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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颖飞:近二十年海外道教研究回顾

(2017-05-15 11:23:36)
标签:

道教

历史

西方道教研究编年史

汉学

文化

分类: 海外道学

近二十年海外道教研究回顾

 

陈颖飞

 

(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 北京 100084)

 

  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被海外学者誉为“汉学中的汉学”。近二十年来,海外的道教研究非常兴盛,基本上形成了日本、法国、美国三个中心,尤以日本和法国最为突出。同时,德国、英国、荷兰、加拿大、俄国、澳大利亚等其他国家的道教研究也硕果累累。

 

一、日本的道教研究

 

    日本的道教研究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近二十年,日本的道教研究出现了持续性的热潮,仅从研究人数的增加和热潮波及的范围看,就可见一斑。

 

    这一时期,研究道教的日本学者在数量上有了很大增加。一方面,成立了几个专门研究道教的新团体,如1984年成立的“道教文化研究会”,1986年成立的“中国古代养生思想研究会”。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前所建立的道教研究团体的人员也增加了很多,从日本道教学会的发展可以管窥一二。日本道教学会是日本全国性的道教团体,成立于1950年;1969年,会员人数仅305人,到1995年,会员人数已经上升到约700人。

 

    与此同时,日本的道教热已经走出学术界,进入民众中。80年代,日本汉学家福永光司发表了一系列论著②,提出日本的天皇制和中国的道教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而把日本的历史和中国道教联系起来。这一观点提出后,许多古史爱好者和大众媒介都相信日本的皇族和中国的道教有密切的关系,非专业人员对道教的兴趣持续增长。与此同时,在日本道教学界内部,福永光司的观点引发了激烈的争论,福井文雅曾多次撰文批判此说③。这一争论使中国道教和日本文化的关系更加成为研究热点,进一步带动了道教热的升温。

 

    随着日本道教研究的持续升温,不断有日本学者对日本道教研究的“现状”作了总结,从中也可以看出这二十年间日本道教研究的兴盛状况。此类文章有:野口铁郎、松本浩一《最近日本的道教研究》(《道教》卷三,平河出版社1983年;中文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秋月观瑛《道教研究的进展》(平河出版社1986年),蜂屋邦夫《日本道教研究的现状》(《文史知识》1987年第5期),山田俊《日本的道教研究简介》(《安徽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坂出祥伸《日本道教研究现状与展望》(《韩国道教之现代的照明》1992年)④,福井文雅《日本道教研究史和一些相关的问题》(《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1期)等。这二十年持续的道教热不仅带来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而且这些成果所体现的道教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达到了迄今为止的高峰,尤其在方法上多有创新和尝试。总的看来,体现为三个重点:1.道教史的研究,尤其是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道教史;2.道教和科技史的研究,研究养生术、望气术、占卜术、医方等;3.当代道教的研究,受法国影响,使用人类学方式,通过实地的田野调查研究道教。此外,在道教仪式、全真教、道家与道教、道教典籍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

 

    道教史的研究是日本道教研究的一大重心,硕果累累。这些成果的取得,很大程度取决于研究视野被大大拓宽了,道教研究广泛涉及到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等各个方面,更归功于研究思路的改变,强调在中国思想史的大背景中考察道教。二十年来,这一类的成果很多,以下作一些简要介绍。宫川尚志《中国宗教史研究之一》(同朋舍1983年),收录论文15篇,以道教史为主体,涉及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等多方面。福永光司《道教思想史研究》(岩波书店1987年),收录道教哲学思想和历史的论文16篇。他认为道教思想史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方面,强调把道教的教理、神学的因素放在中国思想史的大背景下来理解。砂山稔《隋唐道教思想史研究》(平河出版社1990年),全书分为“南北朝以前的道教”和“隋唐时代的道教”两部分,收录了作者研究道教教理及其发展史的论文。小林正美《六朝道教史研究》(创文社1990年),是研究六朝道教以及当时流行道教经典的论文集,考察了道教经典和当时各教派的关系,分析了天师道、葛氏道、上清派思想的发展过程。大渊忍尔《初期的道教——道教史研究之一》(创文社1991年),此书是在他本人《道教史的研究》的基础上增补而成,研究后汉末至晋代的道教史问题,分前后两篇。前篇《中国本土民族宗教的形成》,后篇《抱朴子的研究》,书末附《初期的仙话》和《老子化胡说》两篇论文。吉川忠夫编《中国古道教史研究》(同朋舍1992年),是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以“六朝道教研究”为课题的研究报告,收录论文13篇,以六朝和唐代为中心,从思想、历史、文学、语言等多方面对中国古代道教作了深入探讨。

 

    道教和科技史的研究也很兴盛,尤其以养生术的研究最为突出。前文已经提到,1986年,日本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养生思想的团体“中国古代养生思想研究会”。勿庸置疑,这一团体的成立促进了对道教养生思想的研究。此后出现了一些有关养生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坂出祥伸编《中国古代养生思想综合研究》(平河出版社1988年),收录论文30篇;吉元昭治《道教与不老长寿医学》(平河出版社1989年);坂出祥伸《道教与养生思想》(鹈鹕社1992年)。

 

    日本的道教研究还有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成果就是对中国道教现状的研究,而这一成果也是将人类学方法引入日本的道教研究的结果。他们采用人类学方法,进行田野调查,主要是受了法国的影响。这一方面的研究,以蜂屋邦夫的贡献最突出。他长期致力于中国道教现状的研究,先后编写了《中国道教的现状——道士·道协·道观》(东大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和《中国的道教》(东大东洋文化研究所1995年)两书。前书是根据1987和1988两次在中国各地调查的资料编撰而成,后书是根据1990年以后四次在中国各地调查的资料编撰而成,都分为本文册和图版册两种。两书都以田野调查法为基础,堪称是以人类学方法研究道教的典范之作。

 

    除以上的研究之外,日本道教的研究还有很多丰富成果。在道教仪式方面,大渊忍尔《中国人的宗教仪礼——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福武书店1983年)中的“道教仪礼”是最重要的一项成果⑤。此外,成立于1984年的道教文化研究会于1994年总结了该会十年来的学术成果,出版了《道教文化展望》(平河社1994年)一书,此书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内容就是关于道教仪礼和内丹思想的⑥,也是道教仪式研究的重大成果。在全真教方面,代表性的作品有:德忠《蒙古朝的道教与佛教》(平河出版社1986年)、峰屋邦夫《金代道教的研究——王重阳与马丹阳》(汲古书院1992年)、福井文雅《佛教与全真教的成立》(《世界宗教研究》l996年第2期)。在道家与道教关系方面,楠山春树《道家思想和道教》(平川出版社1992年),汇集了作者长期研究道家和道教以及中国思想的论文。在道教典籍索引方面,大渊忍尔、石井昌子编《六朝唐宋古文献所引道教典籍目录·索引》,是第一部道教典籍引用文索引的工具书,书中收录了从六朝至唐宋共45种古代文献所引道教典籍的目录和索引,包括相关道教典籍的解题。此外,麦谷邦夫先后编撰了《〈老子想尔注〉索引》(1985年)和《〈真诰〉索引》(1991年),为道教研究者们提供了方便。

 

    最后,有必要介绍两部总结性著作,它们代表了此期日本道教研究的总体水平和研究成果。一部是福井康顺、山崎宏、木村英一、酒井忠夫监修《道教》三卷本(平河出版社1983年),集中了当时日本道教研究的精华,可以看作这二十年道教研究繁荣的开始。另一部是野口铁郎、坂出洋伸、福井文雅和山田利明等主编《道教事典》(平河出版社1994年),该书的研究重点逐渐向后转移,重视当代的道教研究,研究视野更加开阔,集中体现了日本和国际汉学界近百年的道教研究成果,也为以后的道教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问题。

 

二、法国的道教研究

 

    法国一直是西方道教研究的中心,这不仅得益于法国道教研究的历史最悠久,更在于法国汉学薪火相传,相继出现了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马伯乐(Henri Maspéro,1883—1945)、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0)、戴密微(Paul Demieville,1894—1979)等饮誉世界的道教研究大家。近二十年,法国的道教研究的主要力量分为三代,石泰安(Rolf A.Stein)是一代,苏远鸣(Michel Soymié)、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索安士(Anna Seidel,1938—1991)、贺碧来(Isabelle Robinet)是第二代,劳格文(John Lagerwey)、傅飞岚(Franciscus Verellen)、戴思博(Catherine Despeux)、穆瑞明(Christine Molliet)等是新生的第三代。这二十年来,法国的道教研究主要成果表现在四个方面:1.道教仪式的研究,以施舟人的一系列著作和劳格文《中国社会和历史中的道教仪式》为代表;2.道教典籍的研究,以穆瑞明《五世纪的一部道教启示录——洞渊神咒经》、劳格文《〈无上秘要〉:六世纪道教总汇》为代表;3.道教史的研究,以贺碧来《道教史》为代表;4.西方道教研究史的研究,以索安士《西方道教研究编年史(1950—1990)》为代表。

 

    西方学者特别重视宗教仪式的研究,并且在研究方法上有一大特色:把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与历史分析法相结合,充分运用到道教研究中。法国的道教仪式研究可以说是这一方法的集中体现,代表人物是施舟人和劳格文。施舟人曾在台南作了七年的道士,所涉猎的道教领域很多,但是他从一开始就对仪式研究有兴趣,在他看来,仪式是文化的真正纪念碑。20世纪80年代以前,他虽有此类作品问世⑦,但并不是他研究的重心,而在80年代以后,道教仪式已经成为他研究的核心问题,先后发表了《道教中的乡士仪式和经典仪式》(《亚洲研究杂志》第45卷,1985年)、《唐代的道教仪式和地方祭礼》(《纪念石泰安佛教、道教论文集》1985年第3卷)、《评灵宝派仪式的发展》(法日多学科讨论会1988年)、《道教仪式中的目连戏》(《仪式戏剧与戏剧的仪式》1989年)、《步虚研究:道教仪式歌舞》(《国际道教科仪及音乐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1989年)等著作,对道教仪式作了多角度的探讨。有必要强调的是,以上作品还算不上是施舟人的代表作,他的代表作是《道体》。此书自从1982年在巴黎由法雅尔社出版以后,很快被译成意大利文(1983年)、荷兰文(1988年)、英文(1993年)等多种文字,在国际汉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道体》共分十章,综合分析了道教思想体系的基本原理和道教的组织、仪式。可以说,他的仪式研究在这本书中已经成熟了。和施舟人一样,劳格文也在道教的很多研究领域都有重要成果,而且仪式也同样是他的研究重点。1987年,他的《中国社会和历史中的道教仪式》由纽约麦克米兰公司出版,这是第一本用英文写作的关于道教仪式的导论性著作,从社会学、历史学和人类学的角度系统阐述了道教仪式的运用和具体化过程。他认为,道教是一种宗教和行为系统,它是通过特有的行为和音乐等宗教仪式表示出其本质。他还强调将道教放在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认为道教与中国社会的政治、历史和民俗密切相关,是中国人宇宙论、生死观的具体反映。劳格文有关道教仪式的著作还有:《魔头成千落地——台湾北部的驱魔道场》(《人文》杂志第101卷,1987年),《道教仪式》(《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第79卷第2期,1992年)等。此期法国有关道教仪式的文章主要还有:索安士《早期道教的仪式》(《远东亚洲丛刊》第4卷,1988年),贾珞琳《在15世纪的一幅仪礼画中的魔鬼和自然幻景》(《亚洲艺术》第43卷,1988年)、《水陆斋中的中国万神殿》(中国民间文化的礼仪和经典学术讨论会,1990年),傅飞岚《礼仪和君权,道教礼仪在蜀国创立中的作用》(《大亚细亚学报》1989年)、《超越的内在性:道教仪式与宇宙论中的洞天》(《远东亚洲丛刊》第8卷,1995年)等等。

 

    道教典籍也是法国道教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新生代的学者劳格文和穆瑞明在此方面已有一定的成就。劳格文《〈无上秘要〉:六世纪道教总汇》(《法兰西远东学院丛刊》第124卷,1981年)是研究道教典籍的重要文献,被索安士评为榜样式的作品⑧。穆瑞明的处女作《五世纪的一部道教启示录——洞渊神咒经》在1990年由法兰西学院高等汉学研究所出版。此书使用基督教的名词诠释中国文化,正如作者在序言中已指出的,这一做法并不合适。尽管如此,有的学者认为:“本书采用了西方结构主义方法剖析《神咒经》,并借助已有的并与其相关的观念去解释该经的思想体系,对研究道教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⑨此外,康德谟《〈太上灵宝五符〉考》(《人文研究所论丛》第18卷,1982年)、贺碧来《大洞真经》(《纪念石泰安教授佛教、道教论文集》l983年第2卷)、索安士《太上灵宝玄妙经:老子化胡的线索》(《敦煌学论文集》卷3、《法兰西远东学院丛刊》第135卷,1984年)等也是法国道教典籍研究的重要作品。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法国学者对仪式、典籍等微观课题的研究建树很多,而对道教史等宏观课题的研究相对较弱,在90年代以前还没有出现一部《道教史》的专著。但是,这一局面为贺碧来打破,随着她的著作《道教史——14世纪为止》(巴黎Cerf出版社1991年)的出版,法国道教研究的这一空白得以填补。贺碧来是个多产学者,研究领域涉及道教史、炼丹术、道教与道家、道教与儒家、经典等。其中,以道教史研究的成就最突出。她的《道教史——14世纪为止》是第一本由西方人写的长篇道教史著作,引起了欧美学界的高度重视,很快被翻译成英文在斯坦福出版。这本道教史仅仅写到元代为止,以上清派和内丹术的研究为写作的基础和特色。经过对上清派的长期研究,她先后发表了《上清派与方士及求仙者传说之间关系的研究》(《第三界道教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1979年)、《道教历史上上清派的启示》(《法兰西远东学院丛刊》第137卷,1984年)、《上清派中的想象与狂奔》(《道教的冥想与养生术》,1989年)等作品。其中,《道教历史上上清派的启示》一书,对上清派的历史、人物和经典作了详尽的研究,作者因此获得了法国国家博士的称号。而在内丹术方面,贺碧来《道教的内丹术》(《远东亚洲丛刊》第2卷,1986年)、《内丹对道教和中国思想的独到贡献》(《道教的冥想与养生术》,1989年)、《内丹研究,真阳派》(《远东亚洲丛刊》第5卷,1990年)等作品有着系统的探讨。总的看来,贺碧来《道教史——14世纪为止》是她长期致力于上清派和内丹术研究的集中性成果。

 

    西方道教研究史的研究能成为法国道教研究一大成果,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索安士《西方道教研究编年史(1950—1990)》(《远东亚洲丛刊》第5卷,1990年)。索安士(又名石秀娜)的代表作《西方道教研究编年史(1950—1990)》,对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以前的西方道教研究进行了全面回顾与总结。正如作者本人在序言中所说,文中的每一句话,至少每一自然段都是对某一专题研究的精辟概括⑩。此文发表以来,好评如潮,被看作既是西方学者和爱好者了解道教的入门读物,又是中国学者了解西方同行研究情况的必备文献。研究者们深信,这种对西方道教研究史的介绍,会对西方道教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此外,法国还有一些学者对西方道教研究史进行了概括。施舟人《欧洲的道教研究史》在1992年的“欧洲汉学史国际会议”上发表,介绍了欧洲自19世纪以来的道教研究情况。而傅飞岚于1995年发表《西方学者道教研究现状综述》⑾介绍了1975—1995年西方道教研究的主要成果。

 

    以上四个方面,是二十年来法国道教研究最突出的方面,但是这二十年法国道教的研究并不仅仅局限在上述四个方面,在道教研究的其他领域,也有很多成果。在宗教地理学方面,石泰安《东亚女神的洞穴——子宫和寺观》(《法兰西远东学院丛刊》第151卷,1988年)一书讨论了东亚洞穴的发源及其象征新生的意义。在敦煌道教文献方面,苏远鸣是主要代表,他主持编写了《敦煌学论文集》第1、2、3卷,《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第3、4、5卷和两卷本《法国国立吉美艺术博物馆藏伯希和收集品》等重要著作,这些著作中有很多部分涉及到道教文献的研究。在道教修行方面,戴思博《中国古代的女仙——道教与女丹》(《女子的命运》,巴黎Pardes出版社1990年)是西方汉学界第一本全面探讨道教和女性修行的专著,作者强调将女丹修行放在历史、宗教的背景下进行分析讨论。在资料索引方面,施舟人编《云笈七签索引》(《法兰西远东学院丛刊》第131卷,1981年)是一大贡献。

 

三、美国的道教研究

 

    美国的道教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但是成果极少,直到二战后顾立雅发表《何谓道教?》一文,才开启了美国道教研究的新形势,成果逐渐增多。近二十年来,美国的道教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出现了薛爱华(EdwardHetzel Schafer1913—1991)、司马虚(Michel Strickmann)、苏海涵(Michael R.Saso)、白恺思(Catherine M.Bell)、利维雅·科恩(Livia Kohn)、博尔茨(Judith M.Boltz)、克利里(Thomas Creary)、基拉多特(Norman J.Girarrdot)、苏珊·卡西尔(Suzanne E.Cahill)、特里·克利曼(Terry Kleeman)等一大批致力于道教研究的学者。

 

    和法国一样,道教仪式的研究,是美国道教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苏海涵、司马虚、白恺思是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要代表。苏海涵对道教仪式的研究贡献颇多⑿,他尤其注重以社会学的方法研究道教仪式。通过对台湾道教的现状进行实地调查,他发表了《台湾道教科仪的结构》(《国际道教科仪及音乐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1989年)和《青龙白虎——道教的斗法仪式》(华盛顿道教中心,1990年)。此期,他研究道教的主要论著还有:《宿启科仪和道教音乐》(1986年),《论道教仪式的结构》(东方学家第32届国际学术会议,日本,1987年),《一本 道 教 食谱:取自老子道德经的修炼》(1994年),《金亭:道教通向和平、治愈和长生的途径》(1995年)等。另一位学者司马虚则侧重研究治病和驱魔的道教仪式,发表了《早期道教中的治病礼仪和疾病问题》(《东亚的宗教与哲学》,1985年)、《释道的驱魔艺术》(法日第4届多学科学术讨论会,1985年)等作品。白恺思也是对宗教仪式用力甚深的美国学者,先后发表了《道教仪式形成过程中文献的仪式化与仪式的文献化》(《宗教史》第27卷第4期,1988年)、《宗教仪式的理论与宗教》(牛津大学,1992年)、《宗教仪式:尺度与观点》(牛津大学,1997年)等作品。

 

    养生术和道教神秘主义,是美国道教研究的另一重点。利维雅·科恩的成果较多⒀,代表了这个领域的研究方向和水平,她和日本学者坂出祥伸合编《道教的冥想与养生术》(密执安大学中国研究中心1989年)是这类著作的代表,也是坂出祥伸主编《中国古代养生思想综合研究》一书的姊妹篇。实质上,西方学者对养生术的兴趣根源于对中国道教中的神秘主义的兴趣,利维雅·科恩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她的《七步得道:司马承祯的〈坐忘论〉》(《华裔学志专题论集》,1987年)、《道教神秘主义中的永生》(《美国东方学会杂志》第110卷,1990年)、《道教的神秘哲学:〈西升经〉》(纽约州立大学奥巴尼分校,1991年)、《早期中国的神秘主义:道教传
统中的哲学和救世信仰》(普林斯顿大学,1992年)等著作都是对道教神秘主义的研究。

 

    美国学者对茅山派的研究,是一个比较突出的方面。早在1981年,司马虚就发表了《道教茅山宗》(《汉学研究所论丛》第17卷,法兰西学院),对茅山派的历史作了介绍。薛爱华是以研究唐代而著称的,对茅山派也颇有研究,先后写了《唐代的茅山派》(《中国宗教研究会专题文集》,加利福尼亚大学,1980年)、《时代之海市蜃楼——唐朝的道教诗歌》(加利福尼亚大学,1985年)、《茅山的雪:道教群像》(《中国宗教杂志))第13卷第14期,1987年)等与茅山道相关的著作,并强调唐代诗歌作为历史文献的重要性。

 

    道教文献的研究,以博尔茨为代表。他不仅为《宗教百科全书》(麦克米兰图书公司,1987年)撰写了《道教文献》这部分内容,而且还发表了《十至十七世纪道教文献通论》(加州大学东亚研究所,1988年),对10至17世纪的道教文献作了综合性论述。此外,他还对道藏中的注释作了专门研究,发表了《道藏中的注释与当今的科仪实践》(《国际道教科仪及音乐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1989年)一文。

 

    其他方面比较重要的成果还有:克利里《道教的内丹学说》(1986年),基拉多特《早期道教中的神话和内涵:浑沌的命题》(加利福尼亚大学,1983年),苏珊·卡西尔《超越存在与神仙的激情:中世纪中国的西王母》(斯坦福大学,1993年),特里·克利曼《神的自传:文昌帝君的〈化书〉》(纽约州立大学,1994年)等。

 

四、其他国家的道教研究

 

    除日本、法国、美国外,二十年来,德国、英国、荷兰、加拿大、俄国、澳大利亚等其他国家的道教研究也有一定成就,出现了一些著名道教研究专家和一批重要的道教研究著作。

 

    德国的道教研究以石泰宁格(Hans Steininger 1922—1991)、常志静(Reiter Florian)、胡塞因(Baldrian Hussein)为代表。石泰宁格,德国著名汉学家,于1979年开设了国际道藏研究小组。为了纪念他65岁生日,他的弟子编辑出版了《东亚的宗教与哲学》(维尔茨堡,1985年)。此书分为道教、佛教、诸宗教和哲学四部分,其中道教部分收论文30篇,德国学者的文章占一定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德国道教研究的水平。常志静,主要致力于道教史的研究。他是个多产学者,除了有《道教的基础与倾向:金元明时期道教史中的群己关系》(威斯巴登,1988年)、《〈三洞珠囊〉——唐初的道教著作》(威斯巴登,1990年)、《〈图文老子生平与活动〉·老君八十一图说》(威尔茨堡,1990年)、《〈上清道类事项〉的范畴与事实》等专著外,还发表了大量论文:《从王悬河的描写看初唐道教的自立》(Saeculum33卷,1982年),《〈阴符经〉简论》(《东亚自然与文化人类学学会通讯》第136卷,1984年)、《道藏中逸仙传的研究》(《东方》第29、30卷,1986年)、《灵验:道教的神圣偶像》(《东亚自然与文化人类学学会通讯》第144卷,1988年)等。胡塞因,法国著名道教学者康德谟的弟子,继承了法国汉学的传统,侧重于炼丹术的研究,主要作品有:《点金秘术——论11世纪道教的炼丹术》(巴黎双洋出版社1984年)、《俞琰与吕洞宾的〈沁园春〉:一首宋代的炼丹诗》(《东亚的宗教与哲学》,1985年)、《北宋文学中的吕洞宾》(《远东亚洲丛刊》第2卷,1986年)、《内丹术——“内丹”一语的起源和运用释解》(《远东亚洲丛刊》第5卷,1990年)。他还为美国《宗教百科全书》第14卷撰写了《道教纵览》(1987年)。

 

    英国的道教研究以龙彼得(Pietvander Loon)、巴雷特(Timothy Hugh Barrett)为代表。著名道教研究者龙彼得于1984出版了《宋代收藏道书考》(伦敦Ithaca出版社)一书,全书探索了道教经典的历史,资料丰富,得到了海内外学者的一致赞誉。另一位道教学者巴雷特对唐代的道教史有专门研究,为《剑桥中国史》(剑桥大学1987年)撰写了《唐统治下的道教》一文。此外,他还写了大量有关道教研究的评论文章。

 

    荷兰的道教研究以许理和(Erik Zurcher)、克努特·沃尔夫(Knut Wolf)为代表。许理和主要研究佛教,他的《从道教经典看佛教对早期道教的影响》(《通报》第66卷,1980年)也是道教研究的重要作品。克努特·沃尔夫编写了《西文道教书目》,是欧美道教论著书目索引,从1985年至1997年共出了四版。到第四次修订版,已收原著书目1740种,西文译本书目290种。

 

    加拿大的道教研究以冉云华、包士廉(Julian F.Pas)为代表。冉云华是加籍华人,致力于中国佛道两教研究,他对道教研究也很有成就,先后发表了《道原或道的起源》(《中国哲学杂志》第7卷第3期,1980年)、《文化事务与宗教统一:研究道教神的一个事例》(《汉学研究》第4卷第1期,1985年)、《人与宇宙之沟通:道教音乐的哲学基础》(《国际道教科仪及音乐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1989年)、《黄老道中人的本质及其宇宙基础》(《中国哲学杂志》第17卷第2期,1990年)等文章。包士廉侧重于仪式的研究,他的主要作品为《新光的象征:道教科仪的更进一步研究“道教分灯科仪与基督教复活节烛光圣化比较中所得到的启发”》(《皇家亚洲研究会香港分会杂志》第20期,1980年)、《消灾仪式》(《国际道教科仪及音乐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1989年)。此外,他还编辑了《道教著作目录选》(世界宗教研究所,1988年)、《趋势的转向:今日中国的宗教》(香港牛津大学,1989年)两书。

 

    俄国的道教研究以列·谢·瓦西里耶夫和叶·阿·托尔奇诺夫为代表。列·谢·瓦西里耶夫和叶·鲍·波尔什涅娃合编《道和道教在中国》(科学院东方研究所,1982年)一书,收录论文14篇。列·谢·瓦西里耶夫还著有《东方宗教史》(1983年)。叶·阿·托尔奇诺夫,中文名陶奇夫,所著《道教:历史宗教学试述》(圣彼得堡东方学中心,1993年),是俄国第一部道教史专著。

 

    澳大利亚的道教研究最著名的是澳籍华裔学者柳存仁。他近二十年的主要作品有《和风堂文集》(荷兰莱顿比卢书店1976年;中文译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道家与道术:和风堂文集续编》(比卢书店1984年;中文译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道教史探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等等。

 

结语

 

    近二十年来,海外道教的研究越来越兴盛和成熟,涌现了一批批研究道教的学者,发表了很可观的研究著作。尽管日本、法国、美国等国家的道教研究有着各自的特点和传统,但是从总体上看,此期的海外道教研究有两个最突出的特点:1.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引入其他学科的方法,尤其是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最为典型的是以田野调查的方法研究当代道教现况和道教仪式。2.在研究内容上,微观方面研究较突出,重视道教中的神秘主义思想,强调与之相关的道教仪式、养生术、内丹术等方面的研究。这几个方面的成果,和道教文献的整理、道教史的研究、道教和佛教的关系等其他方面的累累硕果共同显现出海外道教研究的繁荣。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海外道教的这些新方法和新成果,不仅能促进海外道教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而且拓宽了国内道教研究的视野,我们相信,这二十年来海外道教研究的成绩是包括中国道教学者在内的所有道教研究者都不能忽视的内容。

 

    ①本文主要参考文献:索安士:《西方道教研究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本书另有一中译本,名《西方道教研究编年史》,吕鹏志等译,中华书局2002年11月出版,“世界汉学论丛”之一。——博主注)陈耀庭著:《道教在海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李养正主编:《当代道教》,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第四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李学勤主编:《国际汉学著作提要》,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葛兆光主编:《清华汉学研究》第三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胡孚琛主编:《中华道教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安平秋、安乐哲主编:《北美汉学家辞典》,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东洋学文献类目》(1980—1996);傅飞岚:《西方学者道教研究现状综述》,载于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第六辑),大象出版社2000年版;林富士:《法国对中国道教的研究》,载于戴仁主编《法国当代中国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福井文雅:《日本道教研究史和一些相关的问题》,载于《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1期;葛兆光:《日本的中国道教研究印象记》,载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年2期;郑天星:《道教文化在俄国》,载于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第二辑),大象出版社1998年版;郑天星:《德国汉学中的道教研究)(二),载于《中国道教》1999年4期。

 

    ②福永光司在《日本文化与道教》(人文书院1982年)一书中提出此说,同类作品还有:《天皇和道教》(《泊期园》第23号,1984年);《道教与日本思想》(德间书店1985年);《道教与古代日本》(人文书院1987年);《天皇和真人》(《道教和古代天皇制》,德间书店1988年)等。

 

    ③可参见:福井文雅《评福永光司著〈日本文化与道教〉,《东方宗教》第60期,1982年;福井文雅《评福永教授之反论》,《东方宗教》第62期,1984年;福井文雅《评索安士的〈西方道教研究编年史〉》,《东方宗教》第83期,1994年;福井文雅《对迪尔特博士和博肯康普教授之评论的答辩》,《东方宗教》第84期,1994年。转引自福井文雅《日本道教研究史和一些相关的问题),《世界宗教研究》第1期,1996年。

 

    ④参见李养正主编:《当代道教》,518—520页,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

 

    ⑤全书分三篇,第一篇是“佛教仪礼”,由镰田茂雄著;大渊忍尔著的是第二篇“道教仪礼”,包括“台湾道教仪礼”和“香港道教仪礼”两部分:第三篇是“民间信仰仪礼”,由可儿弘明、直江广治著。

 

    ⑥此书的第二部分是教团组织和神仙,第三部分是东亚宗教和信仰调和主义。

 

    ⑦《道教,礼仪传统》,第1界道教研究学术讨论会,1968年;《道教仪礼备忘手册》,载于Wolf,A.P主编《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仪轨》,309—324页,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封登——道教仪轨》,《法兰西远东学院丛刊》第103卷,1975年。

 

    ⑧索安士:《西方道教研究史》,12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⑨胡孚琛主编:《中华道教大辞典》,172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⑩参见索安士:《西方道教研究史·序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⑾中文本由徐克谦译,载于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第六辑),337—370页,大象出版社2000年版。

 

    ⑿20世纪80年代以前,苏海涵编辑出版了《庄林续道藏》(1975年),共四部25册。此书辑录了大量的台湾符录科仪道经,全属藏外道书,是研究道教仪式方法的重要资料。

 

    ⒀除了有关神秘主义方面的论著外,近年来,利维雅·科恩还有其他方面的论著,主要有:《道家的经验:一部选集》,纽约州立大学奥巴尼分校1993年版;《嘲笑道:中世纪佛教徒与道教徒间的辩论》,普林斯顿大学1995年版;《老子〈道德经〉》,与Michacl La Fargue合著,纽约州立大学1997年版。


    转载于《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1期,第1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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