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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淹没者的见证,被拯救者的梦魇

2018-02-07 11:37:18评论 历史

这是一本关于苦难的书,也是一本关于记忆的书。随着时间的流逝,有关纳粹大屠杀的记忆正在离我们远去,正因为此,从奥斯维辛被拯救出来的普里莫·莱维一生都在捍卫集中营记忆。

《被淹没与被拯救的》是莱维的最后一本书,他在书中对纳粹大屠杀进行了深刻分析。他甚至认为,只有那些被淹没者才是真正的证人,他们沉沦到地狱底部,再也没有回来,而自己只是代替他们站在证人席上,向这个世界说出大屠杀的真相。他在书中拷问体制,更拷问人性。这一切都是为了不让历史重演,为了不让毒气室和焚尸炉在世界的某个地方重新矗立起来。

要想获得拯救,就不能忘却

《被淹没与被拯救的》初版于1986年,离他的第一本回忆录《活在奥斯维辛》相距近四十年,一年后他坠楼身亡,死前没有留下任何文字。

莱维1919年出生于意大利都灵的一个犹太家庭,1944年因参与反纳粹活动被捕,被遣送奥斯维辛集中营。一年后他回到都灵,很快即写出《活在奥斯维辛》,但当时这部书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1963年他发表《再度觉醒》,世界才注意到这位伟大的作家。书籍往往有自己的命运,二战后,欧洲人都不愿提起这段历史,直到1961年以色列审判艾希曼,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才引起世界的关注。

莱维几乎全部的著作,都是对奥斯维辛的记忆与思考。历史学家托尼·朱特称,他的叙事简明精确、复杂敏感,比其他人的回忆录更冷静。《活在奥斯维辛》讲述他的集中营经历,令人想起但丁的《神曲》,《再度觉醒》描写他返回家乡的过程,又令人想起古希腊史诗《奥德赛》,而《被淹没与被拯救的》则完全是一部进行理性分析与伦理思考的书,他在这本书中深入探讨了苦难及人类对苦难的反应。

显然,莱维具备一个大作家的真正素质,他的观察和描述就像解剖刀一般精准,但如果没有奥斯维辛集中营,他会是一个化学家,而不会成为一名作家。他的笔下没有任何有趣的故事情节,也没有惊险小说中引人入胜的逃跑、反抗、胜利和复仇。当他写作时,他的神经就像是裸露在皮肤外面。在苦难这个词的真正含义上,所有虚构的灾难故事都在他的作品面前黯然失色。他说淹没,那就是真正的淹没;他说拯救,那就是真正的拯救。

从书名就可以看出来,经历了炼狱般的饥饿、疾病、寒冻、劳累和毒气室,纳粹集中营中大多数囚犯被灭绝了,被淹没了,只有极少数人得到拯救,存活了下来。然而,世界的冷漠、痛苦的回忆和精神的折磨,使得其中不少人后来还是选择了自杀。沉浸在痛苦中的莱维战后也面临第二次拯救,他必须向世界不断讲述真相,以一个幸存者的身份,这个身份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编号是:174517号。

要想真正获得拯救就不能忘却,这就是莱维此书的主旨。记忆是构成人格的基础,如果没有记忆,就没有人格的完整性和连续性。一个群体也是如此,如果没有记忆构成的真实历史,一个社会就无法正常地生存下去。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大屠杀的多数施害者、被害者与旁观者都不愿直面这段往事,历史要么被粉饰,要么被伪造。莱维将这种行为称为记忆的迁移

可以说,莱维的写作就是与这种记忆的迁移作斗争,与拒绝真实记忆的这个世界作斗争。

最糟的人幸存下来,最优秀的人都死了

那些施暴者总是想要忘掉这段历史,莱维认为,他们试图把记忆隐藏在内心深处,以减轻罪恶感。莱维在这点上对人性有点过于乐观,这些作恶者百般否认事实,不是因为出于厌恶自己的行为。必须记住的是,没有一个纳粹骨干分子真诚地道歉和忏悔,他们在法庭上都是振振有词,像艾希曼一样声称自己是奉命行事,不应当受到惩罚。

在现代科层制社会,一个公务员忠实地履行国家职责,他应不应当为其具体实施暴行承担责任,阿伦特讨论过这个问题,科拉科夫斯基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的回答是,一个人必须为其执行犯罪的命令负责。说到底,纳粹体制不是由希特勒一个人创立的,独裁者从来就不缺乏帮凶。莱维更想要质问的是,这些施暴者为什么这么做?他们意识到自己正在犯罪吗?

迄今为止,纳粹的群体灭绝行为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莱维其实明白,如果大屠杀这种有组织的暴行再次发生,这些施暴者还会这样做。就此而言,他们为什么这样做的问题,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他不明白的是纳粹对暴力的无意义的滥用,他们本可以将一个犹太老人杀死在床上,但他们却将他从床上拖起来,运送到遥远的集中营,在毒气室里杀死,根本不考虑杀人的成本。

许多受害者同样极力想忘掉自己的经历,除了生理与心理上的痛苦,还有一种尖锐的羞耻感。事实上,集中营不会使囚犯的灵魂受到净化,压迫越是残酷,人性就越堕落。这个体制损害他们的道德和尊严,同化他们。几乎所有受害者都没有反抗,他们像野兽一样,为了活下去而互相伤害。尤其是集中营里的特权囚犯,如操作焚尸炉的特遣队,管理囚犯的卡波,他们虐待其他犯人时,一点不比纳粹差。

当然,莱维没有将这些特权囚犯与纳粹相提并论,而是试图探究人性对权力的趋奉与妥协。他提到波兰罗兹犹太人隔离区的负责人兰科斯基,这个犹太领袖与纳粹合作,在隔离区建立起自己的独裁统治,作威作福,最后他也被送进了毒气室。莱维写道:我们看到兰科斯基,便如在镜中看到了自己,他的道德的模糊性和我们一样,这是我们的第二天性——我们正是由黏土和灵魂混杂而成。

极权主义为了摧毁被压迫者的抵抗,总是处心积虑地将手中的权力变成不可抗力,使集中营成为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他们利用的正是人类的弱点——人的自私与怯懦。纳粹正是用隔离、羞辱、被迫行军、撕裂亲情纽带,断绝与外界接触以及当众枪决抵抗者等方式,瓦解了囚犯的意志,使他们改变了自己的道德标准。

莱维讲述了自己的一件小事,他在集中营地下室发现了一个水龙头的存水,但他没有告诉别人,而是悄悄留给了自己。他写道,他活下来,却剥夺了另一个人的生存权。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集中营的被拯救者并非那些总是行善的人,而是那些自私者、施暴者、麻木者、合作者、密探者。最糟的人幸存下来,也就是说,那些最适应环境的人;而那些最优秀的人都死了。

而集中营的证言往往却是出自幸存下来的特权囚犯。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结论,真正的见证人并不是那些被拯救者,而是那些被淹没者。

普遍的犯罪,是缺乏说出真相的勇气

很大程度上,《被淹没与被拯救的》是为普通德国人而写,当然也是为全世界所有人而写。书的最后一章,他讲述了他与普通德国人的通信。那些人在读了他的书以后,回信给他,试图答复他的问题。许多人声称他们并不知道大屠杀的真相,尽管他们知道后也对此感到厌恶和羞愧。也有人给他写信,认为不应当将纳粹的罪行归于整个民族。

   但是,莱维绝不相信普通德国人对纳粹的恶行一无所知,他们都读过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了解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憎恨,但他们却投票选他上台。他们没有见过集中营,但却目睹过水晶之夜。战争期间,德国人可以领取奥斯维辛仓库里的童鞋,却没有人质疑过这些童鞋来自何处。这使他确信,当时几乎所有德国人的真正罪行,集体性的、普遍的犯罪是缺乏说出真相的勇气。

在莱维看来,很少有德国人愿意冒失去自由甚至生命的危险给犹太人提供避难所,他们对纳粹暴行视而不见,装作不知道奥斯维辛发生的罪行。这反映出人性无法避免的卑下,只要灾难没有落到自己身上,一个人就很难体验到他人的痛苦。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民族面对自身历史上的灾难时,许多人往往不愿正视它,甚至会去美化它的原因。正如一个德国人给莱维的信中说,反思这一切需要具备文明的勇气。

莱维并不仇恨所有普通德国人,但他相信,存在着某种叫做民族精神的东西,存在着集体犯罪的东西。他不是哲学家,不会像雅斯贝尔斯那样在反思纳粹暴行时,思考存在的本质和悲剧的超越,他只想重拾自己对人类的信心。在莱维最后的这本书中,他质问的不仅是制度,而是人性。他最终死于自杀,给世人留下了一个谜,这个谜同样是一个质问。

莱维始终对人类的前景忧心忡忡,人类会吸取足够的教训吗?他宣称自己只是证人,而读者才是法官。对此,今天的许多年轻读者也许并不想要去了解这段历史,或者不忍心去了解,大屠杀离我们仿佛是太遥远了。但是,就像另一位奥斯维辛幸存者、匈牙利犹太人、作家凯斯泰尔所说,如果一个人不了解囚犯的生活,当灾难有一天降临到自己头上时,他将会对此一无所知。

因为人类是一个整体,所以丧钟是为所有人而鸣的。

原载新京报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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