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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北大第一支篮球队

转载 2016-04-18 16:09:59

在大学学习期间,我比较喜欢体育活动,先是在游泳队训练,后来又在排球队混过几天,但更多的时间是在篮球队渡过的。文革后1977年恢复高考,那时还没有开始招体育特长生,我们的水平自然比不上专业,但因为都是凭自己的学习成绩考上来的,所以运动队中的学习气氛还是挺浓的,晚上常常在第二体育馆上自习,男生在男更衣室,女生在女更衣室,大家谈学习比较多。

记得一次国家女子篮球队到北大来训练,之后提出要和我们男篮比赛,这消息顷刻之间传遍了全校,将小小的二体挤得水泄不通。比赛开始,我们打得很拘谨,身体接触时总觉得对方的胸脯软软的,不给力,因此动作不敢太大,上半时结束,我们落后,被观众哄得抬不起头来,教练王老师只说了一句话:跟女的打怎么你们自己也变成女的了?放开了打!下半时,我们终于从睡梦中醒了过来,对方的技术和互相之间的配合比我们好很多,但我们一旦放松下来,跑、跳、反应毕竟比她们快,结果比分反超,终于拿下了比赛的胜利。方扬是我们队里的帅哥,赛后国家女篮有人托人和他说媒,他没答应,说不想找专业运动员。

那时候经常和我们混在一起的还有英达,他当时好像在生物系读书,很喜欢篮球,经常看我们比赛,英达当时的女友是葛欣,北大女篮的后卫,她话不多,球打得非常好,人长得很漂亮,像章子怡那种类型的,我们男篮的人当时还挺嫉妒,但是自己没本事,让英达搞到手了,后来我在美国还见过他们,那时英达在堪萨斯城学习戏剧表演,可惜听说他俩后来没好下去,再后来就只有在电视上见过英达了。

我们男篮的另一个帅哥是袁刚,转业军人,法律系79级的,身高1.84,他在男篮中虽然不是最高,却是长得最帅的,记得那时男篮比赛,常常有女生专门来看他,因为他不光是帅,而且还很酷,总是笑眯眯的,对人很有耐心,打起球来也很有风度,动作潇洒灵活,自然把女孩子迷得不亦乐乎,只可惜袁刚于2011年因脑淤血突然离世,听说是在睡梦中走的,很安详。

那时听说有个小女孩在追袁刚,名叫宋丹丹,但袁钢好像并没有太把她放在心上,因为袁钢太好了,追他的女孩太多了,宋丹丹后来回忆说,那时候爱袁刚爱的死去活来,真恨不得把袁刚弄成残废,就只能一辈子和宋丹丹好了,在那个时候,袁钢的光环远远大于宋丹丹,对不起,宋丹丹,没有贬义,只是想纪念袁刚。后来听说他们两好了5年,最后终于因为志不同道不合而分手了,再后来听说宋丹丹和英达好了。

1979年,我们在北京高校的篮球联赛中击败清华和人大获得冠军,并代表北京参加了第一届全国大学生篮球联赛,也就是延续至今的CUBA。记得比赛是在成都举行的,我们住在成都体育学院,虽然战绩不太理想,只取得了全国第三名,但在我的业余运动生涯中,已经是最好的成绩了,在成都的一个月,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

那时中国的大学里,已经开始有留学生了,我们篮球队中就有几个,记得有一个叫汉伐的美国学生,好像是从斯坦佛大学来的,和国家女篮打完比赛,只有他一个人站在二体门口,和每一个女篮队员一一握手告别,很有绅士风度。

还有一个叫沈大伟的,是密执安大学来的,学中国政治的,对中国的敏感机构很感兴趣,有一次他穿着军大衣带着大口罩,骑着自行车往安全部里闯,让站岗的门卫给拦住了,他却装傻说走错路了,后来沈大伟成了美国很有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每次来中国都是中央党校高规格接待。

在篮球队和我们混的最熟的当属吉米,菲律宾留学生,他是我们队中个子最小的一个,但跑得飞快,体力极好,反应也很快。吉米是中文系的,刚来时中文不是很好,但与我们朝夕相处了几年,中文进步很快,学会了当时的很多政治术语,而且骂人话也学了不少,整天“哥们儿”、“痞子”、“他姥姥的”不离嘴。吉米人很好,乐于助人,常常教我们英文,和周围所有人的关系都处得很好,从来就没跟谁红过脸,唯一一次我看到他急了,是我们和人民大学比赛时,由于对方动作有些粗鲁,双方队员动了拳脚,吉米虽然个子小,却和另一个队员欧维加奋勇往前冲,一边冲还一边说,我、我、我他妈的杀、杀了你个小兔子,我想他可能想说“宰了你个小兔崽子”,一着急忘了怎么说了。

第一届全国大学生篮球联赛结束之后徒步登顶峨眉山(中间为吉米)

吉米的经历很传奇,他出身在马尼拉一个生活优越的中产阶级家庭,小时候受过良好的教育,而在七十年代,他加入了当时菲律宾的一个激进的左翼青年组织,专与当时马科斯领导的菲律宾亲美独裁政权作对,并受到中国政府的邀请来华访问,在华期间,正值马科斯竞选连任,在马科斯的一个竞选讲演会上,发生了炸弹爆炸事件,马科斯认定与吉米他们的左派组织有关,下令逮捕该组织的成员,吉米和其他的代表团成员一下子变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在中国无法回国,据说是在周恩来的建议下,他们被中国政府安排到中国的大学学习,有些人选择了学医,吉米则选择了北大中文系。

80年代初我们大学毕业,中国开放了,我出了国,吉米却一直留在中国,他弹得一手好吉它,歌也唱得很好,中文又说的好,因此常常做为留学生的代表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后来他做了多年美国《时代周刊》驻中国的首席记者,又作了多年CNN北京记者站的站长。每年中国开“两会”,外国记者向朱镕基、温家宝和李克强提问时,他总是第一个。2009年我去他在建国门外CNN的办公室,还看到了北京大学男子篮球队的小锦旗挂在墙上,1979年第一届全国大学生篮球赛的每一场比赛,我们都会向对方赠送一面这样的锦旗,30年之后又一次看到了它,很感到亲切。

在篮球队期间,我通过北大女篮的张波认识了她姐姐张婉,那时张婉在北京的一个乐团拉小提琴,不光琴拉得很棒,人也很有思想。通过张婉,我又认识了她的丈夫,是当时北大哲学系的研究生,叫李平,那时我常常跟张波去她姐家,听李平聊天,李平不光有学问,而且很有哲理,善于思辩,古今中外无所不知,听他聊天很过瘾,后来海淀区试点搞区人民代表选举,李平参加竞选,大谈民主,弄得沸沸扬扬,触及了政权的神经,无奈选举已经开始,不能把他从名单上删掉,后来李平虽然被选上了,却被高高挂起,不让他做任何事情。

过了几年,李平同张婉带着儿子一起到了美国,李平先是在哈佛大学读书,后来辍学到纽约继续从事民运活动,办杂志,张婉一直带着孩子跟着他,不管条件如何艰苦。后来我听张波说,在纽约,张婉不幸患上了忧郁症,李平以为是张婉性格变了,两人常常争吵,越闹越坏,最后,李平以张婉不讲道理为由,将她赶出了家门,张婉在美国到处流浪,每天到收留贫困和无家可归的人的收容所和教堂过夜,白天在外面要饭,一天,碰上了一帮年轻人,不知为什么吵了起来,被其中的一个掏出枪打伤了胳膊。张波闻讯赶到医院,等张婉伤养得差不多了,将她接出医院,送回国,在北京的一个医院住了好几年,后来回到家里继续修养。

2007年我在北京见到张婉,她看上去气色不错,不知道的人根本不会想象她吃了多少苦。那次为了见张婉还被安全部门给盯上了,被约见谈话。李平后来在美国又结了婚,并获得了儿子的抚养权。对在北京的张婉来说,最大的痛苦是见不到儿子。我一直觉得李平对不起张婉,不该在她最苦的时候离开她。

现在回想起来,北大篮球队的经历很值得留恋,队友之间关系相对比较融洽,不像在系里,同学之间互相会有竞争,运动队更多的是对失败和胜利的共同回忆和分享,没有那么多的利害关系,因此直到今天大家在朋友圈里还能有共同语言,虽然已经过去了30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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