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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红娟:道德经在英语世界

(2017-02-13 09:46:03)
标签:

道德经

《道德经》在英语世界

文本行旅与世界想象

历史

文化

分类: 海外道学

辛红娟:道德经在英语世界

 

    博主按:《<道德经>在英语世界:文本行旅与世界想象》,辛红娟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译学新论丛书”之一。本博转载本书作者相关论文两篇及书评一篇,供有兴趣的网友参考。

 

追寻老子的踪迹
                           ——《道德经》英语译本的历时描述

 

辛红娟1,高圣兵2

 

(1.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长沙410075;2.南京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210095)

 

    摘 要:在汉学研究高潮中,《道德经》成为被翻译得最频繁、发行量最大的中国典籍,现在已经有近一百多个不同的英译文本。本文分析了自理雅各以来英语世界的《道德经》接受现状,对《道德经》的英语世界行旅进行分期研究,描绘了《道德经》文本在英语世界的三次翻译高潮,并通过历时描述,揭示了因翻译所造成的翻译文本形象变迁。

 

    关键词:《道德经》;翻译学;文本变迁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465(2008)01-0079-06

 

    作者简介:辛红娟(1972—),女,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高圣兵(1966—),男,南京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

 

  根据司马迁《史记·老子传》记载,老子是春秋时陈国人,即今河南省鹿邑县厉乡沟人氏。应关令尹喜之求,作五千文字,称《道德经》或《老子五千言》。该书分上下两篇,至汉代获经书地位,始称《道德经》或《德道经》,共81章,前37章为卷上,后44章为卷下(有的版本卷上题为《道经》,卷下题为《德经》)。全书围绕“道”这一哲学概念,阐述了世界万物的起源、存在方式、运动发展规律、社会矛盾与解决方法等。

 

    《道德经》文本篇幅短小,充满意义的迷宫、语言的急流和悖论式的表达法,两千年来一直是读者索解不尽的智慧宝库。英国汉学家彭马田(Martin Palmer)认为,《道德经》并非我们所理解的一般意义上的书,它是格言及注疏的集合,前后并无明显的逻辑顺序,这81章犹如一串圆润的珍珠项链:像珍珠一样,各自独立,集合在一起,其效果则更显美奂绝伦。[1]

 

一、西出国门之《道德经》

 

    《道德经》是中华古文明的结晶,也是全人类共有的文化财富。早在唐朝开国之初,道家学者就远涉高丽国讲授《道德经》,贞观二十一年,应东天竺童子王之请,高僧玄奘受命将《道德经》译为梵文。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早在七世纪中叶的时候就开始了对《道德经》等道家著作的研究,目前可见各种版本的日文《道德经》典籍多达399种。明朝末年,大批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欧洲与中国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接触与交流,《道德经》才开始了它的西方之旅,被域外广泛翻译与研究。目前,翻译文字已达二十八种语言之多,版本达一千一百余部,居外译汉籍之首。河南省社会科学研究院丁巍副研究员及其同事历经14年的普查访求、考校修订,搜集整理了二千五百年来中外老学典籍文献,在《老学典籍考:二千五百年来世界老学文献总目》中,对《道德经》西行版本有具体的统计:英文(182种)、法文(109种)、德文(240种)、俄文(12种)、西班牙文(2种)、意大利文(11种)、捷克文(3种)、丹麦文(1种)、荷兰文(10种)、芬兰文(1种)、挪威文(1种)、保加利亚文(3种)、瑞典文(4种)、世界语(1种)、奥地利文(1种)、拉丁文(1种)、葡萄牙文(1种)、冰岛文(179种)、匈牙利文(1种)等。

 

    由此看来,《道德经》已走遍全世界。自十九世纪以来,国际汉学在欧洲形成以法、英、德、俄为中心的学术区域。有关历史资料证明凡是汉学发达的国家,其所译汉籍必多。英语世界的汉学研究起步较晚,《道德经》在英语世界早期的传播较多的来自从拉丁语、法语、德语等语种的转译,故本文首先从《道德经》在法、德、俄等国的译介与影响入手,描述其在英语世界旅行的背景。

 

    十六、十七世纪,欧洲传教士为了成功地在华传教,积极从中国的典籍中寻找《圣经》教义的依据,对中国典籍进行基督教比附。最初的传教士,更多的是关注在中国居于主流地位的儒家经典,采取文化适应的政策。后来,当他们意识到中国的民众大多是儒、道、释三教的信徒,为迎合自下而上的传教路线,才将目光更多地投向道家典籍《道德经》,并视其为东方智慧的源泉。

 

    在中国文化的欧洲行旅中,法国起到辐射的中心作用。早在1817年,朱利安就出版了一个富有影响的法文《道德经》译本。1823年法兰西学院首任汉学教授雷缪萨(AbelRémusat)发表《关于老子的一生及作品的备忘录》,并用法文翻译了《道德经》的第1、25、41、42章。雷氏附会地认为《道德经》第14章的“夷”(i)、“希”(hsi)、“微”(we)三字的合称就是拉丁文“耶和华(Jehovah)”的发音,意即上帝。其弟子儒莲(StanislasJulien)于1842年发表《道德经》全译本,参考数十种中文著述,纠正了雷氏论述中的附会牵强之处,被认为是当时的最佳译本。在法国,研究和翻译《道德经》的汉学风尚从未间断过,到目前为止,法国有各种文字的《道德经》译本140余种。

 

    德国译介道家典籍始自1870年普兰克内尔和保守派作家维克多·冯·斯特劳斯。前者把《道德经》变为读者熟悉的、富有基督教情调的民族语言,把宣讲自然无为的道家哲学变成了灵智主义的有神论。后者则把“道”当作“神”,认为“道”的概念几乎完全符合神的精神,该译本被1923年版的《勃罗克豪斯百科辞典》称为最佳德语译本,到1959年再版达4次;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认为他的译本简洁含蓄,最富于表现力,并时常带有玄奥哲学味道。新传教士卫礼贤,于1911年在杜塞尔多夫—科伦出版《道德经》译本。卫礼贤在中国生活25年,师事于晚清大儒劳乃宣,译文细致而优美,一般认为他的译本最接近原意,为欧洲适当地接受中国文化奠定了基础。卫礼贤也是用基督教精神来理解“道”,把“道”当作意识来看待。卫礼贤的译本再版达8次之多,对许多德国学者和作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由于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际遇,德国《道德经》翻译和研究一直占汉学研究之先,被称为是“汉学中的汉学”,《人民日报》(海外版)曾在一篇题为“老子在一个德国人眼中”的文章中说:“在西德几乎大小书店都有老子著作的翻译本。如果有人要找中国书籍,那么他最先接触到的便可能是老子的名著《道德经》。”

 

    在俄国,1828年教士丹尼尔·西维洛夫就用俄文翻译了《道德经》全文(该文直至1915年才由扎莫塔伊洛以“丹尼尔·西维洛夫档案资料中未公布的《道德经》译文”为题予以发表)。第一个较系统地译介老子学说的是第九届北京传教士团领班俾丘林1842年在《祖国之子》杂志上发表的《老子及其学说》,该文认为老子与宗教没有任何关系,后世老子的继承者脱离了老子思想方式,构建新原理,进而创立了道教。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研究孔子、墨子、老子的著作,发现基督教义中所有的内容在中国圣贤的书中都有更加深刻、更加完善的论证。1878年,托氏从时任彼得堡图书馆馆员的斯特拉霍夫处接触到法国汉学家儒莲的《老子所著〈道德经〉》一书,立即圈定了拟翻译的章节,译作于1910年经由媒介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列·尼·托尔斯泰编选:中国圣人老子语录》,共选入64段语录,外加托尔斯泰写的题为“论老子学说的本质”、伊·戈尔诺夫-波萨多夫写的“关于圣人老子”的两篇论文。托氏认为老子学说“玄学极妙”,“如果没有孔子和老子,《福音书》是不完整的”。[2]托尔斯泰以他的名望使《道德经》在俄国得以广泛传播。十月革命后较流行的俄文版《道德经》是汉学家杨兴顺翻译并先后出版的全译本和节译本。《道德经》俄译本虽屈指可数,但其在东欧国家的影响却是极其深远的,带动了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波兰等国的《道德经》翻译研究事业。

 

二、英语世界之《道德经》

 

    谭载喜认为西方的翻译活动在历史上前后曾出现过六次高潮或可分为六个大的阶段。根据他的描述,我们发现西方历史上的前三次高潮,均是以拉丁语为归宿语言的翻译活动。拉丁语属印欧语系罗马语族,是现代浪漫语言西班牙语和法语等的前身,随着古罗马帝国的扩张,传布到欧洲西南部各地。欧洲中世纪时期,拉丁语始终是西欧各国宗教、文化、科学研究等领域的书面共同语。直到十八世纪末期,拉丁语仍然是西欧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语言,拉丁文翻译因而在欧洲文化塑形过程中起到过无比重要的作用。在整个欧洲封建社会,教会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垄断着教育、科技、文化的各个方面。神职人员是受教育普遍的阶层,拉丁文被认为是最接近上帝的语言。明末清初来华的传教士向国内的教会组织汇报中国的情况,主要的工作语言就是拉丁语。因此,早期的《道德经》英译本常常依赖拉丁文的输血。

 

    1.英语世界《道德经》概述

 

    黄鸣奋认为“英语世界”现今主要包括以英语为母语、通用语和外国语的三个层面。以英语为母语的文化圈在发生学意义上仅限于英国;以英语为通行语的文化圈导源于英国的殖民活动,其地理范围为英国的殖民地或前殖民地;以英语为外国语的文化圈是由于各英语国家的对外影响而形成的,目前可以说覆盖了全球(当然不一定是每个角落)。[3]

 

    《道德经》英文译本,始于清末来华的新教传教士。但来华伊始,马礼逊及其他传教人员并未马上关注道家的学说,而是积极投身《圣经》的汉译工作。为辅助《圣经》文本在华的普遍接受,马氏还着手编纂《英华字典》和《中国文法》。他们像早期其它国家的来华传教士一样,积极研究儒家经典,由于发现儒家学说的封闭性和老子学说的普适性,才开始将目光转向《道德经》。 1868年,伦敦图伯纳出版社出版了湛约翰(John Chalmers)翻译的《老子玄学、政治与道德律之思辨》(The Speculations on Metaphysics,Polity and Morality of “The Old Philosopher”,Lau-tsze)一书,是为《道德经》英译之滥觞。

 

    对《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而言,20世纪无疑是空前辉煌的世纪。赵毅衡曾统计,“自1886年到1924年,光《道德经》的英译本就有十六种之多,而从二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有四十多种英译本。”[4]314美籍华人学者、哲学史家陈荣捷①,在其英译文本《老子之道》的序言中说:“《道德经》已44次被译成英文,特别是过去二十年里(本文作者注:指1943到1963年)几乎每隔一年都有一种新译本出现,其中这些译本的半数是在美国出版的”。又,1977年美国密执安大学出版的美籍华人哲学家林振述(PaulJ.Lin)的《老子〈道德经〉及王弼注英译本》中说,《道德经》各种外文译本已有70种至80种之多,而且至少是世界上每一种语言就有一种译本。

 

    存世的英译本有的是以书籍形式刊印,有的又见诸于报刊,就为统计工作造成了一定困难。河南社会科学院的丁巍副研究员,认为目前已有英文《道德经》 182种。也有说,《道德经》存世英文文本有差不多200个版本。[5]1但据笔者结合新墨西哥大学咨摩曼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克拉克·麦林(Clark Melling)终其一生编辑的《道德经》英译版本目录②和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网站上输入Dao De Jing字段,Tao Te Ching字段以及Tao Te King字段联合检索,发现真正的《道德经》英语翻译文本只有一百三十多本。以往学者统计数字中尚包括一些研究《道德经》的著述。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道德经》成为被译介得最多的中国典籍,其发行量和翻译版次大大超过了同为中国典籍的《论语》,在英语世界的发行量仅次于《圣经》和《薄伽梵歌》。③

 

    ①国内许多学者根据其英文Wing-Tsit Chan音译为“詹文锡”,造成一些以讹传讹的说法。

 

    ②该目录提供了自1868年至1992年间英文译本的详细情况,以时间顺序排列,由新墨西哥大学哲学教授Archie J.Bahm在其1992年版《道德经》译本后提供,被认为是目前最为详尽准确的统计。

 

    ③国内相关论证《道德经》海外流传的学者,多采用雅各布·尼德曼(Jacob Needleman)1989为冯家富和简·英格利斯1972年合译本的再版序中的说法,但据晚于其后的1990版梅维恒帛书版英译本前言和1996年版比尔·鲍特(BillPorter又称RedPine)英译本前言,《道德经》英文版发行量在《圣经》和《薄伽梵歌》之后。《薄伽梵歌》(Bhagavad-Gita)系印度两大叙事诗之一的《摩诃婆罗多》的一部分,采用武士阿周那王子和为他驱车的友人黑天对话的形式,宣扬一种包括婆罗门教要素和其他要素的教义,是一种宗教哲学诗,其梵语意即“受惠人的诗歌”(Song of the Blessed One)。

 

    2.英语世界《道德经》译介高潮

 

    描写性的翻译研究方法是将翻译结果看作既定事实,追寻影响翻译过程的社会历史因素以及翻译作品在归宿语文化中所起的作用和享有的地位,并对此进行历时性综合描述。本文通过对《道德经》英译历程的分期研究和对各个时期翻译文本所凸显的翻译特点的描述,力图展示《道德经》在英语世界世纪行旅的大致形象和脉络图。

 

    《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行旅中出现过三次大的翻译高潮:第一次翻译高潮(1868—1905),王剑凡说,在这短短的三十多年里(37年),有14个英译本面世,可以说是《道德经》英译的第一个黄金时期;[6]114- 115第二次翻译高潮(1934—1963),陈荣捷说,从1943至1963的20年里,每隔一年都有一种新译本出版,而笔者结合《道德经》英译的具体情况,将时间推至1934年以亚瑟·韦利出版《道和德〈道德经〉及其在中国思想中的地位研究》为起点;第三次翻译高潮(1972—2004),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道德经》后,海外随之掀起老子研究热、东方文化研究热,笔者以第一个有女性译者介入的冯家富和简·英格利斯合译《道德经》为起点。

 

    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英国打开中华天朝的大门之后,为配合其在华传教,掀起了《道德经》英译的第一个高潮:共出版14个英译本,其中6本在伦敦出版,3本在上海出版,1本在香港出版,1本在印度的马德拉斯出版,可以说大都是在当时的英帝国殖民势力范围内刊行。这14个译者除保罗·卡鲁斯(Paul Carus)是美国哲学家外,其余均是英国人。赵毅衡说,美国,这个当时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似乎还没有心思顾及中国文学这门僻学。[4]271王剑凡认为,这些译本中,有8个从基督教立场去诠释《道德经》,运用了大量基督教的概念与术语来翻译。至于其余6个译本,虽然基督教意识形态倾向不太明显,但有些章节依然会看到基督教思想的影子。[6]116这一时期,《道德经》翻译的显著特色就是与《圣经》的汉译事业互相呼应,互相阐释,具有极强的社会政治功能。译者多是在自己理解的基础上,选取对于襄助基督教的中国传播极为有利的章节迎合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较少有译者注意到《道德经》的文学色彩或是其中蕴含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宝藏。作为在华传教的辅助工具的英语《道德经》,有半数以上刊行在期刊或作为丛书之一部分存在,并未在英语世界拥有独立的文学身份,应当说,这一时期的《道德经》是作为英语世界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宗教的工具而依附性的存在着。

 

    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标志着西方机器文明的崩溃。战争的到来使得宗教组织突然瘫痪。劫后余生,许多学者对西方文化进行了认真的检讨,对西方文明深感绝望。他们在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人的生活智慧中,寻找到一种植根于自然本能、追求和谐、遵循宇宙规律的理想样态,认为只有这种向内用力、十分含蓄的理性文化才是解救欧洲危机的“良药”。老子哲学中反对战争、主张和谐的观点,引起了一大批抛弃了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文化优越论的文化学者的共鸣,他们认识到老子思想对于消弥人类的占有冲动、缓和人类社会冲突所具有的时代性意义。这一段大约三十年的时间内(29年),英国汉学家亚瑟·韦利率先翻译出版了《道和德<道德经>及其在中国思想中的地位研究》。该书自出版后,几乎每隔五六年就要重印一次,被认为是《道德经》在英语世界行旅中有极大影响的译本。这一时期,共有英文译本25本①,其中13本在美国出版,与陈荣捷先生对1943至1963年间英译版本考订情况吻合。这一时期,西方关注《道德经》是出于对自身命运的忧虑,将老子哲学看作拯救西方危机的良药。相对于《道德经》英译的第一个时期,西方译者的翻译、阐释中少了一些有意为之的撍越的举动,多了一些理性的因素。这一时期另一显著的特色是,有了中国人自己的《道德经》译本,而且许多浸濡中国传统文化、后移居国外的学者也加入了《道德经》的英译行列,使《道德经》英译走出了由西方垄断的话语独白时代。②这一时期的译者大多采取了一种文化比较的态度,不再是对《道德经》文本的大刀阔斧地删改,但也不是亦步亦趋地将《道德经》话语奉为经典,而是努力追求一种与原文的效果对等。

 

    ①本文统计的《道德经》英译文本,一律不包括重印本,同一译者的翻译,也许出版的形式、版次不同,但若翻译文本本身没有大的变动,不重复计算。统计中,重复出现的译者,都是在翻译文本上有重大调整、变化甚至是依据不同底本重译的,如D.C.Lau(刘殿爵)1963年企鹅版《道德经》依据世传本,而他1989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道德经》英语译本则依据帛书本,该版本后来的重印本和修订本则不计算在内。

 

    ②中国人的第一个英文本《道德径》是1936年胡子霖(据费小平考证,HU TSELING,当是“胡子霖”,而非音译的“胡泽龄”,虽后一译法多为学界接受。)翻译并在四川成都经由加拿大教会出版社出版的,后有1937年初大告在伦敦出版的译本,吴经熊、林语堂、陈荣捷、刘殿爵等译本也相继在各地问世。

 

    帛书《道德经》出土后,国内外老学研究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20世纪末期的国际社会是一个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新时代。在西方文明走向穷途末路之际,各行各业的学者都转向对老子学说的研究,力图寻找自己领域的东方智慧的启示。这一时期《道德经》英语译本以史无前例的速度问世。在这三十多年间(32年),据不完全统计(未统计刊行在各类学术期刊或丛书上的译文)译本总数为78本,其中59本在美国出版(有些译本也同时在英语世界的其它国家刊行),其余19本的发行地分布区域较前两个时期也更为广泛。 20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西方的妇女解放运动进入强调性别的社会建构的历史时期。“社会性别”这一核心概念得以彰显,性别研究受到空前关注。 1972年,《道德经》西行历史上第一个由女性译者参与合作的文本问世了。在这以后,又出现若干女性译者单独翻译的文本,而且在男性译者的文本中,也出现了对《道德经》翻译中性别问题的慎重考虑。《道德经》翻译活动中女性译者的加盟和对性别问题的关注,成为这一时期《道德经》英译历程中的一个亮点。在东西方文明交流、融通的世纪末,出现了中外译者、不同学科学者合作翻译的景观。译者的身份构成、国籍构成、性别构成和主体意识具有多元化色彩。随着国际汉学研究的发展,这一时期的《道德经》翻译,紧跟学术动态。 1973年以前,大部分英译本都以王弼的注本及其它几个流行版本(如河上公本、傅奕本等)为底本,帛书老子和竹简老子的问世,大大促动了《道德经》英译事业,而有些翻译文本常常就是翻译者长达几十年孜孜以求汉学研究的结果。这一时期的英译文本,几乎全部是单行本,而且在语言文辞层面,也较前两个时期更重文采和韵律,《道德经》的文学性和独特的语言美受到较多关注,译者开始把对原文美的移植放到较高的地位。

 

    3.《道德经》英语世界行旅脉络分析

 

    对不同历史时期的《道德经》英译本的简单历史分期描述,向我们展现了《道德经》在英译世界旅行的大致面貌。根据上文分析,现以图表描述如下:

 

《道德经》英译脉络图

辛红娟:道德经在英语世界

 

       ①在《道德经》英译的第一时期,理雅各与中国学者王韬的交游是中西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两人的翻译合作在19世纪颇引人瞩目,但据岳峰在其博士论文专著《架设东西方的桥梁——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研究》(187—201页)考证,1873年理氏回国定居,这段旷世的中西学者合作就结束了,而理氏翻译《道德经》始于1876年,因此说,在前两个时期并没有出现中外学者的翻译合作。

 

    加达默尔认为,“对一个本文或一部艺术作品里的真正意义的汲舀是永无止境的,它实际上是一种无限的过程。这不仅是指新的错误源泉不断被消除,以致真正的意义从一切混杂的东西被过滤出来,而且也指新的理解源泉不断产生,使得意想不到的意义关系展现出来。”[7]385- 386在跨越历史时空的《道德经》读解中,英语世界的翻译者从自身的文化传统出发,穿行在历史的时空里,为《道德经》意义的增殖和现代转型作出巨大的贡献。

 

    上述脉络图,大致描绘了《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旅行,但具体情况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对每个时期《道德经》翻译的具体情况进行描述并进行深层理论分析,作者将会专文探讨。

 

三、结语

 

    洪汉鼎说,人类所有的自我理解,都是在某个被理解的他物上实现的,并且包含着这个他物的统一性和同一性。[7]04—05时间距离为积极的创造性的理解提供了可能,使流传物以更加丰富充实的面貌展现。《道德经》西出国门之后,在人类的历史发展中起到过无比重要的作用。欧洲社会在接触到中华文明之后,即被中华文明的物质、文化气韵深深吸引。出于自身历史境遇的需要,法、德、俄等西方国家纷纷译介《道德经》并用于指导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在哲学、文学、科学、政治等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些西方非英语国家对《道德经》翻译和研究直接带动、影响了英语世界对《道德经》的接受。早期的英语世界的《道德经》翻译明显带有欧洲大陆的风格,但后起的英语世界在内外因合力作用下,《道德经》翻译事业迅速发展起来,译本迭出,类型各异。

 

    舒乙在给旅法华文女作家郑碧贤根据《红楼梦》的三个法译者为原型写成的传奇小说《〈红楼梦〉在法兰西的命运》一书的序言中说:《红楼梦》本身是一座大桥,通过它把两个著名的文明国家连在了一起。而通过对《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一个多世纪的行旅的匆匆巡礼,我们发现,《道德经》这座大桥,紧紧连接了两个文化,两种文明,这在中国典籍的西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而在所有非西方典籍对西方的影响中,它的影响之大也是无可比及的。

 

    参考文献:

 

    [1]Kwok,Man-Hoetal.Tao Te Ching.Dorset:Element Books Limited,1993:10.

 

    [2]列夫托尔斯泰.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十七卷[M].陈馥,郑揆,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127.

 

    [3]黄鸣奋.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24.

 

    [4]赵毅衡.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5]Chen,Lee Sun Org.Tao Te Ching.San Jose,New York,Lincoln,Shanghai:to Excel,2000.

 

    [6]王剑凡.中心与边缘——初探《道德经》早期英译概况[J].中外文学,2001(3).

 

    [7]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J].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8]马祖毅,任荣珍.汉籍外译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


Diachronic description of Tao Te Ching in the English world

 

XIN Hong-juan,GAO Sheng-bing

 

(1.School o fForeign Studies,South Centr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75,China; 2.College of Foreign Studies,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5,China)

 

    Abstract:Tao Te Ching is a classic whose appeal is a sbroad as its meaning is deep and has drawn endless interpretations over the past 2000 years.Next to the Bible and the Bhagavad Gītā,the Tao Te Ching is the most translated book in the world with well over 100 different renditions in the English world alone,not to mention the dozens in other European languages.Yet,the translation fields have not given sufficient attention to this particular phenomenon.Hence,the present paper attempts to draw a graph illustrating the Tao Te Ching traveling into the English world in the past centuries.

 

    Keywords:Tao Te Ching;Translation Studies;Diachronic Description

 

    转载于《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79—84页。

 

《道德经》英译文本的另类阐释

 

辛红娟  中南大学

 

    摘要:《道德经》蕴含的语言、思想、文化之谜,给后人提供了一个巨大的阐释空间。自19世纪末进入英语世界以来,《道德经》成为发行量和发行版次仅次于《圣经》和《薄伽梵歌》的典籍文本。本文分析了2O世纪末期《道德经》英译中那些有别于传统的阐释——从女性主义视角对“道”和“圣人”的性别问题予以特别关注的文本。本文认为,《道德经》中通过大量譬喻建构起来的对于女性特质的价值判断,被西方女性主义倡导者和同情者积极地误读了,这种具有反传统意味的解读是基于运用的当代诠释,对当前全球性的追求性别平等的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主题词:《道德经》;女性主义;阐释

 

    中图分类号:H3l5.9    文献标志码:   文章编号:1672-9382(2011)02-0093-05

 

    作者简介:辛红娟,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研究。

 

    明朝末年,欧洲与中国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学术的接触与交流,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就是文化典籍的传播。16世纪,大批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道德经》开始了它的西方之旅,被域外广泛翻译与研究,目前,翻译文字已达28种语言之多,版本达11O0余部,居外译汉籍之首②。在各国争相翻译《道德经》的活动中,英语国家起步较晚。1868年,伦敦图伯纳出版社出版了湛约翰(John Chalmers)翻译的《老子玄学、政治与道德律之思辨》(The Speculations on Metaphysics,Polity and Morality of“The Old Philosopher”,Lau-tsze)一书,是为《道德经》英译之滥觞③。

 

    20世纪“是以英语为交际手段的文化圈空前扩大的世纪,是它与以华文为交际手段的文化圈关系空前密切的世纪,是位于上述两种文化圈结合部的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研究成果空前辉煌的世纪”(黄鸣奋,1997:23)。对《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而言,20世纪无疑是译本迭出的世纪。英国汉学家彭马田等(1993:12)认为。《道德经》在西方之所以有如此的魅力,在于“它不仅给我们提供了智慧锦言,也帮助我们了解这些锦言的内核”。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道德经》被翻译的频率仅次于《圣经》和《薄伽梵歌》(Mair,1990:ⅹⅰ),成为被译介得最多的中国典籍,其发行量和出版频率大大超过了同为中国典籍的《论语》。

 

《道德经》之“雌性”喻说

 

    近世以来,刘笑敢(2003)、李素平(2004)等学者以《道德经》书中大量出现的关于“北”“雌”的比喻和老子关于“守柔”思想的主张为据,说明老子对女性的尊崇,认为《道德经》开中国思想对女性关注之先河。牟钟鉴(1993)甚至认为,老子哲学是女性化的生命哲学,老子是自觉意识到男性智慧的弱点和重新发现女性智慧和品德的伟大作用的第一位哲学家,提炼和发挥了女性之德,从而形成了个性鲜明的主阴哲学。

 

    老子思想的重要特色之一是“贵柔守雌”,从“弱者道之用”出发,强调“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为而无不为的“道”,以柔弱自然为主要特征。从表面上看,女性是柔弱的,但恰恰是柔弱如水的女性,成为世界生殖力量的象征。《道德经》中“负阴而抱阳”“牝常以静胜牡”“知其雄,守其雌”等“贵柔崇阴”的话语比比皆是。

 

    《道德经》中的雌性比喻之重要。在中国先秦典籍中不仅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是独一无二的,在全世界的古代哲学与宗教典籍中也可能是唯一的(刘笑敢,2003:179)。《道德经》中的“雌”“牝”“母”等词汇的出现明显比“雄”“牡”“父”多而寓意深远,其柔弱胜刚强的主张似乎也有着某种性别暗示。老子使用雌性比喻来表述他的基本思想,不仅用来描述宇宙的起源,而且用来说明人类社会行为的基本原则。换言之,这些雌性比喻不仅具有实然或描述性意义,而且具有应然或规范性意义。雌、牝等比喻之辞所描述的对象是宇宙起源、万物根本、治国之方、处事之本。并不是任何真实的雌牝之体,老子关心的是人类社会的最终状态和日常状态。

 

    《道德经》中的雌性比喻隐含了男女性格的差别,或者说可以引起男女性格特点的联想,但其关切的中心论题、其比喻论证的方向,是无关男女之别的,至少不是直接关于男女社会地位之高下的。雌性比喻相当于文化象征符号,是对老子哲学最高概念“道”、中心价值“自然”、原则性方法“无为”的形象论证。雌性比喻的使用令老子哲学更为形象生动,也更易于理解和传播。《道德经》中虽用了大量关于“雌”“牝”的比喻,但老子并未曾明确地提到女性强于男性。“雌”“牝”等比喻只是用来描述宇宙起源和根据的修辞手段,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说,《道德经》是一部男人写给男人看的书(刘笑敢,2003:186—203)。

 

    老子施行道德教化的对象是“圣人”“侯王”等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的男人,他希望这些居于领导地位的男人实行“雌柔”的政策,无为而治。《道德经》因而是老子与圣人、侯王、将军等的对话,书中关于“雌”“牝”的比喻是施行教化言说的手段和方式。从修辞学的角度来说,这些词汇不是“本体”,而是“喻体”,并不指向任何真实的雌牝之体。《道德经》中并没有明确涉及性别问题,关于雌性特点的分析,是出于思想适切表达的需要。

 

女性主义对《道德经》的挪用

 

    在异质文化交流、融通的20世纪末,《道德经》翻译活动中不仅出现了中外译者、不同学科学者合作的翻译“共谋”景观,还凸显着另一独特亮点——文本解读的女性主义景观。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西方妇女解放运动进入强调性别建构的历史时期,“社会性别”概念得以彰显(费小平,2005:96.106),性别研究受到空前关注。1972年,第一个由女性译者合作产生的冯家富一简·英格利斯《道德经》译本问世了。在这以后,又出现若干女性译者单独翻译的文本。甚至在男性译者的文本中,也出现了对性别问题的慎重考虑,最为典型的就是米歇尔(Stephen Mitchel1)和梅维恒(Victor H.Mair)两位男性译者。

 

2.1  《道德经》文本中女性印迹的彰显

 

    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的解放必定首先是语言的解放,主张通过语言和社会表述塑造文化身份。在后现代文化视域中,人们清晰地意识到,语言是意义争夺的场所,是主体检验自我和证明自我的竞技场,“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还是操纵的工具”(Flotow,1997:8)。她们认为。传统的语言是男性定制的,反映男性的生活、现实和观念,仅仅命名了男性的世界,使女性的世界隐而不现。针对这一弊端,唯一的出路就是全面改进语言,使语言体现对女性世界的关怀。因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将翻译实践看做是一项政治活动,目的是“使语言替女人说话”“使女性在语言中清晰可见”(Gauvin,1989:9)。

 

    20世纪后期,大众阶层和汉学研究院校流行的米歇尔、勒瑰恩(Ursula K.Le Guin)、陈张婉莘(Ellen M.Chen)和梅维恒等人的译本都从不同程度体现了对女性性别的关怀。陈张婉莘(1969:401,403)说,“我们强烈地感觉到,《道德经》的思想形式来源于母系社会存在的启示..根据宗教与早期哲学的联系,我们相信‘无’‘弱’‘玄’‘虚’等观念本来是与生殖崇拜相联系的”O她认为老子思想为提升、张扬女性性别意识,拔擢女性在家庭、社会中的地位,起了理论上的先导作用,老子将具有性别特征的“女性语语”带进中国哲学的语境、语义之中。因而她翻译《道德经》时以较为“和缓的”方式引入了新的、反传统的形象——女性。

 

    《道德经》第八章有“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老子用水来比喻上德者的人格,因古汉语中主语常阙失,后代的注疏者多添加动作的执行者“他”④。陈张婉莘一反传统译者的解读,将这几句译为:(Such a person’S)dwelling is the good earth。/(His/her)mind(hsin)is the good deep water(yuan)。/(His/her)associates are good kind people (jen)。/(His/her)speech shows good trust(hsin),/(His/her)governing is the good Order。/(His/her)projects(shih)are carried out by good talents(neng),/(His/her)activities(tung)are good in timing.由此看来,陈张婉莘对《道德经》的解读中虽有女性主义的阐释,但仍较为中立,从她对His/he r的谨慎运用可见一斑。她(1989:74)在译文中对此有过说明,“我的阐释也许有些反传统,但我的解读方式是相当传统的。只是,文本解读中既然发现了新的钥匙,整部作品就应当有个新的视角。”她所说的“新的视角”就是女性主义的视角。

 

    古汉语语言、文学造诣颇高的梅维恒,意识到古汉语中第三人称代词常省略,而即便不省略。也不会标明性别。但根据英语语法,译者不仅要带进一个主语,而且还需要决定该用he、she还是it,为了避免过于强调男性,在用第三人称单数时,他常用无人称代词或阴性代词,如:《道德经》第七十五章“夫虽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责生。”梅维恒译作:Only she who acts not for the sake of life/Is wiser than those who value life highly.如此,一句具有普适性的箴言就变成了女性立身修为的指导原则,当然,书中出现she的频率并不高。更多的时候,译者以无人称代词it来回避性别选择。

 

    米歇尔(1988:X)结合他本人长达14年的禅宗修行经历说,在世界所有的宗教中,老子学说是最支持女性的,以往的翻译中,指代“圣人”时只用阳性代词he,是对这一学说本身的莫大讽刺和歪曲,对于老子所要构建的阴阳平衡的和谐状态,he和she完全可以互换使用。因而,他将“圣人”译为master(s)。当必须以单数形式出现且有所指代时,他时而选择用he,时而用she。《道德经》中“圣人”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共计出现了26次⑧。米歇尔译文中出现master(s)地方计33处,其中两处未出现代词指涉,一处用masters,在指代上不存在阴性、阳性的选择,16处master与随后出现的阴性指代she联合使用,master与阳性指代he共现的地方则只有14处。通过对女性指代的引入,米歇尔一反传统的男性英雄主义的解读,体现了在女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社会语境下对女性存在的认同。

 

2.2  《道德经》文本中男性形象的消隐

 

    如果说陈张婉莘、米歇尔等译者出于对女性身份的认同,对《道德经》中的“圣人”形象进行“温和的”、反传统的阐释,而20世纪90年代一些女性主义译者的解读可以说是颠覆性的。女性主义作家娥苏拉·勒瑰恩在北卡罗来纳大学中国禅诗翻译家、著名中国文学教授杰罗姆·西顿(J.P.Seaton)的帮助下翻译《道德经》。据说勒瑰恩投入《道德经》的英译注解工作,耗时四十年之久,译本冲破性别边界。译笔优美动人,富有诗韵。成为美国市民大众喜欢的译本。勒瑰恩(1997:ⅰⅹ)认为,《道德经》是一本对所有的人而言的睿智、清新的智慧文本,书中的智慧并不仅仅属于那些高高在上的男性智者,人人都可以通过内心的教化成为品格高尚的智慧“圣人”,圣人没有性别和地位高下之分。因而,她的译本中完全避免性别和单复数的区分,以the wise和wise souls塑造了圣人的大众形象,特别是在社会上处于弱势的女性的群体形象。

 

    勒瑰恩将《道德经》看做是“可爱的”宗教文本:有趣、睿智、亲切、朴实而又奇特,永远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宛若深谷清泉。她力图使该书面对那些也许不是大智慧。也许不是男性的读者。在对众多《道德经》译本的研读中,勒瑰恩发现,学者型的翻译多将《道德经》看作是对统治者进行规劝的道德律书,强调“圣人”独一无二的特性,使用男性的、权威性的词汇进行指涉,而且大多数的流行版本在这方面也亦步亦趋。勒瑰恩力图使她的译本成为当今那些也许并不聪明、没有权势的女性读者的《道德经》,让她们倾听其中流淌着的“心灵的声音”。为了她心中的读者群,也出于她的女性主义的学术理念,《道德经》中凡指涉圣人、君子的地方,译者都进行了中性化处理,以the wise soul,the wise souls和the wise进行翻译,较少出现代词性指涉,非出现不可的时候,译者以无性别特征的they代替。
 
    通过大量使用并不体现性别差异的表述,勒瑰恩使男性在她的译文中隐迹,也在一定程度上使阴性词在语言中显现,从而使女性的身影在语言中清晰可见。对于传统译本中译作Sage,Wise Man,Saint,Great Man等等具有明显男性特征的圣人形象,译者一律使用wise soul(s)或the wise,并避免用代词进行复义指涉,目的是想解构传统认为智慧仅仅限于男性的囿识。她也不愿让读者认为道家的信徒只能是高高在上的全知之人,小人物、受教育不多的群体也同样会有圣人之心。为了避免性别上的差异,勒瑰恩说,她有时简直想自创一个单词mensch来进行转达。通常说来。性别并不是语言中的关键因素,它们同组成语言结构的其他成分一样是无意义的。然而,女性主义翻译家以性别特征词的使用为手段,赋予性别标志以意识形态的意义,使语言中的性别差异发挥了一种有力的想象作用。

 

    “母”和“柔”的比喻在《道德经》中确实很突出,汉学家韩禄伯(1989:ⅹⅴⅲ—ⅹⅹⅴⅱ)将道比作宇宙的“子宫”和“处女地”,是万物萌生之处,道滋育并供养着万物,如同母亲持之以恒地养育着自己的孩子,“道”在本质上是“一种女性的真实与母性的真实”。对《道德经》传统男性视角的解构,主要是受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影响,也许改变了老子原本心目中的读者的形象,但却给我们展开一个全新的视角。

 

诠释与误读:另类《道德经》

 

    对于文本的意义而言,一个好的诠释必须从文本的中心地位和直接性出发,但是不必局限于文本的直接性意义。迦达默尔(1995:402)说:“解释不是一种在理解之后的偶尔附加的行为,正相反,理解总是解释,因而解释是理解的表现形式。”“在理解中总是有这样的事情出现,即把要理解的文本应用于解释者目前的境况——应用,正如理解和解释一样,同样是诠释学过程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诠释是为了应用的理解,应用是理解和诠释的结果和目的。当诠释的对象是古代文本的时候,虽然诠释者开始必然会面向古代的文本,但为了响应当时社会的要求或理论争论,诠释者要不断回到当代的境遇之中,最终是以当代的新体系的创造为中心。西方女性主义者对《道德经》文本的诠释是基于现实需求的应用。是文本跨越古今、中西的现代转换,是学术活动与社会现实互动的一种途径。这种基于借鉴目的的对《道德经》文本的接受,是对中国古典文化本身的创造性误读和挪用。

 

    冯家富和简·英格利斯(1989:ⅹⅹⅰ)说。老子教义中的“雌”的概念引起了现代文化学者的浓厚兴趣,虽说与当今女性运动中的社会、政治问题并无直接联系,但老子书中对于女性特质的肯定,使人们意识到女性并不是被动、处于从属地位的,而是与男性共同构成了这个和谐的社会。

 

    米歇尔(1988:ⅰⅹ)说,由于人人都是潜在的圣人,将圣人仅仅界定在男性原型上,不仅是不真实的,也是极具讽刺意味的,加之佛教中存在类似菩萨、妈祖(妈祖并非出自佛教,原为民间信仰的神祇,后为道教吸收——博主注)等的女性神的形象,他译文中的the Master并非指基督教的圣人或耶稣,而是指佛教中的得道高人,同时涵盖女性原型和男性原型。如果说米歇尔出于禅宗的体悟和对大众阶层需求的关注,对《道德经》中圣人形象进行重新赋型的话。马拜(John R.Mabry)在对基督教教义和《道德经》箴言的深切体认中,仍将圣人赋予了女性的形象。他(1994:109—112)对老子的重“雌”“柔”的主张深为认同,认为基督教最初也是尊崇女性的,圣母玛丽亚就是基督教女性崇拜的原型,因而他本人进行一种“尝试”,用阴性第三人称代词she指代the Sage,以祛除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性别偏见。

 

    《道德经》中的圣人原本是一群在社会上居于统治地位的侯王、君子等男性群体,随着文本的旅行,道家圣人以截然不同的形象出现在英语世界中。《道德经》中通过大量关于“雌”“牝”的譬喻建构起来的对于女性特质的价值判断,被20世纪末期女性主义倡导者和同情者积极地误读了,并因此对于男女平等与和谐的社会构建具有意外的功劳。女性圣人的出现,虽然是世纪末女性主义对《道德经》的误读,但这种误读有着积极的文化意味,有利于从根本上纠正对女性以及对女性性格特征的轻视和歧视,有利于男性对女性特点的重新认识与尊重。

 

结语

 

    诚如刘笑敢所言,《道德经》是一部男人写给男人看的书,虽有大量通过“雌”“牝”等譬喻对女性特质的价值肯定,老子是针对他心目中占社会主导地位的男性群体,希望他们借鉴类似于女性特点的柔顺之道,从根本上减少社会冲突与伤害,实现社会的自然和谐。老子书中的“圣人”是居于领导地位的男性群体,如果本着忠实的原则传达,这些圣人当是男性的形象。但许多译者已明确在译文中凸显了女性的存在,从女性主义的视角解读《道德经》,使《道德经》圣人形象中增添了女性的身影。应当算是西方女性主义运动为《道德经》的西方行旅涂上的具有独特意味的色彩。
 
    20世纪末期具有反传统意味的女性主义视角的解读和圣人形象建构,使老子哲学作为古典的、地方性的思想资源的现代的、全球性的意义得以凸显出来,对当前全球性的追求性别平等的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注释

 

    ①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课题青年基金项目(10YJC740111)与湖南省人文社科基金项目(2010WLH47)阶段性成果;为中央高校青年助推项目“中国典籍英译理论与实践”首批成果。

 

    ②参见丁巍课题《老子典籍考:二干五百年来世界老学文献总目》。

 

    ③但国内有学者,如崔长青(“《道德经》英译本初探”)、费小平(“《老子》六译本选评与中国传统文化名著重译探讨”)、马祖毅(《汉籍外译史》)等认为l884年鲍弗尔(Frederick Henry Balfour)译本拉开《道德经》英译帷幕,也有学者混淆了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和为穆勒的《东方圣书》翻译《道德经》的时间。据笔者多方考证,最早的英译文本应是始自1868年的湛约翰译本。

 

    ④“他”是汉字表示第三人称概念的最初形式、也是唯一的形式。中国几千年来就生活在没有性别区分的指示形式下,直到近代,受英、法等欧洲语言影响,才开始有对阳性代词及动物/中l陛代词的关注,刘半农被认为是阴性“她”的发明者。

 

    ⑤此处据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统计,有些研究者根据不同的版本统计为23次或24次,作者无意在数字上有更多讨论,只以此说明“圣人”是《道德经》中一个重要的概念,与君子、侯王等共同构成老子心目中的对话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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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李素平.女神·女丹·女道 [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

 

    [18]刘笑敢.关于《老子》之雌眭比喻的诠释问题 [Z].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集刊,2003(23).

 

    [19]萨尔顿著.陈恒六等译.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 [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20]王剑凡.中心与边缘——初探《道德经》早期英译概况 [J].中外文学,2001(3).

 

    [21]赵毅衡.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 [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Interpretation of Tao-te-ching:A Feminism Perspective

 

    Abstract:Tao-te-ching has acquired a widespread and diverse Westem audience,and it appeals to readers on a variety of levels.The Westerners have read something new into the text and have produced many a Tao-te-ching text.At the end of the 20 century.the metaphors of the“female”constructed in the book have been interpreted from a perspective of feminism.The translators have succeeded in making the female images clearly seen by manipulating the language and this feminist interpretation has shed light on the global awareness of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Key Words:Tao-te-ching;feminism;interpretation

 

    转载于《中国外语》2011年第2期,第第93—97页。

 

《<道德经>在英语世界:文本行旅与世界想象》评介

 

林爱华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重庆 401331)

 

    [摘 要] 由辛红娟教授所著的《<道德经>在英语世界:文本行旅与世界想象》在大量文献查证的基础上,历史性综合描述和研究了《道德经》文本在英语世界的行旅及因文本旅行所造成的世界想象。作者研读此书之后受益匪浅、感触颇深,对书中所研究问题进行了一些总结和思考。

 

    [关键词] 《道德经》在英语世界;文本行旅与世界想象;行旅;想象;译介

 

    作者简介:林爱华(1982—),女,硕士研究生,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助教,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道德经》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部伟大著作,虽然仅有五千多字,但蕴含了深刻的哲理和辩证思想,阐述了世界万物的起源、存在方式、运动发展规律、社会矛盾与解决方法等,与孔子思想相融互补,贯穿着整个中国传统文化。

 

    在中国,《道德经》的注疏有700多部。近年来,随着汉学研究在全世界范围的兴起,老子学说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仅英语译本就有130多种。翻译和研究老子思想的成果多少已经被视作是衡量一国汉学研究是否发达的重要标准,因此而获得的突破性的发展是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未能达到的。《道德经》的翻译,促进了中国道家文化在英语世界的广泛传播。

 

    由辛红娟教授所著的《<道德经>在英语世界:文本行旅与世界想象》于2008年1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共391页,分为七章。该书在大量文献查证的基础上,应用描写性翻译研究方法,通过历史性综合描述,介绍了《道德经》文本在英语世界的行旅及因文本旅行所造成的世界想象,揭示出社会历史因素和目的语文化对翻译作品的影响。

 

    该书结构紧凑,逻辑性强,每章先概述研究主题,引导读者阅读,列举大量的实例,深入浅出地阐述和分析,最后总结全章,加深印象,让读者形成完整的知识结构,从宏观上把握全书。整本书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导论,第二部分从第二章到第六章详细阐述了《道德经》在西方的行旅与译介,第三部分对全书进行总结。

 

  在第一部分导论中,作者介绍了老子和《道德经》的流传与影响、研究的理论框架及意义。众所周知,《道德经》篇幅短小,但由于老子学说的遮蔽性和歧义性,成就了《道德经》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籍中“注家最多”的奇迹。从16世纪开始,西方大量翻译与研究《道德经》,其数量居外译汉籍之首。《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行旅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高潮:第一个翻译高潮(1868—1905),该阶段的主要特色是与《圣经》互相呼应,具极强社会政治功能;第二个高潮(1934—1963),受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老子反战和主张和谐的思想引起西方文化学者的共
鸣,在译本中多了平等和理性因素。在此阶段的译者更多采取本土化策略,让译语读者更好了解书的主要内容;在第三个高潮(1972-2004)中,第一本由女性译者合作的译本问世。并且,这个阶段的译者身份构成、国籍构成、性别构成和主体具有多元化色彩,对翻译美学的要求更高。该章的最后,作者对《道德经》翻译研究的现状和不足进行举例和分析,提出运用描述翻译学的原则和方法,依据旅行理论、阐释学理论、接受美学理论和比较文学形象理论,客观公允地描绘老子和《道德经》在英语世界三次翻译高潮中的形象,考察各个时期译本在英语世界的接受、传播和变形,并分析影响译本的社会政治因素和译者主体性因素。

 

  第二章中,作者从过程的角度分析了《道德经》从古代典籍到现代英语文本的转化。文本的翻译可以被视作是文本主体经由译者主体实现的一次旅行,其过程被定义为“行旅”。作者首先列举了两种相关概念,第一个是由美国后殖民主义批评家爱德华赛义德在《东方学》中提出的“旅行理论”;第二种是钱钟书提出了“翻译距离说”。两种理论都强调翻译中的距离跨越以及由于越界所造成的变形。随后,作者从文化、文本传播的意义上对“旅行/行旅”进行界定和性质区分,认为“旅行”重点在“行”,含有动态意味;“行旅”重在“旅”,注重较为静态的概念描述。翻译活动是旅行活动的直接文化产物,从本质上而言是文本的语言跨界行为,是原文追求异域再生的努力。同时,旅行都含有浓厚的社会政治意味,体现了权利的争斗和文化上的优越感。《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三个翻译高潮中,造成文本旅行的介质是译者。在第一次高潮中,传教士的宗教行旅的直接产品造成了文本行旅。第二次翻译高潮,中国译者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彰显了文化冲击的良性结果,改变了英语世界对《道德经》帝国主义式的独白言说的局面。其次,作者阐释了文学翻译的“间”性,即翻译处于两种文化、语言、精神之“间”,导致文本在翻译中会有一定意义的损失,但同时也促进了两种语言文化的交融,促生新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与发展。

 

  在第三章中,作者分析了《道德经》文本的历史存在和由于文辞特色所造成的解读困难。首先,作者从微观翻译过程的起点理解原文入手,分析《道德经》文本的哲性、诗性存在及其跨越时空的理解所造成的障碍。英国过程哲学家怀特海将过程分为两种类型:宏观过程和微观过程。他认为实际存在物是不断变化的,存在着从状态到状态的生长,是整合与在整合的过程。翻译,作为实际存在物,也处于不断的流变中,译文文本之间存在这互为补充的增补关系。钱钟书的“翻译距离说”和赛义德的“旅行理论”,实质上都是对过程的研究。除此以外,英国翻译理论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从阐释学切入将翻译活动分为四个阶段:信任、侵入、吸收和补偿。罗杰 贝尔(Roger Bell)借助心理语言学和人工智能对实时自然语言处理的成果,提出了翻译过程模式,提出六点设想,并将翻译过程分为“分析”和“综合”两大阶段。结合怀特海过程哲学,作者认为,翻译的微观过程造成了实在向现实的增长;翻译的宏观过程造成了从“现实的”向“纯粹实在”的转化。在翻译过程研究的基础上,作者从理解《道德经》文本为起点,分析了造成多元阐释的两大原因,一是人为原因,由于誊抄或存放造成的文序错乱;二是客观原因,由古今语言差异造成的(如,通假字、词义演变、句法变化和句读缺失等四个方面)。不仅如此,由于《道德经》采用负的方法(否定性言说)、显示的方法(譬喻性言说)和超逻辑的方法(强行言说),撞击语言边界;以及,老子在书中不提出任何概念,而是罗列宇宙、社会生活中显而易见的事实,引导读者去“悟”。这些都是当对常规语言的超越和偏离,也就造就了老子言说的“空”和“无”,召唤读者和译者的建构。

 

  第四章从接受美学和现代阐释学的角度,分析在文本的召唤功能下,读者和译者作为意义建构主体的能动性。《道德经》的词语意义、句段意脉和“立象尽意”都彰显了强烈的召唤性。而且,汉语的语体特点决定了读者建构语义信息方式的多样性,以及修辞的诗性表达、价值取向、文化传统,和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这些都导致《道德经》的语义和修辞信息等很难完全外化出来,导致文本充满了理解张力的“场”,是对读者最强大的召唤性。现代《道德经》就是古今中外读者在各自前见基础上进行的翻译,用现今的方式重新审视理解传统。在中国的文化历史中,由于对《道德经》阐释的不同主体和客体,其价值观和认知范畴也是不同的。同样,《道德经》西方读者层次不同,视角不同,阐释的结果自然也不相通。《道德经》译者可以分为三大群体:英美传教士,哲学家、社会学家等文化精英,汉学家、中国学者。不同翻译主体,不同的文化职业背景,不同的前见和阐释,造就了多样的译本形态。从翻译第一阶段与基督教相比附,到视《道德经》为拯救西方、医治西方问题的指导方针,到第三阶段还原中国古代道家经典原貌。这些改进是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历无数碰撞融合而不断形成的,是历代阐释者解读的复合体,一个多层次、多向度的复数文本,刻录着译者在真实世界和精神世界跨文化旅行的印记。

 

  第五章从翻译的文化责任与目的、外围策略与《道德经》的接受、译者对《道德经》的语言操纵的内部策略三个方面,由描述翻译学的视角切入,分析意识形态、主流诗学等社会因素及译者的主体操纵对《道德经》的文本形象塑造的影响。作者强调翻译不仅仅是解码和重组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内部和文化之间的交流行为,其背后隐藏着深层的权利和等级动因。政治意识形态、主流诗学等社会性因素都影响着译者的翻译方法和标准。对译本影响比较大的几个因素包括:第一,译本的选择,即译者在文本外围所做的任何决定都会直接影响读者接受视域中的文本形象。《道德经》现存四种权威版本在内容篇幅、篇章结构和语言文字上都有很大差异,因而对其阐释的方式和结果也就不同。而选取非汉语《道德经》文本为底本较多体现译者所处强势文化的优越感,或语言上的障碍。第二,译者运用“周边文本”信息操纵读者的接受取向。周边文本包括除原文以外的标题、副标题、互联型标题;前沿、跋、告读者、序;插图;磁带、护封以及其他许多附属性标志。在该章的最后,作者从归化、异化、趋向性、结构性和阐释性五个方面描述《道德经》英语译者在翻译中所体现的文化姿态和对文本接受的考虑。首先,在归化层面上,最明显体现在第一次翻译高潮中,西方传教士出于宗教、政治意图和实用价值取向,对《道德经》进行了曲解和变形,进行一切有可能的基督教比附。其次,在异化层面上,异化的文本为英语世界带去了异质的、新鲜的文化因子,更好地传达出中国文化的内核和精要。此种翻译策略,虽然体现对原语文化的尊重,但也可能因为忽略了读者的认知能力而导致文化交流的失败。第三,在趋向性策略方面,译者较少使用文化蕴涵厚重的信息,或出于意识形态的恶意扭曲或比附,而是将目的语读者不熟悉的意象转化为普遍的形象。虽然与时俱进,但却忽略了翻译与创作的界限。第四,在解构性策略上,受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影响,许多译者从女性读者的视角解构《道德经》,颠覆了传统解读方式,为英语读者展示了道家典籍不同的一面。最后,阐释性策略,主要指20世纪后期,随着简帛《道德经》问世和汉学研究的发展,译者为《道德经》走向英语世界所做的学术研究。

 

  在第五章对翻译策略功能的描述和对译者策略的分析的基础上,从想象的哲学实质入手,分析《道德经》英语世界行旅中新形象。首先,作者具体阐述了想象。想象是一个包含了理解、提炼和判断在内的思维过程,通过过去感觉的事物或知识形成的“前见”(观念)对信息材料进行选择和综合,受到历史和政治的影响,具有深刻的双极性,易造成某种程度的文化误读。译者的想象力是跨文化重塑文学翻译的重要部分,但要受到原文意义和接受语境的实用主义的局限。在《道德经》西行历史中,作为文学文本的整体形象的变化,《道德经》经历了哲学与诗的言说、内容“截取”与弃绝文体、诗意渐浓之《道德经》的过程。《道德经》是对宇宙及人生万象的辩证把握与高度的哲学抽象。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翻译目的和不同的对象,都导致诗性文体风格发生改变。要准确地传达出《道德经》的神韵,译者要深刻体会文体。在《道德经》翻译的第一次高潮中,传教士更多借用宗教的观点,忽略文本的完整性及文体特色。但随着汉学的发展,以及西方对《道德经》关注的增加,越来越多译者意识到《道德经》的诗体美,尽可能地进行风格移植,让西方读者深刻感受到中国典籍之美。另外,在处理《道德经》圣人形象时,不同时期所采用的策略也不同。在英译初期,出于宗教目的,传教士以基督教的人物形象替代“圣人”。而从第三次翻译高潮开始,《道德经》受到西方学者较为公证、客观的对待,将圣人的形象凡俗化和女性化。并且,在翻译“道”这个最为重要的概念时,由于“道”的无名和飘忽不定,为解读者创造了无限的阐释空间。《道德经》通过负的方法、显示的方法和超逻辑的方法实现道说的“隐”,并且,由于中西方的语言结构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也造成英语世界道体形象和中国道体原型之间存在极大差异,因而在翻译中常常使道说者现身。其次,由于历史文化语境的不同,“道”呈现出不同的样态,道体也成为一个阐释不尽的语义复合体,从宗教比附的“God”到“Way/way(s)”再到音译“Tao/Dao”,都体现了西方世界对“道”有了更高的体认能力,用更平等友好的目光注视中国文化,使英语读者更好体会道家的独特魅力。

 

  全书的最后一部分第七章从文化旅行之于文学翻译、文学翻译与修辞接受两方面对全书进行总结。翻译是从原文到译文的旅行,由于文化、语言、时空的因素,以及译者的主体介入,译本必然会产生意义的差异。《道德经》文本在英语世界之行,各个阶段的文本互为补充,向世人展示出中国典籍的魅力。最后,作者提出了《道德经》英译研究可以拓展的空间。

 

  该书跳出了翻译批评中对译文和原文进行语言对比研究和译文优劣评判的窠臼,对《道德经》英语世界的行旅描画出一副简明易懂的脉络图,分析透彻,逻辑严密。《<道德经>在英语世界:文本行旅与世界想象》不仅对《道德经》的汉学研究,也对英语翻译研究有着很大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崔长青.《道德经》英译本初探[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1997.3.

 

  [2]辛红娟.《道德经》在英语世界:文本行旅与世界想象[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转载于《华章》2011年第22期,第89—90页。

 

    博主补记:

 

    《译学新论丛书》中入选的课题力求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和原创性,能为翻译学科的理论建设和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研究力求具有系统性,以强烈的问题意识、科学的研究方法、扎实的论证和翔实的资料保证研究的质量;研究力求开放性,其开放性要求研究者既要有宽阔的理论视野,又要把握国际翻译理论研究前沿的进展状况,特别要在研究中具有探索的精神,力求有所创新。本书论述了道德经在英语世界中的有关内容。

 

    当《道德经》译本在欧洲大陆出现,开始引起教会方面的关注时,属日耳曼语族的英语和德语仍被视为蛮族语言。欧洲各国纷纷派出传教士来华传教,襄助他们的殖民扩张之际,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英国正忙于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进行殖民扩张,尚未来得及关注远在东方的中国。故而,相对于其他欧洲国家,《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时间较晚,但其译本数量却有后来居上之势。

 

    本研究主要描述《道德经》文本在英语世界的行旅及因文本旅行所形成的世界想像。黄鸣奋认为“英语世界”现今主要包括以英语为母语、通用语和外国语的三个层面。以英语为母语的文化圈在发生学意义上仅限于英国;以英语为通行语的文化圈导源于英国的殖民活动,其地理范围为英国的殖民地或前殖民地;以英语为外国语的文化圈是由于各英语国家的对外影响而形成的,目前可以说覆盖了全球(当然不一定是每个角落)。

 

    目录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老子其人及《道德经》其书
    第二节  跨越时空的行旅:《道德经》的流传及影响
    第三节  《道德经》英译研究的理论框架及意义

 

    第二章  时空徙移:文本行旅与翻译变异
    第一节  翻译的变异与时空迁移
    第二节  旅行概念厘定及其文化特质
    第三节  旅行与文学翻译的象似性
    第四节  旅行研究的文化转向

 

    第三章  理解《道德经》:哲性文本的诗意存在
    第一节  文本理解——翻译实践的起点
    第二节  《道德经》多元理解的语言学分析
    第三节  《道德经》的诗性言说方式
    第四节  《道德经》文本的“隐而空”

 

    第四章  接受与阐释:《道德经》英译文本的多元存在
    第一节  文学接受与《道德经》的召唤结构
    第二节  《道德经》在西方的历时接受
    第三节  《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文本形态

 

    第五章  目的与操纵:《道德经》文本的主要翻译策略
    第一节  翻译的文化责任与目的
    第二节  外围策略与《道德经》的接受
    第三节  内部策略:译者对《道德经》的语言操纵

 

    第六章  想像与变形:《道德经》在英语世界
    第一节  想像的投射与形象建构
    第二节  英语世界的《道德经》文体形象
    第三节  英语世界的《道德经》圣人形象
    第四节  英语世界的“道体”形象

 

    第七章  结论
    第一节  文化旅行之于文学翻译
    第二节  文学翻译与修辞接受
    第三节  本研究的意义及拓展空间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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