将遭遇无尽的苦难,只有1/3的人得以幸存。②此后,就进入了第七个时代即千禧年。因此,在福音派看来,锡安主义就属于神的拯救计划的重要部分,不仅合法,而且神圣。

 

    l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乃北美福音运动的高涨时期,“神定时代论”广泛传播,犹太人回归成为福音派教徒的企盼。如在穆迪《圣经》学院(Moody Bible Institute)中就充斥着狂热支持锡安主义的基督教神学家,该学院的创办者穆迪(Dwight L.Moody)在讲道时,经常涉及犹太民族的命运和角色,表达对锡安主义的支持。③以推动锡安主义为重要使命的代表性人物有布莱克斯通(William E.Blackstone)和盖布兰(Arno C.Gaebelein,l86l~l945)这样的著名福音派神学家。布莱克斯通的活动主要是推动美国政府承担起支持锡安主义运动的国际领导角色,他认为这是神赋予美国的使命。1891年和1916年,他先后两次征集一些重要神学家联名向美国总统递交备忘录,要求美国政府关切犹太民族的苦难,支持他们回归巴勒斯坦。由盖布兰长期(50年)担任主编的杂志《我们的希望》(Our Hope)则是宣传锡安主义思想的重要阵地。盖布兰坚信如果神“已经抛弃了他的子民,他们不再有未来,旧约的预言不再能实现,那么我们最好绝望地合上我们的《圣经》”。④他强调,犹太人将在“不信”的状态下回归圣地,绝大多数人在耶稣复临前不会接受他为弥赛亚。而基要派有责任把福音消息“告诉”犹太人,但不是强加给他们。这种“不信”论直到现在仍然有广泛的影响。在这一时期举行的诸多《圣经》研讨会中,也总有大量关于犹太民族的未来以及锡安主义的演说。1917年《贝尔福宣言》的发表对美国基督教福音派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布莱克斯通就把它当作耶稣即将复临的迹象。不过,这个阶段的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尚未形成强大的政治势力,美国政府还可以多少忽略其存在。

 

    ①[美]乔治·马斯登著、宋继杰译:《认识美国基要派与福音派》,第31页。

 

    ②参见Yaakov Ariel,On Behalf of Israel:American Fundamentalist Attitudes toward Jews,Judaism,and Zionism,1865—1945,New York,Carlson Publishing Inc.,1991,p.21。

 

    ③同上,第33页。

 

    ④David A.Rausch,“Arno C.Gaebelein(1861—1945):Fundamentalist Protestant Zionist”,in American Jewish History.vo1.Ⅰⅹⅴⅲ,N0.1—4,September 1977—June 1978.p.51.


    透过“神定时代论”的棱镜,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将犹太民族在当代的历史遭际看作神的计划的展开,乃《圣经》预言的应验。在他们看来,犹太民族在历史上所遭受的深重苦难,尤其是纳粹统治期问惨绝人寰的厄运,乃神的“圣约之爱”的结果。神以订立“圣约”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拣选了犹太民族作为神与人之间沟通、和解的中介,作为启示和拯救所有生灵的工具,因此,犹太民族是神的仆人。但由于悖逆的特性,犹太民族总是违背“圣约”。神愈想让犹太民族接受他的“圣爱”,犹太民族出于罪恶的天性就愈极力抗拒,这样神与人之间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于是神迁怒于它,惩罚它。所以,犹太民族的苦难乃因为承受了“圣约之爱”而受难,他们乃神的受难的仆人;因为神坚持“圣约”的有效性,保守他的“圣约”,所以,他不让犹太民族逃避。“以色列在世上有特殊的使命,神通过对以色列的拣选已经一劳永逸地将人类与以色列的拯救捆绑到了一起”。①美国基督教福音派认为,纳粹屠犹正象征着千禧年来临前“敌基督”对犹太人的统治,是犹太民族作为神的仆人而受难的表现。

 

    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将巴勒斯坦犹太社团的勃勃生机、犹太移民的回归以及以色列的诞生看作“时日将至”的迹象。以色列的诞生受到了福音派的热烈欢迎,他们把以色列戏剧般的胜利归于神对犹太民族的看顾,归于“施大能的神手”,因而是理所当然的。美国基督教主流派为以色列诞生后中东将面临的无穷无尽的冲突而忧虑,而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则安然地接受冲突长期化的现实。在他们看来,以色列就是“千禧年来临前善恶大决战的导火线”,乃“上帝的时钟”。②

 

    以色列在“六五战争”中旋风般的胜利,尤其是耶路撒冷的统一,在美国基督教福音派中引起了“末世”狂热。1967年7月的《永恒》杂志(Eternity,整合了《我们的希望》等的一份重要的美国基督教福音派杂志)以《以色列在此屹立》(Israel is here to Stay)为其所登文章的标题。而1967年10月的《穆迪月刊》则把“西墙”作为封面图案,并以《以色列令人惊喜的崛起》作为该期所登文章的标题。③ “六五战争”对美国基督教福音派的影响是戏剧性的。“自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以来,也许没有任何政治、军事事件像这场短暂的战争那样为预言的启动提供了如此多的动力。”④“千禧年论”关于以色列在弥赛亚来临前的重要角色这一预言的“正确性”似乎再明显不过了。

 

    ①T.F.Torrance,“The Israel of God:Israel and the Incarnation”,in Interpretation,vo1.Ⅹ,No.3,July 1956.

 

    ②参见Peter Gardella,“Gentile Zionism”,in Midstream,May 1991。

 

    ③参见Carl Hermann Voss and David A.Rausch,“American Christians and Israel,1948—1988”,in American Jewish Archives,vo1.Ⅺ.No.1.April 1988。

 

    ④Yaacov Ariel,Philosemites or Antisemites?Evangelical Christian Attitudes toward Jews,Judaism,and the State of Israel,The Vidal Sasso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Antisemitism,2002,p.16.

 

    正是在“六五战争”后,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在美国再次崛起,并日益向着政治化的方向发展,成为20世纪末美国急剧右转的强大动力,也成为亲以色列的最强大、最狂热的社会政治势力。20世纪70年代,几十个福音派亲以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在美国涌现。美国基督教福音派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不断发表支持以色列的热情洋溢的言论。道格拉斯·扬(G.Douglas Young)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在1956年游历以色列时就对以色列一见钟情。1958年他建立“圣地研究所”,并于1963年举家移居以色列。他发表了大量言论支持和赞颂、宣传以色列。1980年他去世后,被安葬在锡安山顶。

 

三、美国基督教锡安主义的影响

 

    美国一直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二战以来,美国各种教会和犹太会堂成员的比例一直保持在美国成年人总数的65%以上,84%的美国人宣称信奉某种形式的基督教。①20世纪70年代以来,当基督教主流派在欧、美出现全面衰退趋势时,福音派却在美国强势崛起,并发展成为一股极富攻击性且极具影响力的政治力量。只有从美国这种基督教国家的社会文化特性出发,将基督教锡安主义纳入解释的范畴,对美、以特殊关系问题的解释才能更有说服力。

 

    作为一种跨越自由和保守阵线的、在美国基督教中广泛存在的愿景,基督教锡安主义形成了美国长期亲以色列的社会文化基础。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民众对以色列的支持持续强烈,他们一直把以色列当作最喜欢的国家之一,而很少受美、以双边关系起伏的影响。半个世纪以来,一个被反复提出的问题是:对于中东局势,你更同情(喜欢)以色列还是阿拉伯国家?结果显示,同情以色列的始终占压倒多数。1967年“六五战争”后,美国公众舆论更向以色列一边倒,民意测验相继出现了41%:1% (1967年7月)、50% :5%(1969年2月)、44%:3%(1970年5月)、50%:7%(1973年12月)的悬殊比例。② 只有在臭名昭著的沙巴拉大屠杀发生后,才短暂地出现了32% :28%(1982年9月22 3日)这样一个比较接近的比例,但很快又回升为49%:12%(1983年1月)。③

 

    美国的这种公共舆论倾向是美国政府对以色列政策中存在着明显的超越现实利益算计的重要原因。何况,信仰本身对美、以关系中的美国国家利益的界定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越保守的基督徒,越倾向于将以色列描绘成美国的“战略资产”,越倾向于将美国支持以色列的行动解释成合乎美国国家利益。在持狂热亲以立场的美国基督教福音派那里,“战略考虑只是次要的动因”。④

 

    从美国国内因素来看,美国犹太社团在美、以特殊关系的形成和维持中确实起了关键作用。犹太社团乃美国最活跃的锡安主义力量,但其作用却极易被夸大。事实是,绝大多数美国犹太人在政治上属于自由派、民主党阵营(通常占80%甚至更多),而保守派、共和党更亲以色列;国会持续亲以色列,但大部分亲以提案是由犹太裔议员很少的共和党提出来的。从地域来看,美国犹太人主要集中在以纽约为中心的美国东北部以及西部的加州,但南部乡村的“《圣经》地带”更亲以色列。在诸多支持以色列的游说团体中,“美以关系委员会”只是规模很小的一个组织。小布什当选总统也并未依赖犹太人。美国犹太社团为以色列而积极活动被指责为“双重忠诚”。“反诽谤联盟”(ADL)2002年进行的反犹主义调查显示:有51%的人认为小布什政府的中东政策过于偏向以色列;相当多的人认为美国犹太人对美国中东政策的影响太大;从1964年到2002年,一直有30%—35%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犹太人更忠诚于以色列。⑤

 

    ①参见徐以骅:《宗教与美国社会》(第一辑),时事出版社,2004年,第81页。

 

    ②参见Gabriel Shefer,Dynamics of Dependence:U.S.-Israeli Relations,Westview Press,1987,Colorado,pp.48—49。

 

    ③同上,第66—67页。

 

    ④Kenneth D.Wald,“Reclaiming Zion:How American Religious Group View the Middle East”,in Israel Affairs,vo1.2,No.3—4 Spring/Summer 1996.

 

    ⑤参见Anti-semitism in America,2002,载http://www.ad1.org/anti_semitism/2002/as_survey.pdf。

 

而美国主流社会竞怡然自得地接受这些心怀贰心的“同伴”,对他们并不过于反感,从而使美国的反犹主义一直处于很低的程度并呈现减弱的趋势。一位美国分析家就此得出结论:“锡安主义主要是一种右翼的、非犹太的现象。从数量上来看,共和党人、保守派、给布什投票的选民、新教徒、南方人、白人构成了美国锡安主义的主体,而不是犹太人。”④这只是就20世纪末以来的情况而言的。

 

    基督教锡安主义是经常影响美国行政当局尤其是白宫的政策偏好的重要因素。如果说杜鲁门总统闪电般承认以色列建国,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出于个人情感并需顶住国务院强大压力的行为,那么,在30年后,支持和保卫以色列已经成了有强大而广泛的社会支持的美国的“使命”和“责任”。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如果制定不利于以色列的政策,就必然遭遇强大的阻力和批评。最亲以色列的美国总统莫过于里根和小布什,他们都有强大的基督教福音派的支持,又跟有强烈的锡安主义情结并以美国犹太右翼政治精英为主的新保守派结盟。这是一种锡安主义者的“神圣同盟”!“在小布什所属的教派中,《圣经》中神将巴勒斯坦应许给以色列民众的教义至关重要。历史尽头的宏伟战斗将在现在的以色列之地上演,而且它需要犹太人参与。因此,以色列国就成了圣卷历史的关键见证和基督徒获得拯救的至关重要的前提。”②正是这种“神圣同盟”,成了小布什一沙龙特殊亲密关系的重要基础,也成了美国出兵伊拉克倒萨继而“改造”整个中东的重要政治动力。

 

    跟行政当局受一些偶然因素(如总统个人的信仰)影响而产生波动不同,更能代表美国民意的国会则持续向以色列一边倒。1970年,当国会讨论是否向以色列提供安全保障时,美国的《新共和》周刊吁请美国政府给予以色列正式的、无条件的的支持。这种立场也得到了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喉舌《今日基督教》的支持。它主张一个外部大国介入,以确保以色列的生存,而“以色列只有从美国才能寻求充分的支持和保护”。③在20世纪80-一90年代,美国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在大力压缩美国对外财政援助的同时,却批准对以色列的大量援助。该委员会主席赫尔姆斯(Jesse Helms)就是“千禧年前论”(Pre—Millenarianism)者,受到众多福音派教友的嘱托和支持。神学化的思想对于国会的共和党领袖总有重要影响,如汤姆·迪莱(Tom Delay)依据《圣经》称呼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为犹地亚和撒马利亚,而其前任理查德·阿米(Richard Armey)则曾经公开提出从这些土地上驱逐所有巴勒斯坦居民的理念。④

 

    ①D.Jason Berggren,Sources of Pro-Israel America:the Republicans,the South,and Christian Zionism,载http://www.psa.ac.uk/2004/pps/Berggren.pdf。

 

    ②Dana H.Allin and Steven Simon,“The Moral Psychology of US Support for Israel”,in Survival,vo1.45,No.3,Autumn 2003.

 

    ③Eugene Rothman,“In the Christian Press:A Survey”,in Midstream,October,1970.

 

    ④参见Dana H.Allin and Steven Simon,“The Moral Psychology of US Support for Israel”,in Survival,vo1.45,No.3,Autumn 2003。

 

    除了影响民意和政府政策外,美国基督教锡安主义组织和个人的直接活动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前面提到的以尼布尔等人为领导的“基督徒巴勒斯坦理事会”和“美国基督徒巴勒斯坦委员会”,就有效地动员了美国社会舆论关切犹太民族的命运,它们支持锡安主义,并抑制了亲阿拉伯势力在美国活动的效果。如果说,以色列建国前后的美国基督教锡安主义组织的建立和活动的开展离不开犹太社团的支持和推动,那么,20世纪末各种新组织的建立主要是出于美国基督教福音派的主动和热情。这些组织通过大量捐款、组织圣地朝圣游、支持锡安主义活动、频繁地公开发表支持以色列的言论、向政府施加压力等多种方式支持以色列。20世纪70-一90年代,还有上千名福音派基督徒移居以色列。1980年,以色列议会通过了《耶路撒冷法》,宣布整个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统一的、不可分割的首都。当时几乎所有驻耶城的外国使、领馆都迁移到了特拉维夫,以抗议以色列对耶城的兼并,以色列陷入完全的外交孤立。而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却在以色列建立了“国际基督徒耶路撒冷大使馆”,以表达对以色列的支持。①该组织长期亲以色列的立场深得以色列右翼势力的赞赏。1998年,时任以色列总理的内塔尼亚胡就出席了该组织的年会;当时的耶路撒冷市市长奥尔默特还在会上向该组织的听众宣称:“我要告诉总理、国防部长、总参谋长,你们是我们军队的一部分、我们力量和国防的一部分。”②期待耶稣再来的美国基督教福音派,还跟犹太教极端分子共同推动在圣殿山重建第三圣殿并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尽管那里有着最重要的清真寺,乃全球穆斯林最神圣的地方之一。此外,福音派基督徒还是以色列“信仰者集团”③扩建犹太定居点运动的狂热支持者,它不仅为扩建犹太定居点运动提供了大量的财政支持,还成了以色列从被占领土撤出、以土地换和平的障碍。跟犹太右翼势力的立场一样,美国基督教福音派还奉行道德绝对主义,将巴、以冲突看作善与恶的决斗。巴勒斯坦人自然成了恶的、不容妥协的一方,也是不应享有民族自决权利的一方。这种来自基督教阵营的无视人道主义和民族自决权利的极端主义加深了中东的文明冲突,构成了中东和平进程的重要障碍。

 

    ①参见Yaacov Ariel,Philosemites or Antisemites?Evangelical Christian Attitudes toward Jews,Judaism,and the State of Israel,p.21。

 

    ②Michael Prior,Zionism and the State of Israel:A Moral Inquiry,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1999,p.144.

 

    ③信仰者集团(Gush Emunim),是2O世纪6O年代末、7O年代初在以色列崛起的宗教锡安主义集团。该集团以捍卫和实践早期移民——先驱者(Pioneers)——的精神和在被占领土建立犹太定居点并最终实现整个“以色列地”的拯救为己任,乃推动建立“大以色列”的最狂热的政治势力,在当今的以色列有着相当广泛的社会基础。以色列前总理沙龙也出自该阵营。

 

    Abstract As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foundation of the longtime pro-Israel policy the US government adopt.Christian Zionis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US-Israeli relations and the Middle East situations ile the mainline-liberal Christians choose to back or oppose Zionism out of secular and humanitarian considerations。the evangelical-fundamentalists support Zionism and Israel because of the eschatology of Dispensationalism.However,the religious extremist element in Christian Zionism intensifies civilization conflict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hampers the peace process in the Middle East as wel1.

 

(汪舒明,实习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上海,200020)

 

    转载于《世界民族)2006年第4期,第2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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