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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逸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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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

(2015-07-03 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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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学

时评

文化

               ----浅谈曾国藩的“内圣外王”之道
  刚看完张宏杰先生的《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才让我对曾国藩有着真正完整地了解,虽然书中所说的不一定是事实,但是这书里所刻画出来的曾国藩真正做到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成为中国古今贯彻了“内圣外王”儒学最高境界的第一人。
  以前印象中的曾国藩,一是在与太平天国同石达开的湖口战役中被之打得几乎全军覆没,想要投江自杀但被部下救起;二是在我们家乡湖口石钟山那儿树立的却是曾国藩的铜像,我一直都想知道,为什么不给胜利者的石达开立雕像,反而给曾国藩这个战役失败者立呢?;三是洋务运动的发起者,能够开放包容地面对外国技术,这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文人书呆子的极力排外的想法。
  从上面三点来看,曾国藩是一个不优秀的军事家,一个貌似没有原则的文人,一个媚外的“汉奸”,一个极其复杂的人,因为剿灭太平天国,大清国武英殿大学士太子太保两江总督一等毅侯,清朝汉官第一人,而且这么大的一个功臣,并且权倾朝野,能够最后能够全身而出,得到一个善终,而且是在中国传统帝制时期是相当难得的,对比后来另一位著名的专业给皇帝背黑锅的李鸿章的命运,不得不去佩服曾国藩为人为官为臣的大智慧。
  曾国藩史料上并不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少年天才,他23岁才考取秀才,前后考了七次才考取,而且还是全县倒数第二,在这儿我列出晚清几位著名人物,以作对比,比曾国藩小一岁的左宗棠14岁就考取秀才,而且是全县第一;梁启超11岁就考取秀才,16岁就中了举人;李鸿章17岁就中了秀才,这些人都是很小就考取秀才,这是一个评价智力的一个表征。所以曾国藩不是个开窍很早,也不是以才气见长。
  年轻时代的曾国藩,坚持自己儒家道德思想,在官场处处得罪与人,以至于到处被人排挤,以至于后来被咸丰赐之还乡,到这个时期此是曾国藩的仕途相当失意的阶段,他在给皇帝的一封奏折里有四个字,叫做积泪涨江,而且年轻的曾国藩在书信里有一段名言,叫做:“闻春风之怒号,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绕屋彷徨。”可以看出一个坚持自己道德标准和操守的人在现实面前,自己的理想被现实击的粉碎,然后又得不到皇帝的原谅和理解,他的年轻时代,因为他的笨而郁闷,在汉字笨,拆开这个字,上面是个竹,把竹子破开之后竹子里面有一层薄薄的东西,这个东西洁白得像纸一样,所以笨是简单单纯的意思,我在这儿说曾国藩笨,是说他简单。
  我一直都觉得这个世界上其实很简单,只要文官死谏,武将死战,这个世界将会是太平盛世,朗朗乾坤,但是这些太简单了,只要在上者行仁义,就能感化下面,使他们各自守各自的本分,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社会发展模式,但是它太简单,简单到没法再在现实中没法运行。
  年轻的曾国藩不光以儒学道德标准要求自己,并且是这样要求别人,自己的同僚,普通人,以及皇帝,所以这样理想化的曾国藩,他的同僚,乃至皇帝都在他们分内给曾国藩难堪。但是经过仕途最大打击后的曾国藩蛰伏一段时间,在家的曾国藩得到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而复出的曾国藩完全变成了两种人。
     曾国藩开始去谦虚去发现和学习别人的优点,对皇帝的沟通也更加聪明和成熟,以及更加柔顺,即使皇帝的命令不正确,也不再直接地拒绝,不再像以前那么刚性。
  和官僚的沟通也完全不一样了,不再随便就直接骂人,把自己的身板放了下来,和即使很小的县令都会亲自去拜会。
      面对地方官,或者下属送礼物,他不多收,也不全收,所以他这种做法,既不违反自己的为人处世的原则和做人底线,这样可以给双方一个台阶下,不会给他人难堪。书上记了一件事我觉得最能体现曾国藩为官原则的一件事:在他两江总督卸任的时候小金库结余的时候有三万两,按道理说他可以全部带走,但是他没有全部带走,只带走两万两,剩下的一万两他写信给他儿子,说这一万两你给我散掉,但是他特意反复嘱咐儿子要偷偷地散掉,不要大张旗鼓的。不要大张旗鼓地做好事,给穷人发钱。而他后来和他儿子说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的原因。竟然是说他不愿意做一个清官。
      容我擅自揣测这不可思议回答中的背后逻辑,我觉得答案就在他的日记里,他有一段话写道:“人皆好美名,我也喜欢美名,别人也喜欢,如果我一味地图自己的美名,那不美之名就归于别人了。”
     是呀,海瑞是清官,自己俸禄低买不起菜,自己就在府上后院自己种菜,自己吃一回肉就成为县城里的新闻。
     是,我不吃肉,我清廉,那么别人吃完肉,心里也不落忍,不是滋味,或者是很难堪,就像曾国藩所说的,如果让他们承受这样的名声,盖难为情。
     不要让他人难为情。
     而且我慢慢明白,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想要上升一个层次,仅仅往外求,并且通过生活中的东西来让我们改变,这不是一个根本的方法。而根本的方法是我们对外变得更加通达,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内心的容量得到充分地放大,我觉得这一步刚刚是每一个精神境界得到提高的人所具有的类似的经历吧。曾国藩也是。
     综上所看,我觉得曾国藩达到了一个比传统读书人,为官者更高的一个境界,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里,特别是在儒家思想的统治下,整个世界的人格就分为两种,一种叫君子,一种叫小人;一种叫圣贤,一种叫奸贼。
     小人和奸贼是不用说的,他们为一己之私利而不顾别人和国家的利益,祸国殃民,当然是不好的,遭万世唾骂。而君子和圣贤呢,他们自以为大义在手,所以他们就自然或者不自然得用这种道德标尺,不仅要求自己,而且要求身边的每一个人。
    在这儿我举两个例子,明朝的方孝孺和海瑞。
    方孝孺和明成祖朱棣有一个著名的对话朱棣让方孝孺给他写篡逆诏书。方孝孺不肯,并且拿那些儒学思想,旁征博引,引典论今,当面斥驳朱棣,说他阴谋篡位,正义词言,大义凛然,最后朱棣说你不怕我诛你九族吗?方孝孺可能也是在气头上,说了一句,你诛我十族又如何?果然,朱棣是一个极其讲信用的人,满足了方孝孺的要求,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诛十族就此诞生了,包括他的学生,其中有多少不想死的人也要为了成就方孝孺的美名不得不早早得奔赴黄泉。
    海瑞更是这样,我清廉,我一介不取,我穷,我不吃肉,没关系,我在衙门后院种菜,海当时要是买一斤肉,那就是全城轰动的社会新闻,但是与此同时,他也是用这个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家人,甚至是自己的同僚,搞得大家都很难堪,就像曾国藩说的,盖难为情。
    所以我们看,圣贤和君子当然非常值得尊敬,但是他们一事无成,因为她们的道德标准已经高到那个样子,光芒万丈,使得身边周围的普通人,俗人。在这样的光芒的照耀下都自惭形秽,他们会离你远点,所以海瑞最后复出的时候就是作为一个道德标杆在那儿,其实谁都不想和他相处,更别提会帮他做什么事了。
    让我们再看看曾国藩,他所实现的恰恰就是儒家的一个更高的境界——内圣外王。所谓的内圣外王我用儒家的道德君子标准来要求自己,让我们再内心里面成为一个圣贤,但是这还不够,人生还没登顶,因为还需要向外去做一份事业。
    而做事情并不是取决于自己一个人多牛多厉害,关键取决于你能调动多少资源来帮助你,这个时候就需要技巧了,因为你不仅要追求内圣,还要追求外王。即你不仅要要求自己自己去做一个君子,还要调动一切能够帮助你的力量来帮助你成就你的理想和事业。只有理解这种逻辑关系,才能明白曾国藩的那个令人费解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如一句名言所说,“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
    一切外在能够利用的资源都不会放过它,只要自己的内心还是一个圣贤就行了。
所以他在其他文人对后来外国技术面前都不屑,觉得自己是继承了孔孟之道,不应该去和外夷为伍,但是我们反过来看曾国藩,他在这个时候却展示出旺盛的好奇,以及所罕见的开放和包容姿态。
   曾国藩这个人给我们所呈现出来的两样东西,第一样东西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正面能量,只要加入了实事求是四个字,中华文化完全可以表达出来超常的弹性,包容性和开放性;第二样东西便是一个资质平平的人,依靠自己的超绝的意志力可以达到一个怎样的人生高度。
   我也慢慢明白为什么在石钟山立的为什么是曾国藩的铜像而不是胜利的石达开,因为石达开只是赢了一时,而曾国藩则是赢了一辈子。石达开是勇者,而曾国藩则是继往开来的智者。
  最后附上几张昨晚所写的一些东西,以面缅怀这个充满人性光辉和传奇色彩的曾国藩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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