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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在戈壁滩躁动

(2014-09-09 02: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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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干校

总后

团中央

银川八中

宁夏

分类: 生活

草原上的骏马你在哪?

十三岁那年正值文革的高峰期,父母被下放到各自的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姐姐插队,哥哥当兵,我一个人留守在北京,全家五口人在五个不同的地方,从那时候起就学会了自立,于是开始了文革中独自的闯荡。

十四岁那年,在北京呆腻了,一个城里长大的孩子,对农村的田园风光充满了幻想,于是决定自己坐火车去我妈所在的河南团中央五七干校,在那里住了一年,整天种菜放牛,又呆腻了,觉得不够刺激,听说我爸所在的总后五七干校是个军马场,想象中一定是在草原上骑着俊马飞奔,令人心旷神怡,太浪漫了。。。

我决定搬到宁夏去生活,去寻找草原上的骏马,于是一个人从河南坐火车到北京,再转车去宁夏。

没想到来了宁夏之后根本就没有看见草原,别说骑马,连驴都骑不着,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到处是沙漠和盐碱地,我的幻想在现实面前彻底破灭了。

小时候喜欢追着幻想跑,虽然这些幻想不切实际,但却是美好的,长大之后才发现,没有幻想的现实生活常常会很乏味。


融入集体

既然来到了宁夏,就得想办法呆下来,于是到干校旁边新建的银川八中上初中,班里的同学有不少都是北京总后大院的子弟,从小认识,我在团中央大院长大,八中的人一个都不认识,面对这个新环境,我更多时候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

在穿着上也显出我的不合拍,这里是部队,虽然人们不敢在这个劳动改造的环境中穿北京部队大院孩子们穿的将校呢、马裤呢之类的高档军装,但是每个人都穿着一身绿色的确良军装,我刚刚从地方去,穿了一身蓝,很不入流,赶快找老爸要了一身小号军装穿上。

虽然穿上了军装,但还是被人欺负,有个大个子同学,好像叫魏京生,我怀疑他偷了我心爱的袖珍工具包(团中央干校同学的临别礼物),于是当面质问他,却被他拳打脚踢的揍了一顿。

后来,他的惯偷行为引起了其他有正义感的同学的公愤,大家把那家伙暴打了一顿,连平时性格温和的张禹淳也加入了,踢了一脚却踢到凳子上,反倒把自己的脚踢伤了,

这件事让我对这个陌生的集体有了一丝温暖的感觉,大多数人都是好人。


八中一排

这个五十多人的集体中有各式各样的人物:

有天生具备领导能力又善于照顾同学的排长杨力亚,

有会做思想工作但又很低调的赵鹤伟,

有势大力沉随时可以帮伙房杀猪的贾志坚,

有性格外向人没到声音先到的李先东,

有深受毛泽东体育思想影响冬天在戈壁滩坚持冷水浴和野外露营的高平,

有幽默风趣脾气又好的李达朝,

有性格内向略有些腼腆但身体素质超强的容增华,

有从里到外充满文艺细胞能演洪常青的曹杨,

有唯一敢穿榨蝉丝军装的孤傲的马利民,

有书生气十足的李光宪,

有在床上铺了张塑料布并在上面写满了英文单词的高俊林,

有全班第一高度并且板书公认写得最好的张禹淳,

有个子小但心眼机灵功课数一数二的胡伟然,

有后来我们班唯一留在宁夏的孟星,

有乒乓球篮球都擅长的林海燕,

有让不少男生钟情的洋娃娃脸许兆华,

有后来我们班唯一结婚的一对儿俊女俊男唐莉莉和邹燕军,

还有很多我一时想不起名字的其他同学。

有人说文革是摧残个性的年代,在那个一切向政治正确看齐的日子里,虽然每个人表面上都穿着千篇一律的绿军装,但我在这个集体中看到的却是鲜活的个性。


铁哥们儿

魏庆是我在银川八中最铁的哥们儿之一,一个原因是我们同岁,比别人都小,另一个原因是他很酷,在北京知识分子成堆的环境中长大(他父亲好像是军事医学科学院的教授),他穿的衣服很少有褶子,走起路来腰杆挺得笔直,一颠儿一颠儿的,让人觉得每一步迈得都很有想法。

我们一起在校办工厂工作,他是我的领导,对我很关照,什么事都帮我,我们生产烧炉子用的通条,铲子等等,他把烧红的铁条用钳子夹在墩子上,我抡着铁锤,一锤一锤的砸,这一段镜头还上了电影,可惜杨力亚说电影已经找不到了。

魏庆成熟的早,当时已经暗恋同班的一个女生了,不过他那时也有这个资本,在男生中除了杨力亚,赵贺伟,高平这样的班干部,他算是混得不错的。后来魏庆还设法联系过那个女生,可惜人家早已成家了。

最近回国见到魏庆,他说他又要结婚了,因为是小时候的哥们儿,我说话并没有顾忌,极力劝他别结婚,好不容易从火坑里爬出来了,别再往里跳,但他说已经扛了十几年的单儿,生病时很感到孤独,想有个伴儿,人家的要求是要明门正娶,他说他已经玩儿够了,现在也该安顿下来了。

儿时的友谊会持续一辈子,不管这几十年来我们各干各的很少来往,不管将来再见到他是结婚还是离婚,我总觉得我们的心是相通的,我们彼此间的信任是最真诚的。


学会了砌炉子

后来我和魏庆还学会了砌炉子,我们宿舍的房子都是自己盖的,每盖好一栋房子,我们都会去砌一个取暖的炉子,所有烧炉子的工具也都是我们校办工厂做的。

当时颇为得意,觉得自己已经是技术工人了,每次应邀去砌炉子还会摆摆谱,慢条斯理的干,特别是去女生宿舍,更是一边干活一边吆喝,以此引起女生的注意。

直到后来听蔡晓蕾说女生宿舍发生了煤气中毒,才知道我们的炉子其实是四处漏风,我们的技术其实很差,幸亏我们自己盖的房子也四面漏风,一氧化碳在屋子里留不住,否则说不定会闹出人命来。

不过不管怎么说,打铁,盖房子,砌炉子,还有我们自己打的水井,这对一群十五、六岁的孩子来说,你还能有多高的要求呢?


男女界限

那时候班上的男生和女生是很少说话的,好像是说了话就说明你思想不正,对女生只能远远地观望。

蔡晓蕾引起了我的注意,她来八中时间不长,人长得可能不是班里最漂亮的,但我觉得她挺有个性,加上十五、六岁就长到了一米七几子,在班里挺显眼的。

她在八中的心情并不舒畅,她爸爸在文革中深受迫害,被抓起来又不知道关在哪里,周围的同学也和她疏远,让她感到很孤独,后来她对我说,这段时间她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不求人。

那时,她在我眼里是一个资产阶级大小姐,像是钢铁是怎样炼成里的冬妮娅,她越是不求人,就越显得捉摸不透又俨然不可接近,尤其是当时还是一米六几的我,站在一起比她矮半头,更不在她的眼中。

若干年后,我们居然在一次相亲中又见面了,果不其然,她对我完全没有印象,我们回忆了很多八中的往事,有些对她来说并不愉快,但却满足了我一直对她的好奇心,终于没有了男女界限,可以尽情交流了。

虽然我们后来没能走到一起,但我现在每次看到她都会有一种亲切感。


崇拜一个情商低的人

王晓林比我到八中的时间晚,他是个性格孤僻、极为自信的人,而且爱发脾气,打篮球时爱训人。

但我却很喜欢和他在一起,因为他篮球打得比别人都好,我能学到东西,他对我从来没有红过脸,刚开始我睡在他的下铺,后来干脆搬到了他旁边的上铺,每天上课吃饭睡觉形影不离。

他脑后的反骨不知道为什么比别人都突出,他经常会让我去摸,禹淳后来回忆,他那时总是摸着自己的反骨说,他早晚会为了它倒霉。

后来我回北京去上高中,听说他当兵了,是汽车兵,就在我高中要毕业、他要复原回北京的那年,听说他开车出事不幸牺牲了,再也见不到他了,我很难过。

我曾经问过杨力亚,王晓林如果还活着,现在会是什么样,力亚说,以他当时的那种不合群的性格,估计后来工作可能不会太顺心的。

现在想起来,我对他是一种崇拜,觉得他是我见过最聪明最有能力的人,但他和别人并不能搞好关系,在社会这个大环境中别人并不会买他的帐,属于智商高、情商低的那种,但对我这个不起眼但又不想随大流的小人物来说,他是很理想的偶像。

不管他如果活到现在会不会顺心,我敢肯定我们还会是朋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政治启蒙

对很多我的同龄人来说,“林彪事件”无疑是在政治上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转折点。

在此之前,毛泽东是神,没有人会想和神作对,当听说林彪阴谋杀害毛主席时,人们心里都在问,这样的人毛主席为什么当初要他来当接班人?可见毛主席也会犯错误,他是人而不是神。

另外,这件事使我认识到,政治斗争很残酷、很黑暗,不像以前想象的那样阳光灿烂。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我们是在教室外面戈壁滩的黄土堆上,每人坐在自己的马扎上,听穿着军装的谢老师宣读党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文件的。

很多年以后,在国外看到西方对林彪事件的描述,才知道用“宫廷政变”这个词。

林彪事件之后,我对政治从狂热转向冷漠。在美国,很多次有人劝我信教,也有人鼓动我加入民运,但是文革的经历让我很难再陷入无论是什么样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狂热之中了。


生长在叛逆的年代

第一次在社会上受挫,是代表八中去银川市打乒乓球,由于不服从裁判的判罚,摔了球拍愤然离去,结果被开除出球队,遣返回校,在班里做检查,当时很不服气,觉得裁判欺负人。

现在想想,其实裁判是对的,而且对我的处罚不够,应该停赛三年,再罚款。

多年后在电视上看到中国一个世界顶级乒乓球女选手(名字忘了,好像叫什么宁),在奥运会比赛中连连被裁判判罚发球犯规,她后来输了球,但什么话也没说,听说她回去哭了,我很佩服她的涵养,自愧不如。

可能是我生长在叛逆的年代,对权威的不屑后来一直伴随着我的生活经历,当然也为此吃尽了苦头。


尴尬之后的成长

八中生活中最尴尬的时刻有两次,第一次是全校军训拉练,大家打好了背包,各班各排在操场上整装待发,校长命令吹号出发,我当时是号兵,拿起军号正要发力,没想到天气太冷,号嘴和我的嘴唇紧紧地冻在一起,我拼尽全力,只听军号中传出粗粗的喘气声,全校几百个人站在操场上,每一双眼睛都像两把利剑直插我的喉咙,我完全窒息了。

从那以后,在宁夏六盘山区拉练的整个路途中,无论是在雪地里行军,还是在帐篷里睡觉,我总是把号嘴拔下来,放在贴身的衣服兜里暖着,以便在需要的时候随时能吹响军号。

这段经历多少增加了我后来应对困难的信心,不管露多大的怯也得挺过去,从哪摔倒就得从哪里爬起来。


撒尿的痛苦

第二个尴尬时刻是在宿舍外面撒尿,被黄老师逮个正着,在全班当着女生的面被批判。

男生厕所离宿舍很远,冬天半夜起来撒尿很冷,戈壁滩的温度能降到零下二、三十度,于是只好就近解决问题,但日子久了,宿舍门口出现了一个个黄色的小冰堆,白天在太阳的照耀下格外显眼。

管我们的黄老师三令五申也没有用,于是他决心要根治,半夜躲在一旁守候,当然把我这个在睡意中毫无防备的小毛孩轻轻松松地擒住了,成了他的战利品。

现在想起来,如果我的孩子犯同样的错误,我可能首先想到的不是去修理孩子,而是如何把厕所修得近一点,让他晚上起来少受点冻。
 


*********

回想七十年代初在宁夏戈壁滩成长过程中发生的这些事情,让我们领会了许多生活中的道理,也给了我们这一代人独特又丰富的人生经历。

偶尔会对美国人讲起文革中的这些经历,他们听了总是说,太不可思议了!太有意思了!你应该写下来,和更多的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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