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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安江:阿瑟·韦利的寒山诗英译本研究

(2016-04-26 16:31:22)
标签:

阿瑟·韦利

寒山

寒山诗

佛学

禅宗

分类: 西方佛教

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的寒山诗英译本研究

 

胡安江

 

(四川外语学院,重庆  400031;南京大学,江苏南京  210093)

 

  摘 要:英国著名汉学家阿瑟·韦利于上个世纪50年代发表的27首寒山译诗首开西方世界寒山诗翻译与研究的先河。韦利对于寒山其人其诗的解读与考证、对于寒山诗英译过程中的翻译规范的诸多考虑,都极具汉学家特点。尽管通俗质朴的寒山诗在当时的英国文化语境中未得到积极的响应,但韦利的寒山诗英译却带动了整个西方世界对于寒山诗翻译与研究的热潮。事实上,如今在西方世界盛传的数种寒山诗版本,都或多或少地受到韦利译本的滋养与影响。

 

    关键词:阿瑟·韦利;翻译规范;寒山诗

 

A Study on Arthur Waley’s Translation of Han Shan Poems

 

HU Anjiang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31;

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

 

    Abstract:The 27 Han Shan poems,translated in 1950s by the reputed sinologist Arthur Waley,ushered in the Han Shan Boom of the western world.Waley’s close textual reading and his full consideration of translation norms while translating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distinctive sinologist colors.The vernacular Han Shan poem,though unpopular in the British cultural settings at that time,initiated the great enthusiasm of the entire western world in terms of its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As a matter of fact,the most popular translations of Han Shan poems nowadays are more or less in fluenced by Waley’s 1950s translation.

 

    Key Words:Arthur Waley;translation norms;Han Shan Poems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1004-6038(2009)09-0053-05

 

    基金项目:本文系作者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寒山诗:文本旅行与经典建构》(项目编号:07XWW0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胡安江,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后,翻译学博士,研究方向:翻译与文化。

 

1.引言

 

  唐代诗人寒山生(项楚,2000)前曾有诗云:“有人笑我诗,我诗合典雅。不烦郑氏笺,岂用毛公解。不恨会人稀,只为知音寡。若遣趁宫商,余病莫能罢。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实际上,奇异瑰丽、异彩纷呈的寒山诗直到作者离世1000多年以后才在中国本土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而探讨寒山诗在英语世界里的经典化历程,就不得不提及1954年9月英国著名汉学家阿瑟·韦利(1889—1966)在《相遇》第3卷第3期(Encounter,Vol.III,No.3)上发表的27首寒山译诗。事实上,这27首译诗首开西方寒山诗翻译与研究的先河。如今,在西方世界盛传的数种寒山诗译本,都或多或少地受到韦利译本的滋养与影响。 1961年,韦利所译的《中国诗选》(Chinese Poems)也全部收录了这27首译诗。1970年,韦利纪念文集《山间狂吟》(Madly Singing in the Mountains:An Appreciation and Anthology of Arthur Waley)也选入其所译的四首寒山诗。毋庸置疑,韦利是西方世界里寒山诗的第一个“明眼人”,对于寒山诗在英语世界的传布与接受有开创之功。

 

2.相遇寒山

 

    至于韦利是如何发现寒山和寒山诗的,学界至今都无从知晓。无论是译序、传记还是其他场合,韦利本人以及韦利研究专家都未曾披露过。也许是因为中国唐代的诗国天空太过璀璨,再加之当时西方汉学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认识与评价基本上还是与中国国内的诗评界和学术研究界保持了同一口径,因此在当时恐怕根本就没人会注意这位中国诗史中还遍寻不见的“不入流”的边缘诗人寒山和他的那些“非主流”诗歌。也许韦利本人也无意为这位中国诗界的“失意者”辩争什么,于是没有任何相关文献记载这桩“文学姻缘”是如何缔结的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学术界还是比较倾向于这样一种说法,即认为韦利“可能是通过日文有关寒山的资料而发现寒山的”(钟玲,1984:10)。此说有一定的说服力。众所周知,寒山诗在日本的流布是相当广泛的,对于日本文学和艺术的影响也是相当深远的。而韦利对于中日文学、艺术和哲学都有精深的研究,相信日本文学与艺术对于白居易和寒山的持久兴趣韦利肯定也不会陌生,而且韦利所译的日本女作家紫式部的古典文学巨著《源氏物语》其实就深受白居易诗歌美学的影响,因此在译寒山诗之前韦利就发表了白居易的诗歌与生平专论:《白居易的生平与时代》。在白居易之后传入日本的寒山诗和传奇人物寒山在日本也获得了历代汉学家、美术史家以及艺术家们的青睐,韦利对这一切自然不会熟视无睹。除此之外,从韦利浩瀚的译作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他对于中国白话诗传统的熟晓以及他对于禅宗文化和敦煌文学的浓厚兴趣,而这些特点在寒山诗中都有很好的体现与表达。事实上,在韦利生活的那个年代,日本对于寒山和寒山诗的研究与重视程度是中国本土所无法比拟的。综合这些因素,我们以为,日本是寒山诗语际旅行至西方世界的重要中介。

 

3.理解寒山

 

    关于韦利的这27首寒山译诗,美国学者赫伯特·法克勒(Herbert Fackler)在《寒山诗的三个英语译本》一文有这样的评述:

 

    韦利所选的寒山诗里有大量的怀旧诗,隐士寒山回顾了自己的早年生活以及被他抛在身后的妻子和家庭。第1首诗似乎是在退隐寒山之前写成的,而第25首是最典型的怀旧诗……韦利译文中的其他诗表现了诗人在乡下的日常生活、诗人对于自然的热爱以及诗人百般亲近禅宗的世界观。译本结构上的松散给人的印象是读者看到了一大堆诗,但仅有一些是有鲜明主题的,不过即使是这些诗,它们所陈述的观点也前后不一致,似乎除了展现寒山的诗趣之外,并无其他的任何目的。(Fackler,1971:270—72)

 

    法克勒之所以得出这样的印象,也许是因为他本人不谙中文的缘故。其实,这样的安排无疑透露出韦利对于传奇诗人寒山与寒山诗的独特的个人理解。在简短的译序中,韦利如是说:

 

    中国诗人寒山生活在公元八九世纪。弟兄几人起初共同经营着祖辈们留下来的一处农庄,但寒山在和他们大闹一场后便抛妻弃子离开了农庄。他四处流浪,饱读诗书,欲投明君却苦于无门。最后不得已做了寒山上的一名隐士,他也因此被人称作‘寒山’。此处幽居地离寺庙和道观林立的天台山相距不过25里左右,寒山也经常优游于此。在一首诗中,寒山自称年已逾百,不过这可能是夸大之辞,但可以肯定他一定高寿。诗中‘寒山’这一称谓与其说是指隐居地,倒不如说是指一种心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加之所谓‘宝藏’(hidden treasure)(即佛在内心,不假外求)的概念,使得他的诗歌弥漫着一种神秘主义的色彩。寒山诗保存下来的有300余首,不过均不设标题。”(Waley,1982:105)

 

    显然,这样的译序无非是向读者阐明了韦利对于寒山身世和寒山诗的一种理解。“公元八、九世纪”的表述充分说明韦利与许多寒山研究学者一样,也倾向支持寒山身世的“大历说”。而韦利(Waley,1982:105)对于寒山归隐前的身世与俗世生活的考证与推测应该是源于其所译的第三首诗:“少小带经锄,本将兄共居。缘遭他辈责,剩被自妻疏。抛绝红尘境,常游好阅书。谁能借斗水,活取辙中鱼”。除此之外,我们从这些译诗出现的先后顺序也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韦利为诗人寒山所勾勒的人生轨迹与心路历程。

 

    如果对照译文,我们考证出韦利所译的这27首诗的首句分别是:《父母续经多》《茅栋野人居》《少小带经锄》《蹭蹬诸贫士》《智者皆抛我》《人问寒山道》《杳杳寒山道》《登陟寒山道》《层层山水秀》《闲自访高僧》《昔日极贫苦》《掘得一宝藏》《闲游华顶上》《家住绿岩下》《岁去换愁年》《可重是寒山》《时人见寒山》《一自遁寒山》《时人寻云路》《欲向东岩去》《独坐常忽忽》《去年春鸟鸣》《三月蚕犹小》《昨夜梦还家》《一向寒山坐》《昨日何悠悠》《高高峰顶上》和《欲识生死譬》。

 

    很明显,前三首诗表现了诗人离家前的田园生活。从第三首诗里,读者不仅可以看到韦利对于寒山最终归隐山林前的俗世人生的一种揣测,而且读者还可以自己推知诗人的“儒生身份”(少小带经锄)。第四、五两首则表达了诗人在离家出走后“贫士”般的流浪生活。第六首至第九首则揭示了诗人在颠沛流离后来到了寒山。这里的四首诗主要记述了寒山的自然景观与诗人“谁能超世累,共坐白云中”(第八首)以及“更观尘世外,梦境复何为”(第九首)的人生感慨。由于对俗世的厌倦,所以第10首中就出现了诗人有心向佛的“闲自访高僧”句。第12、13两首诗中出现的“白云同鹤飞”与“仙书一两卷”则有迹象表明诗人此时已经开始追求一种“自由旷达”(白云)与“长生不老”(鹤)的道家境界。从第14首的“岁去换愁年”始至第20首则记载了诗人在寒山的隐居生活。这样的隐士生活一过就是几十年,当诗人垂暮之时,怀旧的情绪也油然而生。自第21首的“去年春鸟鸣,此时思弟兄”句开始,一直到法克勒所说的第25首,诗人通过这五首诗表达了对弟兄、女子、妻子、亲友与心仪对象的缅怀与追思。第26、27两首则表现了诗人的禅宗旨趣。其中第26首对于“月”的描摹以及“吟此一曲歌,歌终不是禅”的禅宗境界以及第27首中对于生死问题的思辨,无不表明诗人与禅的亲近关系。

 

    实际上,这样的顺序安排是有其内在逻辑性的。汉学家韦利为读者所勾勒的寒山形象是一个由儒入佛、由佛而道、由道而禅的、有血有肉的、有着丰富情感的俗世诗人形象。从年轻时候京城(第21首中有“肠断忆咸京”句)附近的世俗生活至诗人之垂暮(其间插入诗人思想历程与人生态度变迁的描述),最后一首探讨生死问题的诗为诗人的一生做了最好的诠释与总结:“生死还双美”。

 

    对于中国诗人的人生历程,韦利(Waley,1932:6)在《汉诗一百七十首》(One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的初版引论中总结说:“当时的诗人通常会经历三大人生阶段。首先,人们发现他与朋友优游于京城:喝酒、写作、纵论天下……其次,不能逢迎当权者而被放逐至边陲,与亲人朋友天各一方。最后,倾其所有为女儿找到夫家,之后靠绵薄家财颐养天年,终日与少时悠游嬉戏的旧友为伍”。由此可见,在韦利的眼里,中国诗人的形象历来都应该是真实的、俗世的、有着七情六欲的活生生的个体,而不是完全超然物外的虚幻的存在。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与先入为主,韦利所选的27首诗并不像法克勒所说的:“这些表现个人生活的诗作没有遵循任何现成的模式”(Fackler,1971:271)。实际上,即便是法克勒所不满的那些怀旧诗,也正是译者用之来展示诗人丰富内心世界的高明之举。

 

    众所周知,寒山这一形象在民间已经被神化和传奇化,韦利显然是不赞同这一种虚无的认识论的。美国汉学家布隆菲尔德(John Blofeld)也与韦利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许多中国人视寒山为圣人,也许他是,但圣人也是人,是人总会犯错……在某些诗里,我发现他也有俗人的痛苦(un-sage like bitterness)。他(寒山)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圣贤,而非一个铜像或陶瓷做的雕像”(Blofeld,2000:24)。因此,我们可以说:韦利所选的这27首诗,与其说是在向读者介绍寒山诗,倒不如说他是想通过这些寒山诗来阐述自己对于寒山迷离身世与神化人生的一种判断。而他做出这样的判断,其依据是将寒山当作了一个真正的“人”,而不是高高在上、不可触摸的“神”或冷冰冰的、没有情感的“雕像”。很显然,韦利对于寒山和寒山诗其实是有深入细致的研究的。事实上,他在译序中对于“寒山”这一称谓的经典阐释也为后来的研究者与翻译家纷纷效尤。可以想像,没有精深细腻的考据,是不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的。

 

4.翻译寒山

 

    在翻译规范的理论框架中,西方翻译理论家彻斯特曼(Chesterman)曾提到过两类规范:期待规范(expectancy norms)和专业规范(professional norms)。在彻斯特曼看来,“期待规范”最终是由目标读者对译作的期待组成,它可能包括读者对文本类型、篇章结构、文体、语域、语法的相似度、文本特征的统计分布、语词的搭配与选择等诸多方面的期待。这种期待一方面是由译入语文化中的主流翻译传统所致,一方面则受到目标语中的互文文本的影响。同时,还可能受到经济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也可能受到文化语境内和不同文化之间的权力关系的影响(Chesterman,1997:64)。这样一来,期待规范便成了人们对译作进行评价和判断的参照因子。如果译作和当时的期待规范抵触的话,就会被认为是不合适和不可接受的。相反,如果译作符合当时的期待规范,就能得到接受和认可,还有可能被认定为“标准”或“模范”,甚至实现翻译文本在译入语文化语境中的经典化。

 

    而所谓的“专业规范”则相当于社会学领域中的过程规范,起着规范翻译行为的具体过程的作用。专业规范隶属于期待规范,因为它也由期待规范所决定。实际上,任何过程规范都受制于它生产出的最终产品的性质。专业规范通常由一个社会中公认的权威专业译者制定。彻斯特曼将专业规范又细分为:义务规范(accountability norms)、传意规范(communication norms)与关系规范(relation norms)。所谓“义务规范”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适宜地体现出对于原文作者、译作的委托者、译者本人、预期读者和其他相关各方的忠诚(loyalty)”。(Chesterman,1997:68)实际上,这是一种道德规范(ethical norms),即所谓的翻译伦理问题,也就是译作与原作的相似度问题,它规定了译作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背离原文,当然它也对译者的翻译权限提出了预警。“传意规范”指的是“译者应最大限度地优化情境所需的以及所有有关各方之间的交流与沟通”(Chesterman,1997:69)。正如彻斯特曼所说,这是一种社会规范,它具体规定了译者作为传意专家的角色。然而,无论是义务规范还是传意规范都与翻译过程无直接利害关系。而“关系规范”则与翻译过程和其他“改写”过程直接相关。它指的是“译者应该在源语文本和目标语文本之间建立和保持一种适宜的相关类似性(an appropriate relation of relevant similarity)”(Chesterman,1997:69)。由于探讨的是文本间的关系问题,所以这种规范本质上又是一种语言规范。因为它强调的是文本间“适宜的相关类似性”,所以彻斯特曼指出,它使得“对等”这一概念的狭隘性突显,因为源语文本与目标语文本间实际存在的关系远比“对等”这一种关系要多得多。事实上,“在某个具体场合,哪种关系才算是适宜总是由译者依据文本类型、委托者的意愿、原作者意图以及预期读者的需要来决定的”。(Chesterman,1997:69)

 

    具体到韦利的寒山诗英译研究,他之所以选择这27首五言诗,是有其所谓的专业规范尤其是语言规范方面的考虑的。在1946年初版的《中国诗选》序言中韦利曾解释道:

 

    关于中国五言诗的翻译,我在1916至1923年期间发明了一种杰拉德·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称之为“跳跃节奏”(sprung rhythm)的东西。我认为它与英语中的无韵体刚好差不多。中国的七言诗(相对五言诗而言)处理起来要困难得多,因此我没有用这种节奏去尝试翻译长诗。(Waley,1982:1)

 

    事实上,寒山诗中的大部分诗作有着和传统格律诗完全不同的特点,没有严格的字数和句数限制,一般以五言为主,三言、七言并举,每首诗又四、六、八、十、十二、二十句不等。从结构规范与篇章语言规范的角度来看,韦利在洞悉了英汉两种语言在节奏与音韵方面的差异之后,对于中国七言诗的翻译便有所避讳。除此之外,大多数的寒山诗也不像传统格律诗那样讲究平仄与对仗,也少有那类诗歌中繁复的、让人头疼的典故。而这些特点无疑也是最让身处不同文化语境中的西方译者们所感到棘手的语言形式规范。于是,在考虑所谓“初始规范”时,西方译者对这样的诗作一般均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韦利所选的这27首寒山诗就主动规避了这一问题,其所选均为没有生僻典故的五言诗。

 

    关于译诗方法与汉英两种语言在语言规范方面的特点,韦利在1932年出版的《汉诗一百七十首》中有一小节的专门论述:

 

    人们通常认为诗若直译便不再是诗了。事实也通常如此,因为这个原因……我只译我坚信译成后仍然保留了诗歌特质的那些诗。我坚持直译,而不是阐释。对诗人而言,借外国的主题或材料绝对合法,但这不叫翻译。考虑到意象是诗之魂魄,我无意增加或删减原诗中的意象。因为原诗中的节奏鲜明,所以任何直译中国诗的行为在某种程度而言是一定要押韵的,不考虑译文韵律的直译让人觉得只有大约2/3的诗行和原诗诗行中的韵律合拍。余下的诗行要么太短,要么太长,这一点让读者也恼怒不已,他们期待连贯的节奏。因为我尽力使译诗也产生与原诗类似的有规则的节律效果。中国诗的每一个字都用英语中的重音音节来译,当然,在重音音节之间通常插入非重音音节。在个别英文比中文短小的情况下,我倾向于调整译诗的韵律,而不是在字里行间加些不必要的赘词。我不用韵,那是因为要在英语中制造出与原文类似的音韵效果是根本不可能的,尤其当一个韵贯串原诗始终的时候。另外,因为押韵的制约势必会损害语言的活力或者说译文的语言特色。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出相反的例子。广为人知的“无韵体”是最不适合用来译中国诗的。因为其本质是停顿位置灵活多变,而中国诗的停顿通常是在句尾。(Waley,1932:19—20)

 

    在1960年韦利为《汉诗一百七十首》再版所写的一篇序言里,韦利进一步阐释了他对于中国诗翻译所采取的“跳跃节奏”与“不用韵”的翻译策略。韦利说:

 

    大多数中国诗都由五个单音节字构成,在前两个字后会有一次停顿。如果直译的话,一行一般有五个重音和一些非重音音节。我通常不会将重音音节与非重音音节强行隔开。一般而言,在重音音节之间不会超过两个非重音音节。不用非重音音节隔开重音音节的这种做法在译诗中的频繁出现是为了保留诗的特点和活力,但却不必每行都这样做。实际上这就是霍普金斯所说的‘跳跃节奏’的形式特点……中国诗是押韵的。当这些译文在1917年首次出现的时候,韵脚在当时被认为是诗歌的最典型特点,而且现在仍然有人固执地认为译诗者如果不用韵就等于没有翻译。但英语和中文相比几乎是没有什么韵可言的。因此,用韵的译文仅能被视为阐释和流于虚幻的形式而已。尽管今天的人们作诗时不用韵或仅偶尔用韵来装点门面,我都认为不用韵总不至于被看成是一种障碍。(Waley,1996:8—9)

 

    从这段话来看,韦利与庞德“意象派”的某些观点显然有某些契合之处。这样的“跳跃节奏”与“不用韵”的汉诗英译方式实质上与庞德等人所倡导的自由体新诗是一脉相承的。不过,有论者却指出:“尽管韦利和庞德一样被公认为是在汉诗英译领域中使用自由体的先驱,然而在其翻译的寒山诗第17首中却显示出他从未远离过传统英诗的主流:五音步抑扬格”(Kern,1996:233)。可见韦利在趋新的同时也恪守本土传统。当然应该指出的是,在韦利的译诗中传统英诗的特点包括五音步抑扬格的诗律特征除个别地方外,还不是很明显。在大量的诗歌翻译实践中,其固守的翻译策略基本上还是:“直译”“跳跃节奏”与“不用韵”。这一特点从韦利的第一首寒山译诗就可以清晰地看到:

 

    父母续经多,田园不羡他。妇摇机轧轧,儿弄口喎喎。
    拍手摧花舞,支颐听鸟歌。谁当来叹赏,樵客屡经过。

 

    From my father and mother I inherited land enough.
    And need not envy others’or chard and fields.
    Creak,creak goes the sound of my wife’s loom;
    Back and forth my children prattle at their play.
    They clap their hands to make the flowers dance;
    Then chin on palm listen to the birds’song.
    Does anyone ever come to pay his respects?
    Yes,there is a wood cutter who often comes this way.
(Waley,1982:105—06)

 

    原诗八句,韦利的译诗亦是八句。原诗无韵,译诗也无明显的英韵。原诗五言,译诗用五个重音跳跃节奏来表现,节奏对应上应该是相当成功的。但原诗三、四、五、六句工整的对仗,译文中却消遁无形。当然,从译诗内容上来看,韦利的直译处理几乎是无可挑剔的。不过,原诗中无人称,在译诗中韦利却加入了第一人称的“我”(I)和第三人称的“他们”(they)。这实在是中诗英译过程中译者不得不面对的尴尬。这首诗究竟所指何人? “儿”究竟是单数还是复数?原诗里作者没有言明,可在英语语言中却要求译者必须考虑其所指然后做出抉择。这种“意在言外”与“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中国诗歌美学着实让译家们头疼不已。韦利选择了加入第一人称的做法,原诗隐着的人物于是显形。除了人称,韦利同时还增益了原诗中没有的连接词(and、then、who)、介词(from、at、on、to)甚至“yes”这样的语气词。当然,这样的处理,一是出于节奏对应方面的考虑,二是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在语言规范方面的巨大差异:英语重形合而汉语重意合。古汉语尤其是一种没有语尾变化的语言,一般是单音节词,而语法则全凭语序来调整。中国古典诗歌其实就是这样语言特点的最好体现。当然,读者也许会发现,韦利这种注重英语语言表达形式上的自足的翻译方法,实际上就是诗歌翻译中所谓的散体译法。关于这一点,韦利的同辈翻译家、英国汉学家唐安石(John Turner,1909—1971)就曾批评说:

 

    我没有追求现代时尚而将中国诗译成分行排列的散文,也无意将其译为没有固定节拍的“跳跃节奏”,其实这二者不过是一回事。实际上,我坚信诗是一定不能译成散文的。把一首诗译成散文,那只不过是求字面上的准确罢了,其结果并不是诗而只是诗的逐字直译。这种译法完全失去了诗之所以为诗的东西,失去了诗之魂,失去了诗存在的理由,而这些却是诗美之具体所在……观诸英国文学史,可以发现,以诗译诗确实优于以散文译诗。英译诗中之上品均出自诗人手笔……中国诗大抵都是言简意赅的,近乎警句,而大多数的短诗事实上就是精炼隽永的警句。但是再精炼的警句倘若给译成散文体裁的话,其逻辑关系必然因此而丧失。因为精炼与对仗的诗体(这二者都是中国诗的特色)是靠押韵及节奏来达成其效果的。(Turner,1976:10—11)

 

    很显然,唐安石对于韦利的中国诗翻译以及所谓的“跳跃节奏”是不以为然的。法克勒在评价韦利的寒山译诗时也认为韦利的译文呆板,而且有时还不够诗意。当然这些不够诗意的东西,按照某些学者的说法,势必会将读者本来就不太多的诗歌更加的边缘化。不过,韦利的中国诗翻译实际上是代表了诗歌翻译中的“学者”译法。即:忠实客观的直译,有时甚至是长篇累牍的注释与考据;而唐安石所倡导的则是“诗人”之译:在兼顾内容的前提下,适时的进行意译与“本土化”处理,同时不忘观照原诗的意象、节奏与韵脚等。一般而言,诗人译者对于作注之类的事不是很擅长,或者说并不热衷;而学者译人对于形式一类的东西则显得不太在乎也不怎么在行。

 

    不过,客观而论,韦利所代表的“学者”译诗与唐安石所主张的“诗人”译诗其实都有其存在的充分理由,二者完全没有必要各执一端。事实上,过分强调任何一种观点最终都会流于片面。对于诗歌的翻译,究竟是应该走学术翻译还是文学翻译的道路,显然不能一概而论。最理想的方式当然是最好两种版本都有,既不失诗性,又保留学术性。著名汉学家傅汉思(Frankel,1960:174)更是认为:“要把忠实、易懂、可读性强的特点都溶入一个译本里几乎是不可能的。也许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依此三原则做出三个译本”。

 

    总的来说,韦利译本对于原诗的语言规范及其审美价值与诗歌神韵把握得还是相当精准的,译文中也不乏神来之笔。例如他所译的第八首就非常巧妙地解决了汉语中让译者和读者都颇感头疼的“双关”,而这种隐而不发、恰到好处的处理方式也给读者留足了想像的空间,与此同时,寒山诗脱俗的一面也通过他的译笔栩栩如生地展现给了读者。

 

    登陟寒山道,寒山道不穷。溪长石磊磊,涧阔草蒙蒙。
    苔滑非关雨,松鸣不假风。谁能超世累,共坐白云中?

 

    I make my way up the Cold Mountain path;
    The way up seems never to end.
    The valley so long and the ground so sonny;
    The stream so broad and the brush so tangled and thick.
    The moss is slippery,rain or no rain;
    The pine-trees sing even when no wind blows.
    Who can bring himself to transcend the bonds of the world
    And sit with me among the white clouds?(Waley,1982:107)

 

    从“谁能超世累,共坐白云中?”的感慨当中,读者其实自己就可以判断所谓“登陟寒山道”的行为不仅仅是地理位移意义上的那么简单。这里的“道”既是指有形的“道”(path),同时又指一种无形的“道”(way)。登山之“道”同时又是诗人获得心灵教化与超脱的“正道”。对于这一点,韦利把握得非常到位。在第一句中的“寒山道”的表达中就使用了一个表达物理属性的具体概念“path”,让读者知道这是一种“登山”的行为。而第二句的“寒山道”则用了抽象意义的“theway”,其用意显然是想提醒读者这里的“登山”远不止登山本身那么简单,其中所包含的丰富哲理在一句“The way up seems never to end”中便不言自明了,而读者通过“path”与“way”的转换就可以心领神会了。

 

    不过,韦利译本中也有一些与原文不太和谐的地方。一方面可能因为韦利自己对于某些诗句的理解有所偏差,另一方面也极有可能是韦利所依据的日本阅读物的误释所致。如第10首“闲自访高僧”中的“闲自”(idly or aimlessly)被译成了“悄无声息”(quietly);“住兹丹桂下”中的“丹桂”自然也并非一定要加上形容词“red”而译为“red cinnamon”。“丹桂”是否一定是赤色的?项楚(2000:770)曾引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九《支植上》云:“丹桂,叶如桂,花浅黄色,四瓣,青蕊,花盛发如柿叶带棱,出蒋山”。因此这里的处理也许并不因为加了“red”一词而准确多少。第21首“肠断忆咸京”中的“咸京”,张伯伟和项楚均倾向作“咸阳”解,韦利的译本则将其译成了“长安”(Ch’ang-an)。类似的问题还有第24首译诗中“一向寒山坐,淹留三十年”的处理。“一向”在原诗中的本意是“一直”,而韦利将其译成了“朝向”(facing);而原诗中的“坐”本为“居住”之意,韦利却“老老实实”地处理成了字面意义的“坐”(sit)字;另外,“淹留三十年”也不知道缘何被译为了“淹留廿九年”(without budging for twenty-nine years)。而同样是这首诗中的“不觉泪双悬”的“不觉”,韦利译本却解作“吃惊”(astonished)。

 

    一般来说,间接译,或者说转手译大都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尤其是当这个原始译本也译得不清不楚的时候。如果再加上转手译的这一方不谙源语或者手头上没有源本对照的话,那么译者也就只能囫囵吞枣、将错就错了。遗憾的是,目前没有任何资料显示韦利当时是参照了哪个日文译本,也无人知道当时他手头上是否有中文源本以资对照。

 

5.结语

 

    当然,从所谓的期待规范来看,由于英国学院派根深蒂固的文学经典与语言规范意识以及保守的英国诗歌传统,白话通俗诗在当时的英国读者中很长时间都没有多少市场,所以游离于中国文学经典与主流之外的、而且不守格律的寒山诗在英国实在没有得到太多的响应与接受。尽管韦利声称与庞德和艾略特等人相异之处甚多,但由于多少受些“意象派”诗歌的影响,因此他本人对于寒山诗的这些特点乐于容纳。但在批评家们看来,介绍这样的诗人与诗律,对英国诗歌传统而言,是一种巨大的冲击。因为这个原因,英国诗人批评家爱德华·夏克斯(Edward Shanks,1892—1953)曾毫不留情地当众批评韦利的译诗:“那个人(即韦利)对英语诗歌的伤害没有第二个人可以与之相媲”(Waley,1996:8)。实际上,后来的批评家对于韦利的译诗也颇有微词,例如上述的美国学者法克勒就认为其译诗结构松散、无鲜明主题、文学价值不高;英国翻译家唐安石也旁敲侧击地影射韦利的译诗与英国的诗歌翻译传统背道而弛;再加之韦利自己对于寒山诗的认识也仅仅停留在神秘主义的理解之上,而当时的目标读者对于中国诗的语言规范恐怕理解得就更少了。鉴于这样的译入语文化规范与诗学传统,寒山诗在英国的暂时沉寂也是意料之中的了。

 

    尽管如此,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韦利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的介绍以及他对于寒山诗在西方的传布实质上还是起到了开拓性的作用。加之韦利在中国古典文学翻译与研究领域的巨大影响,中国诗包括寒山诗在西方的翻译与研究也就被带动起来了。英国是寒山诗旅行英语世界的第一站。这里也就成了寒山诗在英语世界中实现其经典化的始发点。

 

    参考文献:

 

    [1]Blofeld,J.“Introduction”,in Red Pine.The Collected Songs of Cold Mountain[M].Port Townsend:Copper Canyon Press,2000.

 

    [2] Chesterman,Andrew.Memes of Translation:The Spread of Ideas in Translation Theory[M].Amsterdam &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97.

 

    [3]Fackler,H.Three English Versions of Han-Shan’s Cold Mountain Poems[J].Literature East and West,1971:XV.

 

    [4]Frankel,H.Book Review:Poems by Wang Wei,by Chang Yin-nan and Lewis C.Walmsley.Rutland & Tokyo:Charles E.Tuttle Company,1958[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960,80(2).

 

    [5]Kern,R.Orientalism,Modernism and the American Poem[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6]Turner,J.A Golden Treasury of Chinese Poetry[M].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Kong,1976.

 

    [7] Waley,A.One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M].London:Chiswick Press,1932.

 

    [8]Waley,A.Chinese Poems[M].London:Unwin Paperbacks.1982.

 

    [9]Waley,A.相遇[J].Encounter,1954,Vol.Ⅲ ,No3.

 

    [10]Waley,A.Introduction(1960)[A].One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M].Constable & Co Ltd.,1996.

 

    [11]项楚.寒山诗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

 

    [12]钟玲.文学评论集[M].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4.

 

    转载于《外语与外语教学》2009年第9期,第53—57页。

 

    博主补记:

 

    阿瑟·韦利(Arthur Waley,1889—1966),英国汉学家、翻译家。精通汉文、满文、梵文、蒙文、西班牙文,专门研究中国思想史、中国绘画史、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著书40种,翻译中、日文化著作46种,撰写文章160余篇。1952年,被授予高级英帝国勋位爵士;1953年,获牛津文学博士学位,并荣获牛津皇家诗学奖章;1956年,荣获英国骑兵大尉称号。曾获阿伯丁法学博士学位,为不列颠学会会员。

 

胡安江:阿瑟·韦利的寒山诗英译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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