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渥法特:老子研究在德国

(2014-05-15 15:07:04)
标签:

渥法特

文化

老子

道家

道德经

分类: 海外道学

老子研究在德国
                              ——德国首届国际老子研讨会开幕词

 

[德]渥法特(G.Wohlfart)

 

    尊敬的校长先生,尊敬的同事们,亲爱的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

 

    很高兴能在玛丽亚山谷见到各位,作为乌培河谷大学历史-哲学-神学系主任代表,并以我个人的身份,我衷心欢迎各位来参加我们的老子研讨会。在此我还要感谢大众汽车厂基金会和乌培河谷大学,正是由于它们的慷慨资助,这次研讨会才得以举行。

 

    首先请允许我简短地介绍一下各位报告人。

 

    我首先要向尊敬的中国来宾致意,他们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李曦先生和王树人先生,来自该院宗教研究所的李申先生以及来自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王博先生。此外还有,来自北京、目前在不伦瑞克的那薇女士,来自北京、目前在图宾根的杨煦生先生,以及来自台湾、目前在汉诺威的陈荣灼先生。

 

    其次,我要对来自美国新罕布什尔州达特茅斯学院的马王堆帛书专家亨利克斯(M.Bob Henricks)先生和来自挪威奥斯陆大学东欧和东方研究系的哈尔伯斯麦耶尔(Harbsmeier)先生表示欢迎。

 

  下面我介绍一下来自德国各地的报告人:

 

  首先我感到荣幸的是,下列名汉学家:来自慕尼黑的鲍吾刚(Bauer)先生和来自波恩的特劳策特尔(Trauzettel)先生以及来自海德堡的老子专家瓦格纳(Wagner)先生,将为我们作讲演。

 

  我还要向以下各位致意;他们是:我的老争论对手,来自波鸿的魏格曼(Wegmann)先生,我的年轻同事:弗赖堡的耶格尔(Jager)、波恩的默勒(Mouer)、维尔茨堡的莱特(Reiter)以及海德堡的勒里克(Rallike),他对“自然”概念很有研究。

 

  颇感遗憾的是,在我的哲学同行中,我只请到了两位来作报告,但他们在东亚学方面却都是公认的行家,这就是:来自杜塞尔多夫、以编译《中德辞海》而闻名的格尔特塞泽尔(Geldsetzer)先生和来自明斯特的霍尔茨(Holz)先生。

 

  在此我还要向到会的其他客人们表示由衷的欢迎。但要请各位原谅的是,由于时间的缘故,我只能介绍其中的几位,他们是:圣奥古斯丁中国中心的负责人马勒克(Malek)神父,来自波恩的汉学家库宾(Kubin)先生,来自特里尔的汉学家波尔(Pohl)先生,我西部森林的邻居、持世界主义的神学家奥特(Otte)神父,来自杜伊斯堡的同事吉恩特(Girndt)先生,还有我的老师、波恩大学哲学A系主任西蒙(Simon)先生。

 

  最后,我还要感谢来自基尔的王竞女士和来自波恩的埃尔宾(Elbing)先生,他们两位慨然应允承担这次研讨会辛苦的翻译工作。

 

  这次研讨会的中心议题是:马王堆帛书《老子》出土后的老子研究。在此请允许我主要联系帛书本来谈谈德国的老子研究,尽管我现在在汉学方面仍是个门外汉。当然,首先是一般地从哲学的视角出发来谈谈老子研究。

 

  在此我想先引用康德的一段颇值得玩味的话,那是我最近在埃尔伯费尔特(Elberfeld)先生的一篇文章中看到的。(Elberfeld,也译“艾尔伯菲特”,这里提到的文章是《德国哲学对老子的接受——通往“重演”的知识》,发表于《与中国对话中的哲思:亚洲哲学协会文集》,中译本由朱锦良翻译,发表于《世界哲学》2006年第6期,本博已转载——博主注)这段话在我看来,一直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德国人对老子的接受态度——即使在海德格尔以其对老子的兴趣无疑地为我们搭起了一座桥梁之后,情况也依然如此。

 

  在200年前,康德——其批判哲学黑格尔曾正确地称之为“德国近代哲学的基础和出发点”——在一篇论“一切事物的终极”的短文中,曾警告人们,要当心那些哲学上的怪物,而那是“爱想的人”陷入神秘主义时所会遇到的“只要其理性不理解自身,不理解自己欲何为,不愿意象对一个感性世界的理智居民得体的那样,克持于自身的限度之内,而是宁愿沉酒于遐想,[便会如此——译者]。老君[指老子]关于最高善的体系这一怪物就来源于此,这种善据说在于无,亦即在转这样的意识:通过与神性的融合,也就是通过泯灭自身的个体性感受到自己沉入神性的深渊;从对这种境界的预感出发,中国哲学家闭上眼睛在暗室中努力去体悟他们的这种无”。

 

  连黑格尔在从道德经谈到老子时也发问道;“我们究竟能在所有这些教诲中找到什么?”在他看来,中国哲学如同整个东方哲学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东西,我们之所以谈到它,仅仅是为了说明我们为什么对其不作更详尽的讨论,说明其与思维、与真正的哲学究竟有怎样一种关系。”哈拉尔德。霍尔茨(Harald Holz)1989年曾在台北中国文化学院作过题为《莱布尼茨、黑格尔和谢林对中国文化的接受》的讲演,他在其中指出:“总而言之,与莱布尼茨正相反,他[黑格尔]完全站在伏尔泰及其后继者所持的偏见的立场上”。

 

  200年过去了,但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实际上并未减弱,尽管人们在努力试图克服它。在哲学史里几乎只限于谈西方思想,这直到今天在我们这里仍是通例。一项关于从1976年夏季学期至1989/90年冬季学期柏林、汉堡、慕尼黑、维也纳和苏黎世各大学哲学系开课情况的调查——依据一份目前在霍尔茨先生手中的硕士论文——表明,其中99.2%的课是关于欧洲和北美的,关于世界其它地区的课总共只占0.8%,而其中涉及中国的只有0.1%。

 

  直到今天,对远东地区作哲学“思想事业”,仍根本谈不上是双边的。即使对(多数)可以被认为是较为开放的哲学同行来说,当他们游历其它的文化圈时,这种“思想事业”也完全不言而喻地表现出是一种“输出事业”。当然,在座的各位我可以诚恳地看作是例外,但诸位在学术界里毕竟只是少数。现在缺少的是一种“文化间相互理解的能力”。东西方在哲学上的理论交往,在很大程度上仍一直是单向的。Exoriente Lux(光明来自东方)?

 

  出于对易于变为“脑中幽灵魔灯”的“迷人眩光”的恐惧,让我们在此再次用康德的话来讲:出于害怕清醒的哲学精神变为通灵哲学的幽魂,人们更愿意依据不变的“理智之北极光”来确定方向。如果向东方开放,人们担心——这甚至还是不无理由的——会使谬误一方、理性主义和时髦的向神秘事物逃遁的倾向受到鼓舞。在这种情形下,在出于不同的理由对老子智慧的兴趣日益增长之时,对老子接受史作一科学的研究是富有教益的。

 

  我的朋友薛华——他是这次研讨会的共同发起人,但出于中国人的极度谦虚精神,总是知于退后——正在我们的一个由德国研究会(DFG)资助的研究项目上工作,这个项目由哲学家朔尔茨(Scholtz)先生主持、汉学家拉克纳(Lackner)先生协助,其课题是:德国哲学史中对老子的接受。

 

  要使老子研究富有成果,需要有专业知识,需要对本文进行研究。而这——如果我们不想使自己的工作缺乏语文学基础而只停留在哲学空谈之上的话——没有与汉学家和中国人的合作是不可能做到的。当然,根据经验,要使这种合作富有成效,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这里应当从哲学精神上以语文家的严格态度,对本文作一字一句的解读。以此避免陷入语文家的误区,即为字句所障目而看不到“哲学的森林”,更不用说“无之林中空地”了,虽说对“无”字的词源学分析,可能会为深入的基本本体论思索提供启迪。

 

  同样地,我们也要避免陷入哲学家的误区,即沉醉于远东精神,并热衷于说些不着边际的空话。

 

  愈是认真地观察,就会愈清楚地看到:哲学是隐蔽在语文学中的。所以,在研究中国哲学的工作中,我们哲学家必须寻求汉学家的帮助,并与中国同行合作。

 

  这方面的尝试,我们已经进行了两年多。尽管巧舌的人可能会说,这不过是由一些研究汉学的业余哲学家和一些研究哲学的业余汉学家凑成的小组,但我还是为这种哲学与汉学的合作而颇感自豪。而且正是从这一合作在此期间形成了一个固定的研究设施,并从中促成了这次研讨会的举行。一个由施奈德(Schneider),霍尔茨和吉恩特等哲学家和魏格曼、默勒等汉学家组成的小组,曾在玛丽亚谷这里开讨论班,对老子原书作逐章逐段、逐字逐句的研读。薛华先生让我们从老子受到教诲,而自己并不去教诲我们。他常以其行为展现老子之道,而示范一遍胜过宣说十遍。

 

  在研究中,我们努力做到,不要对问题急于作出哲学回答,不要过于匆忙地逃入形而上学的密林。

 

  道在老子那里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原则吗?如果说是,那是就哪种意义而言?在这里,为了避免“未经审思的视野融合”,我们应该仔细端详,想到莎士比亚的话:“我将教你注意差异”。

 

  现在,关于老子本文的问题也在日益增多。首先一个问题是;对我们来说一般地存在原文本吗?还是宁可说存在的只是一诸文本?难道我们无须承认并不存在这种本文源泉,而有的似乎只是颇为散乱的诸多源泉,它们只是在历史的山脉中经过长时间的潜流穿行之后才流出地面,汇成了一条思想的河流,我们似乎不可能清楚地区别出哪些是后来才加入的支流?

 

  老子的《道德经》是世界文献中流传最广的著作之一,它由一系列隐晦的哲言和难解的诗句组成(这是神话学的、文学的,还是哲学的谈论?我不想先谈这一问题,但是,自从卡尔兰斯[Karlgrens]作了一项重新考证古汉语语音的尝试之后,人们已经可以认定,老子本文中3/4的句子是押韵的),它是一个章节次序有争论的文本,是一堵由极言简意赅的古汉语句子砌成的坚实的高墙,它直到今天仍不断地给老子研究提出新的难解之谜。对“ipssimaverba”原始文本)的寻求看来是没有指望的了。并未直接传达给我们的“原老子”的精神气质,只显露和锁闭于注释中。说到底老子本文是否只是一种“注解之构成体”?它是否只不过是各种解释的编织物?—但是,“真理在双重意义上存在于解释中”这句话难道不能成立吗?

 

  尽管存在这么多的难题,《道德经》仍在欧洲享有这样的荣誉;在来自其它文化圈的著作中,它的译本是最多的。

 

  至今的大多数译本所依据的底本是王弼注本。这是300多年来传到欧洲的老子文本中年代最早的版本(不算河上公来,因为其成书年代还未能确切考定)。

 

  但这个从实际上已相当晚的副本中得到的所谓textus receptus(通行本),距离所推断的、显然一直有争议的老子原书写作年代,已有约500年之久。

 

  在德国,从维克多·冯·斯特劳斯(Victor von Straus)1870年出版的值得称道的第一个德译本和老前辈卫礼贤(Richard Wilhelm)著名的译本,到较晚的德波恩(Debon)的译本(1961年初版,1972年重新修订)和施瓦茨(Schwarz)、乌伦布罗克(Uhlenbrook)的译本(两者均出版于1980年),以及最近新出的一些学术上较为认真的译本,所依据的底本均是王弼的这个注本。

 

  上述这一情形是颇令人惊异的,因为马王堆两个古老的帛书本早已于1973年出土问世了。这两个古本比迄今已知版本要早好几百年(《韩非子》中的引文毕竟不全,只有81章中的21章),它们不仅使人们可以重新考虑原先《道德经》的排列顺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校订出一个更好的文本来,尽管在作决断时仍会遇到许多几乎是无法解决的难题。杜维明在《亚洲研究杂志》上作过这样的结论:“帛书本对于重新校正现行老子的各种文本,具有巨大的意义”。

 

  帛书本与所谓的“通行本”的差异,有些是微不足道的,有些却是极为显著的。但这至少不是为“重新评价传统的解释”提供了可能吗?可是在德国,至今仍看不到对此作出反应,至少就我所知是这样。当然,我很希望在坐的各位能让我了解到更多的情况。自帛书本出土以来,英语国家已出版了多种以此为底本的新译本,其中就有此次到会的亨利克斯先生于1989在纽约出版的《老子新译》。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帛书本问世已20年后,德国至今仍没有反应新的研究状况的老子译本。不过我听说这一情形在不久之后将会有所改变。今天在座的默勒先生,在从事这一“正在进行中的译著”。

 

  至于其它国家、尤其是中国本身对于老子帛书本的研究状况,我则几乎毫无所知,因此在这次研讨会上我将恭听各位的报告,以期能增长见识。

 

  此外我想告诉大家,这次研讨会的大部分论文,将有可能在薛华先生和我所主编的新丛书《亚洲哲学》中发表。

 

  最后,谢谢各位到会,并祝大家在这里顺心愉快!

 

  现在我请我的朋友薛华接着讲话,是他为我搭起了通向中国的桥梁,而如果没有他,这次老子研讨会可能是会开不起来的。

 

(魏建平译)

 

  转载于《中国哲学史》1993年第3期,第39—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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